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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许风申 关于《左传》作者的争论自古未熄，一些学者主张左丘明实有其人，《左传》因而得名。而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左传》并非左丘明所作，“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不但不是《论语》的左丘明，也没有一位左丘明。”[1]至于“左丘明”得名的原因，始终是困扰人们的一团迷雾。本文专就此问题试作一浅析，聊备一说，以求扰于方家。 一 历来多数学者支持《左传》作者为鲁国史官左丘明之说，认为左丘明是处于与孔子时期大致相致大仿的鲁国史官。所谓《左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之观点实始自汉太史公。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又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班固因太史公旧说，其《汉书·艺文志》言：“《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又称：“《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是说《左传》和《国语》均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此种说法还见于《后汉书·班彪列传》，传录班彪奏议言：“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绝，而《左氏》、《国语》独章。” 关于左丘明，《论语·公冶长》篇提到：“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孔颖达疏又引沈氏说：“《严氏春秋》引《观周篇》[2]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之为传，共为表里。’” 汉代刘歆，东晋荀崧多以左丘明于孔子“造膝亲受”，“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3]“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4]近人章太炎先生引《春秋》经文与《左传》诸事不同而指出，二书实孔子与左丘明共同创作，即所谓“经传一体”。章先生言：“此其谈迁之《记》，彪固之《书》，父子戮力，丸揉不分。”[5] 但根据《左传》成书年代及相关记载内容来看，左丘明其人生卒年代多有抵牾之处，后人因此又多有两丘明之说，称《左传》作者非仲尼所称同耻者，而是大约生活在六国时期的另一个左丘明。章先生为此又专作弥缝之说，云：“大氐左氏寿考，与子夏次比。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子夏年二十九矣，自尔至于悼公之季，凡五十年，历元公二十一年，至穆公元年，魏文侯斯十八年也，是时子夏一百一岁，而《六国表》称‘文侯受经子夏’，至文侯二十五，子夏年一百有八，《魏世家》犹有受经艺之文。左氏若终于元公之世，则先子夏卒十余年至二十年，假令生与子夏同岁，赵襄子卒时（鲁元公四年），左氏八十三也。”[6]章氏又引司马迁于左氏成《春秋》不言失明，于其成《国语》则谓失明也，试证《左传》、《国语》书次。此说又反过来成为左丘明高寿，暮年失明，而作《国语》的有力佐证。章先生的这种说法是否同他力倡古文经，反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刘歆伪作《左传》的主张有联系，我们姑且不论。后代主张左丘明为《左传》作者的学者也多依章氏旧说，且不著名，颇有掠前人之美之嫌，无甚发明之处。 二 自唐朝学者啖助、赵匡等人开始怀疑《左传》的作者不是左丘明以来，左氏作传之说随之动摇。《新唐书·儒学传》载：“ 啖助以左氏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盖如史佚、迟任者。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剌，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7]现代学者杨伯峻先生继发旧遗，力主《左传》作者非左丘明之说，在其名著《春秋左传注·序言》中论说甚详。杨先生于文中先后批驳了“左丘复姓之说”、“吴起卫邑左氏之说”、“左氏裔丘姓之说”、“左史省称之说”。杨先生虽然不否认《左传》同儒家的渊源关系，但于“左丘明”得名却丝毫没有解释，这对于我们了解《左传》真正的作者未免不是一个小小的缺憾。 清代学者俞种燮《癸已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说：“《广韵十八尤》‘丘’字注引《风俗通》云：“鲁左丘明之后。丘明子孙为丘姓，义最古无疑。