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曾在一本自选集的自序中说：“许多读者识我的诗，都始于《乡愁》，但愿他们能更深入，而不止于《乡愁》。”
    《乡愁》的好处在于克制，不直接言愁，也不铺排情愫，只是在寥寥几段形式整饬的诗句中，通过四个递进的事物：邮票、船票、坟墓、海峡，不着一字“愁”却又将“愁”毫发毕现。在其更多的和“乡”有关的诗歌中，这种“愁”也并不喷薄泛滥，它的内部丰盈且存在时空，并将时空带入事物，带入人本身，不言愁而愁自现。
    “暴风雨的另一端，有谁看钟表”
    乡愁的本质不是愁，是记忆与阻隔的矛盾，是时和空的共同作用。“时”是不可回的时，“空”是不可抵的空（虽然现实中已可抵，但隔断和追寻已深入骨髓）。因为有旧日记忆，所以心中有“乡”，又因为不可回转且不可抵达，而生“愁”之念。所以，乡愁在余光中的诗中常体现为时间和空间的交杂。
    一种是设置时空矛盾：在《春天，遂想起》一诗中，作者忆念的江南前面放置了特殊的定语：“（从松山飞三个小时就到的）/乾隆皇帝的江南”；“任伊老了，在江南/（喷射云三小时的江南）”。三小时在时间意义上并不长，但结尾又出现一句：“（站在基隆港，想——想/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时间上接近、空间上却无法归去的矛盾设置，让情感更为婉曲复杂，增加了“愁”的纵深。
    另一种是时空并置：在《嘉陵江水》中，“就那样走下了码头，走上甲板/走向下江，走向海外，走向/年年西望的壮年啊中年啊暮年”。空间从码头、甲板一直延伸到海外，并在尽头处进入时间，而时间几乎贯穿了人的大半生。一边是渐渐远去，一边是渐渐老去，空间的“远”依靠时间的“老”来完成，增添了表述的重量。
    乡愁在物里显形并定影
    乡愁中的时和空，在余光中的诗歌中常常落地到具象的形象。对这些形象的反复书写，构成了一个个的意象链。作为意象的事物被诗的时空赋予更深的象征和旨归，内蕴了文化记忆和隐秘的情感。在诗中，一个物的名字便是一段深情。
    除了用鹧鸪、月亮等常见意象来表达乡思外，余光中还有一些偏好的属己的意象。
    坟，它是一种阻隔，也是一种通路。在《乡愁》中，“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作为后面“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的铺垫和序曲，“坟”的意象递进了邮票、船票的力度，也增加了“一湾浅浅的海峡”的沉重感。坟带来的绝对的隔绝与“浅浅”形成对比的张力。没有什么比死亡更难逾越，坟墓代表死亡，将乡愁的“愁”推到绝地。
    在另一首诗《招魂的短笛》中，作者写到：“春天来时，我将踏湿冷的清明路/葬你于故乡的一个小坟/葬你于江南，江南的一个小镇/垂柳的垂发直垂到你的坟上/等春天来时，你要做一个女孩子的梦/梦见你的母亲”。余光中的母亲是江苏武进人，但和他的父亲合葬于碧潭永春祠堂（“一穴双墓，早已安息在台岛”——《浪子回头》），在诗人的心里，母亲的坟是应该在她的出生地的。这里的“坟”，比《乡愁》中的“坟墓”更进了一步，它不止是一种隔断，更是一种通路。这种通路，必须在故乡的土壤里，叶落归根，第二年春天才能长出新的叶子。“坟”也变成了连接，连接逝日并促成复活。在故土的滋养下，灵魂回归，母亲变成小女孩，遇见自己的母亲。
    在余光中的诗中，坟墓隔绝的总是“我”和母亲，而他的诗中也有很多有关“寻母”的表述。在他的乡愁里，母亲和故乡是一体的，寻母，也是一种寻乡。
