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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史”概念是人类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的产物。古希腊人的 Ecumene概念和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的所谓“世界史”、以人类主要文明或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形态史观，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当代“全球史”和“全球史观”的出现提供了理论的启示和可资借鉴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推动了全球史研究的兴起，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性问题成为新全球史学者关注的对象。但无论如何，全球史仍然属于世界史的范畴，全球史观只是世界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而已。 【关键词】全球史；世界史；全球化 【作者简介】杨巨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0710 全球史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究竟什么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它与一般所说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又有什么区别，可以说见仁见智①。本文并非要对二者作出严格的区分和评析，而是探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试图通过对人类的世界观念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化的考察，揭示全球史概念是如何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与人类对自身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渐发展而来的。窃以为，人类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认识大致经过了4个大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颇具代表性的史家或思想家出现。他们的著述既是人类一步步走向全球的见证，也于有意与无意之间，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推动了全球史(世界史)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扩大，从而使“世界”与“全球”、“世界史”与“全球史”在空间和时间意义上的接近或统一成为可能。 一 第一阶段是世界史的萌芽时期，以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中国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它们是欧亚大陆东西方两个相距遥远、相互阻隔的民族对自己当时所知道的世界的描述，虽然都以本民族的历史为出发点，站在各自文化圈的中心来观察周边世界的历史，但他们对自己所知道的世界作了尽可能的描述。他们各自的世界地理范围虽然已在边缘相切，但彼此无所知晓，结果留下了两部不同世界的“世界史”②，即希腊人已知之世界的历史和司马迁的“天下”史。双方的史家仍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图景之中。 希腊人的世界是随着他们活动范围的扩大而扩大的。希腊人自古以来一直以爱琴海作为其繁衍生息的中心，因而与近东或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地区早就有了接触。但希腊人真正走向外部世界是在多利亚人南下之后。到古风时代末，希腊人的殖民地已经星星点点遍及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沿岸③，他们的眼界已大为开阔。欧罗巴(Europa)、亚细亚(Asia)、利比亚(Libya，指尼罗河以西)的区域地理概念已经出现。米利都人赫卡泰欧斯(Hecataeus，活跃于公元前6世纪一公元前5世纪之交)的《大地环游记》就将他所知道的世界分为欧洲和亚洲(包括埃及和利比亚)两部分。虽然他的记述以环地中海地区为主，但也涉及印度。据说希罗多德从中获取了许多资料，尤其是关于埃及的记述④。希波战争使希腊人第一次和波斯及其属国有了直接的接触，也为对外部世界具有敏锐好奇眼光的希罗多德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记述异邦人(Barbarians)的机会。从他的《历史》看，他的“世界”(oikoumene，eeumene)范围比前辈赫卡泰欧斯已经大为扩大，了解的程度也更为深入、详细和翔实。这个“世界”最东面不仅包括印度和巴克特里亚，而且还包括所谓的“伊塞顿人”(Issedones)之地，西面则到了濒临大西洋的赫拉克勒斯石柱(今直布罗陀海峡)，北面远达终年下雪的极北地区，南至非州南端的长寿的埃西欧匹亚人(Ethiopians)⑤。而且对此世界中的各个民族、国家、部落的人种特征、地理位置、历史沿革、社会制度、生活习俗、宗教观念等都尽可能地作了介绍，甚至不惜包括他并不一定相信的奇闻逸事。他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所知道的这个“世界”的历史。但他对东方的中国却一无所知。甚至两个世纪后远征到中亚的锡尔河上游的亚历山大对更东面的世界也似乎一无所知，以为除了斯基泰人再无其他人类居住。他错误地以为里海(Hyrcanian Sea)是大洋深入内陆的海湾，他把印度看做大地的边缘，再往东就是环绕大地的海洋了⑥。这就是公元前5一公元前4世纪时希腊人的世界。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大地位于世界的中央，大地的周围是流动的大洋Oceanus⑦；德尔斐神庙就是大地的中心，犹如人体的肚脐⑧。希腊人的ecumene概念确实耐人寻味，它不是指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球，而是指人类生存与活动之世界(the civilized wodd，the whole habitable world)⑨。人是世界的主体，世界的大小是由人的活动范围所决定的。 至于对这个有人居住之世界的形状，希腊人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认识过程。据说公元前6世纪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首先提出了大地是球形的理论⑩，与他同时代的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1一公元前546年)是古希腊第一个绘制地图的人，他认为大地是圆形的，是宇宙的中心，他还制作了一个地球仪（a globe)⑾。人们设想在他的地图上，地中海是一个封闭的盆地，有人居住的世界的周围被大海所环绕。