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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期说 内蒙古考古所索秀芬先生和李少兵先生在“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期初探”一文中[11]，综合目前有关红山文化分期研究成果，认为可将红山文化分为四期：第一期以兴隆洼遗址F133为代表，年代距今6700年至6500年，相当于后冈一期文化第一期阶段；第二期一段以白音长汗遗址红山文化遗存第一期为代表，距今6500年至6000年，相当于后冈一期文化第二期、第三期阶段；第三期以三道湾遗址为代表，距今6000年至5500年，相当于庙底沟文化阶段；第四期以胡头沟墓地、东山嘴遗址为代表，距今5500年至5000年，相当于半坡四期文化阶段。指出牛河梁遗址早期相当于红山文化第三期，牛河梁遗址晚期相当于红山文化第四期，红山文化第四期分为前后两段，牛河梁遗址第二期相当于红山文化第四期前段，牛河梁遗址第三期相当于红山文化第四期后段。 在“红山文化研究”一文中[12]，认为红山文化四期遗迹、遗物演变清晰。第一期以兴隆洼遗址一期（F133遗存）为代表。第二期以白音长汗遗址一期和兴隆洼遗址二期为代表。第三期以牛河梁遗址一期为代表。第四期以牛河梁遗址二期一段、二期二段和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一段、二期二段为代表。该文对红山文化上述各期文化特征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概括和总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先生在“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纵横”一文中[13]，把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为4个阶段，认为红山文化第一、二期属于该区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红山文化第三、四期分别属于该区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第三和第四阶段。后来又撰文指出，红山文化一期以兴隆洼遗址F133为代表，二期以兴隆洼遗址F106为代表，三期以西水泉和蜘蛛山等遗址为代表，四期以牛河梁和东山嘴等遗址为代表[14]。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陈国庆先生在“红山文化研究”一文中[15]，通过分析比较各遗址，认为红山文化共分4期，即以白音长汗遗址一至三组代表红山文化一至三期，牛河梁第五地点中、上层遗存代表红山文化第四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先生在“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概论”一文中[16]，将红山文化分为4期：一期以兴隆洼F133为代表；二期以兴隆洼F106为代表；三期以西水泉、蜘蛛山、红山后、二道梁等遗址为代表；四期以东山嘴、牛河梁、四家子等遗址为代表。 就某个遗址进行分期研究尤为重要。索秀芬先生在“白音长汗遗址红山文化遗存的分期探索”一文中[17]，通过对白音长汗遗迹遗物的分析，认为白音长汗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为两期：一期遗迹特征与西水泉遗址红山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房址为长方形半地穴式，瓢形深坑灶，年代也大体相当；二期遗存是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发现的遗址，年代应晚于红山文化西水泉类型，与分布在大、小凌河流域的城子山类型（东山嘴类型）相比有很大差别，时代晚于城子山类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吕学明先生和朱达先生在“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分期及相关问题”一文中[18]，通过对牛河梁第二、第五地点的层位关系和墓葬特点进行分析，将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墓葬划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 四、红山文化的类型 苏秉琦先生将红山文化划分为南北两个支系：一支以老哈河流域为中心，以鳞纹作为彩陶主题图案，有长期发展过程；另一支以大凌河流域为中心，以连续卷云纹为主题图案，也有长期发展过程[19]。 高美璇和李恭笃认为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与赤峰地区的红山文化存在着不同。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更接近小河沿文化，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比如东山嘴遗址中出土的黑陶豆，镂孔技术、涂朱和方格纹陶都具有龙山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在小河沿文化中普遍存在。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存，更接近于红山文化晚期阶段，称为“城子山类型”。赤峰地区的红山文化早期因素较浓，各种类型的细石器特别发达。生活器皿以钵形器，直腹罐为主，器物种类比较简单，在发展阶段上应早于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称为“红山后类型”[20]。李恭笃先生将红山文化划分为敖汉四稜山类型、赤峰红山后类型、城子山类型和山神庙类型[21]。 杨虎先生在“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一文中提出，“红山文化划分为具有不同特征的三种遗存，视材料多少分别暂以‘类型’或‘遗存’相称：兴隆洼F133遗存、西水泉类型和东山嘴类型”[22]。 李宇峰先生将红山文化分为红山类型、东山嘴类型和小河沿类型。他还指出在锦州沿海地区和阜新、彰武和康平交界的丘陵地区，以及大沁他拉等地，遗址特性与上述类型均有差别，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地方类型[23]。 索秀芬根据红山文化的地域性差别，将红山文化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命名为“牛河梁类型”和“那斯台类型”[24]。 刘国祥根据已发表的资料，选取了70处经正式发掘或调查的红山文化遗址进行类型划分。根据遗址的空间位置和文化面貌的差异性，将红山文化分成4个类型：魏家窝铺类型、牛河梁-兴隆沟类型、哈民忙哈类型、那斯台类型[25]。 关于红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的划分，尚需做进一步研究。这不但有赖于考古新发现，也有赖于对既有考古遗存遗物做更多的量化分析。分期和类型是红山文化研究的难点，也是开展社会经济及生活等方面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学界迄今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研究，还非常不足，需要做更多工作。 —————————— 参考文献： 〔1〕王闯,齐伟.红山文化分期探析.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0，（11）：186. 〔2〕〔20〕高美漩,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红山文化遗存分期探索.考古，1986，（6）：531-534. 〔3〕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4〕赵宾福,薛振华.辽宁朝阳小东山红山文化遗存的分期研究.东北史地，2011，（6）：18-26. 〔5〕杨虎.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6〕〔22〕杨虎.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分期.文物，1994，（5）. 〔7〕张星德.红山文化分期初探.考古，1991，（8）：727-736；张星德.牛河梁玉器墓的文化属性再考察.边疆考古研究，（第4辑）：70-75. 〔8〕薛振华.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展阶段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9〕赵宾福,薛振华.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展阶段研究.考古学报，2012,(1):1-22. 〔10〕顾罡.红山文化陶器分期研究.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11〕索秀芬,李少兵.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期初探.考古，2007，（10）：52-61. 〔12〕〔24〕索秀芬,李少兵.红山文化研究.考古学报，2011，（3）：301-326. 〔13〕朱延平.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纵横.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10-13. 〔14〕朱延平.东北地区南部公元前三千纪初以远的新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谱系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文化论集（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15〕陈国庆.红山文化研究.华夏考古，2008，（3）：73-80. 〔16〕刘国祥.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概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1）：116. 〔17〕索秀芬.白音长汗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期探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1）：41-58. 〔18〕吕学明,朱达.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分期及相关问题.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19〕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21〕李恭笃.辽宁原始文化区系划分与类型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88，（2）：94. 〔23〕李宇峰.试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3）. 〔25〕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论文，2015. （责任编辑 孙国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