丘明传春秋，而曰左氏传者，以为左史官言之。”依照俞氏的说法，左丘明三字，左是官名，丘是姓，明是名。杨伯峻先生对此问题亦虽有异议，但并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 世论又有以引孔子过富，称君子之地。“富”“肥”音转，又引南宋郑樵《通志·氏族志》，即确定现在山东肥城左氏为左丘明后人，并称现存左氏六十三代族谱。认为楚国左史倚相之子成逃于鲁，为鲁史官，即太史固，左丘明即其后代。翻检史籍《魏书·志第六》有“（东平郡）富城二汉、晋属。有富城、卜城、武强城、左丘明冢。”之语，看来此说也并非完全无稽之谈。但左氏六十三代族谱与孔氏七三代的历时尚有几百年的差距，非但先秦典籍无左丘明之名，即使左氏名声日隆的汉代魏晋时期，也丝毫没有关于左丘明故迹的记载。又如清乾隆年间有人奏人请立丘姓人为左丘明之后，段玉裁便替礼部写了一篇《驳山东巡抚以丘姓人充先贤左丘明后博士议》予以退斥，古人讹托崇祖的习惯由此可见一斑。且姓氏变迁原因十分复杂，民族融合，胡姓变华，除了孔子世系因为历代统治者的极力维护而或没有篡变以外，大概远于明清以前相传至今的世系族谱都可能存在问题。如《三国志·志十六》所言：“魏氏本居朔壤，地远俗殊，赐姓命氏，其事不一，亦如长勺、尾氏、终葵之属也。初，安帝统国，诸部有九十九姓。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年世稍久，互以改易，兴衰存灭，间有之矣，今举其可知者。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次弟为丘敦氏，后改为丘氏。”倘此一来，若说此种丘姓为左丘明之后岂不笑话。 上述两种说法其实都涉及到左丘明是否为鲁国史官并因之得姓的问题。先说第一个问题，如果左丘明为鲁国史官，那么作为具有亚圣之才的左丘明，《左传》及其它先秦史籍定会有所记述。孔子曾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8]《春秋》凡例，孔子大抵取于鲁国史书，“其义为丘所窃取也”。作为退职大夫，孔子自感没有资格创制《春秋》，所以“述而不作”。而左丘明作为鲁国史官又岂能独为一阶平民之书作传，且经传互为表里，相互一体。章太炎先生言说春秋史官变革时曾说：“列国太史，皆出于五史陪属，隶于王官，而非其邦臣，……其记当上周室，臧于外史、小史之府，故曰：‘天子之记’。”“及七国，……王室衰，则为列侯侮弄，虽命卿亦陵轹焉。侯国既以僭礼自尊，史氏虽王官，寄寓其土，势不得抗，则或屈为其臣。故鲁太史克以死奋笔，而宣公谓之违君命。……方其在位，未常不被陵籍，且或感愤思去其官也。”[9]如章氏所言，倘若左丘明真的如齐太史简、晋太史董狐一样的骨鲠知分职者的史官犯颜直书，于史应有昭著之笔。综观春秋形势较西周之变化，左丘明身为鲁国史官作《左传》直书其君之恶似乎不太可能。即使《左传》真是左丘明所做，亦当在其去官以后。 关于第二个问题，左氏之姓是否由左史省称而来。《左传·昭公十二年》“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曰：“倚相，楚史名。”文中所称左史倚相可能就是《周礼》中“掌三皇五帝之书”的外史。哀十七年又称楚有右领差车与左史老，杜注曰：“右领、左史，皆楚贱官。” 襄十四年“左史谓魏庄子曰：‘不待中行伯乎？’”杜注曰：“左史，晋大夫。”杜预所注是说左史为人名亦或官名，未可审知，大概春秋时期只有楚国可能有所谓“左史之官。”《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春秋左氏传·杜预序言》孔颖达疏曰：“虽左右所记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礼》无左右之名，得称左右者，直是时君之意，处之左右，则史掌之事因为立名，故传有‘左史倚相’。掌记左事，谓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不唯如此，文公十八年称鲁有大史克， 昭公二年称韩宣子观书于大史氏，哀十一年称有太史固。终《左传》之文，鲁国没有出现左史之官名。所以左丘明因任左史而为左姓之说也很成问题。另外《左传》中的史官多省称为“史”，如虢国的史嚚，晋国的史苏、史赵、史墨（即蔡墨）、史龟、史黯等都是各诸侯国的史官，甚至连周文王大史佚，亦省称“史佚。”如此而言，如果说左丘明得姓于左史之官，不如改作“史丘明”更为贴近史实。 --------------------------------------------------------------------------------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北京 [2] 杨伯峻注说，此乃西汉本《孔子家语》中的一篇，今本《孔子家语》是曹魏王肃所伪作。 [3]《汉书·楚元王传》 [4]《晋书·荀崧传》 [5] 章太炎：《春秋故言》，见章著《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P115 [6] 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同上书，P153 [7] 陆质《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丛书集成本》）中有相同论述。 [8]《孟子·滕文公下》 [9] 章太炎：《春秋故言》，参见章著《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P113 三 那么左丘明究竟由何得名？考之“左字”，《说文》释曰：“左，手相左助也。”甲骨文字形，象手的象形，本义辅佐，从旁帮助，后作“佐”。同时“左”字又有“左证、证人、证据”之意，如《新唐书·刘洎传》中“廷尉定国考问，左验明白。”鉴于《 左传》与《春秋》的密切关系，我推测“左丘明”可能是孔子门人弟子的集体托名，盖取以传文辅助阐明孔丘《春秋》经文大义或证明《春秋》之实之意。诚如杨伯峻先生所言，《左传》也是第一个提出《春秋》是孔子所修之书，僖公二十九年传言：“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又如哀公十四年传言：“君子曰：‘《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君子之口中的圣人定是孔子无疑。从另一个方面讲，《左传》凡十八万言，于先秦典籍中可谓煌煌大书，宏篇巨制，在春秋时代刀削笔耕的艰苦条件下，其创作难度可想可知，没有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持，《左传》也难以卒篇。《左传》所载内容的时间跨度和部分经传分离的现象同样也说明《左传》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左传》风格一致，只不过是经过后人不断加工润色以后的东西。 众所周知，《论语》为孔子弟子集录所作。那么前引《论语·公冶长》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一句也当然是孔门弟子所语。这句话可能并不是像人们所理解的那种并列关系，用来说明左丘明与孔子是同时代的先贤，好恶相同，而其重点在于强调“左丘明”的好恶并不违背孔子的本意，从而更好地维护了“左丘明”作为承继孔子思想的正统性和权威性。至于汉代严彭祖《严氏春秋》所引《观周篇》之语提到的孔子和左丘明共同如周观书，退而各修经传一说，原出于《孔子家语》，当然亦是孔门子弟所作之书，或许真的有《左传》的部分作者与孔子同乘如周观书，但此语一出无疑又使《左传》的身份又提高了一层。孔门弟子为了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传文的地位，还尽量参照鲁国旧史材料并模仿史官笔法进行创作。虽然《左传》中多有梦占、怪诞、虚妄之事的记载，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人文思想相矛盾，但在《左传》中占据重要地位所谓“君子曰”却丝毫不与经文大义相冲突，这样反而增加了传文的可信程度，使后人想当然地认为《左传》乃鲁国史官所作。 虽然有诸多学者指出，先秦文献中多有征引《左传》片语，但了解《春秋》学史的人们知道，《左传》在汉以前绝不会倡行于世。到了太史公司马迁时代，《左传》几乎湮没无闻，反而不如《国语》著名。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称鲁君子左丘明已经语焉不详，《太史公自序》中则可能把原本先秦“《左传》失传，《国语》昭明”的流称，误以为左丘明晚年失明才作《国语》，遂之演化成司马迁自我励志之语。 最后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孔门弟子不直接署名《孔氏春秋》更为合理一此？大概孔子去逝以后，如《史记·儒林列传》中所言：“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孔门弟子四分五裂，各以孔氏嫡传自居，相互攻诘不已。如果以孔传说经，难免会成为各派竞相攻击的靶子，而托名《左氏春秋》则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左传》作者究竟是那些人？《南史·刘虬列传》中载梁武帝诏语：“丘明传洙、泗之风，公羊宗西河之学。”《史记·儒林列传》中称：“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姚鼐《左传补注序》又说：“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人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①]而司马迁称曾申终于鲁[②]，大概《左传》出自以曾申为首的孔门弟子之手比较近乎史实。 历史证明，只有那些执着的守护者，才可能最终成就一番伟业。 -------------------------------------------------------------------------------- [①]转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北京 [②] 见于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