这块陆地处于圆盘状地球的内部。可见这时的希腊人对地球的球体形状还没有十分明确的认识⑿。真正提出地球球体说的哲学家是柏拉图(约公元前429—公元前347年)，他在《斐多》篇中提到了苏格拉底对地球究竟是平的还是圆的思考以及关于地球球体的解释⒀，在《蒂迈欧》篇则明确承认地球是球形的⒁。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元前322年)则从地心说、重力说和天文学三个角度首次论证了地球球体说⒂。到希腊化时期，曾任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的地理学家埃拉托 斯特尼(约公元前275一公元前l94年)甚至通过实测子午线的长度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可见，地球或“全球”的概念古希腊时期已经存在，只是实际的内涵与近代有所不同。希罗多德的《历史》既是当时希腊人所知之世界的“世界史”，也是他们所知之“地球”的“全球史”。当然，这个所谓的“世界”或“全球”是以希腊为中心的。 就在希腊人的世界概念不断东扩的同时，中国人的“天下”概念在向西延展。《尚书·禹贡》中详细描述了九州的地理位置、土地出产、贡赋，还提到了远离“天子之国”2500里之外的荒服之地。并特别明确指出了舜禹之时“天下”的大致范围：“东渐于海，西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⒃《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可见“四海之内”的本意是指包括周围蛮荒之地在内的已知“世界”。《穆天子传》⒄中记载周穆王姬满西游的最远之地是昆仑山以西的“西王母之邦”，尽管有学者论证，周天子不仅到了现在的西亚⒅，甚至到了今日东欧波兰一带⒆，但这样的猜测实在难以苟同。试想，周穆王带领6师之人，约15000之众，何以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周穆王十三年闰二月始，十四年九月返，约公元前989—公元前988年)，跨越千山万水，历数万里之遥，往返于东欧与中原之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曾出土诸多来自新疆和阗的玉器三百多件⒇，可知在商朝时连接中原与西域的玉石之路还是存在的。如果剔除周穆王西游故事中的神话传说成分，他到这一带巡游并会见此地的女首领也还是有可能的[21]。《山海经》中“海内、海外、大荒”诸经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不包括荒诞不经的奇想部分)就是先秦时中国人想象中的“四海之内”和“天下”，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世界”。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欧亚大陆两端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关系得以建立。中国人的视野不仅扩大到了中亚、西亚和印度，甚至远达东地中海。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西边最远的国家是“條枝”。“條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22]，有学者认为是塞琉古王国的都城安条克(Antioch)的缩译(或谐音)[23]。此城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奥伦特河之畔，因此，“临西海”即临地中海是也。据《后汉书·西域传》：“和帝永元九年(公元ll3年——笔者注)，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临大海欲渡”，但受到安息西界船人的阻挠；还提到甘英“抵條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24]。此与《史记》所说“條枝”临海的方位大致相同。学术界有“西海”即波斯湾之说，既与“安息→條支(條枝)→西海”的西向方向不符，也与大秦的方位有所不合。“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25]这里的“大秦”或“犁鞬”显然不可能位于波斯湾以西的阿拉伯半岛。至于此时“大秦”(“犁鞬”)的具体所指，学界一般有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两说。不论终为何解，这个将其定位于“以在海西”的“海”也只能是地中海而非波斯湾。 这大致上就是汉代中国人的世界。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和帝时，“其條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26]，这让人不得不感叹汉代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何其大也。但即使如此，这也只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下“，与真正的世界仍相差甚远。 从司马迁开始，中国的纪传体史书都有诸如《西域传》、《四夷传》、《西戎传》、《外国传》等，专门记述他们所知道的周边世界。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扩大而发生着变化。唐代的疆域曾经达到中亚腹地，元代蒙古帝国曾远征至中欧，并与罗马教廷建立过联系，明代郑和下西洋也曾抵达东非，但中国对西方的真正了解，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逐渐被“世界”观念所代替，是在19世纪中期被列强打开大门以后。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到清末民初之后翻译或改编的各类“西洋史”教材，再到1949年周谷城先生三卷本《世界通史》的出现，也可看出近代以来国人对域外世界及其历史的这一认识过程。而l9世纪以前西方对中国的了解，除了元代马可波罗带回去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知识之外，比较可靠的也只能是明末清初以利玛窦(1552—1610)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发回的关于中国的报告了[27]。尽管西方人对欧洲之外许多地方的了解仍然十分肤浅，甚至产生误解，但他们的历史学家们早已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所谓“世界史”的写作。 二 第二阶段是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史”概念的形成期，以黑格尔、兰克为代表的“欧洲(西方、西欧)中心论”的出现为标志。这是在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人的视野扩大到全世界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地球上的人类此时有可能全部进入世界史的研究范围。欧洲之外的许多地区是欧洲人发现的或首次接触到的，欧洲人是观察者，非欧洲人是被观察者。