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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张绪山教授惠寄大作！） 一 在近百年中国社会的语汇中，“封建”一词无疑是其中的关键词之一。但它在各色人等言语中的流行，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也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之一。在普通民众语言里，“封建”一词及其相关概念，表达的是“愚昧”、“落后”、“反动”、“腐朽”、“顽固”等意义，对立于“文明”、“进步”、“开化”等现代概念；而作为政治和学术术语，与“封建”概念相关的词汇，如“封建制度”、“封建主义”、“封建专制”、“封建意识”等，除了表达民众流行语的基本意义外，更多地是被作为一种标签，标示一种社会形态，具体说，是指自秦代以至晚清中国两千余年的传统社会。 然而，“封建”是中国传统典籍固有的词汇，它的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土建藩”、“封爵建藩”，秦汉以降至晚清的中国传统文献，基本上沿用这个意义。近百年中国社会流行的“封建”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概念在意义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再延续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封建”概念，与之保持贯通；而且，这个被赋予新义的“封建”概念被强行对应于表示欧洲中世纪社会特征的Feudalism，掩盖了中西社会结构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封建”概念使用上的这种变化始自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敬告青年》中说：“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徵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他认为两千年来所奉行的儒家思想是“封建时代之道德”、“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政治”，实际上是将秦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视为封建时代。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在中国传统意义上使用“封建”概念；由于日本幕府体制下的“封建制度”与中世纪西欧的Feudalism“酷似”，日本以“封建制度”或“封建主义”对应Feudalism，较成功地实现了东西方现代学术语汇的对接。游学日本的陈独秀将日本人作为“前现代”标签的“封建制度”移来，贴在了秦代以至清末的中国社会之上，形成“封建 = 前近代 = 落后、反动”的公式。 不过，真正使这种观念广为流传的，是来自苏俄和共产国际理论的影响。列宁对现实中国“半封建国家”认识，斯大林的封建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改变了中国传统“封建”概念的本义。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扩展了“封建社会”的内涵，将“封建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形态，包括了小农经济、超经济强制和皇权专制主义等一整套概念。后来又经过毛泽东的采纳，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用法改变了传统上一直沿用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后不存在“封建”制度的观念。因此，以“封建社会”指称秦汉以至明清的中国社会，既不符合中国典籍的古意，也难与西欧feudalism对接，也不符合马克思以西方历史归纳出来的“封建主义”概念。这就是冯天瑜新著《“封建”考论》经过细腻、详尽、严密的考论所得出的结论。整个论证过程显示出冯氏扎实的考证、论辩功力和沟通中外学术的宽阔视野，令人佩服。 然而，这只是探究近百年“封建”概念名实错节之历程的本相，属于基本的“解构”过程，在此基础上冯氏所尝试的，是对误用“封建主义”本义的秦汉至清的中国社会进行重新命名。冯氏建议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名之，试图从各主要方面（社会组织形态、经济特点、政治制度特征）来概括这个历史阶段，显示了他对历史思考的周密，但这样概括出来的名称所显示的弱点是过于繁复。每个概括性词语对于它所标示的特定社会阶段的主要特征，都有顾此失彼的不周密性，如当今人们所认同的“资本主义”，就没有明确凸显16-20世纪西方社会运行的“商品-市场经济”、“民主制度”、“自由主义思想”等典型特征。既然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封建”概念凸显的是秦汉以前的商周社会制度的典型特点，而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社会以“共和”（民主）相标举，那么秦汉至清代的中国社会是否可以名之为“皇权社会”？首先，此称在口语和文字表述上更为简约明快；其次，“皇权社会”这一名称可以显现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欧“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的突出特点；最后，也至关重要的是，无论商周社会的“封建”，还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共和”，都是政治制度概念，“皇权社会”正是从政治制度层面上清晰地标示出它与前后两个阶段的区别，以及这个较长阶段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大转变时期，主要目标有三：由封闭半封闭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即经济的市场化；由皇权专制转变为民主制度，即政治的民主化；由传统文化转变为近代文化，即文化的科学化。在这三个层面中，政治民主化作为经济市场化和文化科学化的枢纽，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具有关键意义。“皇权社会”命名的提出，使人更容易明白近代以来政治制度变革的症结和关键所在，换言之，突出近代以来反皇权专制这个主题，符合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改造在政治层面的根本要求，较之一个模糊不清的“反封建”命题，更能切中要害，因此这种定名也更具有现实意义。如此说来，以“皇权社会”命名秦至清的中国社会，是否更为妥切呢？ 冯氏对于初步拟订的“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表示“不敢自是”，希望“求之高明”、“寄望于来日”， 显示出一个史学家谨慎、务实的开放态度。冯氏异日修订大作时是否可以考虑此间的“愚者一得”？ 二 考证“封建”概念在中国、日本和欧洲典籍中的本义，是《考论》全书立论的前提，探求泛化封建观在中国生成的来龙去脉，则是其主旨所在。作者指出，“封建”名称在近代中国的使用分为五个阶段，即清末民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 1922）、大革命前后（1922-1928）、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1929-1933）、1939年以后；泛化封建观发生、确立于最后四个阶段：五四时期出现在陈独秀等个人著作，20世纪20年代中期经共产国际文件的译介被中共所接受，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获得学术形态的表述，1939年以后经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在共产党内确立其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由于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和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特殊地位的强化而最终占据支配地位。