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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对“历史”的“误读”或“缺读”，所以对梭伦改革的历史地位及历史影响，——就在这一点上——不仅出现了偏差，而且有意无意地拔高了。就连恩格斯，由于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写于1884年）写在《雅典政制》纸草抄本被发现（1890年）之前，无法应用《雅典政制》中提供的新材料，所以对梭伦改革划分等级的标准问题，以及历史影响问题，认识上也就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如果说，恩格斯生前、特别是写《起源》一书时，能够读到《雅典政制》中上述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拉科立法的有关记载的话，恐怕也就不会认为是梭伦改革在雅典国家的制度中“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了，而很有可能要把这一历史功绩归之于德拉科。 （七）如何看待古典作家的记载 学术界对梭伦改革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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