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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有三个原因没有产生两河流域和埃及文字中的数量有限的音节符：一是中华文明没有和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相交融，在本土内没有一个强大的外语民族借用汉字符去表达他们自己的语言，因而汉语在中国保留了古代表意文字的纯洁性。如同古代近东文字发展出音节符一样，在日本的中国文字也发展出统一的、规范的音节符：平假名和片假名。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古代近东文字记录的是词多是三个音节或多音节而且语法功能复杂塞姆语-含语言，而汉文字记录的是大多数词都是单音节词的汉语（双音节“连语”词是少数，三音节上的词几乎无），而且语法功能极其简单。因此，汉文字不需要一些专用的音节符去拼写词。最后一个原因可能和中国文明发展的相对封闭性有关。地理的自然封闭造成了中华文明的脱离地中海的楔形文明、象形文明和古典文明而独立发展的现象，因而也造就了中华民族的保守和自大的民族性——简单化和改革祖宗发明的神圣文字的大胆改革似乎不可能成为正统。和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逐渐减少常用字符数量、由复杂难学向简单化的发展趋势完全相反，汉字的发展方向是大量地创造形声符，而且不统一、不限定同音的声符的数量（一个音节值在不同的字中可用不同的符表示），因而保持了文字的复杂性：埃及文字和两河流域文字的常用字符约600-700，而汉字的常用符号多达4000。保守的中国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似乎在四千年中从来没有认为形声字和其中的同音的声符太多有何不便。和埃及单词文字用表音字符和定义符（=偏旁）写成单词的基本原理一样，中文的双音节的连语词也是由两个声符加偏旁表意符共同组成，如“邋遢”中，偏旁“足”是表意符，其余是声符。但是中文的声符并不固定，林语堂先生在《辞通》序中举出wei-yi 一词可有多种音符表示：逶迤（虫+委-虫+也）、威夷、逶夷、逶蛇、委蛇、委移、委它、委陀、委佗、逶迂、威纡、逶迟等共74种。其中意符多种（足、虫、人、阜等），两个主要音节符是“委”和“也/它”：如，“逶迤”是用委－也（它）代表wei-yi的音节，都加“足”定义符（两音节符均有偏旁，但埃及多音节词中只加1偏旁），表示道路“弯弯曲曲”；而委-也/它（wei-yi）加“虫”偏旁（定义符）表示虫行“弯弯曲曲”。 wei-yi的多种写法中，也有不加定义符的音节写法“委它、威夷、委移、威纡”和只加一个定义符的“委蛇、委佗、委陀”。 综上所述，虽然古代近东文字在音节声符的减少和规范化等方面的确比汉字向前多迈出了一步，为字母文字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但是它们和后期发展出的仅有30-40左右个符号的纯表音的腓尼基等字母文字相差较远。同是人类历史上的创始文字，埃及文字、两河流域文字和中国文字的灵魂都是意符和声符同行共用，都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表意文字体系。注意：表意文字体系也使用声符，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声符的成熟文字。日文有非常规范、数量有限的音节符号，但由于大量使用汉字作表意符，也属于表意文字体系；现代朝鲜文字由于完全废除了作表意符的汉字，变成了拼音文字。王博士不知道所有的表意文字体系都大量地使用声符，不知道字母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差别不在有没有声符，而在于拼音文字体系完全地放弃了任何表意符号，因而错误地定义埃及文字：“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灵魂是拼音，……是一种界于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之间的文字类型。” 唐兰先生精辟地认为表意的两河流域和埃及古文字可以发展出的纯表音的字母文字，而同为表意文字的中国古文不可能向符号极少的字母文字发展的原因是语言特点的不同： “腓尼基人的创造字母，显然也是借用别的民族（有人说是埃及）的文字来适应他们自己的语言。据说他们善于经营商业，所以能归纳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系统。因为埃及人和属于闪族的腓尼基人的语言，都是辅音占优势，元音有些不定，并且好像粘属于辅音，所以他们的文字，往往只把辅音写出来。他们的语言，既是多音节的，又是复辅音的。复辅音的字，最容易分析，譬如英语的Script显然可以分成五个单位，假如把元音疏忽了，那就是五个字母。所以这种归纳出来的字母，本来就没有元音，到希腊人再借用这个系统来写她的语言时，把用不着的辅音字，改为元音字母，才成为包含元音辅音的一套字母。中国人对语音的感觉，是元音占优势，辅音比较疏忽，和含、闪语系正相反。一个中国字的声音，由中国人的说法，是声和韵的结合，声是辅音，可是有时带着介音，韵是元音后面带一个韵尾辅音。中国语的韵尾辅音，大体很微弱，只是一种声势，所以逐渐在消失。