欧洲人以自己的文明进化标准来衡量“化外之民”自然产生了民族优越感，文化中心论，认为自己才是历史的中心、世界的主宰和领袖，因而他们所谓的“世界史”就只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欧洲之外的地区或者忽略不计，或者浮光掠影，偏见多于真实，局部代替全貌。这样的世界史著作自然难以称其为真正的“世界史”。但这样的世界史却是后来全球史兴起的基础，是全球史学者吸收、借鉴、扬弃的对象。 黑格尔(1770—1831)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没有撰写过一部纯粹的世界史著作，他的世界史观主要是通过他的《历史哲学》体现出来的[28]。他把整个世界分为新旧两部分，新世界是指新航路开辟之后发现的美洲和大洋洲，旧世界是欧亚非三洲。世界历史不是和人类与生俱来，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只有人类世界建立了一种普遍的联系之时，世界历史才会出现。同理，也只有那些进入这种普遍联系之中的民族才会成为世界历史关注的对象。因此，只有旧世界才属于世界历史的范围，是“世界历史”的舞台，至于新世界到现在为止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旧世界的一种回声——一种外来生活的表现而已”。即使在旧世界，真正的世界历史也是从波斯开始的，因为它首先与欧洲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地中海是世界的心脏，欧洲是世界历史的中心。亚洲东部的中国、印度由于“闭关自守，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与其他民族没有紧密的联系，只能被排除于世界历史之外[29]。他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的体现。“因此，我们要研究的，只是‘精神’的观念，而且在世界历史中，我们把任何一切完全都看做是‘精神观念’的表现。”[30]世界精神的核心是自由意识，这种自由意识是逐渐展开的，先是一个人的自由(东方君主政体)，后是少数人的自由(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和贵族政体)，最后是全体人的自由(日耳曼人的君主政体)。因此，世界精神的起点是亚洲，是东方，终点是欧洲。他据此把世界厉史划分为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4个发展阶段[31]。东方虽然被黑格尔看做是世界历史的起点，但仅此而已。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和空问都在欧洲。而且东方也只有与欧洲相联系的地区d匕非、近东)才能被纳人世界历史的范围。可见，黑格尔骨子里仍然是个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者。 黑格尔的世界史观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世界精神只能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也只有在全世界人类不断扩大的相互接触、交往的历史过程中才能逐渐彰显和认同，绝非因果倒置。而且，自由精神是否就是世界精神的核心也值得怀疑，以此来划分的历史分期有多大的合理性也应当谨慎对待。黑格尔将中国、印度这样有着几千年历史，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古老国家排除于世界历史之外无疑荒谬之极，但他将各地人类普遍联系的建立(尽管他强调的是精神意识上的联系)作为世界历史的基础和世界历史形成的标志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世界历史的论述也似乎可以看到与黑格尔的一些相似之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32]；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中所说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问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3]。这与黑格尔可以说是异曲同工，都强调了历史的纵横向发展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因素。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可以视为后来重视横向联系的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的前奏，全球史学者或许从中得到了一定的启示。 如果说黑格尔是欧洲中心论的倡导者，兰克 fLeopold yon Ranke，1795—1886)则是它的实践者。兰克虽然被后世标榜为近代客观主义史学的鼻祖，但他在世界史的研究范围方面却并非客观。他的多卷本《世界史》[34]除了在第一卷略谈埃及和西亚的文明之后，其余主要是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的历史，终于l453年。在兰克看来，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应该包括所有民族和时代的历史。但世界史并非不同民族历史的简单汇编，世界史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将所有民族联系在一起并主导他们历史发展的内在关系和重大事件。此外，一部世界史实际上也不可能将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包括在内，只有那些充满活力，能够相互影响并组成一个活生生的统一体的民族才有资格被纳入世界史的考虑范围。这样，他眼里所认为的亚洲那些一成不变、缺乏推进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民族的历史(如印度和中国)就被他合理地排除掉了[35]。在这种世界史编撰思想的主导之下，兰克的视野自然集中于欧洲的历史，他的《世界史》实则一部欧洲史也就不足为奇了。l9世纪下半期，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已经将世界瓜分完毕，明确的全球地理概念已经形成，兰克竟然置欧洲之外其他地区的历史于不顾，还美其名日在编写《世界史》，这样的世界史视野与比他早一个世纪的伏尔泰相比显然大大倒退了。 伏尔泰(1694—1778)的《风俗论——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虽然不是严格的世界通史，但他的笔锋却触及了整个世界。他对东方情有独钟，因为“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而且要研究这个世界如何一步步走向文明的进程，就必须从东方国家开始，然后到西方国家，而第一个应该首先注意的就是中国[36]。他的《风俗论》的开篇两章就是关于中国的介绍。中国的形象在伏尔泰的眼里不仅比较清晰，而且特别伟大，令其赞不绝口。中国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的伏羲时代；中国有远至公元前2155年的天文观测记载；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超过欧洲；中国物产丰富，是丝绸的故乡；中国有“就其规模和用途来说”超过埃及金字塔这一伟大建筑的万里长城，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有完善的道德和法律[37]。