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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您曾说过您最看重的是这个问题——“我理解吗？”陈寅恪曾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里说：“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谓了解之同情，您怎么看？ 朱维铮：每个人都生活在他的时代，不可能对他的时代漠然视之，在中国，你想不问政治，但是政治要来问你，我本人就有很长时间是政治冲突的对象，被卷入到政治浪潮当中去。 你不了解我的过去，我曾是“罗思鼎”（“文革”期间奉命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取音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一员。 在批判苏修的时候，我们也思考苏联的历史家是怎样扭曲历史的，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一批历史家，什么都是苏联的第一发明，对斯大林崇拜的彼得大帝、伊凡雷帝总是极力称颂的，但是关于中苏边疆的问题，他们极力去讲这里不是中国的那里不是中国的，他们就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是为现实政治服务。我们也一样，养你历史学家干什么，如果你们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你们就不行。 后来说我有反“文革”思想，前前后后整了我10年，把我弄到工厂里去劳动很多年，这倒给我一个思考的机会，我就开始重读历史，重读我们的经典，我感受到一点：你要真想把历史搞清楚，就要坚持一个原则——从历史本身把历史搞清楚。 因为没有人会真正站到历史之外，完全客观地去看历史，总会带着某种感情。真的要就史论史，有一条无论如何要警惕的：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判断。所以我尤其不喜欢在历史方面不停地做价值判断这样的工作。 我赞成陈寅恪这句话，所谓了解之同情，前提是了解，不了解就同情就容易是很主观的同情了。清代汉学家强调研究历史要设身处地。要想设身处地，我认为只能基于了解，一个人不可能回到历史，不可能达到全面的设身处地，但是了解是必要的；所谓同情呢，决不是为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辩护，辩护论我是极为反对的。 坦白说，冯友兰有一点我特别不同情他，蒋介石时代他做蒋介石的国事公，毛泽东时代他又把自己痛骂一顿，他总想影响当代的政治家，这一点我特别不同情他。 我们要避免研究历史时由于出于对现状的爱憎、出于主观判断而有违事实，才有可能达到所谓了解之同情。 在研究时，我常感到痛苦 人物周刊：您做研究时，有没有倾注个人感情最多的一段历史？总会有段历史与自己心气相通吧。比如您在发现汉学家时，会不会比较激动？ 朱维铮：我曾说，我最喜欢的东西我不写，我只写我存疑的东西，因为解答问题时是特别需要理性的。我的工作都是在夜里面，为解答一个问题，我要找很多书，花很多耐心，要抱着打破砂锅的决心，某些时候这过程是非常枯燥的。在研究时，我经常不感到喜悦，而感到痛苦。我的学生们做论文都有这个经验，当他们自以为发现了什么，我就说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