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西摩卡塔自述，他对突厥和“桃花石”国的知识来自598年突厥可汗致毛利斯皇帝的国书， 但我们将看到，这些知识并非一件国书所应容纳，也不是国书所能承载。整个记载显示，西摩卡塔书中的内容并非来自一个渠道。他很有可能利用了7世纪20-30年代在君士坦丁堡可以得到的30-60年前保存下来的官方档案，包括他的前辈弥南德（Menander the Guardsman）对拜占庭-突厥外交活动的记载。 换言之，西摩卡塔记载的内容，一部分可能取自外交使节的国书；另一部分则可能取自拜占庭朝廷对突厥-粟特人的询问记录。如果考虑到106名突厥人在君士坦丁堡的长期居留，以及拜占庭外交人员的善于刺探情报，这种情况是不难理解的。西摩卡塔之所以对突厥人及中亚历史事件产生兴趣，则可能因源于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于626-628年间联合突厥可萨部对波斯的进攻行动。 可能是这次联合行动促使他转向利用君士坦丁堡官方保存的有关中亚突厥人及相关民族的材料。 二、“桃花石”称号的起源及流变 西摩卡塔的中国记载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过于Ταυγάστ（“桃花石”）一名。在历史上，希腊-罗马世界对中国的称呼有两个：沿海路向东接近中国南部时，多称中国为“秦”、“秦奈”、“支那”（Sin, Chin, Sinae, China）；沿横贯伊朗高原的丝绸之路接近中国北部时，则多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但在6世纪初叶以后，除了传统的“赛里斯”这一名称外，希腊-罗马世界又以另外的两个名称指称中国：一是6世纪初期一位出生于埃及的希腊人科斯马斯提供的“秦尼斯坦”(ί，英文作Tzinista)。 二是西摩卡塔记载中出现的这个新名称Ταυγάστ。“桃花石”作为中国的一个称谓出现于域外文字中，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例证。 “桃花石”作为中国的一个称谓出现于域外文字中，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例证。但西摩卡塔本人对于这个国家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在西摩卡塔之后很长时期，后人也不理解其所指。法国学者德经（J. Deguignes）首先证明“桃花石”即中国；克拉普罗特（Klaproth）在不了解德经观点的情况下得出同样的结论。 后逐渐被学者所接受。但是，关于Ταυγάστ（Taugast）一名的起源，长期以来在中外学者中却是众说纷纭。 早期的法国汉学家德经提出“大魏”（Ta-göei）说，认为此名来自南北朝时代鲜卑拓跋部在我国北方建立政权的元魏； 此说牵强过分，不仅Taugast与“大魏”对音困难，而且没有证据证明外族确以此名称呼中国，但至今仍有人接受。 德国汉学家夏德（F. Hirth）提出“唐家”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则发挥之，引申为“唐家子”，二者均认为指中国的唐王朝。 此说虽论证详博，但迂曲难通之处在于，西摩卡塔所用数据是在唐朝建立以前获得，后来名称自无见闻于前代之理。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 Pelliot）采纳了德经观点后加以引申，于1912年在《通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拓跋”说，认为“当386至556年之间，中国北部为一种来自蒙古的外国皇朝所据，这就是中国载籍中的元魏。其都城先前久在山西，后迁河南，可是中国载籍尚保存此朝的土姓，而译写其音曰拓跋（Thak-bat）。这个译名，我们很难说它在何限度中代表鲜卑语的原名。汉语古音固较现代语言为丰富，可是缺乏颚音收声（昔有k, t, p, 而无č收声），除开这些音声欠缺，同迷惑不定诸点外，我曾考究桃化石原来的根据，或者就是拓拔，其对音虽不精确，而有可能。就历史方面言之，元魏占领中国北部，而在中亚以土姓著名，遂使中亚的人概名中国为拓拔，犹之后来占据元魏旧壤的辽朝，种名契丹，中亚的人又以此名名中国的情形一样，这也是意中必有之事。”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亦力倡此说。 由于伯希和与白鸟库吉二人在东西洋学术界的权威地位，这一观点从者众多，俨然不可动摇之定论。 但细审之，似亦不无罅漏。拓跋鲜卑族入主中国北部后迅即开始汉化，王朝之名亦采用汉化之“魏”，其本族名称“拓跋”扬名于他族的可能性似不大。 中国学者中，清末洪钧《元史译文证补•西域补传上》考曰：“多桑书，字音如曰‘唐咯氏’，义不可解。……及注《西游记》，有谓汉人为桃化石一语，循是以求，乃悟即契丹之‘大贺氏’。蒙古称中国为契丹，今俄罗斯尚然……是知契丹盛时，仍沿大贺氏之旧称，故临国亦以氏称之。”但正如张星烺所指出，洪氏“大贺氏”说，其弊在未见西摩卡塔和突厥及阿拉伯作家的记载，眼光只是以《长春真人西游记》为限。 梁园东在1944年发表的文章中认为，Tabγač是由突厥文“天”（Tangri）转化而来，其义为“司天者”，以Tabγač称中国是以中国皇帝的称号指称中国。 1983年章巽发表文章提出“大汗”说，认为草原民族以自己习惯的称号“汗”称呼中国皇帝，并加“大”以为尊称，久之“大汗”便成为中国的统称。 这些观点基本上是从皇族名称或外族对中原皇帝的称号上求索“桃化石”的起源。 岑仲勉对此问题的研究尤多用力，设想之丰富过于他人。他在1935年撰文时，以“敦煌”比定“桃化石”， 十几年后又放弃此说，提出“太岳”、“梼杌”、“焦获”诸说，但由于方向偏颇，未中鹄的。不过，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却值得重视，他说：“据我所见，匈奴实亦涂兰族类（非蒙古族）之一，在战国末叶已出现，征诸上古习惯，他们对我国应有专名，并不随我国的朝代改革而转变。