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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平民再也不用担心失去人身自由，但是相对于平分土地的要求而言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平民愤怒了，而贵族因为也失去了很多，所以改革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欢喜。可是不久他们就感到了他的措施的好处，不再私下吹毛求疵，并且举行了一次公共的祭礼，称之为“解除负担”，并授予梭伦权力继续改革。[9](16-17)在这里“他们”指谁呢？平民因为获得了人身自由，与改革前因为债务而被卖为奴隶而言这是个巨大的进步，我们相信平民是包括在其中的。但是贵族呢？他们包括在其中吗？我们认为贵族也是包括在其中的，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是基于如下的分析：第一，解负令解除了平民所欠贵族的债务，这对于贵族而言是个巨大的损失，这让贵族吃亏很大，贵族在当时埋怨的可能性也最大。第二授予梭伦继续改革的权力这一点更像是贵族的举动，因为当时城邦的权力都掌握在贵族手中。最后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在举行公共祭礼时，祭礼的费用往往是由贵族通过捐助的方式获得，这不是平民的责任也不是平民所能够负担的起得。基于以上三点我们认为贵族包括在其中。但是一个问题是贵族可以从中获得什么好处呢？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文献可资考证，因此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也许顾准先生的一席话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注脚，他说：“然而‘解负令’并不是平分土地，所以贵族阶级祖传的土地亦即非因高利贷收进的抵押土地仍归贵族所有，贵族阶级的优势经济地位并没有受到摧毁性的打击。” [12]在这里贵族的优越经济地位并没有受到摧毁性的打击，并且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得到了法律的承认，而这正是德拉古立法所力求解决但没有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措施，雅典公民按照地产的收入划分为四个等级，分享不同的权利。[3](7.6-24);[9](18.3-15)梭伦规定，所有的雅典公民均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拥有同等的表决权。在这里人们往往夸大公民大会的作用，而忽视考察四百人会议对公民大会的制衡作用。四百人会议与公民大会的关系是：在人民讨论公共事务之前，该会议先行讨论，不经过这种事先的讨论，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得提交公民大会，可见，在这里公民大会所讨论的问题受到了限制，所以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谈到这一点时曾说：“在政治领域，第一次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不过，公民大会拥有的权利仍旧有限。”[13]另外平民能不能出席公民大会参加表决还是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后面有详细的论述。对于民众法庭，虽然目前学者们就它的职责范围有着激烈的争论，但是所有学者都普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古典时代雅典民众法庭的权威及其庞大是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才开始形成的，这虽然与梭伦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却不使梭伦的本意。[14] 而且这时雅典的所有官职都是无给官，需要个人负担任职期间的费用，经常脱离生产，这样义务小生产者是承担不起的，只有少数财力和知识兼备的贵族才可以担任，而梭伦虽然在上台之前猛烈地抨击富人，但是他并不憎恨财富，相反他在改革中以财产资格将平民排除在高级官职之外，高级官职仍然掌握在贵族的手中。最后，这个措施还使得原先那些因为“解负令”而受到损失的富人获得了参与政权的机会从而平息了他们的不满情绪。 在改革中，第三、第四等级加入公民军，这可以说是极大的充实了雅典的军事实力，加强了公民内部的团结，使得城邦更加稳固。而城邦的稳固对于贵族比平民更有现实意义，因为贵族是雅典既得利益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掌握城邦的最高权力，而此时平民仅仅是避免了被奴役，他们政治、经济实力的发展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改革的第三项措施是设立元老院和四百人会议。[3](8.13-18);[9](19.1-9)对于这两个机构梭伦的评价是：“城邦有了这两个会议它就好像下了锚，就比较不会受巨浪震撼，民众也就会大大的安静下来。[9](19.8-9)基于这样的考虑，梭伦仍旧把保卫法律的职责授予元老院会议，它仍旧是宪法的监护人，它监督最大多数的和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在惩处罪人方面尤其有最高的权力，并且可以任意支配罚金，它还可以审讯阴谋推翻国家的人。[3](8.13-18)虽然目前在元老院何时建立的问题上还有争论，但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梭伦改革以后元老院的职能已经变得很明确。在职责上，一些原属元老会议的审查、监督官员的权力转赋给公民大会，即：执政官等级的官员在任职届满以后，必须向公民大会报告其工作，接受公民的质询，若公民大会认为某人在任职期间有渎职或者不法的行为，它有权决议对其进行惩罚，[15](1274A15-17)在这里许多学者往往以公民大会成分的变化来凸显此项权力的意义，但是其中的疑点甚多：其一，公民大会的决议的表决是按照多数决议还是按照有效票进行决议？根据雅典的法律，公民大会的有些决议的有效票是6000票，如陶片放逐法的实行就是这样的，在这里采取怎样的决议方式并不明确。其二，关于民众参加公民大会的政治热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好像都夸大了。如前所述，陶片放逐法有6000票有效票的限制，诚然在这里6000票有争议，它既可以理解为一般出席公民大会的人不到6000人因此才有了最低票数的限制，又可以理解为至少有6000人参加公民大会，但是无论我们怎么理解，6000票相对于学者们估计的雅典公民为40000人（公元前431年），少时也有25000人的估计都是少数，这样看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仅占公民总数的少数，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改革以后普通公民参加公民大会的热情是有限的。