（有些字没有韵尾，但据学者们的推测，也是原来有尾而后来消失的。）声、韵虽然并列，韵的部分总占优势。我们可以看见：一、形声系统里，韵母大体相同，而声母不大固定。（如“同”从“凡”声，“唐”从“庚＂声，“糸言糸”字在金文可读做“鑾”，也可读做“蠻”之类。）二、许多声母也常会消失到只剩元音，和韵尾辅音一样。中国文字既然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而这种音节以元音为中心，辅音粘附在元音的前后，似乎是不可分的，那就无怪远在三世纪时最大发明的反语，只能分析声、韵，而没有清晰的字母了。中国文字没有发展为拼音的，而只是注音的，在学习时虽然不如拼音的方便，但是它能代表古今南北无数的语言，这是拼音文字所做不到的。中国文字不仅是由古代图画文字变成近代文字的唯一的、仅存的重要材料，也是在拼音文字外另一种有价值的文字，是研究文字学的人所应当特别注意的。 现在，各种文字，几乎都有专家在做研究，还没有人作综合比较的工作，但我相信将来总可以发展成为文字学，一门新兴的科学。有二千多年历史的中国文字学，在这种研究中是应该占最重要地位的。” 四、塞姆语字母文字的独立起源 王博士说：“（埃及文字）是世界拼音文字的滥觞。……是人类文自从表意向表意向表音迈进的‘敲门砖’”。然而，目前世界学术界公认埃及文字并不是拼音文字的开始，拼音文字始于塞姆语的古迦南字母文字。迦南字母文字是否是独立起源，学术界一直有争论，并没达到共识。1916-1917年，埃及学家伽丁那尔和塞忒企图证明埃及文字即使不是字母文字的源头，也是它的模板 。然而，90多年过去了，这一观点始终是个假设。许多学者，尤其是亚述学者认为字母文字是独立起源，受到两河流域巴比伦和亚述塞姆语楔形文字的影响很大，也受到埃及文字的影响。主要根据是最早的字母文字如乌旮瑞特楔形字母文字(公元前1400-1360)、原始塞姆文字、腓尼基文字、阿拉美亚文字都是塞姆语系文字，这些地方的文明都是在两河流域文明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字母文字产生之前的公元前15-14世纪上半两河流域的塞姆语楔形文字是近东世界的通用语文：埃及王廷和腓尼基-巴勒斯坦等地的各小国、亚洲强国如叙利亚的米坦尼、小亚的赫梯、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亚述的国际书信来往中所使用的文字是楔形语文（如著名的“阿马尔那书信”），而不是埃及象形语文。埃及象形文字符号难写并且非洲的埃及语言与亚洲塞姆语有一定距离，因而不太可能被字母文字的创造者西方塞姆人所采用。字母文字的发明是处于两大文明之间的西方塞姆人（西奈半岛、巴勒斯坦、腓尼基）发明的。大约在公元前17-14世纪，当楔形文字正广泛地被西塞姆人使用时，一些城邦中开始试图创造新的简易文字代替复杂的楔形文字。毕布勒斯（Byblos=Gebal）出土了一种被命名为“伪象形文字”的奇特文字的石板和青铜板铭文，它拥有70左右个字符，有些字符像埃及的象形符号，有些字符和后来的字母文字一样是线形的。这种文字很快被放弃了，现存铭文仅有十多件，目前无法破译，可能是一种音节文字。另外，在摩布地区的巴鲁阿(Baluah)和约旦的戴尔-阿拉（Deir Alla）也发现了无法破译的文字，后者可能与古塞浦路斯音节文字有关。最早的西方塞姆语字母文字大约草创于公元前17-16世纪的巴勒斯坦，在示剑（Shechem）、吉载尔(Gezer)和拉奇什（Lachish）等地发现了符号象形的塞姆语字母符号：如“头”代表r，“手”表示k.，随后，古巴勒斯坦文字符号逐渐变为线形符号，在一些地区使用到公元前12世纪。在西奈半岛发现了公元前15世纪的符号象形的早期塞姆语字母文字，这些称为“原始西奈文字”的符号的形状可能受了埃及象形符号的影响。由于西方塞姆人被称为“迦南人”，古巴勒斯坦铭文和原始西奈铭文被统称“原始迦南文献”，由于材料较少，这些原始迦南铭文的释读带有一定的猜测性。原始迦南文字在南方塞姆语地区的发展形成了原始阿拉伯字母符号（公元前13-12世纪）和南方阿拉伯字母文字（在前8-7世纪期间）。在公元前14-13世纪，巴勒斯坦北方的腓尼基城邦乌旮瑞特城中的塞姆人在楔形文字的影响下发明了第一个系统使用的字母文字——楔形字母文字。前13-12世纪，共30个符号的楔形字母文字也在其它巴勒斯坦城市(Beth Shemesh, Taanach, Nahal Tavor)中被发现，被称为“巴勒斯坦楔形字母文献”：它和乌旮瑞特文献统称为“迦南楔形文献”。楔形符号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粘土泥板、书写方法是刻划。由于西方塞姆语地区并不出产高质量的粘土，楔形字母注定要让步给使用墨水写在平滑介质上的线形字母。第一个广泛使用的、脱离了原始迦南象形符的线形塞姆语字母文字产生约公元前11世纪中期的腓尼基地区，只有22个字母。腓尼基文字不仅在本地区使用，还流行于基里基亚、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埃及、北非、塞浦路斯、克里特、马耳它、西西里、萨丁尼亚等地中海大岛以及南欧的希腊、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希腊人可能是在公元前10-9世纪开始借用和改造塞姆语字母文字，由于早期希腊字母的形状没有像8世纪的塞姆字母那样弯曲，它们可能是借用了12-11世纪的晚期原始迦南碑刻文的曲线较少的符号形状。