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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贾文言先生惠寄！） 贾文言 (枣庄学院政法与历史学系 山东枣庄 277160) 摘要：在改革前，梭伦的上台主要得益于贵族的支持，而改革也主要是维护了贵族的阶级利益。正是因为梭伦亲贵族的立场才使得改革没有改变雅典政制的贵族性质。 关键词：梭伦；贵族；阶级利益 梭伦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对此自格罗特以来的西方史学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改革中梭伦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呢？目前史学界可以说是异说纷纭，莫哀一是，在我国流行的观点主要是梭伦代表了平民的利益，认为在改革中给予了平民较多的政治、经济实惠。或者是认为梭伦是超阶级的，代表了整个城邦的利益，而不是具体哪个阶级的代表。而本文试图从改革时的外部环境入手对梭伦上台的背景和梭伦的改革措施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以期对梭伦在改革中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问题作出新的解释，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行家和同行予以批评指正。 一 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梭伦改革上台的背景时往往根据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的记载从雅典城邦内部入手，强调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是由于平民力量的强大迫使贵族作出了让步。这种论述可以说是片面地夸大了平民的力量，忽视了梭伦上台时的外部环境对雅典政局的影响。 在考察梭伦上台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廓清一下平民的概念和地位。关于平民的确切含义，晏绍祥先生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他认为平民是与有钱有势的人相对的普通平民，其范围大体相当于梭伦改革中的第三、第四等级，[1](P89)本文依照该说法从经济、政治、军事三个方面来论述改革前平民的地位。 在经济上，平民的地位十分脆弱。由于当时雅典的商品经济不够发达，作为财富的标志主要是土地，而从梭伦改革时的情况看，平民中除了第三等级有一定的土地，第四等级多为少地、无地的贫民，这样其经济地位是可想而知的。另外平民还受到贵族的控制，“六一汉”交纳的“六一税”无论是我们传统意义上主张的“地租”还是黄洋先生所主张的“交给地方宗教的赋税”,[2](P144-145)这都证明了贵族对平民的控制，并且这种控制随着德拉古立法的颁布和贵族为满足奢侈生活而加重剥削又有加强的迹象。在政治上，平民是无权的。根据德拉古的立法，雅典的官职完全是根据财富和门第的双重标准来选定或指定的，平民根本不能问津。[3](3.1-2)即使是军事民主制时代遗留下来的公民大会，大概除了一年一度的执政官选举活动以外，也没有什么实际权利，[4](P54)就是这样的公民大会也不是所有的平民都可以参加，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他们觉得自己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参与。”[3](2.3)在军事上，武装掌握在贵族的手中，平民不参加军队。在德拉古的立法中，军事是贵族的专利。而从梭伦改革中亦可以看出平民潜在军事力量的薄弱：当时，平民中的一部分，据估计约2000人在取消了债务之后成为了重装步兵等级的公民，而另外有6000人却没有能力自备武器和甲胄成为重装步兵的成员。[1](P91)最后，平民还远远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梭伦时代，还没有贵族感到他们中的一员会去召集平民；在梭伦以后的政治斗争中，麦加克勒斯和吕克古斯都忽视了平民，虽然庇西特拉图竭力的想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去，但是他们的力量从来都没有强大到可以使庇西特拉图仅仅依赖这支力量维护僭主政治的地步。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平民的地位是低下的、其力量是弱小的，相对于占有大量土地、掌握国家政权和武装的贵族而言，他们是不堪一击的。当他们起来反抗贵族的时候，贵族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他们。因此从城邦内部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仅仅一个平民因素远远无法解释贵族为什么会让步。是什么力量促使贵族作出让步呢？我们认为这离不开对雅典外界环境的考察。这个时期外界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希腊世界重装步兵的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采用了方阵的作战方式，其战斗力量主要是重装步兵。