    余光中的诗中，书写过一些中华的文物。在白玉苦瓜里，有“一个自足的宇宙”，它囊括了中华的乾坤和古今。苦中有乱世：“皮靴踩过，马蹄踩过/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也有漫长时间的疗愈力量：“一丝伤痕也不曾留下”。苦尽数消弭在永恒中，“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白玉苦瓜》全诗都只在写一只白玉苦瓜，但是苦瓜里安放了整个中华。
    《唐马》中，唐三彩马有着“暖黄冷绿的三彩釉身”，幽禁在玻璃柜里，身上负载“一千多年前/居庸关外的风沙”。这匹马被赋予不死之身，在中华文化的永恒里奔跑。然而真正在奔跑的不是唐马（唐马是静止的），而是时间。历史在“唐马”身上流逝，旧日豪杰俱往，今日骏马奔驰的地方，已从金戈铁马的战场变为赛马场。“你轩昂的龙裔一圈圈在追逐/胡骑与羌兵？不，银杯和银盾”。这是诗人的悲慨，也是历史的变迁。
    除了文物，余光中的诗中还有许多寻常事物。诗歌借助常见之物来打通时空，重返旧日温情：一碗香软的地瓜粥，配上豆腐乳、萝卜干……便将人从眼下的餐桌接到在故土的旧日——“古老的记忆便带我/灯下又回到儿时”（《粥颂》）。在答谢柯灵的《宜兴茶壶》中，一把由别人捎回的朋友送的茶壶，因为烧炼自江南沃土，便在壶中开启了一条通道，可以“伸过手去跟后土的上面/她所有的孩子一起握手”。
    乡愁是病肠，是血液，是人本身
    乡愁在客观的“物”里，但究其本源，更是一种根植于记忆的病症，如作者在《新大陆之晨》中所写：“早安，第三期的怀乡病”。病症发源于身体，也作用于身体。在余光中的诗中，“愁”常由外在事物为载体，逗引出藏在身体深处的隐疾。自此，“乡愁”主题便和生命糅合，从一种情绪之“愁”变为切肤之痛。
    在余光中的诗歌中，乡愁之“乡”，并不惟一固定。他停留过很多地方，四川、南京、厦门、香港……曾经踏足的地域，但凡哺育灵魂，滋养生命，扎根记忆，便都进入过他的乡愁体系。
    在《别香港》中，“如果离别是一把快刀/青锋一闪而过/就将我刨了吧，刨/刨成两段呼痛的断藕/一段，叫从此/一段，叫从前”。时间的分割在肉体上发生作用，离别带来的不止是精神上的愁，更是身体的割裂。
    《中国结》则是从墙上的中国结开始，呼应到肚子里的另一个“中国结”：“像是先民，怕忘记什么似的/打一个结在绳上，每到清明/或是中秋，就隐隐地牵痛/会做噩梦，会消化不良”。携带记忆和阻隔的乡愁成了一段病肠，身体便有了空间感。这段病肠的医治，要“探回患处”，慢慢轻轻地解，这患处便是“靠近童年”的“对岸青山”，于是故土同化为身体的部分，乡愁便从“愁”走向“痛”。
    这种痛以各种形式闪现，比如海棠。在《海棠纹身》中，主人公发现在左胸口有一小块不知从何而来的伤痕。“直到晚年/心脏发痛的那天/从镜中的裸身他发现/那块疤，那块疤已长大/谁当胸一掌的手印/一只血蟹，一张海棠纹身/那扭曲变貌的图形他惊视/那海棠/究竟是外伤/还是内伤/再也分不清”。如果只看这一个文本，并不能确定这痛是来自乡愁，但是一个人的不同作品是一个互相呼应的系统，在《乡愁四韵》中，诗人以四种事物书写乡愁，其中便有海棠：可见，海棠纹身，便是乡愁的烧痛，伤口看似在皮肤之外，但连接心脏。而中国结和海棠都是红色，如同烧烫血液，在人的体内翻滚。
    类似的表述还有“半世纪贪馋的无助/把我辘辘的饥肠/熊熊烧烫，交给了火锅/蜀入了我”（《成都行》），或是用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所有的故土，蜀地也好，西湖、太湖也好，都进入了身体。在这些诗句中，乡愁已不止是邮票，船票等事物、它已经内化，成为了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