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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设，孙国军，滕海键，马海玉 （赤峰学院 红山文化研究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2017年8月14、15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社科联，赤峰市人民政府、赤峰学院主办，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承办的第十二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胜利召开，来自韩国、英国、巴基斯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吉林大学，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考古研究所，朝阳师专、朝阳市文化局，内蒙古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史馆、内蒙古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赤峰市人民政府、赤峰学院、赤峰市文博单位领导、专家学者、老师、自治区多家新闻媒体记者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红山文化展开深入研讨，取得了良好效果，现概述如下。 一、主题报告 会议开幕式由于建设教授主持。自治区社科联主席杭栓柱、赤峰市副市长于文涛等领导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于建设教授针对赤峰市红山文化研究25年来走过的路程做了回顾，重点介绍了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学院成立以来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著名红山文化专家郭大顺先生，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徐光冀先生，体质人类学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朱泓先生做了主题报告。 郭大顺先生认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开端前景无限，牛河梁遗址就是根据。最高层次的中心聚落的确认，牛河梁遗址多种类型、超大规模、中心大墓和出土遗物规格等均可为证。 当然，学界也是存在争议的。一是牛河梁是“个例”，不具代表性；二是认为因神权至上而“畸形”发展；三是认为红山文化限于当地而“自生自灭”。 然中国文明探源工程证明：中国五千年文明“恐非虚言”。 郭大顺指出，红山文化研究要紧紧抓住三个焦点：一是中国文明起源有自身特点——与政治权利相关，这是不同于西方的连续性文明；二是文明起源的根本标志乃中华传统的初现-连绵不断；三是文化交汇引起突变的程度和对异质文化的容纳度。 红山文化有条件与同期世界古文明进行比较。我们应当在文化自觉基础上树立文化自信。（报告题目为：“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吗——从有关红山文化的争议谈起”） 徐光冀先生结合自己的工作，谈了三峡工程中的文物保护问题。围绕红山文化申请世界遗产问题，他谈了三点认识。他介绍了国内申遗的形势，存在的问题。红山文化申遗是存在有利条件的：辽宁和内蒙古联合，红山后、魏家窝铺和牛河梁捆绑申遗，三个捆绑申报更有把握。申遗是政府行为，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准备要充分。申遗要与国际接轨，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申遗要讲清楚普遍突出的文化或自然价值，具有的普遍的重要意义，强调完整性和真实性，要有足够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有明确的范围，有缓冲区，可持续利用。对照这些标准来准备，保护措施不能喧宾夺主。 朱泓先生介绍了对哈民忙哈遗存开展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朱先生通过对哈民忙哈遗址人骨死亡年龄的统计与分析，得出该群体的年龄结构框架：房址内人骨的平均死亡年龄为26.8岁。群体的死亡高峰期集中在未成年期、壮年期和中年期，无老年期个体。F40与其它房址居民总体平均死亡年龄比较接近（26.2岁<27.7岁），各个年龄段的死亡率上表现出差异性，F40相对于其它房址，个体死亡年龄上表现出更为集中的分布特点。对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出土的14例成年个体标本进行观察和测量，其中男性7例，年龄在35-40之间，女性7例，年龄在25-50之间。 颅骨的测量性特征和非测量性形态特征的观察标准依据《人体测量方法》（吴汝康）和《人体测量手册》（邵象清）的相关著述。鉴于哈民颅骨组所反映的简单颅顶缝、欠发达的犬齿窝和鼻根凹、宽阔而扁平的面形、转角处欠圆钝的颧骨上颌骨下缘、下颌圆枕、铲型齿较高出现率等特点,哈民组应归属于亚洲蒙古人种的范围。 