虽然其中有不乏失实与溢美之处，但如此较为详细地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并将其纳人世界“各民族”之中，这在西方世界史的著述中还是比较突出的。伏尔泰还对他所知道的欧洲之外的世界其他各地，特别是东亚、非洲、美洲等地区的民族、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都尽可能地做了介绍。应该说，伏尔泰不仅是近代文化史或文明史的创始人，而且是整体世界史的奠基者。大约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家施罗塞（August Ludwig von Schlozer，1735—1809)也写过一部《世界史》。他认为世界史应包括“一切已知的时期、国家和重要事件”。“研究世界史就是要从地球和人类最重要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进行思维，其目的在于对二者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38]这似乎是全球史观的萌芽。尽管这些史家已经意识到世界史应该包括世界上所有国家、民族的历史，但由于资料、视野的局限，他们的世界史也只能是以欧洲的历史为主。伏尔泰的《风俗论》全书正文共197章，但从第8章以后(除个别章节外)就基本上是欧洲各国或与其有关的历史了。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编撰体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著名的剑桥三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代史》)、苏联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也难以摆脱它的影响[39]。 三 第三阶段是世界史研究的哲学转向[40]，以20世纪上半期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8—1922年)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934—1961年)为代表的文化(文明)形态史观的出现为标志。他们抛弃了传统的以地域、民族、国家或王朝为中心的历时性研究模式，而以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所有“文化”或“文明”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单位。虽然对于文明或文化的内涵、数目[41]及其兴衰原因、发展进程、最终命运等方面二人的见解均有所不同[42]，但这种文明史观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推动了全球史概念的发展。 首先，它是对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否定和突破。他们所谓的文化或文明不仅包括旧大陆的东方，如中国、印度、朝鲜、日本，而且也包括美洲的印第安诸文明，汤因比甚至把欧亚草原上游牧文明和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文明也视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相对于欧洲(西方)中心论，这种文明或文化的研究体系显然具有世界性和全球性的特征。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由于立足点的不同，他们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反对并不是十分彻底的。汤因比认为西方中心论是“西方近代晚期的一种积习”，他写作《历史研究》的动机之一就是要反抗这种积习[43]。但从二者的著作来看，他们都对西方文明的未来担忧，都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上目前唯一还存在且有活力的文明。这种观点自然难免有偏爱欧洲(西方)之嫌。 其次，它抛弃了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的三段式历史发展序列，对历史直线发展论发起了挑战[44]。每个文明或文化就是一个历史单位，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和发展轨迹。按照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的说法[45]，所有的文化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经历着同样的兴衰。它们一般要经过前文化、文化、文明三个阶段。文化阶段又分为早期和晚期，文明阶段分为战国和帝国时期。在他看来，文化是个有机体，有必然的生死过程，犹如春夏秋冬四时有序更替。它们有大致相似的生命周期，大约l200年为限[46]。汤因比也承认文化或文明的周期性运动，认为文明一般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与解体4个阶段。但他认为，文化或文明的命运并非天定[47]，而是受挑战与应战理论的支配。文明的诞生是由于对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压力的应战的成功，文明的衰败则是少数创造者无力应对内部无产者和外部蛮族联合挑战的结果。而且，一个文明消失后，新的文明就有可能产生，文明是在一代一代的接替中前进[48]。但不论是斯宾格勒的“命定论”，还是汤因比的“挑战一应战论”，都是就文明或文化本身的发展而言。而且这些文明或文化在他们眼里都是平等的存在，无优劣、先进落后之分，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同时代的，在哲学上具有等值的意义[49]。尽管他们列举的文明或文化数目并不一定能代表整个人类的文明或文化，但他们毕竟在向全球性的历史研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最后，它以文明史代替了政治史、军事史和王朝史，大大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它在注重文明或文化的共性的同时，对它们各自的特性进行了深入到精神和宗教层面的比较研究。比如根据斯宾格勒的观点，每一文化都有其特定的、内在的、贯穿于始终的精神或灵性及其外在的空间表现形式。譬如西方文化，它的精神是属于浮士德型的，以追求无限为特征，耸入云天的哥特式建筑、远程武器、现代通信技术、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外交和扩张等都可视 为这种精神的体现[50]。汤因比则以统一教会的出现作为旧文明衰败和新文明即将产生的标志。这种文明间的比较研究后来在某种程度上被后来的全球史学者所继承。 总之，文化形态史观以文明或文化作为历史的研究单位，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地球上的所有人类，实际上为后来以文明冲突和融合为主线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范式[51]。