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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们对孔孟思想应取何样态度？ 在中国历史上，“读经”与“祭孔”不止出现过一次。在宗法皇权专制制度的前提下，不论具体环境如何不同，其总体目标均无大异：将孔子当作敲门砖，行愚民之实，为宗法皇权专制制度服务，如20世纪初叶袁世凯称帝时的拜孔读经，即是人们记忆犹新的典例。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宗法皇权专制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差不多已是被扫进历史坟墓的僵尸，“读经”与“祭孔”在时下中国的再次兴起，是为宗法皇权专制制度招魂，还是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新纪元之初的国人对待“孔孟之道”应取何种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开放姿态和精神面目令世人刮目相看，百余年来压抑着国人的“万事不如人”的心态逐渐改变，民族自信心空前增强。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虽然在内涵上与20世纪初叶的“国故”、“国粹”等名称大致相同，但它作为民族身份的象征，在现下很多人眼里差不多已完全摆脱了后者所代表的负面形象，逐渐被赋予崇高感和神圣性。由于新文化时期文化先驱们面临的问题即现代性改造问题在今天仍然存在，参照一下他们的见解，也许不无裨益。 20世纪初，但凡具有开放头脑和世界眼光的文化人，大都意识到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性改造目标的不适应，坚持传统文化非经过改造无以适应现代世界潮流。在当时的新文化人看来，接受“国故”的前提是它必须得到“改造”、“整理”。用新文化运动三领袖（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一胡适的具有代表性的话说，就是用“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整理国故的工夫……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通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来达到“解放人心”，“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整理国故与“打鬼”》）换言之，根本要着，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完成其现代化的改造。这样的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精到、准确、犀利、高瞻远瞩。 另一方面，新文化人对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性改造目标的不适应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旧文人视若珍宝的所谓“国故”的应时无用感到愤慨。吴稚晖在1924年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鲁迅则于1925年劝青年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1928年胡适也号召青年人先学习有直接社会效用的自然科学，在科学实验室里有了好成绩，然后拿出余力，再回来整理国故。 可见，20世纪最初几十年间的新文化人对待“国故”的基本态度是明确的：一、“国故”、“国学”里不但有宝贝，更有“胡说谬解”、“武断迷信”，甚至有“鬼怪”和“臭腐”，不可奉为金精美玉。对于“国故”，那一代文化人的态度大异于今天一些人对“传统文化”的心态。二、所谓“国故”、“国学”必须加以改造方可接受；三、由于民族危机日益严峻，民族救亡日益迫切，他们认为可以暂且不去做“国故”、“国学”的学问，而去做于国家民族有直接效用的学问。 我们所处的21世纪初端，无论是国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都已完全不同于20世纪最初几十年，彼一时代迫在眉睫的民族救亡事业已经完成，而且经济建设已取得实在成就，吴稚晖们所希望看到的“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已初具规模，“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的条件也初步形成，从容研究“国故”——时下所谓的“传统文化”——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因此，时下的人们不必以过分功利的实用主义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研究。这是我们时代与20世纪初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是：第一，新文化人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并没有过时，即“国学”或“传统文化”里面有“鬼怪”和“臭腐”，绝对不可以无条件接受，“批判和改造”仍然是我们应继承且坚持的态度。第二，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虽然不复存在，但19世纪中叶以整个民族所面临的现代性改造过程并未完成，我民族经过人为折腾而形成的大病之躯尚未完全达到元气强盛之应有状态，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之道）中包含的毒素绝对不可掉以轻心，以免旧毒复发，使逐渐康复的前景功亏一篑。 现在有些学者在谈论儒家思想的价值时，往往反复历数儒家思想在安顿精神、培育人格方面的作用，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儒家“经典”中确含有一些对人生有益的元素，如孔子所倡导的好学精神：“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如果不是像孔孟之徒那样无谓地耗费在人伦日用上，而是用于对科学的追求，可以做出科学成就；孔孟对个人修养的要求，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虽千万人，吾往矣”，“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如果脱离对君主家天下尽忠这个前提，则可以培育出对抗专制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而“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为人准则可以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博爱精神的底色，也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人人应该持有的基本操守。但是，在现代社会环境中，这些元素的吸收离不开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改造而后用之。对于中国的现代性改造目标而言，儒家思想不是直接饮用的山涧清泉，而是泥沙俱存的黄河之水，必须经过净化才可享用，否则，必然损害元气刚刚开始恢复的民族肌体。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就是当前学者的使命，义不容辞的使命。 现代化改造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而其中的思想文化改造任务尤为艰巨而繁难。