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倬云 王敏/摄 许倬云是与余英时、张光直等齐名的著名海外学者。在他70 多年的人生中，经历了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垮台、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以及台湾的政治变革。作为一位蜚声国际的历史学家，他对身临其境的这段历史，自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文/河西 王力宏的祖母是许倬云的姐姐。 问起这位舅公对王力宏音乐的看法，许倬云笑着说，他们到底是两个时代的人了：“我听过他的音乐，但是他的音乐类型不是我们这代人喜欢的音乐类型了。我喜欢西方的古典音乐，非常喜欢，当然西方的古典音乐也分不同的时代。” 许倬云也是王小波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老师。 王小波虽是中文系的学生，却总是觉得无课可学，于是就来许倬云处，向这位名噪海内外的历史学家请教。借此机会，许倬云更深入了解了王小波那段刻骨铭心的知青生活。“我们谈话的时候，他会把这些故事的背景告诉我，”许倬云说，“不过在此之前，我也对1949 年之后大陆的政治环境、历史有一些了解，当时‘伤痕’文学已经很多了。我希望子孙永远不要再经历这样的苦难，就像我希望他们永远不要经历战争一样。” 许倬云时常还会想起王小波。想起当年那个向他请教问题的小伙子，也会令他感觉人生无常。但是对于一位历史学家来说，逝去的时光并不意味着仅仅是伤感。在他70 多年的人生中，他经历了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垮台、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以及台湾的政治变革，太多太多的往事，在他的脑海中盘旋。作为和余英时、张光直等齐名的著名海外学者，他对他所身临其境的历史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B=《外滩画报》X= 许倬云 伤残对我而言反而是个福气 B：朋友打趣道，许倬云讲话，总要从盘古开天地讲起，是这样吗？ X：学历史的有个毛病，要找来历，找衍变，这一说就会扯得很远。这个毛病可以改掉的。当然也不是说真的从盘古开天地这个事讲起，这是俗语，京剧里就有“自盘古开天地”这样的说法。 B：我看你的文章，写到你小时候喜欢看的是武侠小说，后来才开始读历史书。 X：一开始读的是武侠小说。我舅舅看，我就也拿来看。那时字认识得也非常少，就从那几个字开始，一下子就摸出来了。我看过很多武侠小说，主要是旧派的武侠小说。 B：你是从小就有残疾吗？为什么你的双胞胎弟弟许翼云却身体健康？ X：这个问题医学到现在也不能完全说清楚。一般的医生逐渐得出结论，是胎儿发育时，如果有一个阶段缺少营养，器官就会受到损害。我母亲是高龄产妇，怀我们时已38 岁，又是双胞胎，一个人的营养要给两个人用，再加上当时兵荒马乱，所以大概在发展我肌肉系统时，胎儿的营养可能不太够，我分到的就少了。双胞胎婴儿的营养不是平分的，强者先拿，剩下的给弱者。我基本上骨骼没问题，就是肌肉有问题，肌肉僵化，功能受到很大影响，手脚都残疾了。不过，翼云一辈子都是我的手和足，时时扶助。 B：残疾对你的生活和学习影响很大吗？怎么克服的？开过几次刀？ X：当然很大了。家里对我照顾得很好，我母亲、兄弟姐妹以及后来我的太太一路照顾我，我生活起居都要人帮忙的。我手和脚各开过5 次刀，脚基本上还算成功，比我以前好很多，人能稳定住，以前老是摇摇摆摆。手是我年纪很大的时候在香港开的，并不成功。 B：你考入台湾大学一开始读的是外文系，但不到两三周，傅斯年校长找你了，因为你的入学考卷给他的印象很深，数学是满分，国文和历史卷子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校长那里。找到你之后傅校长直截了当地跟你说：“你应该读历史系。”是这样吗？ X：是这样的。校长并不是每份考卷都会看，阅卷老师看到一份好的考卷，有时特意会把考卷给傅先生看。傅先生自己是读历史的，我的兴趣也在历史。帮我报外文系的是我朋友的妈妈，她自己是外文系的教授。她替她儿子报名时也替我和我弟弟一起报了名。她觉得我手脚不好，毕业后找工作很难，学会外语以后在家做翻译也好糊口，也是好意。 B：你的数学是满分啊，一般文科好的，都是钱钟书式的，文理外语全才的很少见。当时台湾的高考是怎么样的？ X：数学最简单，语文最难，因为有很多例外，但数学没有，一切都在规矩里面。我高考时我们刚刚搬到台湾去。全台湾只有4 所大学：台湾大学、台中农学院、台北师范学院、台南工学院。