这些步兵穿着更轻便、更廉价的皮制甲胄，使用长枪，在战场上他们以密集的队形进行战斗，这种更民主的军事组织比贵族的骑兵队伍更加优越。 而反观雅典，此时的雅典军队并不像在希波战争或者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军队那样强大，它的形象更像一个竞争中的失败者，这种形象在普鲁塔克的《梭伦传》中多有反映。在传记中，雅典人总是不能收复萨拉米斯岛，于是制定了法律禁止任何人提议去争夺该岛，违者处死；而且收复该岛的两种方式似乎都使用了“诡计”，这不同于那时城邦间约定的决战，这恰恰说明了雅典军事力量的薄弱，也即贵族骑兵的无能。以后虽然收复了该岛，但是麦加拉人还是坚持反抗，最终不得不请斯巴达人来调解和裁决他们之间的争执。 梭伦改革似乎也表明了雅典有加强武装力量的要求。改革划分了四个等级，根据前文晏绍祥先生文章的估计，第三等级为2000人，第四等级为6000人，另外贵族为2000人，这样说雅典的军事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扩充。梭伦在改革中还提高了战争中阵亡将士的奖金，并且规定要由城邦抚养和教育他们的子女，其直接的后果是很多人在战场上表现得更加尽责和勇敢。[5](55.11-56.4)希腊军制的变革和雅典军事力量的薄弱决定了雅典要通过改革来扩大军队的规模。 其次是自公元前650年以来，贵族政治的对立物僭主政治在小亚细亚的出现。由于海外贸易的增加，新的财富往往流向了统治阶级以外的人手中，可以想象，这些富有的人会对自己缺乏政治影响力而感到不满，因此暴乱经常发生，而且从公元前650年以后，强有力的个体领袖人物开始向旧的统治秩序发出了挑战。这些人物被称为“僭主”，他们往往利用公众对于贵族统治者的不满情绪，竭力为他们自己夺取权力。而且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希腊世界盛行僭主政治，此时的科林斯、小亚细亚、西西里和大希腊的各邦都是僭主政治。 僭主大多执行联合平民打击贵族的政策。公元前7世纪的勒斯伯斯人阿尔凯斯（Alkaeos）和麦加拉人第奥根尼（Theognis）依自己的亲身经历描写了他们所感受的僭主政治，因为他们都是贵族，他们对于僭主政治都是憎恨的。阿尔凯斯对当时以财富为基础的富人政治极其不满，他写道：“啊！普鲁托斯（意即财富），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崇拜你，因为你如此地宽容他们的邪恶；只有高贵的人拥有财富才是对的，而贫穷才是卑鄙之人的伴侣。”[6](P199)第奥根尼则写道：“普鲁托斯，你是所有的神明中最为美好的，也是最为人们所理想的，有了你甚至一个卑贱之人也变得高贵起来。”[7]由此可见僭主对贵族的打击。而在雅典的情况是早在公元前630年贵族基伦就企图建立僭主政治，此时也有人主张实行僭主政治。为了避免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贵族们需要有新的思考。 第三是在殖民运动的过程中，殖民地大多进行了土地的平均分配，而在希腊本土斯巴达也大体进行了土地的平均分配。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兴起的殖民运动中，希腊人建立了广泛的殖民地，并且殖民者往往在殖民地平均分配土地。[2](P56-58)在希腊本土，斯巴达在征服的过程中也将大量的征服土地进行了平均分配。[2](P100)可以说斯巴达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雅典平民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张绝非空穴来风。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就是以斯巴达为原型的，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土地严格按照平等的原则分配，由此可见当时斯巴达平分土地的影响。 最后在希腊思想界发生的变化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古风时代，希腊世界逐渐产生了公民的个人权力观念，这种观念主要包括自由交流以及对一些问题进行批评的权利。当时在赫西俄德的《田功农时》已经反映了作者对自己生活的关注以及对自己权利的自觉意识，黄洋先生给与了这种自觉意识以很高的评价，称它们是“古典时代出现相对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前提。”[2](P55)此后抒情诗更是着重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表达自己的独立思想。与此同时，小亚细亚城邦米利都的几个公民开始思考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以及物质世界，从而诞生了科学和哲学。这样在古风时代早期形成的希腊文化传统中，个人的地位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虽然这时神还存在，但是神对人没有绝对的权威。 正是思想界的这种变化，被美国学者马里•佩里称为“理性思想”，并给与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不在于希腊人在多大程度上综合、完善了理性思维模式，而在于他们创立了这种模式，进行解释并进一步将其应用于思想发展和社会生活之中。”[8](P92)这种理性思想的作用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相比更能凸现其历史意义，这两个地方的人们没有明确的个人价值概念，也不理解政治自由，他们不是公民，而是服从于神授权利的统治者的臣民，这种皇族权利并非强加在不自愿服从的大众的身上，而是以宗教的方式被自愿的接受和遵从。