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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吴宇虹教授惠予大作！） 王海利博士在《世界历史》2003年第五期发文批评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把古埃及文字译为或称为“象形文字”一词“错矣！”，其原因是“有的学者望文生义”“以讹传讹”，建议我国学界的各类辞书把埃及古文字“象形文字”（英语单数hieroglyph，复数hieroglyphs）称为“圣书文字”，请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亦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要再以讹传讹，对古埃及文字的提法应进行修正”。笔者作为中国史学界的一员对此概念不敢苟同，因此对文字起源、造字基本方法、古文字命名和古埃及、两河流域和中国古文字表音兼表意的共同特征提出一些不同见解。 一、象形文字的概念和文字画（文字雏形）概念的区分 我们首先要区别两个概念是：一种符号保留象形特征但具有真正语言表达功能的成熟文字可以称为“象形文字”，如埃及古文字和赫梯“象形”古文字，而一种符号象形但还不具有完全的语言表达功能的符号集合只能被称为特殊图画 (pictography, pictogram）——唐兰先生认为后者尚不能称为“文字”，译为“文字画”。古埃及文字的符号虽然古朴象形，但它的语法功能和词类齐全，是一种和中国方块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同样成熟的人类文字，所以我国前辈将这一文字体系称为“象形文字”应当是恰当的。王博士把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hieroglyphs）和文字画(pictography、pictogram)的概念混淆了：“故，象形者图画也。因此，我们似乎有道理将象形文字与pictogram对译。……显然，西方学者把hieroglyphic与图画文字界定开来，不承认而这是等同的。因此，我们把hieroglyphic对译为“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都不妥当”。他论述埃及象形文字不是“图画文字”（＝文字画）后，批判我国学术界说（55页）：“我国学界则存在不少的误解，把象形文字和图画文字硬行区分开来。笔者曾就此问题请教过几位文字学研究者，他们声称二者不是一回事。但要他们将出个子丑寅卯来，则含糊其辞，显得力不从心。”可是，我国学术界早已经把古埃及和其它象形文字（hieroglyphs）和没有变为成熟文字的原始图画符集或文字画（王误译为“图画文字”）区分开来：唐兰先生把文字前的图符称为“文字画”，而把符号由图画演变来的真正文字称为图画文字，说：“主张文字画的人，不知道象形字就是图画文字，从繁到简。从流动到比较固定。都是一种历史的过程，不能划分的。”“把埃及古文字称为文字画，也是错的。因为文字画一个符号包括很多意义，也没有一定的读法，并不是可以分析做一个字跟一个字的，印第安土人是在这种阶段的。至于埃及文字，每个字都已可读，也应当是图画文字而不会是文字画了。” 王博士把符号象形的成熟文字系统和原始的、尚未发展到真正文字的图画符号集合的两概念混淆了，他不应该把埃及的由象形符组成的成熟的文字和所有人类文字的原始雏形—— 文字图画混为一谈。在论述各文明体系的造字方法时，我们常用“象形字”或象形符去定义那些各大文明最早使用的最基本的文字符号。如果从侠义的造字方法考虑，人类的每一种古文字的基础都是象形符，也都可以称为象形文字。《大英百科全书》中对文字图画的解释是 ： “pictography（“文字”图画）：广义上包括所有的人类以图画方法的进行的表达和沟通，不论图画是用绘、涂、划还是刻成的。它包括纯美学表达的原始企图、带有沟通目的的绘画——也许可以定类为文字的雏形以及利用图画做基本形式的充分的文字系统。狭义上，这一术语仅用于在岩石上的原始图画……。本文讨论的是作为文字的原始雏形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图画”。（用图画作为符号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如埃及和赫梯文字经常被称为hieroplyphic象形文字,在象形文字等词条中另行讨论。）”。“所有文字的基础是图画。在原始人中，一幅图画可以粗糙地满足识字人们用文字完成的要求。时间流失，图画向两个方向发展：1）向绘画艺术方向：图画独立于语言之外，继续或多或少地忠实地复制着周围世界的东西。2）向着文字方向：在发展中，符号群可能仍然保持它们的图画特征，也可能不保持，但它们最终成为语言元素的象征符”。“文字的雏形可分为几个层次。