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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封建社会的基本劳动群众，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社会阶层。在摧毁封建制度的过程中，他们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其汗马功劳均赫赫在册。然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他们所面临的却是一个被迫“改造”的前景。因为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农民必然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进入工厂，或融人其他社会阶层。 土地是封建社会中最大的财产。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威廉·佩蒂的统计，17世纪中叶英国的土地、农舍和农具的总价值约为2.1亿英镑，而其他财产仅约4000万英镑。资产阶级革命也和其他革命一样，必须完成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两项仟务：权力的再分配体现在政权从封建地主手中转为资产阶级掌握；而财产的再分配则意味着土地从封建地主那里转归农民、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 土地是农民的立命之本，农民正是随着土地所有制的改变而转换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在这一社会大变迁的过程中，农民或取得土地，成为私有主；或失去土地，沦落为农业工人和雇农。土地的得和失决定了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命运，农民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土地问题解决的方式，两者紧密相联，息息相关。 农民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决定了一个国家此后发展的前途：或阔步前进在康庄大道上，或蹒跚而行进于羊肠小径。农民问题的解决成为任何一个大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正如著名法国史学家索布尔所言：“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占有着一个轴心的地位。” 本文试从英、法、美、俄4个大国解决农民问题的道路着手，对它们现代化历程所产生的影响作一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一、独特的英国道路 英国的农村变革始于15世纪，也就是欧陆佛兰德地区毛织业开始蓬勃发展，急需羊毛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大片农田被充作牧场。英格兰中部受圈地运动的冲击最大，在北汉普顿、伯克等郡共有1．6万英亩的农地被圈为牧场。政府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曾多次下达禁止圈地的命令，但毫无效果。这种被称之为羊吃人现象的后果便是大批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英王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先后颁布血腥立法，随意拘捕甚至残杀这些丧失土地的农民。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仍比比皆是，日后他们便成为英国工厂的廉价劳动力。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耕农成为克伦威尔麾下新模范军的主力，对推翻专制王朝和建立共和国均作出重大贡献，但他们不可能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革命期间出售的教会和王室的土地大部均落入伦敦资产阶级和高级军官之手。在长期议会期间(1640—1653)，农民仅购得6％左右的被出售的土地。在这次革命中，自耕农可说是一无所得。 不仅如此，革命后圈地运动仍继续进行。自1717年至1820年，先后颁布了3450个圈地法令，其被圈土地多达400万英亩。圈地运动持续进行的结果便是自耕农的迅速消失。在17世纪末，他们约有16万人，加上其家属，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6左右，但到18世纪中叶即几乎全部消失。英国经济学家库尔特断言，到1750年，自耕农对英国农业的发展已不起任何作用。由此可见，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不是壮大自耕农阶层，而只能是导致它的消亡，从而构成整个阶层的悲剧。 殖民地的掠夺、国债的发行、圈地运动的进行、自耕农的消失，既提供了资本，也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遂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这种源自于农村的深刻变革被恩格斯誉之为“社会革命”，要比“法国的政治革命和德国的哲学革命更快地达到目的”，因为它是“真正的革命”。 随着圈地运动在1830年左右的基本结束，英国大农场的基础也就打下了。当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2470万英亩的土地中，100—200英亩的农场、200—500英亩的大农场和500英亩以上的特大农场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1／4以上、1／3以上和1／6以上。由土地占有者、土地经营者和农业工人所组成的现代英国农业已初露端倪。此后大农场又进一步得到长足的发展，自1851年至1871年，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在20年间大大减少，而3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则从11018个增个13006个，其中增长得最快的当推500英亩以上的特大农场。大农场实力雄厚，积极推广机器和化肥的使用，推动农业迅速发展。 19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已出现某种生产的分工。由于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遂一跃而成为世界的工厂，并和世界一些地区形成某种工农产品的互换体系。英国乐意输出某些工业品去换取价廉物美的农副产品，如从阿根廷输入牛肉，向丹麦购买乳制品……于是英国农业的某些部分便出现了萎缩现象，但这并非英国农业无力生产，而是由于世界经济分工的结果。事实上，英国的农业一直处于平稳的发展状态，到20世纪末，除糖、黄油、马铃薯等几种少量农副产品外，英国的农业完全能满足人民的需要。 英国农民问题解决的途径和其他国家很不一样，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早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两百多年，以圈地运动为特征的农村变革便开始了，直至革命结束后的150多年才告完成，前后延续达4个世纪左右，影响深远，触及整个英国社会。