这4 家大学同日招生，但报考台大的最多，录取的却很少，我们那时候录取不到1000 人，报考的总有几万人吧。 B：你进史语所的时候，傅斯年先生还担任所长吗？ X：我进史语所分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1953 年我进史语所，第二个时期是我出国在匹兹堡大学留学后回来，那时傅先生早走了，他在台大当校长也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当时负责史语所的是董彦堂先生，我回国后负责史语所的是李济之先生，两位都是我的老师。 B：上古史很难，和两位先生学习时是否定下志愿，以后要做上古史的研究？ X：正因为它难，才更有兴趣。说实话，因为一般的同学古文的能力不如我，我从9 岁就开始读古文。研究考古学的，古文基础一定要好，这比读近代史的要求要多些。但是有一点，读近代史不如我们舒服。读近代史的会被材料淹死。我们清汤寡面，材料并不多，但你要用心思去组织它，在说不出话的地方砸出话来，挑战性很高。 B ：在台大，考古学你跟李济之先生学，跟李宗侗先生学古代社会，董彦堂先生教的是商周的甲骨文……这些老师对你日后的学术生涯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X：我很幸运，教我的这些人都各有专长，有一点是相同的，所有老师对我不但言传而且身教。那个时代老师和学生关系密切，身教对学生影响特别大。 B：李济之先生的考古学有许多田野调查的工作，你那时候手脚不方便，是否也造成很大的困难？ X：他那时也不做田野调查了。他的田野在河南，我们在台湾，你说怎么做？我们那时没有真正在实地做田野调查。所以1992 年我回到内地时，花了整整10 年在全国各地看遗址，一个一个看，补足我在台湾看不到的遗憾。我在台湾和美国只能看报告，看不到实物。 B：台大当时学生也不是太多，地方也不是太大，所以有这样的师生关系，那么你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时，那里的师生关系是否也很密切呢？ X：美国也是一样。我进的是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是个研究埃及和两河流域的考古研究所，只有几个老师是做中国研究的，人数和规模都和国内无法比。我进去后研究的是两河和埃及史，很多老师是二战时被德国纳粹赶到美国去的犹太人，老师不多，学生也不多，只有两门课。每次上课十来个人或三五个人，一对一都有。比如《 埃及古代社会》这门课，我是在病床上上的。我当时在医院开刀，威尔生是芝加哥大学的讲座教授，自己拎着包到医院里来，讲给我听。这样密切的联系也是学生的福气啊。这位老师也是温文尔雅，对人非常客气，非常尊重。从来没有看到他疾言厉色过，当时他可是美国埃及学的第一号人物，这样的老师肯屈尊到你的病床边去教课，我想今天中国很难有人会这样。 B：是不是因为你功课特别好，他看到了你的这种才华，才对你这样认真？ X：他没有第二个伤残学生，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对。老师们对我确实关爱有加，我非常感谢他们。我的伤残对我而言反而是个福气，它让人产生恻隐之心。他们对我没有任何私心，也没有其他什么念头。包括我追求我的太太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女孩子对我的伤残有厌恶，她就不可能找我，我也不会和她结婚。曼丽明知我是残疾人，她不在乎，无怨无悔，护持一生，我是幸运的。如果我是个健康的人，是个帅哥，那很难说女孩子喜欢我哪一点了。 B：我知道你的夫人原来是你的学生，是谁追的谁？ X：她毕业两年之后，家里有点问题，写信给我。我当时在哈佛大学办事，回信给她说你的困难可以如何如何处理。通信两三次之后，我们就发现彼此的思想、处事态度、为人标准很接近。但问题是她父母反对我们结合。她说你们反对也没用，后来他们只好接受我了。 台湾的历史与未来 B：1964 年，你出任台大历史系主任，当时只有34 岁，很年轻，系里会不会有人不服？ X：当然，我会碰到很多困难。我的老师都很接受我，但是没教过我的前辈老师们都很反对我出任系主任。我碰到很多很多麻烦。还有国民党想安插人进来控制我们，我们要与其做斗争。国民党当时对学校的控制还是很严的，它会派人进来明地暗地查你，你说话他不喜欢听的，或者你组织能力比较强，把学生拉走了不听国民党的话，他们自然会来找你麻烦。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自然格格不入针锋相对，是一对天生的敌人。所以一批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