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没落》和《历史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史著作[52]，而是历史哲学之作。文化或文明形态史观对于历史学家开拓视野，把握全局，站在哲学的高度研究历史具有启示意义，但无法取代以史实为基础的历史研究，因此，集传统的史实研究和宏观的整体研究于一身的“全球通史”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 第四阶段是全球史及全球史观的出现，以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等的所谓“全球史”(世界史)著作为标志[53]。这些著作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一是强调它们不是民族史、国家史，也非西方文明史，而是整个人类古往今来的世界史。二是强调它们的立足点或视角是全球性的，而非以某一点为中心或参照物。三是都以某种历史观点或理论体系为架构，来对人类的历史进程进行新的分析和归纳，尤其注重诸文明之间的接触和联系。例如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中提出了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的观点[54]，在《世界史》中体现了文化间的平衡必然被一个或更多的强大文明中心兴起所打破的核心思想[55]。斯塔夫里阿诺斯力图排除任何一种中心论，以站在地球之外的身份和眼光观察整个人类历史的全过程[56]。本特利和齐格勒把传统的兴衰和各文明间的互动视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两大主题[57]。凡此种种，均成一家之言。 “全球史”著作及全球史观的出现无疑给世界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开阔了研究的视野，调整了研究的视角，而这一切变化首先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密切相关。 随着发源于近代欧美的全球化浪潮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的冲击日益剧增，全球化问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一切有识之士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但全球化不是全球性战争，文化、制度、传媒等因素构成的软实力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超过经济与军事等方面的硬实力，全球化完全可以在不改变现有国家疆界的条件下得以实现。实际上，现在的许多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等都不是靠一国或数国的力量可以解决的。此外，经济的一体化，文化的多元化，联合国作用的普遍认同，特别是全球化最强有力的推动者——互联网的普及使全球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可以说，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或一个文明能够成为地球村的“世外桃源”，超然于全球化的影响之外。因此，欧美或西方作为全球化的推动者，对自己正在创造的历史(所谓“全球化的历史”the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感到有必要进行总结研究，欧美之外的其他地区，则必须在保存国粹和与国际接轨之间作出选择或寻找切合点。面对外来冲击，如何应对，也成为他们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全球化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性普遍关注的焦点。 但全球化既是结果，也是过程，而且是一个仍在进行的过程。何谓全球化？全球化究竟始于何时何地，进程如何，遇到了哪些挑战，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前景如何？这些问题的解决必然需要历史学的参与。在此背景之下，全球史的出现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近来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新全球史”的提出。新全球史与全球史的不同之处在于将发生于我们身边的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性现象作为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如果说全球史主要关注的是人类如何走向全球的历史，那新全球史关注的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人类如何生存、发展的历史，诸如全球性的政治体系、经济联系、文化交流、疾病传播、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核威胁等都是新全球史学者关注的重点[58]。 虽然全球史著作和全球史观的出现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但如前所述，对已知世界进行描述、研究的整体史观古已有之，那个时代的史家所撰写的已知世界的历史就是那个时代他们的“世界史”，或日“全球史”。这与近代以来的所谓“世界史”和现在所说的“全球史”并无根本区别，只不过范围大小不同而已。从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到本特利，他们的全球史著作不是也包括了15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吗？实际上，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全球性历史。全球史就是世界史，二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59]。看看他们的著作，就可看出二者在经常互换使用。因此，我们毋宁将全球史研究看做一种新的世界历史的研究方法[60]，也就是从全球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历史，或主要研究具有全球性范围和影响的历史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对全球史学者所标榜的全球视角下的客观公允寄予过多的期望。因为观察者不论站在哪里，它都是带着自己时代的眼光和价值判断标准，也即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世界。“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历史家的绝对客观不可能存在。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该书第2版(1991年)附加的一篇回顾性文章“25年之后的《西方的兴起》”中就坦率承认，他的这部著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弥漫于美国的帝国心态的一种显示。