在原始层次中，把物品和存在物用表示这些物品和存在的图画代表。第二层次——联想层次：依靠意思联想的方法包括可以表达与图画相联系的概念的符号。用原始方式，一个太阳图仅表示太阳，而用联想方式，太阳图有‘日子、光明的’等意义。第三个方式——语音化或以图画表示词或音素的原则在所有的成熟文字当中，如苏美尔文、埃及文和中文，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但几乎没有在任何文字的雏形中证实过。…… 文字图画在美洲的印地安人中被广泛地使用，印地安人在系统化和标准化方面达到了一个远远高出其它比较系统的水准。印地安人图画的一个奇怪的特性是在每个部落的系统中每个印第安人都非常精确地画同样的图。与此相反，在非洲尼格罗黑人的图画中，不同的本地风格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来。” 人类发明的所有的文字（不包括借用的文字）都有它们的创始阶段——原始创造或画象形字阶段。当我们的祖先发现图画符号可以代表语言概念时，他们开始了文字创造的第一阶段——象形符号阶段：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的源头是在乌鲁克、杰姆迭特那色和乌尔等地发现的两河流域古象形符号（公元前3100-2700），这些具有图画特征的古象形字的圆笔划在苏如帕克字体阶段（2600）被楔形状的直笔划代替，不太象形了，后逐渐简化，发展到完全不象形的亚述体楔形文字，因此被称为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的源头是埃及象形文字成熟前的文字画，这些文字画的形状在已经使用表音字符的成熟的刻写的埃及文中一直没变，因此埃及文被称为象形文字。中华文明文字也有文字画阶段，其图画特点很明显地保留在早期的甲骨文字和金文字的形状中，在发展到小篆体时，开始不太象形了，但笔画保留了弯曲、优美的图画特征，到秦汉时，隶书体的中国文字具有了方块文字的特征，已完全不象形了。 “文字”图画的特点是所有符号都只能表示与图形相似的具体的动词和名词概念，都是语义符（ideographs）。语义符不能表示语言句子中的代词、介词、助词、连词、感叹词等虚词的语音和概念，也不能表示动词和名词在语言规则变化中必不可少的语音变化。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都有过这种不成熟的“文字”图画（也许古代克里特的图画符号也是）但没有发展成真正的文字。虽然图画符的集合不能完整地、准确地表示人类的语言的全部功能，然而它是所有的创始文字都必须经过的初级阶段。在部分字符得到了表音功能后，尽管符号形状仍然保留图画符的象形特点，人类的文字已经从初始的文字画阶段进化到既能表意、又能表音从而能完全表达语言的成熟文字系统，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国的甲骨文、金文以及埃及的象形文字。为了提高书写效率，各古文明的文字系统都有过简化文字符号的形状和笔划的漫长过程。在简化过程中，两河流域的象形字体由于在泥板上刻划行笔的特点使笔划起点成三角形，变成了“楔形”文字，中华文字在契刻的甲骨文和铸模金文中还是象形字，演变到毛笔沾墨色书写的隶书时，丧失图画形状，被称为“方块字”。只有埃及、赫梯、玛雅文字以及我国纳西族等少数文字的符号从始至终地保持了象形的特征，所以它们被国际学术界称为“象形文字”。我国学术界一直没有将表示不成熟文字的文字图画概念和表示古文字符号特征的“象形文字”概念相混淆，而用“象形文字”一词准确地表达了成熟的古埃及文字的形状特点。 二、 “象形文字”一词符合古文字的命名法的规律 当人们看见一种古文字而对其语言特性不甚了解时，只能根据其外部特征对其命名。由于文字符号的形状是一种文字的最明显的特征，最先把一种古文字介绍给世界的学者总是自然地用字的外形为其命名，这一命名随后被人们约定成俗地接受了。如两河流域古文字的各种笔划基本上都有一个三角形的起笔，因而笔划呈现木楔的形状，英文称作cuneiform“楔形”。中国文字通用的楷体字都呈现方形，因而中国文字被称为“方块字”。埃及和赫梯古文字的符号因始终保持其图形特点，被中外学术界称为“象形文字”。西方的拼音文字的字符是abcd……，英文称为alphabet, 意为“a（元音字符）和b（辅音符）”，汉语称为“字母”（辅音和元音）。春秋战国时楚国、越国的文字符号带有鸟形或虫形装饰，被称为“鸟书、鸟篆、虫书”，大都用于兵器。直到汉代的瓦当和印文中还常见。汉人不识战国时的用漆写出的粗头细尾的古文符号，因其外形象蝌蚪，称为“科斗文”。王博士不懂学术界这种命名各文字的规律，反而画蛇添足地建议什么“圣书文字”。他说：“国外则不存在象形文字这一说法。”国外不用汉字，当然不用汉语“象形文字”一词。但和中文同样，埃及文字在英文的概念中就是“象形文字”。