与相关的古代居民的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在11个古代对比组中，哈民组与牛河梁红山文化时期古代居民在人种类型较为一致，而与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古代居民和河北姜家梁新石器时代的古代居民保持着一定的形态学差异。鉴于哈民组反映出的高颅阔面特征与先秦时期“古东北类型”接近，可归入早期古东北类型范畴。 结合到F40狭窄的房址空间中，大量的人骨上下叠压在一起，认为F40人骨堆积的形成是死后被人为的拖入房内所致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研究认为哈民房址人骨堆积可以排除古代战争导致的大规模人群死亡现象。（报告题目为：“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 二、社会形态及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先生认为：可将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修订为“古国-王国-帝国”：古国指夏朝建立之前“玉帛万邦”时代的邦国，王国指夏商周，帝国始于秦汉。从玉帛古国到干戈王国之间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从部落联盟禅让制过渡到家天下世袭制，东亚从此进入父权社会；以祭祀为主以玉帛为象征礼乐文明变成了祀与戎并重的复合文明。从考古学上看从玉帛古国到干戈王国是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前者经济基础是定居农业，后者是农牧结合并出现了手工业和商业。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遗址是玉帛古国的代表，而齐家文化是青铜时代文化，已进入干戈王国时代。如果二里头遗址是夏朝的末都，石峁遗址就是首都。（报告题目为：“玉帛与干戈：从有祀无戎到祀戎并重”）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明女士认为：牛河梁遗址存在多个高等级墓葬；高等级墓葬之间可能存在年代差异；存在最高权力者的变化。指出：权力所涉及的区域超越了单个积石冢的范围，可以涵盖区域内发现的所有人群；权力并非以血缘方式继承；在多个以埋葬地点为区分的多个社会群体之间出现，尚未出现特定群体垄断权力的现象；存在权力在不同群体之间的转移。（报告题目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权力流转——以牛河梁遗址为例”） 红山文化研究院教授滕海键围绕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一是“酋邦”与红山文化，认为西方人类与民族学家提出的“酋邦”社会特点非常契合红山文化，可以把红山文化定性为酋邦，说明从氏族到国家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中间环节，酋邦的本质特征是“神权”社会，证明人类社会存在一般规律；二是“古国”与红山文化，“古文化-古城-古国”，“古国-方国-帝国”强调的是从氏族到国家，从前国家到大一统的帝国是一种历史的过程，“古国”理论与“酋邦”理论异曲同工；三是“巫史传统”与红山文化，李泽厚先生提出的“巫史传统”思想可用以研究红山文化，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均源自于“巫史传统”的理性化，红山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四是红山文化的源头和去向，应更多从西部寻找源头，殷商文化、美洲印第安文明、东亚文化的源头均与红山文化有关（报告题目为：“关于红山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赤峰红山学会秘书长辛学飞认为：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玉器，最初都是为早期原始祭祀活动服务的。玉玦、匕形器和虫子这三种器型在同一时期出现，说明与早期对生命的繁衍和延续的宗教观念有关系。从出土玉器器形的单一性可见，红山文化早期宗教观念非常简单，玉玦和虫代表的是重生，匕形器代表的是灵魂不死和灵魂回归。玉斧应是祭祀活动中的主要礼器，很可能是早期代表巫觋神权的器物。后来，它们才逐渐发展成为祭祀活动过程中部族首领和巫觋权力的象征，成为身份的标志。（报告题目为：“从兴隆洼出土玉器探析早期玉器在神权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孟昭凯先生的报告题目是“红山文化——中华文明的象征”，他在发言中肯定了苏秉琦先生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贡献和地位。 三、文化渊源关系 辽宁省博物馆孙力做了题为“从图像分析红山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的报告，他从图像角度来分析和研究红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存在的渊源关系。 辽宁省博物馆栗荣贺先生指出：关于红山玉器玉料的来源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并不断探究的课题，这关系到红山先人的活动范围，更是研究红山文化起源与其经济、社会形态的关键。他认为高光谱成像技术作为一种检测手段在玉器玉料研究与鉴定方面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红山文化玉器各标本之间关联度较高，总体可分为两大类。