他的书名足以说明他的落脚点仍是西方的兴起。 尽管如此，全球史概念或全球史观的明确提出，对于当代历史学，尤其是世界史的研究还是有一定启示作用的。首先，要从全球、全世界的角度来面对和分析某一地区或跨地区的历史现象，要注意局部历史表象背后潜在的普遍联系和深远影响。公元前2世纪的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透过布匿战争的硝烟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世界已经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今天的历史学家(不仅仅是世界史研究者)更应该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其次，在注重国别史、地区史、断代史的同时，也要注意研究具有跨地区、跨文化，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历史事件或现象。现实也确实需要有一批学者专门进行这种世界性、全球性历史活动的研究。新全球史的倡导者试图与所谓的“全球史”，实则世界史研究划清界限。但他们所关注的全球性重点问题不也是当代世界史的研究者应该关注或联合其他学科共同进行研究的吗？因此不论新旧全球史，从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上来看，在宏观上都属于世界史的范畴，都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一，全球史概念的演进与人类世界认知范围的不断扩大密切相关。从古希腊人的Ecumene概念，到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的所谓“世界史”，到涉及全人类主要文明或文化的比较形态史观，再到最后“全球史”著作和全球史观的出现，就是人类对已知世界的历史认识不断深化和扩大的反映。其二，全球史观既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来临的产物，也是全球化进程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反映。它确实给世界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或方法。 注释： ①其中有两种观点比较对立：一种强调全球史与世界史的不同，将全球史或所谓的新全球史(New Global History)视为一个区别于世界史的全新学科，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另一种认为全球史在本质上与世界史同义，没有什么区别。这里要注意的是新全球史学者布鲁斯·麦兹利斯把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甚至提出世界体系的沃伦斯坦的著作都归人世界史之列，他认为这些人的全球史研究属于世界史的范畴。由于他们率先使用了全球史之名，新全球史学者不得不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称为新全球史。布鲁斯·麦兹利斯：《论成为历史的历史：以世界史和新全球史为例》(Brace Mazlish，“0n History Becoming History：The Case of World and New Global History”)，《记忆与文明》(Memoria Y Civilizacion)第4辑(2001年)，http：//www．newglobalhistory-or9/docs/mazlish-on-history-be- coming-history．pdf；梁占军：《“全球史”与“世界史”异同刍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布鲁斯·麦兹利斯的观点仅代表一家之言，拟另文探讨。本文的全球史是一个统称概念，但对新全球史的特点有所说明(见第4部分)。 ②吴于廑先生20世纪80年代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l3—14页。 ③正如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所言，希腊人就像一群蹲在池塘边的蚂蚁和青蛙，居住于费西斯河(位于黑海东岸)和赫拉克勒斯石柱(今直布罗陀海峡)之间的沿海地区。柏拉图：《斐多》(Plato，Phaedo)，罗叶布古典丛书，109b。 ④ M·卡里等主编：《牛津古典辞书》(M．Cary，eta，eds．，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牛津大学出版社l949年版，赫卡泰欧(Hecataeus)，第406—407页。 ⑤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最后之附图：“希罗多德笔下的欧罗巴”和“希罗多德笔下的非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⑥阿利安：《亚历山大远征记》(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罗叶布古典丛书；V．25—26，App．Ⅻ．2，李活译：《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l85—186页。 ⑦在荷马的心目中，大地的周围是名为“0ceanus”的水流。参见荷马关于阿基琉斯盾牌图案的描述。荷马：《伊里亚特》(Homer，Iliad)，605—610，罗叶布古典丛书；陈中梅译：《伊里亚特奥德赛》，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492页。斯特拉波在其《地理志》中对此有详细的考证。在他的时代，人们仍然认为人类居住之世界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大岛，因为不论在大地的哪个边缘都可能碰到大海。斯特拉波：《地理志》(Strabo，Geography)，I．1．2—8。但希罗多德否认0ceanus河流的存在。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11，21，23；1V，8，36)，第118、119、268、279页。 ⑧据希腊神话，宙斯为了找到地球的中心，从世界的东西两个边缘同时相向放飞两只鹰，它们的飞行速度也保持一致，结果在德尔斐相遇，德尔斐因此被视为大地的中心。神庙中有一石形如肚脐，名为“大地之石”the Omphalos，the”Stone ofEarth”)，是德尔斐为大地中心的标志。M．卡里等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261、622页(Delphi,Omphalos)。 ⑨到斯特拉波之时，希腊人对地球的认识扩大了，知道有人居住之世界只是作为整个地球的一部分或若干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无人居住的部分(the uninhabited part)。这是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活动范围扩大，地域概念外延的证明和结果。1．I．15。 ⑩第欧根尼·拉尔修斯：《主要哲学家传)(Diogenes Laer— tius，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罗叶布古典丛书，Ⅷ，25—27。 ⑾第欧根尼·拉尔修斯：《主要哲学家传》Ⅱ．1—2；斯特拉波：《地理志》，l．I．11。 ⑿保罗·佩迪什著，蔡宗夏译：《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1页。 ⒀苏格拉底这段讨论的要点是：(1)女Ⅱ果地球是圆的，在天空的中心，它本身的平衡和天体各个方面的一致性就足以使它固定在原处而不会下坠；(2)地球非常大，我们希腊人仅仅居住于从赫拉克勒斯石柱到费希斯河的沿海地区；(3)如果从上往下看，地球据说就像用l2块不同颜色的皮子缀成并覆盖的皮球。柏拉图：《斐多》篇，l08E--1108，罗叶布古典丛书；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24页。 - ⒁柏拉图：《蒂迈欧)(Plat0，T／maeus)篇，38b----40d。其中明确说到：地球(Earth)，我们的保姆fNurse)，是球状的，围绕着那条纵贯宇宙的枢轴转动㈤b一-c)。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3卷，第28卜291页。 ⒂亚里士多德：《论天)(Aristode，On the Heavens)，罗叶布古典丛书，296b25--298a20；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2卷，《论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l991年版，第347—351页。 ⒃见《尚书·禹贡》(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6页)。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版，第52．_77页。引文据《史记》。 ⒄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今河南汲县战国古墓中发现，成书年代不详。但据首先整理此书竹简的晋人苟勖(？～289年)的序言，书中所记穆王西游，会见西王母之事在《左传》(昭公十二年)、《史记》(“赵世家99、66大宛列传”)中均有提及，可知其写作时间至少应在先秦时期。 ⒅齐思和：《上古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教学))1964年第4期；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l42页。 ⒆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穆传十论”，第24页。 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l980年版，第ll4页。 [21]据马雍、王炳华、王治来，穆王越阿尔泰山中段西进至斋桑泊(瑶池)西王母之国。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l990年版；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5页。 [22]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3163页。 [23]关于“僚枝”的具体方位，古人记述不一，近人理解歧出，笔者倾向于余太山关于“條枝即安条克，也即塞琉古叙利亚王国”的观点。余太山著：《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92年版，第l82—192、201页。龚缨晏：(20世纪黎轩、条支和大秦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8期。 [24]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版，第2918、2931页。 [25]范晔：《后汉书·西域传》，第2919页。 [26]范晔：《后汉书·西域传》，第2910页。 [27]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l985年版。此书的拉丁文本于1615年在德国首次出版，封面题词称其：“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该书第1卷是关于中国名称、位置、版图、物产、手工业、人文与自然科学、科举制度、政府机构、服装、习俗、礼节、宗教等方面的总体介绍。其后各卷是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传教经历，从侧面展示了一个外国人眼中的明代中国社会风貌。 [28]此书是他的学生爱德华·甘斯(Edward Galas)根据他生前在柏林大学的多次演讲整理而成。 [29]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3、89、171、102、104页。 [30]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第80页。类似的观点还有：“世界历史在一般上来说，便是‘精神’在时间内的发展”(第72页)；“‘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栏书451页)。 [31]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第450、18—19、106—112、107—11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页。 [34]他生前完成了7卷，死后由他的助手根据他以前的讲义手稿和听课者的笔记补充了两卷，l883年至l888年出版。 [35]兰克：《世界历史的秘密)(Leopola yon Ranke,The Secret of World History)，福德姆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9页。 [36]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l995年版，第201、206页。 [37]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上册，第207—217页。 [38]U．W．汤普森著，孙秉莹、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商务印书馆l992年版，第l67页。 [39]吴于廑：《吴于廑文选》，第l5—17、46页。 [40]黑格尔曾经把历史研究的方法分为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3种。本节所谈的就属于第三种，即运用一定的哲学理念、体系对人类历史进行分析、类比、综合。一般认为，意大利学者维科的《新科学》(出版于1725年)是历史哲学的开山之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属此类。 [41]斯宾格勒提出8个，汤因比的说法先后不一，有21个之说，这是他在《历史研究》中多次提到的；也有26个之说，是研究者根据他的论述推算出来的；也有28个之说，这是他在第四部“文明的衰落：十三、问题的性质”中提出来的。