英文词hieroglyph的希腊语词源虽是王博士所说的“神圣的刻画”，但这个英文词的本意已经脱离了“圣书文”的词源意义，被赋予了“象形字”之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的定义是： “一个物品的图形或象征符号，表示一个词、音节或声音，用于古代埃及的和其它的文字中。” 西方学界借用希腊词hieroglyphs去定义符号为图形的各种古代文字和中国学界用“象形文字”去定义它们字同出一理。这一译法表现了中国学者的智慧，并不是象王博士所贬低的（54页）：“我国学者望文生义，把它们称为古埃及象形文字”。王博士非要根据这个希腊词的词源意义“圣书文字”去扭曲该词的“象形文字”的本意，必然会造成词不达义，使读者对“象形文字”的概念理解困难。按这种标准，是否其它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s)，如赫梯象形文字、马雅象形文字、克里特象形文字、中国金文、甲骨文等也要改称为“某某圣书文字”。西方塞姆语和希腊字母文字的元音符号a的词源意义是牛（alfa) 而辅音b的词源是“房”（beta），如果按照词源定义法，西文alphbeta（“字母文字”）应定义为“牛房文字”，如此教条定义岂不可笑？中文翻译国外术语的准则应是“信、达、雅”，“象形文字、象形符”的译法表现了前人翻译并不照搬术语词源的智慧！ 三、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和中国文字的灵魂都是表意符和声符并用文字 王博士文中向读者传递了许多文字学错误概念。如(56 页) ：将hieroglyphic对译为‘象形文字’，错矣！其原因总结如下：第一，hieroglyphic 中的绝大多数图形符号失去了象形（既“以形表意”）之功能，它虽然始终保持着图形面貌，但业已失去图形本身所表示的意义，而转化为声符号，既“以形表音”，成为最原始的“字母”。……第三，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灵魂是拼音，该文字借用图形符号表音，即以形表音，是一种界于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之间的文字类型。” 中国学术界早就知道：象形文字“最常使用的符号大约共700个，到罗马时期增长到5000多个”，“埃及象形文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但象形文字的重要特点是既属于表意文字体系，又有声符号。而声符号原本也是表意符号。” 两河流域和埃及的表意兼表意古文字体系发展了一千多年后，以乌旮瑞特楔形字母文字、古波斯楔形文字、原始塞姆语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为代表的仅有22-40个辅、元音符号的、不再保留任何表意符号的字母文字才出现。埃及的单辅音符号看起来像是不包括元音的纯辅音符号，实际上它是一种省略了元音的音节符，因为读者在阅读需要时，必须自己加上元音 -e-， 如：象形字“房子”写成pr （音节写法 p(e)-(e)r），只能读为per。埃及象形文字常用的声符中有27单辅音音节符（表示24个辅音和半元音），约80个表示两个辅音的音节符和约50个表示三个辅音读音的符号。埃及文字可以用这一百多个符号拼写单词，但其它约5000个符号都是不拼写词音而以字形表示词意而被赋予了词音的表意符号（语义符）。“绝大多数符号转化为声符号”明显是错误：难道100多个符号是5000多个埃及文字符号的绝大多数吗？况且，绝大多数声符号仍然兼有表意功能。即使在27个最基本的单辅音节符号中，大多数（约有18个符号）仍然保留了表意作用 ： “口”形符作为声符读为无意义的音节r（e），但它同时可以当作表意符 r(e)“口、嘴、话”；手形辅音符d兼作表意动词d(w)“给、放、打”和名词eret“手”；手臂形辅音符 还作表意符“手臂”；水池形音符sh(e)同时也是表意符shai“水池”，面包形音符 t也作单词 t(e)“面包”，g 音符可读作 nst “容器座架”，h 音符可以表示“院子”， f 表示“角蛇”，s 表“门闩”，k 表示qma“芦苇”等等。其它的音节符号也同样：三道波纹可以用作双辅音节mû，也可以读作塞姆语义符 mû “水”。埃及词典中记录了700个常用的语义符（字）和与拼写单词固定搭配的定义符（偏旁部首） ，分为25个大范畴：143个不同的男人形符号表示与人有关的语义概念、19个有关女人的语义和定义符、75表示男女神的符号、112个表示与人体有关的语义符、68个有关动物、65个是动物的身体部分、96和鸟类有联系的符号、18个鸟类的身体部分、40个蛇和两栖类动物、18个有关鱼的符号等等，可以说埃及象形文字的字符不比汉字少多少！ 埃及文中用音节拼写的单词基本上要和限定字意范畴的定义符合用（王博士称为“限定符号”），因此，可以确定埃及文的音符和意符搭配构词法和汉字中的“左形右声”的构字法的原理是相同的。