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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收藏着一只古旧的手电筒，它是当年朱亚民率领的浦东游击队在上海农村坚持开展反“清乡”斗争时使用过的工具。 浦东，在历史上一般指川沙、南汇及奉贤东部的部分地区。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失败后，上海沦陷，浦东因地处上海边缘，被日本侵略军予以重兵把守，成为日、伪军驻守上海的重要据点。 相比于浦西的繁华，一江之隔的浦东仍然是蛙鸣蝉响的农村，但正是这人烟稠密、村庄密集的环境为当地军民开展游击斗争提供了掩护条件。尤其当抗日战争进入到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浦东地区却恰恰活跃着一支由朱亚民领导的新四军抗日游击队伍。这支队伍从最初的12人最终发展成为拥有1500余人的部队，成为威慑上海日伪的一支强大的新四军武装。 抗战初期的浦东，有着多股势力交织盘踞，既有日本侵略军及其伪军的扼守据点，又有国民党方面打着“忠义救国军”“别动队”等名义活动的部队，加上地痞恶霸组成的武装，形成了多股力量纷争的局面。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积蓄力量，处在灰色隐蔽的状态，以普通的地方保安部队名义行动，对外称南汇县抗日自卫队第二大队，没有亮出新四军的名号。 由于原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被日伪消灭，连柏生、朱亚民等领导的“抗卫二大”随后争取到这个番号，将部队编制扩大，支队长是连柏生，副支队长是王才林，朱亚民担任政治指导员。从此他们承继了“第五支队”的番号，更加活跃地转战于浦东和浙东地区。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新军部转移至盐城，随后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日军发起对浦东的大规模“清乡”围剿，第五支队也奉命撤到了浙东。但就在此时，朱亚民得到了上级指派的艰巨任务，要他组织一支短小精悍的便衣武装，重回浦东，坚持在内线反“清乡”。就这样，朱亚民最初带领着11名战士，换上10支短枪，登上一艘小船，悄悄潜回了浦东。 当时浦东有近千人的日军守备队，他们扼守据点，不轻易出动，而是由大量的伪军担负出击扫荡的任务。同时敌人还大量设置铁丝网、电网、竹篱笆，实行分割封锁。在敌强我弱并且遭遇敌人严密封锁的不利条件下，这一带的抗日形势必然处在极为严峻和复杂的斗争环境中。 朱亚民等一到浦东，便找到过去比较靠拢抗日力量的伪乡长乔阿五，他看到朱亚民他们重新出现非常吃惊，连忙劝朱等赶快离开。朱亚民瞧他紧张的神色，索性告诉他：“正因为鬼子要‘清乡’，我们才赶回来的。” 在乔乡长情报的帮助下，朱亚民的短枪队夜袭了位于海边苏家码头日军的一个“检问所”，迅速消灭了驻扎在那儿的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这仗虽小，却打乱了敌人的“清乡”部署。此后接连几次战斗的胜利，使得敌人慌忙收缩据点，部队的活动范围也得到了开拓。 当时汉奸活动很猖獗，朱亚民为此又把斗争目标调整为镇压汉奸恶霸。一天，8名短枪队队员乔装打扮成“清乡”工作人员，混进大团镇，骗出镇上最大的恶霸地主韩鸿生，将他当场枪毙。随后又在鹤沙镇乘敌人调兵的空虚之际，远途奔袭，把伪镇长、“清乡”主任和情报队长等反动头目全部收拾掉。消息一传出，立刻震动了浦东，很多伪乡长、镇长纷纷前来打招呼，表明自己不是真汉奸，愿意为游击队提供帮助。就此，朱亚民靠镇压汉奸站稳了脚跟，当地群众也开始闻知了朱亚民队伍的名字。 1943年9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决定将“第五支队”番号改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浦东支队”，朱亚民任支队长。1944年8月21日，浦东支队在朱亚民的指挥下，在浦东六灶朱家店（今六灶镇会龙村）伏击日军。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战斗内，一举歼灭日军34人，配有指挥刀的日军中队长也被当场击毙。朱家店一战，对当地日伪政权震动极大。一些小据点被放弃，小队规模的日军也不敢单独进行“清剿”。这一场著名的战斗，后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军事科学院收进了《步兵连战例选编》，作为“进攻部分”的第一个战例供全军学习。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斗争，朱亚民率领的浦东支队粉碎了日伪对浦东的三期“清乡”。敌人对朱亚民的部队始终束手无策，一次次所谓的“高度清乡”总是在朱亚民部队与当地群众的高度团结下被协力化解，最终悄无声息地结束。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收藏的这只古旧的手电筒，是朱亚民他们的战斗工具，更是照亮浦东人民的一盏明灯。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郊县的人民没有屈服于侵略者的铁蹄之下，相反，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组建游击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除了本文提到的这支浦东地区的游击队外，在青浦、嘉定、崇明等其他上海郊县地区同样活跃着游击队的身影，他们的抗战不仅是共产党坚决抗日的铁证，更成为整个民族最终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重要组成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