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上册，第43、44—45、52—53：59、191--204、205--235、309、316—318页：中册，第l页、第415页“附表五说明”及“附表五”；下册，“附录：汤因比的历史哲学(索罗金)”，第453页。在汤因比亲自修订完成的修订插图本《历史研究>>(1972年版)中，他又将文明分为“发展充分的文明”和“失落的文明”两大类，数目也增至31、33或37种之多。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及第52_-53页。 [42]对于二者的根本异同，汤因比在《我的历史观》一文中有简短的说明。汤因比：《考验中的文明>>(Areola J．Toynbee， Civilization on Triat)，牛津大学出版社l949年版，第9—10页。 [43]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第370页。 [44]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95年重印本，第31_41、115、142页。 [45]关于该书的主要观点，可参见该书“导言”部分及3个附表。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第l3—82、776页；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全译本)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48、409__419页。 [46]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下册附表l．Ⅱ．Ⅲ．；吴琼译：《西方的没落》第l卷，第323页。 [47]关于汤因比对斯宾格勒文化宿命论的批判，详见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中册，第5—7页；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第l28页。 [48]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第二部：文明的起源，第三部：文明的生长，第四部：文明的衰落。 [49]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第34页；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册第53页，下册第370页；汤因比：《考验中的文明》，第8—10页。 [50]关于浮土德文化的这一特征及其具体的外在表现形式和与其他文化的比较，详见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第1卷第6-9章，第2卷第l4章。 [51]布鲁斯·麦兹利斯就承认全球史的创立者之一麦克尼尔的世界历史体系受到了汤因比的启示。布鲁斯·麦兹利斯：《论成为历史的历史：以世界史和新全球史为例》。 [52]汤因比晚年也写过一部世界通史，名为《人类和大地之母——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Making and Mother Earth：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1973年完成，l97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内已有徐波等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20世纪70年代。“前言”中称“本书的目的是以叙述的方式对人类的历史进行全面的鸟瞰”。 [53]此前可归入此类的全球史著作，详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l96页注①。 [54]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W．H．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Ⅹ Ⅵ—ⅩⅩ页。 [55]麦克尼尔：《世界史》(W．H．McNeill，A World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Ⅵ页。 [56]斯塔夫里阿诺斯：《到1500年的世界》(L S．Stavrianos， The World t01500，A Global History)，新泽西l970年版，第3页。 [57]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传统与冲突：全球视野下的历史》(Jerry H．Bentley，Herb F．Ziegler，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纽约2006年版，第ⅩⅥ—ⅩⅧ页。此书已由魏凤莲等译成中文，书名为《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此译名似可商榷，因为在欧美学界“新全球史”已有了新的含义(详见前文注释与下文)，而且英文题目也确无“新全球史”之意。 [58]布鲁斯·麦兹利斯：《新全球史》(Bruce Mazlish，The New Global History)，http：//www．newglobalhistory．ory/does/ma- Mieh-the-new-global-history．pdf；布鲁斯·麦兹利斯：《论成为历史的历史：以世界史和新全球史为例》。 [59]笔者也曾在本特利教授访问南开大学时当面请教过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区别何在，他的答复是，其实是一回事，只是翻译理解的不同而已。此外，他在为中译本《新全球史》所写的“致中国读者”一文中，一直使用“世界史”的说法，甚至连一个“全球史”的词也未出现。他的用意很明显，就是告诉中国的读者，他的全球史实际上就是中国学界所说的“世界史”。魏风莲等译：《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Ⅲ一Ⅳ页。甚至新全球史学者也承认，就新全球史强调全球层面的过程研究而言，它可以被看做是所谓“世界史”的继续，或者至少是它的一个分支。参见布鲁斯·麦兹利斯：《新全球史》。 [60]诚如于沛所言：“对当代中国史学来说，所谓的‘全球史观’，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思维、一种历史认识的‘方法’，而非理论基础”(于沛：《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学术研究>>2005年第l期)。国内首倡全球史研究的刘新成教授也认为：“全球史有其理论，但这种理论属于历史编撰方法论，确切地说是编撰世界通史的方法论。”浏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撰》，《世界历史》2006年第l期。) [61]当然他的“世界”实际上只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世界。波利比乌斯：《通史》(Polybius，The Histories)，罗叶布古典丛书，l．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