而更引人注意的则是，在一般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农民总是受益者，能分到一部分土地，但英国的农民却不仅一无所得，反而招来灭顶之灾，革命结束后一个世纪，自耕农在英国便已消失得干干净净。 英国农民的历史命运是悲惨的，为了工业的振兴和国家的现代化，它不得不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和英国成为19世纪的一个超级大国都是建筑在自耕农消失的基础上的。 二、滞后的法国道路 法国农村变革始于大革命期间，此前农村中很少有什么变动。大革命开始后，教会的财产、国王的领地以及流亡贵族的土地共同组成国有财产，然后再投入市场出售。国有财产究竟有多少?又出售了多少?至今说法不一。著名史学家拉维斯认为，其总值约相当390亿里佛尔，到1794年时已出售152亿里佛尔，相当于全国土地面积的1／5或1／4。另一位史学家拉威伦则断言售出地的价值为20亿法郎。 1793年雅各宾派执政后，推行更激进的土地政策。他们先后颁布了把逃亡者的土地分成小块授与农民，并在10年内偿付地价，以及将公社的公有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两个重要法令。这些法令付诸实施后，法国农村中土地所有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诺尔省，到1802年，僧侣在那里已无寸土之地，贵族的占地从原来所占比重的22％降到12％，而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则从原有的30％增至42％以上。据大革命史专家卢企茨基统计，在罗讷河口、黄金海岸、加莱海峡等9个省，农民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都取得了土地，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农庄。而在下莱茵省的斯特拉斯堡地区，农民拥有的土地已占当地耕地面积的87％左右。到1816年，年纳税不到20法郎的小块土地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0％。革命前约有400余万农业主，1825年时已增至650余万。1826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小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的土地虽仅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32．5％，但却占农业主总人数的89．3％。 尽管由于当时有关土地占有的种种资料尚不够完备，但我们仍可断言，大革命后的法国农村已是农业小生产者的一片汪洋大海。为此，著名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克指出，大革命的结果是：“许多普通的农民……都弄到了土地，并且又借此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地位，甚至雇农也参加分配，这样就又上升到了私有者阶级的地位。”俄国史学家卡列也夫也强调：“……革命巩固了小私有制。” 在大革命中取得土地的农民，对于保卫大革命的成果显示出极大的热情，他们挺身而出，击退外来的武装干涉，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拥戴拿破仑，缔造出一个辉煌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然而正如研究大革命史的权威勒费佛尔所指出的那样：小农“向往过去，他们希望保持过去或重建过去……在这样的精神境界中，有的不是革新的热情，而是保守主义和因循守旧”。 到19世纪60年代，他们从大革命时期所得到的一半土地均已抵押出去。尽管他们已成为自己土地名义上的主人，但仍死死抱住小块土地不放，在经营上则墨守成规，很少使用机器和化肥，对工业品的需求也很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使法国无法形成广阔的国内市场。即使是破产的小农也不愿进城务工，法国的工厂因而失去廉价的劳动力。无法获利的法国资本家只得把大量资本投向海外，这成为19世纪法国经济渐趋落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政治上，也和在经济上一样，远在穷乡僻壤的小农对正在发生变革的城市丝毫不感兴趣，对随着工业革命登上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不仅异常冷漠，而且抱有敌意。他们不能理解工人为维护自身权利所作的斗争，把在街垒上浴血奋战的工人称之为“黑色魔鬼”。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农民完全是袖手旁观，但对结束多年流亡生涯突然回国的路易·波拿巴却报以阵阵喝彩声。1848年底，农民开始了自己的“二月革命”，他们举着旗帜，喊着拿破仑万岁的口号，把路易·波拿巴捧上了总统的宝座。接着又在一片欢呼声中拥戴路易·波拿巴登上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位，就像当年拥戴他的伯父拿破仑当皇帝一样。这是法国首次实施普选制，然而却使法国人民饱尝其苦果，因为普选权在农民手里，就等于是“小孩手中的一把刀”。这一次，农民把手中的刀刺向共和国，刺向民主制。农民在1848年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农民对1848年革命所抱的态度，并不是由于某种错误或偶然的失策——采取这种态度是很自然的，它的根源是小土地所有者的生活条件和他们的社会条件。” 农民和军阀共同构成第二帝国的两根支柱，他们对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像对1848年6月巴黎工人的起义一样，同样抱冷漠和敌视的态度。法国的农民长期抱有“保皇情绪”，直到1877年的议会选举，才最终把选票投向共和主义者。也就是说，差不多花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法国农民才最终走完从“保皇党”到“共和主义者”的漫长道路。由于农民所持的消极态度，所以共和制长期无法确立，并且不时引发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落后。 法国的小农作为一支经济力量和社会阶层仍长期存在，直到20世纪中，有些法国学者认为，一半以上的法国农户依然应列入小农的行列，它妨碍了法国农业的现代化。 1958年第五共和国建立后，戴高乐政府痛下决心，通过兼并与破产的途径促使农户减少了80万，每年都迫使12万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经过这番痛苦的改造，到20世纪末，法国农场锐减至73．5万个，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为95．7万，占自立人口的2．9％。法国终于成为西方世界的一个工农业并举的大国，它的农业生产居欧盟的首位，其中葡萄酒、牛奶、粮食的生产分居世界的第一位、第五位和第八位。 经过两百多年的农村变革，法国才解决了农民问题，代价不可谓不大，教训不可谓不深。 三、成功的美国道路 独立战争结束后开始了美国农村的第一次变革，国会通过1784年、1785年和1787年的3项土地法令宣布广阔的西部土地均为国有土地。结果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之间形成多达2．37亿英亩(每英亩为6．07市亩)的国有土地，随后又增至18亿英亩，几为美国现今土地总面积的78．3％。 接着便开始出售国有土地，伴随着这一出售过程的则是3次投机高潮。在这一过程中，投机商获利甚丰，农民则所得甚少。