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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奎致王国维札 今秋10月21日，中华书局俞国林、朱兆虎二君携《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在清华大学王国维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场首度展示。全书六册巨帙，纸墨精湛逾常，图版清朗照眼，与会学人无不兴奋逾常，争相传阅。笔者以匆遽不及通览，返沪后商请责编朱兆虎君惠下目录，并取十多年前在北图查阅书札原件时的笔录对照，见当时留有疑问记号的“应奎”名下书札已由三通增补至四通。此人生平事迹，从未见人称述，昔年注意者不在此人，未及深究，仅疑心札主“应奎”可能为化名，或满人名，或略去姓氏。兹后又蒙俞君国林远贶印本。谛审之下，发现四札有三通均涉沈曾植身后事。兹移录其第二通（依作札时序应为四札中的第三通）为马奔腾《王国维未刊往来书信》未曾录文者： 顷得一山转来金息侯信， 御笔亲书“硕学孤忠”四字，上二字其隐文乎？下忠则昭显矣。未谥之谥，天聪如见，久承厚注，果副渊怀。即以奉请静安先生著安 应奎谨启。 黄门文如《两都赋》，无有能低昂之者，观止叹服，庸陋未足以形容高深，俟后命诣谢。 季申得禹九信，谓以乙师恤典，雪老、晴初与师傅争论正切。 一山即章梫，金息侯即金梁，季申即恽毓龄，禹九即恽毓昌。细察此札用辞声吻，札主亦如上述诸人为胜国遗黎，且与嘉兴沈氏关系密迩。而末署用“叩”字，年辈资位似又低于观堂。笔者因而悬测此“应奎”或即沈氏逝世后1922年11月27日观堂致雪堂札中述及之朱稷臣： 顷接手教并唁慈护函，敬悉一切。乙老遗疏，本朱戟臣来述慈护意，属撰一稿。嗣陈仁先自杭来吊，遂以自任。慈护以所拟“以圣祖之心为心，以圣祖之学为学”二语，与乙老平日之意合，告之，仁先虽不堪知此二语，而其弟则先在旁，深以此二语为然，大约即本此意立言也。易名之典，势不能邀，然乙老为人亦不以此为重。此间颇有人主张私谥者，亦可不必也。（《王国维书信日记》，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页424） 亦即次年3月7日观堂致雪堂札之朱稷丞： 顷朱稷丞来，言及慈护家事，云在禾用度月须二百元，现尚缺百元左右……（《王国维书信日记》，页428，以上二札另藏他处，未收入《往还书信集》） 据前引“应奎”札，观堂代撰遗疏已成而未用。（当时遗老去世友好代撰遗疏是常例，世人指责观堂去世后雪堂伪造遗疏，似于当时情境稍显隔膜）。对于逊清不颁谥号，若干沈曾植亲故不惬于心，谋求在小朝廷高层进行运作，郑孝胥、王国维均不以为然。其间原委，则以是年十月廿七日（12月15日）郑孝胥日记所述最为详明： 朱稷臣来，示琴初与仁先、挈先书，云：子培请谥事，摄政王不欲。宜令上海诸公陈小石、朱古微，王聘三及余等作公函与师傅请之。余曰：“谥锡自上，此岂宜请耶！公等必欲请，可令聘三拟函稿，余附名而已。” 沈曾植于11月21日病故，次月7日溥仪有上谕颁匾。摄政王为溥仪生父载沣，不颁谥号，可能是不满他在丁巳复辟中的作为。师傅当为在北京的陈宝琛、朱益藩诸人；晴初（琴初）即当时在上海的胡嗣瑗。有关恤典的一番周折，王蘧常《年谱》、许全胜《年谱长编》或以体例关系，均无记述。 “应奎”与同门谢凤孙的关系颇为微妙。其第四通札中，以主事人姿态约请王国维撰作沈氏（黄门）墓志，又谓“不属谢石翁（凤孙）”书，实际上最后撰文书碑者均为谢氏。 许君全胜《沈谱长编》后附人物小传索引，合置朱正元/稷臣于一处，未附解说。循此线索，笔者在《汪康年师友书札》中觅得朱正元早年致汪康年札两通及书末编者所撰小传： 朱正元，字秀峰，安徽寿州(今寿县)人，生卒年不详。曾肄业于上海格致书院。官浙江候选州同、直隶候补知县。著有《浙江沿海图说》、《江苏沿海图说》、《福建沿海图说》。 此小传极简略，且未说明材料出处。为证实应奎即朱正元（戟臣、稷丞）的悬测，笔者费时数日遍检工具书、数据库、拍卖图录，咨询前辈通人，迄无所获。遂转易途轨，在同时人物日记中，发见斯人踪迹： 《缪荃孙日记》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廿三日（1902年1月2日）： 接沈子培信。朱稷臣正元来呈《江浙沿海图》。 《郑孝胥日记》民国十年一月廿四（3月3日）： 汪甘卿与邓彦远、朱应奎同来，并访大七，谈研究会事。 《郑孝胥日记》民国十一年八月十九日（1922年10月9日）： 朱应奎来，为子培乞肉桂。 艺风日记可印证朱稷臣即朱正元。海藏日记交替用朱稷臣、朱应奎名字，皆与沈曾植相关，可印证朱稷臣即朱应奎。 朱应奎一再更名，也许与应举、求仕有关。诸名何者为谱名，学名，今不可考。他早年或曾就读南洋公学，故与沈氏有师生之谊。一度充任南洋调查委员，从事测绘，有《江浙闽三省沿海图说（附海岛表）》传世。