陈寅恪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由于儒家学说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的巨大浸透力和广泛涵盖面，绵延两千余年之久的孔孟之道成为现代化改造事业绕不过去的一个关口。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就锐敏地观察到：“儒教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 由于家国一体政治伦理深入人心，即使在已经获得免疫力的研究者身上，也很难保证不受其毒素的感染和危害。因此，对于每一位了解传统文化而又具有世界眼光的文化人，不能不深深忧虑于读经祭孔以及孔孟之道的复活所造成的后果。对传统文化研究造诣精深的学问家文怀沙教授，对近年来出现的小学生读经现象，毫不含糊地说：“这是开倒车。在中小学课本中选录优秀的四书五经文章是好事，但没有选择的让孩子学四书五经就是开历史的倒车。”以研究美国历史文化而名重学界的刘绪贻先生也深以儿童读经为忧，撰文呼吁“不要毒害孩子们了”。（学术批评网2006年2月19日）这是值得深思的睿见。 消除孔孟之道中的毒素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正如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击毁教皇和教会的权威，开创出服务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新教义一样，传统文化（尤其孔孟思想）必须经历同样的改造过程，才可以实现与现代社会准则的对接。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现代中华文明，是建基于现代性改造之上的开放性的新文明，其特点是与时俱进、兼容并包、多元共存，而不是复古、封闭、单一独尊、一道同风。现代中华文明的养成，只能是以世界先进文明为目标，开动脑筋，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充分的改造，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放开眼光，对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采取“拿来主义”，大胆地吸收一切有益的营养，为己所用，也就是鲁迅所说：“外既不后于世界的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遗憾的是，时下一些人面对新的社会环境，昧于世界潮流，产生了时空错乱，误将孔孟之“经”当作挽救“礼崩乐坏”——实际上旧的惯性思维的崩溃——的价值秩序的救命稻草或灵丹妙药，重新选择了回归孔孟、回归“三代”的传统思维套路，甚至认为我民族从来国情特殊，可以外于世界潮流，可以在摇头晃脑地大读“四书”“五经”、“子曰诗云”中完成现代性改造。这是昧于世界潮流的妄想、妄言、妄动，是欺人自欺、误人误己。 据报道，现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要在其国土上建立“孔子学院”。国内媒体向国人报道这些消息时透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有些学者闻此更是兴奋不已、手舞足蹈、啧啧赞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复振的机会到了，儒家文化拯救弊端丛出的现代世界的时刻到来了。这种情形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就出现过。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对科学于人类的光明前途的作用表示怀疑，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跑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激烈地针砭欧洲文化和科学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唱赞歌，认为可以纠正欧洲文化之弊。罗素的话在一些中国人心里引起了共鸣，甚至连梁启超这样的人也感慨万端，认为中国文化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于是号召中国青年人去拯救西方世界。实际上，这完全是时空错乱。科学高度发达的西方向中国人非议科学，其情形就像一位患有营养过剩肥胖症的人，对一群面有菜色、营养不良而且正饥肠辘辘的乞丐大讲营养过剩对健康的危害，其实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全然不合时宜。中国的实际情形是遍地乩坛道院，遍地仙方鬼照相，交通和实业都不发达，科学教育极端落后，人们还不曾享受到科学的赐福，提倡科学还嫌不够，科学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哪里有资格谈科学带来的“灾难”？！ 同样，现在西方的民主法制制度已经牢不可破，人权、自由、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已经不是儒家等级伦理思想可以动摇的了，他们建立“孔子学院”，将儒家思想介绍一些给他们的国民，其客观效果不过是多一个文化视角，决不会动摇他们的民主价值观的根本。儒教对于当下的中国人则不同，名教伦理给民众造成的毒素尚未肃清，孔孟之道的死灰复燃，必然给现代性改造中的中国社会本来就极其薄弱的民主观念和民主力量以沉重打击，其结果将大大推迟中国近百年来大旱之望云霭一样期盼的民主化目标的实现。如果因为西人建立了几处孔子学院、对中国儒家思想说了几句廉价的赞美之词而洋洋陶醉起来，不假思索地随声附和，把孔孟之道奉为圭臬，不仅意味着思维能力的低劣，而且也说明完全忘记了孔孟之道给中国现代性改造形成的羁绊。在中国社会，具有普适价值的民主制度还没有牢固扎根，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还很长。在此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因为西方人建立几所孔子学院，我们就盲目地为服务专制伦理的孔孟之道高唱赞歌，则颇似一个几无隔夜粮的穷人家因别人夸赞自己的家庭和睦而忘乎所以地奢谈贫穷如何惬意，富裕如何为人带来祸害，不但是矫情虚伪，更是欺人自欺。 中国历史悠久，可以研究的东西实在太多。“国学”、“传统文化”出现复振之势，本无足怪。但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之道”采取全面接受的态度，让没有足够免疫力的儿童读经，甚至定儒教为国教，是可怕的妄动，是思维混乱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个行为本身就说明，中国社会距离现代性改造的目标之一——思维的科学化还很遥远。因此，我们主张，为中国的长远利益，尊孔读经应该缓行，孔孟之道应该缓行。这样的结论是基于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孔孟之道中包含大量反现代性的政治伦理，目前处在政治民主化和思想科学化改造关键时刻的中国社会，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吸收其有益营养的同时抵制其毒素，复兴“孔孟之道”必然会给处在现代性改造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甚至使宏伟的民族振兴事业出现倒退。儒家思想中的有益因素在整体上的发挥作用，显然要到中国完成现代性改造以后。（2007-3-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