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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一项理论是否可信，应当得到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处境下的个案的验证。因此，就算一个再古老的理论，我们也可以在今天这个时代下进行重新验证。同样，一个在西方被证实为适用的理论，我们可以在接受它之前在中国进行验证。而不只是简单地将这些理论接受为“常识所认定的命题”，事实上我们以为的“常识”极有可能只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而形成的某种假设和推断而已，是实质上的“偏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共同知识”(Common Sense)。 尽管假设—验证取向的研究可能导向解释的个体化和知识的碎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假设—验证取向的研究没有价值。相反，这也正是这种研究取向的魅力所在。原因很简单，对某种或某几种理论不断进行验证的结果，会使我们得到越来越可信的知识，或者说我们能越来越接近真实。 需要指出的是，假设—验证取向的经验性研究并不“只是要印证一些事先就可以想见的推断”（注：事实上，真正从事经验性研究的学者的第一个训练课程就应当是：“我不知道研究结果会是什么。”如果一个研究者在事先就已经知道了研究结果，那么人文学者的担心就是合理的：这样的经验性研究“恐怕就仅仅是在形式上完成了一个规范的研究过程，而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同时，恐怕这样的研究者需要回头去接受一点基本的学科训练了。），而是就某个理论不断证伪的过程。因为，理论(Theory)永远也不可能绝对肯定地得到证实。有些结论、有些可引申出来的假说会得不到今后研究的证实，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是，理论却可以被证明是错的。我们可以利用系统收集的资料来对理论进行检验，从而驳倒这些理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所收集到的资料显示这个理论在这个个案中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继续对这个理论持怀疑性的接受态度，但是这个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又得到了一个个案的证实。这也正是经验性研究的价值所在。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一项理论是否可信，应当得到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处境下的个案的验证。因此，就算一个再古老的理论，我们也可以在今天这个时代下进行重新验证。同样，一个在西方被证实为适用的理论，我们可以在接受它之前在中国进行验证。而不只是简单地将这些理论接受为“常识所认定的命题”，事实上我们以为的“常识”极有可能只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而形成的某种假设和推断而已，是实质上的“偏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共同知识”(Common Sense)。 3.关于问卷与访谈 人类学的问卷其实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结构型问卷、半结构型问卷和开放问卷。开放问卷是指研究者几乎没有任何理论的前设，而完全根据报道人(informant)的叙述来进行记录。事实上，这种所谓的问卷通常连设计好的问题都没有，而是期待能从日常的谈话中让报道人无意识地将自己的文化生活讲述给研究者。无疑，这种问卷方法是无法为多数人接受的，尤其是强调“规范”的社会学家更是无法容忍这种“放任”的研究过程。 我们通常所采用的是结构型问卷，也就是研究者设计了一些问题，并且假定了几个答案，然后让报道人来进行选择。尽管有些比较周到的研究者特意设计了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即不是选择题，而是简答题，但由于要考虑到对后期数据的统计和分析，通常这种问题并不多，而且也只作为参考性问题，而不是问卷的主体。尽管这种问卷非常适合于进行统计分析，而且也容易得到回应（通常这些问题并不复杂），但确实容易出现人文学者所观察到的问题，即研究者的预期目标有时过于明显，甚至带有善意的诱导。比如一些问卷调查的问题，基本上可以设想被调查者会做出何种应对。 人类学家更倾向于使用的问卷是半结构性问卷(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简单地说就是处于结构性和开放性问卷之间的一种问卷形式。通常来讲，这种问卷以某种理论为前设（当然研究者对结果持开放的态度），也列举了一些关键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一般不是选择式的，而是简答式的，或者说半开放的。事实上，可以说这种问卷具有的是问题的大纲，至于具体的问题则需要根据不同的报道人，根据不同的场景进行置换和修正。这样一种问卷的选择与人类学的访谈直接相关，因为这种问卷中的问题需要研究者在与报道人交往过程中对同一个问题进行多方求证，试图得到最为接近真实和最为完整的回答或讲述。研究者可能需要从多方面来问同一个问题，甚至重复地问同一个问题。这一方面是为了尽量避免出现研究者对报道人的讲述的“过度诠释”，而出现在访谈记录中只在表面上或形式上保留了报道人的原话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报道人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倾向，即他也会在与研究者互动的过程中揣摩研究者的心思，从而给予一个研究者“想要”或“预计”的答案。这并不是说报道人故意提供虚假的信息，而是说每个人都可能在与人互动中根据不同的场景提供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信息。也正是因为这样，人类学家所期待的最佳报道人应当是那些不知道，或者在访谈过程中有意识地不采用我们所使用的社会科学分类和分析体系，同时又对本文化有深度参与的人。因为访谈想得到的是报道人的叙述，而不是分析。（注：这并不是说报道人不能对问题进行分析或提出见解，而是说不要迎合研究者的需要并采用研究者的分析体系来给出答案。） 这样的问卷和访谈显然要求比结构性问卷更多的时间和投入。后者甚至只需要在街头随便找一个人就可以进行，也许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份问卷。而前者则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很多天才能得到一份完整的访谈记录。事实上，传统的人类学研究鼓励研究者花更长的时间在田野点进行调查和访谈，就一个农业社会来讲最佳时间是1年，即一个农业生活周期。 另一个影响人类学访谈的时间趋向更长的因素在于人类学家的一个假定，他们假定报道人对于外来者（研究者）具有天然的戒备。因此，如果我们要想真正进入一个文化，或者进入一个人的生活，就必须要花足够长的时间来保证这个关系的建立和进深。在此谨举一例。1998年我到四川大凉山地区做调查时，曾经就一个简单的问题向同一个人多次提问，然而得到的答案完全不同。抵达这位彝族兄弟家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坐在火塘边上开始闲聊。我问他有几个孩子，他说“一个”，并且说：“只生一个好啊，养不起啊。”我问他是男孩还是女孩，他说是女孩，不过他说“生男生女都一样嘛”。第二天那位介绍我到他家的当地干部离开村子回城了。晚上我再问他相同的问题，他说，“还是得再生个儿子”，并说“女子留不住啊”。我在他那里住了1个月，临走前的晚上我再次问他，他哈哈大笑着说，“当然是越多越好啊”。在这个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物互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个人关系和参与极大地影响了报道人对同一问题的回应。 因此，尽管我个人完全赞同社会学家在访谈过程中所主张的“所听即事实”的原则，因为这至少比“猜想的事实”要更为可靠一些，而且若非如此，研究者就无法继续以下的分析和研究了。不过，作为人类学者，我主张研究者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使“所听的”真正更为接近“事实”。 4.往来于他者与自我之间：研究者的身份问题 需要正视的是，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经验性宗教研究也具有一些自己学科和方法上的问题和局限。尽管人文学者对经验性研究的批评，有些可能是出于不同学科之间的隔阂，是因为不了解或误解，但一些人文学者非常准确地指出了其中一个问题：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经验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研究者可能过于重视所谓的“第一手材料”而没有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和相关调查报告。这往往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表现为研究的深度、广度明显不够，容易成为材料的简单堆积和描述，而无法就相关问题提出有见地的解释和观点。另一方面的问题则表现于研究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并且可能出现对同一问题的意义不大的重复性研究。在这一点上，社会学或人类学者无疑应当效法人文学者，尤其是史学研究者的文献工夫，尽量使自己的经验性研究能有一个更为深厚的论据基础，并且可能得到更为有力的研究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