腓尼基文字后来有发展出多种具有本地特征的塞姆字母语文：阿拉美亚、犹太语文等。 以腓尼基和希腊字母的字母A、B和D的起源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字母符号的发音是塞姆语发音而与埃及象形文字符号的音值毫无关联：楔形文字的“牛”字保留了正面牛头的形象（埃及文中的牛为全牛形象），读为alap, “房子”读为bith, “门”读为dalat；腓尼基和希腊字母的A也是正面牛头，希腊字母A B D的名字分别读为’aleph/alpha，beth/beta, daleth/delta, 完全来自塞姆语的发音。 综上所述，只有30个符号的乌旮瑞特楔形字母和22个符号的腓尼基线形字母等西塞姆语拼音文字是在西方塞姆人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其原因是和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两大文明在这一地区的传播以及以多音节构成词汇的塞姆语言特点分不开的。 5、埃及文字的象形特征保持了3千年：碑铭象形书体和两种简化书体并用 王博士在 (56页)说：“第二，hieroglyphic 在向祭司体、世俗体的转变过程中，符号的外形发生了较大的改观，使得古埃及文字失去了象形之特征。”这是一个以点带面的常识性错误！虽然象形文字写在莎草纸的两种简化字体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它的一些象形特征，但多用在官方铭文中的象形字符作为埃及国家的正式书体和庄重的碑铭体，其符号始终保持它原有的象形特征。最早的象形铭文出现在公元前3100年到2900年的第一王朝，最晚的铭文发现在腓莱，定期为公元394年。和所有的古文字一样，象形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也发生了由于字体简化而产生的新字体。由于象形字符的书写速度太慢，写在莎草纸上的字符先简化成为祭司体符号（hieratic），最后又简化成世俗体符号(demotic)。王博士介绍古埃及字体的叙述（52-53页）几乎一字不差地雷同于刘文鹏的《古代埃及史》一书中的28页，但没有给出处：“由于象形文字（hieroglyphic）形体复杂，书写速度缓慢，所以那些经常使用该文字的僧侣们便在其使用过程中，将其外形简化，采用圆笔的形式，创造出了一种行书体，通常称之为“祭司体”（刘：僧侣体）。最早的祭司体（僧侣体）文字出现于古王国时期。那时，祭司文字与象形文字差别不大，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两者差异越来越大。大约从新王国时代后期开始，到公元前700年左右（第25王朝），祭司体（僧侣体）又演变出一种新的书写体——“世俗体”。它是由祭司体（僧侣体）快速书写而形成的一种草书体。” 王博士在53页也承认“hieroglyphic并没有因祭司体和世俗体的出现而废弃，使用时间最为久远，几乎贯穿了古埃及的整个历史，因此，hieroglyphic成了古埃及文字的代名词。……并没有因祭司体和世俗体出现而废弃，但其使用范围却越来越局限于纪念碑及雕像之上……”可惜在56页他又否定了自己的上述正确结论。 结论 象形文字的使用贯穿了古埃及的整个历史，它的官方字体始终保持了象形的特征，“象形文字”是古埃及文字三种字体的代名词和最恰当的中文称呼。虽然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使用了一套数量较少的音节符号来拼写多音节词汇，但是这两种古老文字都仍然使用大量的意符和形声符。因此从文字的基本特性看，它们和中国文字同属于即用意符又用声符的人类原创表意体系的古文字。（《上海师大学报》2006，第6期） 唐兰：《中国文字学》，1949，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重印，68-69页 《大英百科全书》芝加哥1966年版，18卷，1053-1055页 刘文鹏， 《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27页。 拽沃：《塞姆文字》（G. Driver, Semitic Writing）,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版, 第135页, 251页 布吉： 《埃及象形文字词典》（E. A. W. Budge, An Egyptian Hieroglyphic Dictionary）, 伦敦1920版. 朱起凤著：《辞通》，开明书店1934年版 唐兰：《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1949，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重印，2005， 8-9页 关于塞姆语字母独立起源的详细论证，见那维：《字母早期史》（J. Naveh, Early History of the Alpbet）， 莱登1982版 J. Harris 主编，《埃及的遗产》，Oxford, 1971, 田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第八章，171-175页，J. 塞尔尼，语言和文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