而妇好墓玉器各标本之间差异较大，分类较多。认为红山文化玉器与妇好墓玉器无关联。（报告题目为：“基于高光谱成像技术的红山文化玉料与妇好墓玉料关系研究”） 韩国青云大学崔昌源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较重要的新石器时期考古文化，被认为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在地理位置上与朝鲜半岛相连，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朝鲜的形成，是否与古代濊貊存在某种联系，值得研究。东北地区100万年前的吉林前郭王府遗址，距今40、50万年前的庙后山文化、距今20、30万年前的金牛山、鸽子洞文化，距今5至1万年前的青头山人、榆树人、安图人、哈尔滨人、前阳人等古人类，距今9000年前的海拉尔扎拉诺尔人，7000年前沈阳新乐下层文化，6000至7000年前的吉林大安县长新南山遗址、辽东半岛小珠山文化，6000年前的海拉尔西沙岗文化、昂昂溪文化、密山新开流文化、饶河小南山文化，5000至6000年前的长春氏族部落、奈曼旗大沁他拉遗址、霍林河下游新石器时代遗址、西辽河红山文化，东北文化薪火相传，是后来形成的商族、肃慎、东胡、濊貊（秽貊）（扶余、高句丽）等东北各民族、部落共同的文明起源。（报告题目为：“红山文化与濊貊”） 辽宁师范大学徐昭峰教授提交了一篇题为“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的论文：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卜骨的整治和钻灼技术不仅在北方地区同时期考古学文化中最为先进，而且这种先进的技术出现的时间也最早。研究结果显示，商文化系统卜骨主要是在吸收相邻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别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郑州地区的筒腹鬲最早出现在夏代晚期，但在商代数量有所增多，特别是发现有青铜筒腹鬲。郑州地区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筒腹鬲，是随着商文化的南进出现的。商文化中包括占卜技术、筒腹鬲和彩绘纹样等均受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强烈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应是商文化的来源之一。 四、牛河梁遗存相关问题 朝阳师专党委书记雷广臻教授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存在天文历法现象，表明5000年前的红山人十分注重人生，由解决人生问题出发不懈地观测天象，提升了思维能力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从而提升了古代意义的科学技术水平，在天文历法方面完成了伟大的发明创造；还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5000多年前就形成了内容丰富且具有独特风格的天文历法体系，为中国古代天文学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报告题目为：“牛河梁红山文化天文历法现象初探”） 朝阳师专朱成杰先生认为：从牛河梁遗址十三地点“金字塔”式建筑设计理念的揭示，说明距今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先民已经掌握了高水平的天文观测技术，能够比较准确地确定天极的位置和北斗七星绕极轨迹，并以实时天象图为设计蓝图，按比例修建了这座规模巨大的土石建筑，并将其视为天的模型。与第一地点的品字型方台构建了整个遗址以天地为核心的主体架构。（报告题目为：“牛河梁红山文化“金字塔”隐含5500年前北斗七星天象——牛河梁第十三地点设计理念及祭祀功能解析”） 五、陶器和岩画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王立新教授介绍了对欧亚大陆北部地区的珍珠纹陶器的考察和研究成果。指出俄罗斯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一直流行一种在陶器近口部或颈部装饰的成排圆突形纹饰，因其颇似人们颈部所佩的珍珠项链，所以常常被称为“珍珠纹”。 纵观欧亚大陆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这一大片被森林草原覆盖的地区的东部，也就是黑龙江中下游地区，是珍珠纹装饰最早出现的区域。这一地区的珍珠纹陶片发现数量虽然不多，但延续年代大致在BC13000-8000年，即通常所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此后黑龙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阶段的陶器却再未发现有珍珠纹装饰。可以得到两点认识：一是在欧亚大陆北部的森林与草原地带，珍珠纹装饰最早出现于东部的黑龙江流域，然后再随其他文化因素一同逐步向西传播，到达东欧和中亚东部的新疆等地。二是虽然黑龙江流域的珍珠纹装饰出现较早，但在当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此类纹饰却出现了“中断现象”，而在西伯利亚、东欧和中亚地区则可以一直沿用到青铜时代，甚至是早期铁器时代。 