在清社既屋后厕身遗民圈，可能是因私谊追随沈曾植。据《往还书信集》“应奎”名下书札第一通（依时序实为第四通），1923年观堂应逊帝之召北上，他正在京郊参与西陵营修事，彼此仍有过从。前此于筹办亚洲学术研究会杂志诸事，都曾献策效力。 “应奎”札书法蕴章草笔意，沉雄逸动，虽小幅而有寻丈之势。与沈曾植书迹形神相似，有若虎贲中郎。寐叟晚年时或臂痛废书，甚或“手战不能握管”，而书名嚣嚣日上，“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则朱应奎及同为乙庵门下的谢凤孙，书法刻意规摹沈曾植，良有以也。作为大变动时代一畸零人物，朱氏并无科第功名，也无门弟子传其业，因此身后不足百年，事迹已在明昧之间。 沈曾樾《百砚斋日记》 上海图书馆藏《百砚斋日记》一册不分卷，纪事起旧历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止。馆方著录撰人为沈曾桐。笔者近年为撰作日记丛刊提要，披阅再三，发现其记述与沈曾桐生平全然不符，实出于曾桐弟沈曾樾手。 沈曾樾（1855—1922），字子林，浙江嘉兴人。沈曾植、曾桐季弟。清例贡监生。捐贽为广东补用盐大使。晚年退居沪上，时与诸遗老相往还。曾补辑祖父沈维鐈《补读书斋遗稿》十卷之余者为《外稿》一卷。他与二位兄长不同，在入民国后仍出仕，民国四年署广西银行监理官。因沈曾植无子，曾樾子慈护过继续嗣。 《百砚斋日记》所记均为日记主人任职广州时日常公私事务，多为看竹、手谈、宴饮、游珠江等琐末,所记每日“到所”云云，当指所供职的盐务公所。沈氏自父祖以来以浙人而多赴广东活动，在当地人脉甚广。日记述及过从往来者大致有三类：盐务同事，如姚雨农、施列仙等；同时在粤之官吏或文人黄惕甫（士陵）、方功惠等；在粤姻戚，如汪舜俞（大钧）、张梧园等。 对照沈曾桐（1853—1921）的同期行实，可知相去悬远。沈曾桐字子封，号同叔，光绪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年四月补会典馆纂修官，二十二年八月授总纂官，二十三年京察一等，二十四年三月因《会典》全书过半，保奏赏戴花翎并加侍讲衔。沈曾桐早登科名，久居中枢，又大力提倡新学，当时在政界、学林声名骎骎，不亚于乃兄曾植，此时并无在广东为下品官吏的可能。[按沈曾桐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授职广东提学使，晚于此日记十年] 沈曾樾宦粤时期的境况及心迹，在致汪康年札中有所披示,自谓“差况平平，寓用而已”，“盐务优差，概系督院所派，竟有外省丁忧州县充当者，不成政体。……此差月有两百番，勉强敷衍”云云。他受汪康年、梁启超等人托付,代为联系书坊分销沪版新学书籍。广东刻书工价低廉，曾樾遂起意刊刻先人著述，如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五日记“富文老板来, 议翻刻司空公年谱”。按此即《鼎甫府君（沈维鐈）年谱》一卷，其父伯沈宗涵、沈宗济编，前此有清道光三十年刻本。 《百砚斋日记》记返乡会合亲友理母丧暨随上司赴香港洋面查税务事颇为详尽，也属可贵的社会、经济史料。 虞坤林《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及友人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著录或引用此《百砚斋日记》，均题为“沈曾桐日记”。许君《长编》旁搜博讨，考订精审，摘抄曾樾日记文字甚勤，然而全未体察时地之抵触，其粗心可哂。日记旧题“沈曾桐撰”，实因兄弟名近而致误。推其原由，或因当年大宗沈氏文献入藏上图，司职编目者一时甄录未周之故。 综上所述，《百砚斋日记》为沈曾樾撰，“百砚斋”当为曾樾堂号，他也确有藏砚的癖好。据许君全胜《长编》资料，曾樾又有自抄自跋本《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存上海图书馆，款署“茝碐”，或亦为其字号。 古人、近人笔札著述经历时代汰洗，泰半堙灭。然而侥幸有文字留存而声名不彰者仍有一大厄，就是所作或有意或无意被归于名头更响的人物名下，或者事迹失考著录阙漏。本文所述及者，分属南北二大图书馆，绝非个例。日记书札均属于业界广义上的古籍稿本范围，世无二本，与一般刊本书籍另有他处复本可以参验对照不同，一旦初始著录以种种缘致误，后出者往往陈陈相因，积重难返。昔日宋人论诗，有云：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文献工作，与之反辙。当下古籍普查、善本影印事业蔚然大兴，各馆书目著录实为施建之基，亦宜先河后海，措意改进，以期传诸久远之效。 本文写作中蒙友人许全胜、戴家妙、卢康华、孟刚、朱兆虎、秦蓁、林振岳先生赐教，专此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