随着国有土地的出售，大量移民开始涌向西部。1810年时，全国仅有1／7的人口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西面；1840年时，全国已有1／3的居民在那里落户谋生。据不完全统计，从1790年到1840年，向西移动的人口由11万增至463万，可以说整个国家都在向西移动。到1860年，全国共有204万个农场，农业工人已逾80余万，开始广泛使用农业机械和化肥，农业现代化程度已超过英国。 就在农村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美国的工业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迅速由1820年的6％增加至1860年的15％；铁路则从1840年的4800公里增加到1860年的4．8万公里，在短短的20年内增长了10倍。 独立战争的直接后果是西部土地的开发和农民在西部取得安身之地。但这仅仅是美国农村变革的第一步，因为它并未能满足美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于是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国农村变革终于又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二步。1862年5月，林肯政府为动员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投身到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斗争中去，颁布了(宅地法》。它规定凡年满21岁，从未与合众国为敌的公民，自1863年1月1日起，只要缴纳10美元的登记费，便可以从国有土地中领取160英亩的土地，如此后又在这块土地上耕种5年，遂可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宅地法》付诸实施后，立即产生巨大的效应。1860年时，南方共有37万农户，1900年时便增至136万。自1868年至1900年间，全国共有200万农户分得2．85亿英亩的土地，从而使拥有自己农场的农户在全部农户中所占的比重在1880年时便达到74．5％，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农民一旦拥有自己的土地，美国的农村面貌也就大有改观。首先是耕地面积的日益扩大，从1860年至1913年共猛增35亿英亩，大批荒野变成良田。在19世纪最后20年，美国新开垦的土地竟然超过了英、法、德三国土地面积的总和。伴之而来的是农业现代化的加速进 行，自19世纪70年代起，马拉收割机已悄然退位，代之而起的是蒸汽收割机，它迅速得到广泛的使用。到1900年，加利福尼亚2／3的小麦已采用康拜因进行收割，美国也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麦供应国。 农业的振兴为突飞猛进的工业打下了极其坚实的基础。1874年时，美国工、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46．7％和53．3％，工业略低于农业；但到1884年已改为53．4％和46．6％。这就意味着美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国，但仍拥有极其发达的农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发达的农业为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农副产品，那么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也是不可思议的。 在农业发达、百姓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大批移民来到美国，自1860年至1900年，也就是《宅地法》实施期间，共有1406万人来到美国落户，他们充实了美利坚民族，并为美国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两次战争引发两场农村变革，美国的农民问题通过向西开发和《宅地法》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美国的农民得以迅速融入现代社会。 四、失败的俄国道路 19世纪，俄国农奴制经历着深刻的危机，尽管沙皇政府也先后颁布《自由农民法令》和《义务法令》，试图使某些农民能得到土地，藉以缓和农村中存在着的种种日趋尖锐的矛盾，但均未成功。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导致社会的急剧动荡，农民不满的情绪更像火山爆发那样冲击着腐朽的沙皇统治。在此情况下，俄国政府只得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在1861年颁布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宣布农奴获得人身自由，同时有权购买土地，成为经营土地的私有主。从此便开始了俄国农民获得土地的漫长历史过程。自1882年至1895年，农民借助于农民银行购买了220万公顷的土地，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地主所有制，因为他们仅仅出售了自己地产的4％，手中仍掌握有6770万公顷的土地。农民所购得的土地质量均较差，而且散布在地主占有地的中间，耕作起来也极不方便。不仅如此，农民所支付的款项要大大高于土地的实际价格。如在莫斯科省，一公顷土地的实际价格为23．8卢布，而农民却为此要付出43卢布。即使如此，土地问题仍远远未能解决。农民名义上虽已自由，但这样的“自由”却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他们在俄国依然处于无地和无权的地位。 到20世纪初，3万户大地主占有9000万俄亩的耕地，而1050万户小农却仅拥有500万俄亩的耕地，俄国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这就表明，1861年自上而下的那场改革已遭到彻底的失败。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都曾提出过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但均未能付诸实施。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应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其首要任务，然而也一一宣告失败。直到1917年11月，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才用土地属于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方式解决了这一困扰俄国人民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到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共产党人又用农业集体化的方法对农民强迫进行“改造”，使他们成为苏维埃社会的一个成员；在经济上则用农业支撑国家的工业化。事实表明，农业集体化并非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良好途径，因为苏联在其存在的几十年时间中始终是个跛足巨人，一直没有跨过农业问题这道难关。 