王博士认为“从内在机理层面上比较一下hieroglyphic与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前者以形表音，整个文字体系的灵魂是拼音，后者则以形表意，字如其物，二者相去甚远，即“神离”。”这段令人惊讶的话暴露了王博士除了对表音和表意符并重的埃及文字了解肤浅外，对表音和表意共重的祖国文字的理解也十分粗糙。他不知道中文中带声符的形声字占80%以上，不知还有许多“口”偏旁和无形旁的纯表音字（如：象声字“哗哗、扑哧”）、许多同音字代本字的通假字，许多特殊的表音字（甲乙丙丁、子丑寅卯），以及所有的代词、介词和助词（如：余、我、吾、尔、其、它、他、子、汝、你、朕、为、於、把、将、会、了、吗、吧、之、乎、者、也）等等都是表音字。中国学界前辈早就对中国字的表音用法做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唐兰将中国文字定义为象形、象意、形声（注音）文字，说：“指摘中国文字的人，同时也往往指摘中国语言，像：单音节，没有语尾，没有形式变化等，认为是低级的语言，可是现在的语言学家大都已不这样想了。中国文字的变为注音文字，而不变为拼音文字，显然和她的语言有关。一个字既然是一个音节，有一千多个声音符号（其中大部分就是意义符号），就可以把这个民族的语言通统写出来，又何须另外一套拼音的方式呢？”。 1934年，朱起凤先生编撰出版了300万字的中国古文献中的表音字词典《辞通》 。胡适先生在该书序中总结到：“朱氏认为假借有四例八用……假借的八用是：1、同声通写：如气作氣，谊用義、率为帅。2、讬名标帜：如戊葵。3、单辞形况：如“率尔”“幡然”。4、重言行况：如“朱朱”“关关”。5、叠韵“窈窕”（ao）、“蒙戎”（e/ong）。6、双声连语：如“次且”“丛脞”。7、助语之词：如“能、为、於、焉”。8、发声之词：如“乃、若”。右四例之中，叠韵、双声、合音都自然倾向于造成“连语”。八用之中，第七第八（助语与发声之词）都是有声无字其假借之字，也都是“讬名标帜”，故此二类实同於第二，而“讬名标帜”其实又只是“同声通写”，故此四类单字的假借其实只是一大类而已。其余四种用法都是“连语”。在方法上，朱骏声用假借（“依声讬字”为假借）的原则来解释连语为字典学上的一大进步。”钱玄同先生的序说：“中国文字，在造字时虽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之法，而在用字时，则全不管字中所表示的形与义，但把它看作标音的符号而已。凡同音的字，都可以作为某音的音符，凡读此音的，随便写这些同音字中的哪一个都可以。”“但读古书者又当知道辞形歧异实在是中国文字上的弊病。你想，造字时既以形义为主，而用字时偏又抛却形义，专以音为主，凡同音之字皆可通用；既然以音为主，又不专制音标，分析音素，写成拚音文字，而把许多形义皆异而音同的字都认为此音的音符，以至一义一辞可以写成许多不同的字：这不是弊病吗？”“古今字之变迁，有先造专字而后写同音假借字者，有先用假借字而后造专字者，更有先用假借字，后造专字，最后又写同音假借字者”。 由于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文明产生于各种语言互相交融的近东地区，埃及人和苏美尔人经常用表意符的读音表示他们不理解的外族名字和词汇，这些拼写外国语言的表意符自然而然地演化成可以记录任何语音的声符。在苏美尔人用表意的楔形字去书写与他们混居的阿卡德人的名字及词汇时，一些固定记录阿卡德语音的原本为意符的字就获得了的固定的音值（假借功能），后成为阿卡德语中的音节符或声符：ka“口”(意符) > 代表ka音的音节符。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中的“定义符”和汉字中的形符（偏旁部首）多在声符的左面一样，多数放在声符的左面（前面），少数放在声符的右边（后面）。唯一不同的是，通常是单音节一个汉字只需要一个声符，因此中华文的形声字一般是一个声符和一个意符的合体（有少数多意符的字），而由于近东语言的词汇多是音节词，一词需两个以上的声符拼写，无法成为合体字，如：苏美尔词giš+gu-za“座椅”中的giš“木”为左形, gu-za为右声，和（中文）木（左形）+奇（右声） > 椅一样同出于形声造字原理。ídIdigna “底格里斯河”的íd=水（左形）+Idigna（右声），和水+工 > “江”同理。uzmušen “鸭”=uz（左声）+ mušen“鸟”（右形），和中文“甲（左声）+鸟（右形）=鸭” 的造字法一样。 近东古文字虽然把一批表意符用作音节符，用它们拼写词语，但是仍然大量使用意符和限定词义的偏旁意符，成为既用音节符拼写语音，又用语义符指示语义的文字。它们有些像假名中夹杂汉字的日文（及朝文），但日文有专门的、不表意的声符号（假名），而近东古文没有发明单纯表音的符号，被当作音节用的音符还用来作词符，表示字符本义和发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