另外，从执政官与元老院的关系上看，元老院的成员都是前执政官组成，他们代表了雅典最高的政治智慧，执政官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往往会听取元老院的一件，取得了它们某种程度的同意，因此两者实际上是一体的，这样的话即使平民有胆量来控告执政官，他们也难以胜诉。 改革的第四个措施，限制农产品出口、鼓励外邦人迁居雅典、把人民引向工艺，[9](22.4-5;24.1-3;24.9-14)这些措施有利于平民经济地位的改善，壮大第三、第四等级的力量。我们认为这些措施是服从于维护贵族阶级的这一前提的，因为当时公民的总数估计为10000人，而其中至少6000人少地、无地，占了公民总数的大多数，这些人无疑是城邦的巨大隐患，要使城邦更加的稳固必须要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而城邦的稳固对于既得利益的最大享有者贵族来说是最为有利的。 为了更好的理解梭伦主要是维护的贵族的利益，而给予平民的政治经济实惠只是服从于维护贵族阶级利益这一前提，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下上台后梭伦对待贵族的态度。 上台后，他首先拒绝了平民重分土地的要求，并拒绝了僭主政治，当他谈到意图分割土地的人时说：“他们为劫夺而来，欲望无有止境，每一个人都想望获得无穷财富，而我言语温存，暗里却心肠坚硬。他们的妄想终于落空。”[3](7.15-18)在这里梭伦称他们分割土地的想法是妄想，其实梭伦最主要的担心是一旦平分了土地，平民将和贵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取消了债务后，梭伦看到平民因为取消债务而大胆起来，他便设计了四百人会议，以便阻止平民。在谈到怎样对待群众时，梭伦说：“这样，人们就会好好的追随领袖，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富贵如属于没有教养的人们，餍足就要滋生不逊。”[3](7.10-13)在梭伦的眼里，平民是没有教养的人，他们只配充当追随领袖的人，可见他们的地位，这与他上台前同情平民的言论“你们这些财富山积、丰衣足食而且有余的人，应当节制你们贪婪的心情，压制它，使它平静，不要以为要什么有什么，我们决不会服从。”[3](5.2-3)有着天壤之别。梭伦对自己改革的评价也许更能说明他对平民的态度，他说：“我给予了一般人民以足够的权力，也不使他们失掉尊严，也不给他们太多；即使那些既有势力又有财富的人们，我也设法不使他们受到损害。我手执一个有力的盾牌，站在两个阶级的前面，不使他们任何一方不公平的占据着优势。”[3](12.3-8);[9](18.17-22)可以说梭伦给予平民的权益与“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的说法是一致的,同样这也证明梭伦在利益的价值取向上是与贵族相一致的。梭伦自称是：“我手执一个有力的盾牌，站在两个阶级的前面，不使他们任何一方占据优势。”实际上就是阻止平民向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占据着优势的贵族挑战。他谈到如果别人取得了他的职位，“他就不会抑制人民，也不会自制，直到他搅乱了事情，掠夺了乳酪。”[3](12.4)这诚如哈里斯所评论的那样：“在这里，梭伦给予了我们一条关于保护富有者财产的醒目暗喻。”[10](p105)表现在政制改革上主要是保留了旧的贵族国家机构和权力，使得政制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因此希格内特认为梭伦主要是肯定了旧的传统，而其创见并不多。[16] 我们认为梭伦并没有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他主要维护的是贵族的利益。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梭伦与平民的关系时认为，梭伦并没有同平民一起反对贵族，而是极力地促成了他们之间的和解。[3](5.2)关于改革中梭伦给予平民的权利，他认为只是给予了平民极其有限的权利，[15](1274A15-18)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在谈到他生活时代的民主政治和梭伦的关系时说：“显然，这并不是梭伦改革有意造成的结果。” [15](1274A10-11)的原因。 综上我们认为，在梭伦上台之前，雅典平民的力量很弱小，他们尚不足以推举出自己的政治领导人，梭伦的上台主要是得到了贵族的支持。而梭伦在上台以后推行的改革主要是维护贵族阶级的利益，因此改革并没有改变雅典政制的性质。 参考文献： [1] 晏绍祥.梭伦与平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2] 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3] 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 [4] V. Ehrenberg, From Solon to Socrates[M],2nd edn, London, 1973. [5] 第奥根尼.拉尔修.梭伦言行录.49.1－2转引自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主编《世界古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第166页. [6] 张广智.世界文化史（古代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7] 第奥根尼诗集，1117-1118行. [8] [美]马文•佩里.西方文明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9] Plutarch, Lives, Solon. [10] Lynette G. Mitchell and P. J. Rhodes (eds),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s in Archaic Greece[C],London and New York, 1997. [11] Rhodes: 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M], Harmondsworth,1984. [12]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P122-123 [1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05页. [14] J.B. Bury and R.Meiggs.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r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M], London, 1975, P124. [15] Aristotle. Politics. [16] C. Hignett, 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M], Oxford, 1952, P8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