另外马文•佩里还分析了雅典人自由观念的特点，他认为，“他们更珍惜个人自由。同时追求个性的充分发挥和完善。”[8](P73)个人自觉意识的觉醒使得平民更具有反抗性，更不容易形成对贵族统治的服从。 综上我们认为，由于平民力量极其弱小，它们并不能单独迫使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占有优势的贵族让步，但是在希腊世界外部影响的作用下，当平民开始组织起来要求取消债务、重新分配土地甚至主张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的时候，贵族们主动地让步，这种让步并不是源于平民力量的强大，而是来源于外部的压力，虽然这种主动的让步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仍然是一种被迫的让步。 二 梭伦上台的背景部分地说明了贵族为什么会主动的让步，但是为什么要选择梭伦，而不是其他人呢？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论述多集中在梭伦在改革前有很高的声望、清白的名声以及同情平民的言论，而很少涉及他在上台前对贵族的态度，笔者认为在这里有必要进行一下分析。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梭伦的诗。从保留下来的诗歌来看，我们看不到梭伦有任何批判贵族的言论。“你们这些财富山积、丰衣足食而且有余的人，应当抑制你们贪婪的心情，压制它，使它平静，不要以为要什么有什么，我们决不会服从。”[3](5.2-3)在这里梭伦只是劝告富有者不要贪婪无厌，他的确常常为内争责难富者，并认为他们贪婪、傲慢是雅典灾祸的根源，可见梭伦只是在批判富者，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贵族，虽然富者中的大多数是贵族。这样在梭伦的诗中我们没有发现批判贵族的言论，那么我们再考察一下他的行动。在梭伦上台之前，一个事件很明显地表明了他对贵族以及现行政府的尊重。在梭伦处理基伦余党与麦加克利后人争执的时候，他没有利用自己的声望直接去处理这件事情，而是以恳求和告诫，说服了那些被认为渎神的人去接受审判，去服从由贵族选出来的三百名陪审员的裁决。[9](12.9-14)另外，梭伦对僭主政治的痛恨以及拒绝成为僭主的态度也使得贵族对他充满了“好感”。我国学者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引用“我当然也愿意获得这个权力和无数财富，在雅典做不过一日的僭主，然后我被剥皮，我的后代被消灭。”，因而“用僭主的力量希冀成功，我所不乐。” [3](12.3)但是这则材料似乎是梭伦成为执政官后，人们劝告他去实行僭主政治时的态度，这样看在时间上不是很合适。其实在上台前，我们也可以找到他对僭主的态度。早在收复萨拉米斯岛时，人们就已经很敬畏他，并且心甘情愿地请他为僭主，但他拒绝了。[5]这可能是梭伦对僭主政治态度的最早体现。这种态度可以说是与贵族对僭主政治的态度是一致的。关于梭伦的出身，亚里士多德说他“就门第和名誉而言，皆属一等。”[3](5.3)梭伦所属的这个家族属于涅斯托尔谱系，在这个谱系中，还出现了那些十分著名的神话人物，如伊翁、阿菲阿拉奥斯、杰逊、科德律斯、明尼亚斯、奥科美纳等等。梭伦的贵族出身使得他有可能得到贵族的认同。最后在社会价值观上，梭伦像第奥根尼（Theognis）一样，他竭力地保持了对“卓越”（Arete）的传统理解，并且不认为财富可以使得一个人变得高贵，对于梭伦而言，“卓越”再一次成为了贵族的专有品。[10](p141) 没有批评贵族的言论、对贵族及其现行政府尊重的态度、拒绝僭主政治、良好的贵族出身和与贵族一致的社会价值观，使得他得到了贵族的认同，所以在公元前594年，有着贤哲声誉的诗人兼旅行家的梭伦被选为首席执政官，两年后，他们又授予梭伦解决雅典问题的权力。无疑在这里“他们”主要是指贵族，因为在改革前平民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是不可能在政治上推举出他们自己的政治代言人的，可以说没有控制政局的贵族的支持，梭伦的上台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梭伦得到了平民的支持，毕竟梭伦有大量同情平民的言论，但是平民支持的人物在这个时期必须要得到贵族的认同。最后，梭伦的上台不见得就是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当时有很多人，主张以辩论和法律来进行改革，看见了梭伦上台也就没有了办法。[9](14.16-18)为了更好地理解梭伦与贵族的关系，下面我们再具体分析一下梭伦改革的具体措施。 改革的第一个措施是颁布解负令，取消债务，拔除债务人田地上的表示抵押的牌子，禁止以人身做担保，废除了债务奴隶制，甚至把原先被贵族卖往国外的债奴也赎了回来。[3](6.1-4);[9](15.15-35)这个法令使得贫苦的农民虽然仍有可能陷入债务，或者因此而失去自己的土地，但是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失去人身自由。在这里，平民所得到的仅仅是避免沦为奴隶，梭伦在阻止平民再次陷入债务方面建树甚少，甚至有些学者在评价梭伦的土地改革时说：“他不是一个关注土地保有状况和农业状况的经济改革家。” [10](p111)并且这个举措使得农民要想获得信贷变得更加的困难，[11](p127)其直接结果是平民发现他们谋生仍很困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