五、结束语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农民都要面临一个“改造”的前景，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或自愿，或强迫，改头换面，在新社会中找到一席之地：工矿企业中的工人、农业工人、城市平民、企业家……这一过程是漫长而又痛苦的，不仅因为农民必须承受物质上的压力，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到异地他乡去奋斗；还因为必须经历一个心态转变的过程，对农民来说，可能更加难以承受。不要说法国的农民在19世纪如何与自己的土地难舍难分，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到19世纪末仍有许多已在城市中安家落户的工人怀有思乡病，渴望重返农村。 在我国这更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如果说发达国家往往要花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建立起现代农业，那么作为有近10亿人口生活在农村的亚洲大国，我国农民如何融入现代社会，其困难的程度更是难以想像。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近几年来，农村的面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年有近1亿人口离开农村到大城市和沿海地区打工，他们工作的性质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镇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吸收了不少劳动力，可以说已经出现了农村工人；在不少大城市附近，已出现密集的城镇，农民正在变成城市居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城市化在我国变得越来越普遍。 在世界各大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大批农民脱离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涌向城市早已司空见惯，城市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英国在这方面走在最前列。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土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2％，已超过农村人口，而到1891年更高达总人口的72．5％，完全实现了城市化。美国要晚一些，1920年城市人口刚超过农村人口，初步实现城市化，而到1950年时，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已达64％，1970年又增至73．5％。即使是在农业现代化方面举步维艰的法国也在上世纪30年代基本实现城市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为城市产业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有助于国家的工业化，而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又扩大了农牧业产品的市场，从而刺激了农业的发展。总之，城市化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然而城市化绝非解决农民问题，推动现代化的一帖灵丹妙药，它必然会带来不少消极和负面的结果。大量人口集中在城市里势必会造成住房奇缺、居住条件恶化、失业严重和犯罪率高等各种可怕的现象。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非洲刚果(金)的首都金沙萨在20世纪初还是一个5000人的小镇，而到1991年已拥有450万人口，在那里穷人居住的地区，婴儿的死亡率极高。再以巴西为例。巴西的经济在最近几十年来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60年为1049美元，1980年为2486美元，2000年更增长到3587美元。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化率的迅速提高，1960年为56％，1980年为67．6％，2000年为81．2％。目前，全国51％的人口都集中在10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中，其中9个大都市占全国人口的29％，如圣保罗地区达1350万人，里约热内卢地区达1070万人。虽然巴西的经济有发展，但由于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贫困远未能被消除，贫困人口仍占总人口的34％，有4600万人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下(月收入低于35美元)。而贫困人口又大都生活在城市，其中2200万在中小城市，900多万在大城市。于是在许多大城市中，一方面是富人拥有的豪华住宅，而另一方面则是赤贫居民到处搭建的贫民窟。贫民窟系指50户以上人家汇住一起，占用他人或公共土地，缺乏主要卫生等服务设施的生活区。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巴西共有3905个贫民窟，其中圣保罗州有1548个。而里约热内卢虽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和世界十大著名旅游城市之一，但城区550万人口中即有150万住在贫民窟中，使这座名城因而大为丢脸。可见，这种城市化不仅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反而成为一种“拉美病”，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也尝试推进城市化，1949年在乌克兰开始建设农业城，其规模为能容纳1000户农户的住宅群，并配备有托儿所、十年制学校、大医院、疗养院等公共设施，同时实现电气化、无线电化……1951年又在莫斯科州开展类似农业城的“集中农庄村镇”的建设，国家为此投入大量资金，一时声势颇大，但不久即因困难重重，无法实施而只得半途而废。 我国目前也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涌人城市打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人口急剧增长，城市管理越来越困难，同时还出现住房紧张、交通堵塞、犯罪率增长等令人不安的现象。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各国的经验教训，决不应重蹈“拉美病”的覆辙，决不能让大片大片的贫民窟在我国的城市中出现。为此必须使城市化的速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协调起来，要在城市中努力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杜绝盲流现象……在我国盲目追求城市化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在这方面无法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现在还很难想像，中国的城市人口何时才能超过农村人口。因此，必须在农村中创造更多的机会，使他们感到在那里同样大有可为。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