然而，珍珠纹就是起源于黑龙江流域吗？当我们把眼光再次放远，就会发现：在华南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陶器的出现已被推至距今约两万年前后。该遗址的早期地层中就发现了装饰珍珠纹的陶器残片。看起来像是解决了欧亚大陆北部地区珍珠纹装饰的起源与传播问题，但继踵而来的恰是又一连串新的问题：如果说最早的珍珠纹装饰是起源于华南而向北传播，那么在传播途径中是否应有可以预期的发现；华南和东北亚地区出现珍珠纹装饰虽早，但这类纹饰在此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中为何又难觅其踪；欧亚大陆东部与北部地区的陶器起源是单源还是多源；如果赞成多源，又如何解释华南与黑龙江流域超万年的早期陶器在制作与装饰风格上的相似等等。 无论如何，在细石器工业技术的东传之后，制陶术与陶器装饰风格是否存在一个自欧亚大陆东部逐渐西传的过程，是值得继续探索的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事实是，这些早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要远早于丝路的开通。20世纪上半叶，以戈登?柴尔德为代表的一些考古学家提出，陶器作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一项重要标志最先起源于近东，继而再伴随农业人口的向外扩散而传至欧洲。 王先生还提到他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认为珍珠纹应起源于贝加尔湖沿岸地区。他说现在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中国东北地区自青铜时代中期（BC1300-1000）重新出现的珍珠纹装饰，则很可能是由东西伯利亚地区重新传入的。（报告题目为：“欧亚大陆北部地区的珍珠纹陶器”） 邵国田先生认为赵宝沟文化陶器中一些常见纹饰应该与桦树皮的纹理相关，即赵宝沟的先民们仿照桦树皮的纹理来装饰陶器的外表，赵宝沟文化陶器中的一部分是仿照桦树皮器皿而制做。（报告题目为：“赵宝沟文化陶器中的桦树皮因素观察”） 英国学者斯邦斯介绍了英国克雷斯韦尔峭壁岩画的发现和研究情况，以及该岩画遗存的申遗情况。其普遍杰出价值是：狭窄的石灰岩峡谷的优美景观，包含具有悠久完整的古环境洞穴和峡谷沉积物序列的洞穴复合体，包含丰富的文化考古遗迹以及多种动物骨，植物宏观和微化石组合；原始的旧石器时代的岩石艺术墙壁和顶部的绘画。 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吴甲才先生在报告中介绍：中德双方对北方系百种岩画图录进行了识读、归类，从红山到苏尼特，由乌兰察布到狼山，从贺兰山到大麦地，由曼德拉到新疆，初步辨析出不同体态动物40余种，待确认的有12种，其中北极动物披毛犀、雪豹、大脚鹿3种，疑似亚热带动物4种，并就岩画中刻画的马形制年代及相关问题进行实测和探讨，以西拉木伦中游翁牛特旗为界，西部动物岩画居多、中东部人面像及符号为重。（报告题目为：“中德环古丝绸之路动物岩画及符号岩画研究”） 六、其它相关问题 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吉平先生介绍和分析了南宝力皋吐D地点的文化性质，指出随着科尔沁地区系列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区域内史前文化面貌逐渐清晰，并辨识出哈民文化和南宝力皋吐类型两种新的考古学遗存。因南宝D地点没有像哈民遗址那样有一定的红山文化晚期因素发现，故而推测哈民文化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风格转变，很可能与红山文化的消亡相同步，或有一定关联性，即随着红山文化的衰弱，哈民文化发生并由麻点纹陶器风格进入到了素面陶器风格的时期。南宝D地点的发现，为我们详尽了解哈民文化，以及哈民文化与红山文化，与南宝力皋吐类型的关系均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线索和参照。（报告题目为：“南宝力皋吐D地点文化性质”） 韩国航空大学教授禹实夏先生介绍了自己对红山文化“耳珰”的研究心得：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出土8个玉珠，2个管狀玉器和1个玉管珠，一共11个；8个玉珠有中2个玉珠不是玉珠而是玉珰。1个玉珠和1个玉管珠也有玉珰的可能性；认为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珰是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玉珰。红山文化玉珰可能是女性用耳饰。但是现在的研究还不十分肯定和清楚。（报告题目为：“红山文化‘耳珰’考”） 张大鹏在其提交的“试论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蚌器”一文中，对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各个考古学文化中的蚌器进行了探讨。杜秀林试图对黄帝祖居故里的具体位置进行了探讨，认为辽西牛河梁遗址相关发现吻合典籍记述的黄帝有熊氏的关键特征，庙坛冢建构布局吻合姬字甲骨文画形，认为这两点说明了黄帝祖居故里所在。 （责任编辑 徐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