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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离散研究及其视角转向 199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带来移民潮的兴起，离散研究开始成为学术界的新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社会现实背景的变迁，离散研究的视角与学者的研究志趣均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离散与回归 国外学者对于离散现象的研究最早集中在以犹太人为代表的受难型离散群体，通常将其与国族主义、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联系在一起。早期如William Safran等学者以母国为“中心”，预设离散族群与母国持续不断的联系并以回归母国为目的。作为政治学教授，Safran并不赞同被泛化的离散概念及其研究，他明确了离散的定义并将个人研究重心放在了犹太人回归祖国的过程，由此引发了离散研究母国中心论的议题。Norman Solomon的研究讲述了启蒙运动、反犹主义和以色列建国对犹太认同及犹太教对与犹太人回归乃至复国的影响及功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后面的研究虽然不再强调母国“中心”，但依然围绕母国和所在国的问题进行讨论。现代国家制度限制了公民的自由移动，摆在离散群体面前依然有两条交叉路：要么接受同化融入居住国，要么最终返回母国。2009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Takeyuki Tsuda出版专著讨论离散者回归的现象。该书敏锐地发现近年来离散群体回归母国的人数逐渐上升，通过对欧洲和东亚的民族回归组织的研究，揭示出离散群体由于文化特征等因素在居住国被边缘化，不得不重新定义祖国和家庭的含义，他们选择回归母国受到经济压力、母国移民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在时空聚合能力大幅提升的现代社会，距离已经不再是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离散与回归的问题逐渐被学术界所重视。Conway D指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加勒比地区重要的石油输出国，在大力发展建筑业、旅游业、金融保险业的过程中，大批有技术和资本的离散群体开始回归，参与到母国的经济发展和投资热潮中。透过大量的个案研究和深度访谈，作者发现，部分携带资本和技术回归的特立尼达人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了相应的回报，但是也有部分回归者感到失望，对现实境况和经济回报并不满意，并产生了“re-return”（再回归）的想法。即便如此，这部分失望的回归者民族自豪感和家庭归属感得到加强，并促进了当地的发展。而在卢旺达的研究中，Shindo R敏锐地发现大部分离散在外的卢旺达人希望回到祖国，但是担心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在这个过程中，由机构主导的离散者回归项目发生了积极的作用，部分离散者的回归减轻了卢旺达的人才流失，促进祖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他们的回归作为样板，向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让更多身居海外的离散者能够看到先行者的现实境遇，从而做出是否回归的决定。TSUDATG则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讨论政府面临的困境：既希望接受海外移民促进经济发展，又担心影响民族国家的团结，单一的民族国家比多民族国家更担心这一问题。近几十年，大部分民族国家采用了移民政策，鼓励海外离散者的后代回国，以解决劳动力缺失问题，同时不用担心文化冲突等问题。因为他们是离散者的后代，与本国具有相同的文化基因和传统。文章还分析了欧洲和东亚国家的移民政策的发展，并指出日本的移民困境依然存在。Behar R在《脆弱的观察者》一书中用了一章的内容来剖析美国第二代古巴裔离散群体的内心纠结与困境，离散与回归的冲突与矛盾困扰着古巴离散者。作者认为，最好不要回归，不要回望。因为即便回去，一切都变了。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根源之地，没有家乡的土地，只是离散生活的叠加，回归没有意义。相当一部分第二代古巴裔美国人不再想回到古巴。Markowitz F等认为，离散者回归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通过收集大量移民、难民、流亡者等类型的离散者回归的经历，透析回归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矛盾心理，为离散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第二代希腊裔美国人回归希腊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离散者身份再构建的思考。这些第二代离散者回到祖先的家乡定居，在面临文化冲突的同时，同样遭遇归属感、国家认同的重新定义。世界移民形成“南北格局”，移民回流现象增多。全球移民流向不仅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还呈现出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移民的新趋势。而中国作为经济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华人的回归现象近年来有增多的趋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目前海外华人回国主要是投资创业，从事高科技、互联网、生物医药等行业的科研创新工作。吸引海外华人的因素，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创业机会，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千人计划”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离散群体的回归作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与全球化的移民相伴而生。其背后隐含着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包括民族国家的团结与稳定、离散者自身的多重认同、市场经济发展的供求关系、利益最大化的个人选择等。这些现实问题将推动着离散研究不断向前迈进，从而更好地理解离散群体，同时为各民族国家针对离散群体制定更合适的政策法规。 （二）居住国现实境遇 James Clifford提出离散族群的“去中心”观点，认为研究者必须关照离散族群与宗主国的互动交流过程。对离散群体而言，最现实也是最急迫的问题就是改善生存条件，提高各方面的地位。在此基础上，Robin Cohen一改以往注重分析历史上的离散现象，开始把离散现象与社会现实对接，重点研究离散族群在客居国的现实处境与生存策略。他认为目前的离散群体与过去不同，不再抛弃和遗忘历史，转而保留和重塑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而各国也放弃了同化外来离散群体的想法，转而共同构建一个稳定、多元、有序的社会。受此影响，Skinner展开对泰国华人“同化”模式的研究。Constable进行香港的菲律宾人的研究，得到学界的关注。他还采用人类学的视角研究了女性菲律宾劳动力离散到外地的过程中所涉及的文化政治、性别和阶级关系等问题。加拿大的菲律宾女佣大多数都是一种带着家庭预期的短期经济行为，这和早期前往美国淘金的华人类似。早期到美国的华人，约有一半并没有定居下来。Roza通过对西欧五个国家的穆斯林社区的田野调查，探讨穆斯林离散社区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情感、文化和政治上的联系与沟通，从而建立和传播穆斯林之间的文化网络和共同叙事。Stuart Hall则另辟蹊径，以离散在英国的黑人艺术家群体为研究对象，对比了“二战”后来到伦敦的第一代、“后殖民”时期的第二代、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等三个不同时期的黑人艺术家群体，透过他们的艺术运动来反映出不同时期黑人离散艺术家所遭遇的现实境况：第一代黑人艺术家表现出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倾向；第二代出生在英国，其艺术运动更多表现出自我身份认同的需求；第三代则更加前卫，其艺术运动表现出对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观点，更多的是对居住国现实问题的关注，比如种族主义、身份政治等。由此可见，虽然三代黑人艺术家离散群体所表达的意愿各异，但基于离散者外来身份的种族、身份认同等问题依然存在。 Kotkin J提出全球化部族的概念，列举了犹太人、英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五个最为特殊的全球性离散群体，认为他们在离散外地的过程中，地域联系虽然淡化了，但是宗教与族裔及文化传统的联系却得以保持。因为人口众多，海外华人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Tan C B做了大量海外离散华人的研究。他最近出版的著作，汇编了世界各地华人的生存境况，包括美国、东南亚、欧洲等地。此外，Tan C B还研究了马来西亚和拉丁美洲等地的离散华人。Leung M W H基于深度访谈和田野调查，勾勒出一幅当代德国华人离散社群的图景。定居于此的离散华人社群为他们构建了一个稳定的空间，承载了集体归属感和个人对“家”的想象，从而保障他们可以长久定居下去。以上从居住国现实境遇角度对离散概念进行的研究，分别侧重离散族群的群体意识、离散类型、跨国联接、多重认同、同质与异质性等，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