唯其如此，则六朝之初，北族似应沿用匈奴往日之称谓以称我国，不至另起炉灶，犹之匈奴灭亡以后数百年，隋、唐人文字仍常称突厥为‘匈奴’。相互比观，情实自见。换句话说，‘桃花石’这个名称极可能传自上古，突厥人不过相承着使用。” 这实在是饶有启发性的真知灼见。循此思路再作推演，我认为“桃化石”最可能的比对者应为“大汉”。 张星烺早年已经提出“大汉”说。他写道：“吾谓陶格司（即桃化石——引者）恐为大汉二字之专音。今代日本人读大汉二字为大伊干（Daigan），日人之汉字读音，多学自隋唐时代。汉朝虽亡，而以后之人，仍称本国为汉土。法显、玄奘之纪行书可覆视也。” 但十分可惜的是，他未能就此更加详证，故其观点几近湮没不彰。 从语音上，希腊语Ταυγάστ尾部的“τ”，除非与其它韵母构成一个独立音节，一般不发音，因此Ταυγάστ的读音应为Ταυγάς，这也可由突厥碑铭中Tabγač得到印证。阿拉伯、波斯和西亚作家著作中的写法稍异：Tabgač、Tabghaj、Tamgama、Tamghaj、Tooghaj、Tamghj、Timghaj等， 但读音基本无大异。这些名词的词根为Tauga，而s, č , j等为词根辅助音。 希腊语中的“γ”对应于拉丁语族的“g”。“拓跋”的古代读音为T’ak bwat，中古读音为T’ak buat。比较Tau-ga、Tab-ga、Tab-γα、Tab-gha、Tam-ga、Tam-gha 等可知，Tau、Tab、Tam、Tan相对于“拓”、“大”都有通转的可能，但以“大”为更便通，而以bwat或buat对ga、γα、gha则不相应。在诸多亚洲语言，如突厥语、波斯语和印度西北俗语中，g / gh / h 之间的互转是通例，如突厥语Jabgu译为汉语作“叶护”；波斯语muγ汉文作“穆护”； 印度西北俗语lahu转为laghu; ogha转为oha; samga转为samgha; goduma 转为ghoduma， 都是显著的例证，因此han或gan（“汉”之中古读音为gan）与ga，γα，gha之间的互转，仅在于韵尾的些微变化，而韵尾的“a”、“an”互转是音韵学上的通例，是常见的。 从历史方面，中国之见闻于外族无疑早于两汉，但就中国与北方及中亚民族之关系论，两汉时期最为频繁，影响亦为最大。汉代张骞西域凿空，致有中原朝廷与西域各国之外交行动达到空前规模，《史记•大宛列传》称，“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使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屋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后汉班超经营西域三十余年，击退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更使汉威响震西域，声名远被。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的外交往中，与匈奴的交往尤为频繁。在这些交往中，汉臣很早就已惯于自称“大汉”，其例甚多。如明帝派郑众再次出使匈奴时，郑众上书表示不愿出使：“臣前奉使不为匈奴拜，单于恚恨，故遣兵围臣。今复衔命，必见陵折。臣诚不忍持大汉节对毡裘独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将有损大汉之强。”（《后汉书》卷三六《郑众传》）。又如，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上书汉廷请兵定西域：“昔魏绛列国大夫，尚能合辑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鈆刀一割之用乎？” （《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都是显著的例证。由于与汉朝的频繁交往，“大汉”也成为匈奴对中原政权的称呼，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单于遣使致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大汉恺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这是带有威胁性质的说辞，此处“大汉”显然不像汉廷用作自称时具有夸耀性质，而是匈奴对中原王朝的惯称。两汉以降北方游牧民族均以匈奴旧称“大汉”以呼中原政权。 西晋石崇《王明君辞》：“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文选》卷廿七）北齐文宣帝高洋以太子文弱，曰：“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北齐书》卷五《废帝纪》）朱彧《萍州可谈》卷一：“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1102-1106）臣僚上言，边俗指中国为汉唐，形于书文，乞并改为宋，……诏从之。”胡三省曰：“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宋），则谓中国为汉，如汉人汉儿之类，皆习故而言。”（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下）。是汉人自两汉以降涉及自称时往往称“汉”，对应于外族的“大汉”之称谓。这种情况还有一例。 518/519年波斯王居和多与北魏通使，上书贡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王居和多，千万敬拜。”（《魏书•西域传》）可见，即使在鲜卑拓跋部统治中国北方（386-556）时期，中亚、西亚民族仍延续以往的“大汉”称呼。波斯国书乃汉译，原文似应为“大汉”。见诸记载的“汉家”、“汉”、“汉人”、“汉儿”之类名称，实即“大汉”的汉译。两汉以后的两个多世纪，中国北部诸小王朝势小力微，声威难以扬于域外，鲜卑族拓跋“魏”与中亚之交往似只是恢复两汉对西域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