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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熊挚红先生赐稿！） 1976年，巴勒克拉夫（Geoffery Barraclough 1908——1984）教授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系列丛书起草“历史学”卷，在列宁格勒大学和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的帮助下，费时两年，完成《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经集体讨论后定稿，用英文和法文同时出版，随后被译成多国文字，为欧美各大学采为重要参考书。 在这部书中，论及汤因比，巴氏多所征引，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做了否定。譬如，在谈到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和危险时，巴勒克拉夫援引了T·席德尔，（“历史科学的前景和比较方法”，《历史杂志》200，1958）和R·维特拉姆（《历史学的兴趣》1958）举了三个例子：。。。“我们必须对松散的类比有所认识。遗憾的是，这种松散的类比实际上仍然是历史学家最常用的共同方法。这种方法贯穿在托因比的整个著作中，然而缺乏科学的价值和启迪价值，在严肃的比较史学中没有它的位置” 在“元历史学”一节中，谈到汤因比的话，还有—— “对托因比的真正批评指责他从根本上缺乏概念的明确性，从而使他的著作失去了启迪价值。一位批评者写到‘一个如此宏大的综合结构体系竟然置于如此纤细的理论基础之上，真是闻所未闻’（胡克语），他使用的研究技术是文学修辞的分析，而不是严谨的科学分析。。。。。这部著作对于历史哲学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相反，托因比‘作出了英雄式的－虽然是盲目的——努力，企图建立世界史，并且用形而上学的拼缀物将它掩盖起来’（马兹利什语），用M·M·波斯坦的话来说，“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并不是新的历史哲学，而是经过了乔装打扮并且蒙上了一层面纱的各式各样的陈旧哲学。它与马克思相比较——如果可以这样比较——不会更加光彩夺目。”（M·M·波斯坦 《事实与联系，论历史方法》，剑桥，1971） 巴氏说，当代历史研究趋势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历史学家已经摈弃了历史哲学。而历史哲学中，“今天仍保留着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 ‘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 菲利普·巴格比，一个严厉的汤因比批评者，曾经写道：“托因比严重地破坏了对文明的比较研究，他用极其荒唐和缺乏科学性的方法所进行的研究，导致了人们对这整个研究工作的不信任感”（P Bagby，《文化与历史》 伦敦 1958） 巴氏说，当今历史学家认为全面行动起来解开人类历史之谜时机尚早，普遍认为的两个基本前提是—— 1，进一步促进和建立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也是当前历史学界最明显的趋势；2，要比现在更深刻地认识亚洲和非洲的历史——的确，需要把欧洲以外的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来认识，托因比坦率地承认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希腊文明模式的基础上。在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极为有害的限制。充分的事实说明，任何试图进一步建立历史哲学的努力都必须建立在更为广泛和更为普遍的基础上。 “阿诺德·汤因比毕其一生完成的伟大著作《历史研究》在1945－1955年间风靡一世。今天我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这部著作的影响已经基本消逝，有位批评家甚至大胆地提出这样的看法，认为这部著作‘在二、三十年以后只不过是一件古玩’”。。。 怎样，看到这些议论，你对汤因比著作的信心是否会受打击？再来看年鉴学派对他的评论。——“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的重大贡献，在二十世纪任何国家里，没有一个学者团体能望其项背”（美国史家斯多雅诺维奇语）。 雅克·勒高夫，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在《新史学》一书中，特别谈到年鉴学派和汤因比的历史观，他说，“关于文明一词，请允许我简要地说明一下年鉴学派创始人对这一名词的用法。。。他们特别注意同阿诺德·汤因比的文明观划清界限：后者的文明概念将人类历史分作21种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按照‘挑战和应战’的规律分别经历着诞生、成熟和衰亡这三个连续的阶段。他用模糊的术语把‘社会’和‘文明’混为一谈，他使用低劣的方法进行胡乱比较，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大量时代混淆的错误之上的，是求助了许多引喻和一种‘业已过时’的‘生机论’思想，把人类武断地划分为‘有限数量’的文明。总之，对他的批评主要有两条；一方面，他像魔术师那样制造虚幻的史学，像演情节剧那样逐一展现各种文明；另一方面，这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学，而是一种历史哲学。吕西安·费弗尔不无讽刺地总结道：托因比心中的历史学可以这样来概括；有个年老的图书馆员在答复一个垂死而又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知晓全部历史的波斯国王时，这个年老的智者说道：‘陛下，历史就是人的出生、相爱和死亡’。。。我以为所有自认为属于新史学的史学家都程度不同地同意吕西安·费弗尔的这一观点，托因比的历史学尽管有其吸引力，有其开阔的视野和有其把握总体的愿望，但这种草草拟就而又不可避免地大量使用第三手资料的史学，发表不费力气的空论，并不是我们的史学。” 就是这样一些国际知名史学大人物的评论，依然不能影响我们学生使用的《西方史学史》编写者的看法。这本“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复旦出版社出版，张广智主著），在概述了汤因比的史学研究和著述后，得出结论“斗转星移，在当今西方，汤因比史学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威势，被人们冷落了，但他在现代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却是不可动摇的”——这是不是说，我们依然可以采纳他的见解使用他的方法进行工作呢？ 为了探究这个结论的确定性，我又看了同一作者的另一部著作，《现代西方史学》 它是这样评论汤因比的—— 汤因比所揭示的人类文明的这三种发展形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概括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区和民族发展的特征，为我们研究世界历史，研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结构（包括政治的，经济和文化的三个层面），提供了求解的线索与门径，其启迪意义与学术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很明显，这是和前面那些大师的看法大异其趣的。这也就奇怪了，教材写作者的学生在希腊化研究中，常称引汤因比了。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世界史研究这么有意义我以前都不知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