就其传播进程而言，后两个阶段尤为关键。 对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泛化封建论者改造“封建”概念的过程，冯氏的观察细致而准确，认为其具体的做法是，“先将本来‘依实定名’形成的关键词‘封建’的固有概念加以剔除，然后根据所论时段（秦汉至明清）的社会特征概括出若干标准，加以‘封建’一名，充作其内涵，再把这种重新制作的‘封建’名号，冠于秦汉至明清这段历史之上。” 冯氏告诉人们：“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前辈学者，大多饱读诗书，当然明白‘封建’的古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他们又多半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采邑庄园，并不生疏。‘封建’泛化，绝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而是另有原由的。” 那么，这种具有明确意向的概念改造何以能够顺利实现？冯氏认为，主要得因于“社会形态”学说在中国史研究的运用，具体地说，是20世纪20-30年代之际，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研究者在风云际会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并运用唯物史观，“承袭列宁及共产国际的思路，为解决中国历史分期及社会性质问题而构筑理论框架，并在此框架内采用新的术语系统”的结果，是“社会形态”理论作为“科学”被加以推广运用的结果。 这一认识符合历史事实，但深层背景似乎还有必要进一步发掘才能看清。 在20-30年代发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不管论战各方在具体观点上存在何种分歧，论战者均声称自己的观点符合“科学”。这种现象乃是时代整体思潮的集中表现。清末民初以来，国人逐渐认识到，百年以来西方的强盛，主要受益于科学之赐，中国未来倘无科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所以“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惟有科学。 五四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民族先觉者们认定，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因此决心为这两位“先生”在中国的落户而赴汤蹈火，甚至“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到20年代初科玄论战开始时，科学这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 在对科学的信仰业已形成气候的社会氛围中，“科学”概念从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如陈独秀认为，“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社会科……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科学。” 甚至连丁文江这样的职业科学家也认为，爱因斯坦谈相对论是科学，詹姆士谈心理学是科学，梁任公讲历史研究法，胡适之讲《红楼梦》，都是科学， 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做泛化处理。科学派在“科玄论战”中的胜利，以及它所营造的“科学”普适性的观念，使“科学”名义下的“社会形态共性论”很容易被普遍接受。 其次，20世纪初叶，中西冲突和社会危机的空前剧烈，帝制的崩溃，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攻击，使服务于旧制度的传统儒学道德信仰已经严重动摇乃至崩坏；传统文化道德信仰的失落，使整个民族失去了预测未来前途的凭措，内心的焦虑和担忧更为强烈，急需一种应时的信仰加以抚慰。在这一点上，以“科学”信仰为基础的具有决定论特点的“社会形态共性论”，恰好适应和满足了国人对民族未来发展趋势预测的愿望和需求，也使得以天下为己任的新式文化人在接受这种理论后有足够的勇气指点民族的未来前途。1929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开头便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 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有甚么不同。”他明确表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接受科学方法的指导，沿着科学的研究路径，“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指郭氏所挑战的“国故家”——引者）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 很显然，“社会形态共性论”是郭沫若得出“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有甚么不同”断论的“科学”理论依据，也是他清算历史、待望未来的既定前提。郭氏身上所体现的对待“科学理论”的态度不是特殊个案，而具有代表性和时代特征。这可以解释《考论》指出的一种现象：论战中观点大异、政治立场对立的论战者所表现的异中之同是，“不同程度地信奉来自苏俄及共产国际的‘社会形态共性论’。论战诸方多迷信欧洲模式，以之裁量中国历史。”这个共同特点之所以形成，关键是因为论战者对于“科学”原理的普适性具有共同信仰。冯氏认为“这大约是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种思潮，某些新锐学者或轻或重地患着‘左派幼稚病’。” 可谓切中肯綮的断语。 这种“左派幼稚病”的产生，除了与“科学”信仰的流行有关外，恐怕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苏俄革命的成功向中国展示了革命的前景，中国的革命者从苏俄的榜样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倡议“以俄为师”，认为“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明显寄托了对于中国革命前景的期待；俄国革命的成功被认为是列宁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果，这一认识似乎已无言地向中国的“取经者们”证明了“科学理论”正确性和巨大威力，因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送到中国时，自然受到欢迎；而斯大林和苏共以马克思主义继承者自居所做的宣传，也无疑增强了来自当时革命中心的政治理论的“科学”权威性。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造就中国文化人接受苏联“科学理论”的精神氛围。 “社会形态共性论”的失误源于对“科学规律”地误解。自然科学中所说的“规律”自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万载不变的，但人类的活动（个体和族群的活动）则不同，它的演变轨迹处处贯穿着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往往随着人活动中的偶然因素和不同的客观环境而使历史演变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不承认这一点，教条地断言历史发展的单线性统一模式，实际上等于认定历史运动具有先定论性质。将基于西方历史演变轨迹提炼出来的所谓“科学的”社会形态理论，机械地、削足适履地套在中国历史事实之上，最终必然造成历史诠释中的名实不符。 三 泛化封建论的生成，确与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但它又确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舞台上政治思想活动的产物。如果说中国社会史论战使泛化封建论经系统的阐释获得了理论上的合理性，那么毛泽东著作的采纳则赋予了它政治上的权威性。它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保存和延续下来，并由政治权威扩大了它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