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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以后，民间信仰体系和地方宗族组织强盛起来，而且不断庶民化。“乡村生活为两种相互渗透的社会秩序与民俗所支配：其一与宗族社会结构有关；其二则与神明崇拜有关。”④据科大卫分析，清朝以前的地方社会，庙宇与祠堂一直是以儒家教化为代表的大传统与以民间信仰为代表的小传统的两个符号的磨合与默契。⑤然而，随着地方宗族的扩大，民间修建祠堂已不再是被禁止的行为，祠堂成为地方重要的话语工具。如今我们所见之宗族村落中庙宇与祠堂并存现象，就是民间信仰和儒家伦理双重在场的表达。兴起于英德地区的曹主信仰，在传播中与当地其他宗教信仰系统发生混成后，与其信仰文化圈内各个宗族发生社会管理机制和资源控制以及权力话语的交集，并成为地方宗族话语权形成机制的平台。同时，“民间信仰一般是借助现有的家族组织或村社组织举行相关的民间信仰活动”，⑥在融入地方社会后，民间信仰容易成为地方权力阶层如地方精英、宗族行使地方话语权的平台和工具。“精英传统从不排斥民众世界对神灵的崇奉，但关键在于这种信仰是否符合正统的伦理教化，是否符合朝廷在乡里社区的统治秩序。”⑦因此，地方精英利用自身的权威，不但成为地方事务的代言人，而且成为民间信仰的领导者曹主信仰传入地方社会之后，便经历了这个被排斥和被融合与被“利用”的过程。当地方宗族势力被曹主信仰主体即外来商业力量打压后，为了重新获得话语权和宗教发言人的地位，会主动融合曹主信仰，这个过程也体现出信仰的地方化。与地方原生信仰混成后的曹主信仰，便成为地方统治力量——宗族精英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手段。 在增埗地区，曹主娘娘庙的修建就与增埗宗族利益的发展直接相关，其目的是为了保佑当地船只贸易往来的顺利。由此增埗地方宗族既能实现物资交换，又能收取“保护费”，曹主娘娘庙在航运商人的资助下也得以延续。增埗蔡氏宗族利用传统的曹主信仰仪式将各个分散的社区力量集中起来，成功掌握地方话语权并通过仪式对内、对外进行宣示。增埗蔡氏宗族通过修建与重修曹主娘娘庙，举办曹主娘娘诞，成功将广州蔡氏宗族重新联合起来，并由此掌握地方话语权后，利用地方话语权与权力和商业力量进行互动与博弈，从而达到保护蔡氏宗族利益的目的。在增埗拆迁事件中，就鲜明地体现出来。 02 增埗拆迁纠纷情况 增埗社区位于广州城西，属于蔡氏单姓村。增埗蔡氏祖先可追溯到原居福建莆田的北宋书法家蔡襄。蔡襄七世孙——蔡瑛于南宋时被贬入粤，尔后这支蔡氏便在广东繁衍开来，形成广州蔡氏六个支系，即广州蔡氏六村。蔡氏六世祖思谦与子云溪置田在增埗，九世祖观澜始落户增埗，成为增埗村的历史开端。作为广州城西的城中村，在广州城市化过程中，增埗也面临拆迁问题。增埗拆迁问题始于十年前，地产商计划在增埗牌坊附近开发楼盘，于是增埗牌坊成为拆迁对象。然而，对于增埗蔡氏宗族来说，增埗牌坊意义非凡。 说到“拆牌坊”冲突，信息提供人告诉笔者： 当时要建一个牌坊，村内村外都拉了一些赞助，募了大约十万元。建成后，富力房地产公司在河对面开始建起楼盘。运送建筑材料的大型卡车过不去牌坊，房地产公司就要拆掉牌坊，但增埗村的人都不同意。房地产公司和政府达成了默契，强行要拆牌坊。当时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让老人家站在牌坊前面，阻止挖机拆房。武警也过来了，双方弄的很僵。经过几次对抗，村里有人私自签了字，结果没办法，要了几十万的赔偿，让房地产公司的人把牌坊给拆了。楼房建好了，富力公司又打算在增埗河上建桥。当时计划将桥建在增埗西边啤酒厂那儿，但是啤酒厂不愿意，因为没有给钱给他。后来想在水泥厂“中矿公司”的附近建，“中矿公司”要求高额付账才让建。市政规划没有明确规定建在那里，后来强硬地将桥建在增埗大街几间屋的屋顶上。 当笔者访谈增埗社区居民关于拆迁的看法时，他们就提到了陈家祠和龙津东路由于拆迁所造成的政府和群众的取向差异。他们还提到处理拆迁问题最关键的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安置被拆迁居民。由于广东人比较恋旧，所以大部分被拆迁的居民基于交通、生活习惯、社交圈子、子女教育等因素，往往倾向于回迁。但是，由于土地使用和开发的关系，他们的诉求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所以造成了暴力抗拆的现象。 同时，荔湾区也希望将龙津东路的这一系列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推广到全区，成为所谓的“龙津东模式”。由于大部分增埗居民也希望可以回迁，而不是被安置到“人生地不熟”并且交通很不方便的芳村地区。所以根据龙津东安置方案，他们提出两点要求：1.补偿款项必须与当地房地产价格挂钩。也就是说，在补偿款项到位后，他们还能通过购买行为在重建后的增埗地区买一套与原来相同大小的房子，或者房地产开发商直接在新建的物业中，补偿回一套相同大小的物业给拆迁户。2.祠堂不能拆，曹主娘娘庙旧址要建一个小庙或小型祭祀点，方便居民们回来拜祭。由于增埗的蔡氏宗祠并非文物保护单位，只属于古旧建筑物的范畴，所以可拆可不拆。增埗居民告诉笔者，开发商的态度很明确——根据设计，一定要拆。同时，曹主娘娘庙不属于宗教庙宇，所以不予考虑。如此一来，增埗居民提出的两点要求都被拒绝，导致居民与开发商之间产生不同诉求。正如一位居民抱怨道：“我们只想要一套还在增埗的房产。同时祠堂和村庙也提醒着我们不要忘本，是我们的精神寄托。全都要拆掉，又不给合理的安置和善后措施，你怎么能不生气？”笔者访谈了一位77岁的老人，基本代表了当地居民的普遍态度： 拆迁时提出13，000一平方米的赔偿，但是就算回迁到100平方米的地方，最终实际用到的也只有70多平方米。如果赔偿的钱刚刚够100平方米可以用，还要去多买20多平方才够。我们就提出至少还要多赔偿几十万，毕竟建好之后楼房的卖价至少是2万一平方米以上，现在的二手房卖价都高达28，000一平方米。这块地方临江，所以2万一平方米是必然的。总共270户人家（有门牌号码的），现在70多户人拿了表。但是没填哪里差、哪里好就拿回去了。现在计划就暂时搁浅了，目前还没有下文。如果能给到120平方米，肯定会很快答应。但是现在给的这些面积都不够建两层楼，肯定要一些补偿才行。一般城中区补偿都会有四、五层那么多，那肯定要多些补贴去建楼。 这位信息提供者指出他们也不愿意通过极端方式来表达诉求。然而，对于开发商的步步进逼，他们只有通过法律手段和宗族内部的团结一致来抵抗开发商的拆迁行为。他们知道，在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之前，任何的拆迁活动都是违法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村内的气氛比较紧张。笔者在田野调查初期进入增埗时，也切身体会到这种紧张气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