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印行；《张荫麟哲学论著集》即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荫麟全集》也将于明年年初正式出版。  《中国史纲》虽只有区区半部，却反映出编纂者通博的史识、达乎化境的史料裁择功底以及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  张荫麟致傅斯年信札。  张荫麟与贺麟(中)、陈铨(右)摄于1926年。 68年前的10月24日，张荫麟病逝于贵州遵义。这位生前被多位大家、同仁许为“天才”的史家，身后却少有人提及其人其文。 究竟他的才、学、识如何让时人侧目?他对学术通道的苛责式的批评为何能赢得被责者的尊敬?他的通与专，他对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标准，对今日学界有何借鉴意义?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曹家齐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副主编李红岩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系李欣荣博士。 1谈《中国史纲》 首倡通史“笔削”五种标准 南方日报:张荫麟以史学为平生志业，但他在世时出版的惟一一部史学著作是高中教科书《中国史纲》，并且只有半帙，如何透过这部书来看待他的史学成就? 曹家齐:一部《中国史纲》，虽终于后汉之立，却于社会之变迁、思想之贡献、人物之性格，兼顾而并详之；又于历史全局之因果，以网状之维路，具哲学之思辨。独断而中的之见，更是层出不穷。此大家之手笔，非具卓越之史识，实难为之。 李红岩:俗语云:有学而不能者，未有能而不学者。历史学界有一个学术默契，时髦话叫“潜规则”，即不以著作数量衡人。所以常有著述不多而公认为学者大家者，亦有著述等身而被视之蔑如者。究其原因，在于史学界向来重视同行公议，少取社会评议。张荫麟可谓“能”而且“学”者。《中国史纲》虽只有区区半部，却反映出编纂者通博的史识、达乎化境的史料裁择功底以及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判断一部著作的优劣，不仅要看表面，而且要看表象下的水有多深。张荫麟这部书的最大特点，就在一个“通”字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是中国史家自古以来就追寻的高超境界。张荫麟的著作让读者感受到了这一点。 李欣荣:张荫麟的著述很多，约在百万字以上，但无可否认，这半部《中国史纲》的确浓缩了他自1935—1942年间的许多心血，更反映出其治学追求博通的旨趣。陈寅恪推荐张氏在北大讲授通史课程，显然也是看中了他的这种特质。作为梁启超的私淑弟子，张荫麟受到其晚年由专入博理路的影响，以及写作中国文化史理想的激励，早就有撰修通史之志。留学美国时，已打算“约集同志，先成一国史长编”，研习哲学和社会学也无非为了拓展治史的视野，以利于日后撰写通史。后来得到傅斯年的推荐，编纂中小学教本，方有机会一偿其抱负。 南方日报:与当时其他通史著作如钱穆《国史大纲》、吕思勉《中国通史》相比，张荫麟《中国史纲》有何特点? 李红岩:上述三人，均为学术大家，而且钱、张二人尚有相当的友谊。以天分或眼光论，张荫麟天纵之才，又习欧美新学，娴于蟹行文字，故上天入地，较二老自然未遑多让，但早逝，而钱、吕二老得享天寿，允为学术大师，这是张荫麟学问发扬不得不戛然而止的无可奈何处。又限于体例，张的著作自然较钱、吕二大师的著作为简短、浅易。如果说钱、吕二大师是以独家之学为一家著述，则张氏之书则属于以独家之学做公共产品。台湾学者何佑森先生常说，学术著作有浅入浅出、浅入深出、深入深出、深入浅出四种境界。张氏通史即属于深入浅出一类。所以相较而言，钱、吕二通史更加深沉。对上述三人，学界均有专门研究，而以钱穆研究最称显学。吕氏研究集中于华东师范大学，成绩颇丰。总而言之，三位学者的著作均是经典，如同玫瑰牡丹，共为艳丽，各有特点，但不可分轩轾。 李欣荣:通史之作，关键在于求“通”。这不一定反映在时代的通贯上(即半部书亦无碍)，更重要的是对于历史全体以及历史发展的线索有切实的理解、掌握和叙述。张氏通史引用西方哲学(逻辑学)的思维，提出通史“笔削”的五种标准，以提高通史撰写的科学性。同时较为难得的是，对于史实的解释并不生搬硬套西方的教条和理论，强调的是“能与事实融化于无间的史观”。 “笔削”的标准明，而后历史线索亦清晰可见，故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中“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而加以充分地叙述。这无疑会使其书显得要而不繁，条理分明。同时，张氏通史特别重视文字的简练和雕琢，以“说故事”的方式撰写通史，而且不参入考证，也尽量减少原始文件的载录，极大地增加了阅读趣味。 另外，张氏通史拥有较强的合作分工意识，其注意与吴晗的配合，邀请学有专长的史家提供各专题的初稿就是明证。与钱、吕二氏相比，张氏应属接触西方学术较多的新派史家，较能吸收当时新出的研究成果，比如商代文化的撰写，就是借鉴了中研院史语所在殷墟的发掘成果。 3谈学术批评 当下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有问题 正当而纯洁的学术批评绝不会树敌。正当而纯洁的学人绝不会把正当而纯洁的学术批评视为寇仇。呼吁教育部相关学风治理机构能真正动起来，办几个大案，震慑一下学术败类。 南方日报:张荫麟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学术大家的赏识? 李红岩:当然是因为张荫麟真有学问、真有才。前提是他进入了这个高层的学术圈子，而且为人好。人好、学问好、有见识，人不“捧”之，谁“捧”之? 李欣荣:张氏成名得益于不少同为粤籍的在京学人的支持和帮助，包括梁启超、陈垣、容庚、容肇祖、伦明等人。在清华学习期间，得到《学衡》主编吴宓的赏识，进而受知于陈寅恪；后被陈氏推荐入北大和史语所，虽然未成，但已给傅斯年以深刻印象，在1935年被傅氏推荐负责编写中小学教科书。可见张氏获得的人脉支持跨越新、旧两面，有助于其及早成名。 南方日报:与学术大家大力提携相反的是，当下张荫麟学问才情乏人表彰，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曹家齐:张荫麟先生当下之“知名度”与其学术贡献确实不对称。只因其去世太早，门下弟子难成规模，高足李埏、徐规等人也和乃师一样，醉心学问，非常低调。 李红岩:这也不奇怪吧。钱锺书先生说过，学术也有行情涨落。我知道文学领域有门文学社会学。其实，学术领域也应该有门“学术社会学”。相对来说，张荫麟还算是有人表彰的。不仅有博士、硕士写的论文，而且著作也出版了，文集达好几种。顺便说一句，我觉得台湾学者黎华赵许多年前写的专门研究张荫麟的硕士论文，至今依然是最优秀的。 李欣荣:其实张氏在港台的学术圈一直保持其影响和地位，文集和《中国史纲》也出版多次。中国大陆则是因为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学术传承的中断，而对张氏其人其事有所忽略。但是自八十年代以来，其高足李埏、徐规等先生发表论文，大力弘扬张氏之学。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陈润成教授和在下联手，先后编有“张荫麟研究”三部曲:《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已在去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印行；《张荫麟哲学论著集》即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荫麟全集》也将于明年年初正式出版。到时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对于张氏学术乃至广东学人成就的关注。 南方日报:张荫麟治学之初多以攻错商榷，并且很多都是大家，有“擒贼先擒王”的气势，能否评价一下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商榷之作的治学门径对初学者有何启示意义? 李红岩:相声中有句话，叫“抬杠学本事”。这当然是贬义。在学术界，用抬杠来出名，并且也确实学到了本事的人并不少。但张荫麟不属于这一类“下三滥”。张荫麟早年多与学术名家商榷，表明了他锐利的学术目光，令人钦佩。这里我觉得他最值得称道的成就，是批评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论文中使用了“默证”。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古书中没有记载某个东西，就说没有那个东西。我有个小师弟，写文章认为张荫麟的批评不成立。我认为还是成立的，这个批评从方法论上入手，是一个很致命的批评。对初学者来说，写评论文章可能是最好的读书门径。当然，不能有“抬杠学本事”的想法。别忘记，张荫麟先生的治学态度是非常严正的。 李欣荣:张氏投身学界之初，的确曾与诸多大家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