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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提交2005年8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后经编辑处理，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 关键词： 第一物质推动力 希腊城邦社会 农业 工商业 经济特征 摘 要：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但我们不能把农业的重要性和农业特征等同起来。判断一个社会的经济特征，依据是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第一物质推动力是农业还是工商业 。古希腊的地理环境不利于农业，粮食生产不能自给，大部分粮食需要从海外进口。另一方面，希腊的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商品化了。商品经济意义上的农业与工商业一起，共同构成了城邦社会经济基础的主体部分。农业特征论者在看待希腊城邦社会经济特征问题上，忽视了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只抓住了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必然陷入认识上的误区。 关于古代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有的学者提出，古代希腊城邦社会也同古代中国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①这种被称为“最新研究成果”②的农业特征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关于古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问题，在理论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重要不仅仅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它关系到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点，关系到东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异同，以及关系到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共性与个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也正由于这个原因，笔者虽然学识浅陋，但仍愿意参加这场讨论，这既是向学界同仁学习的好机会，也是为解决希腊城邦社会经济特征问题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一） 为了有助于理解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问题，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农业在古代社会的地位以及与社会经济特征的关系。 在古代社会，人类最基本的经济领域是农、工、商三业。按性质可分为两类，即农业和工商业。就一般意义上讲，前者是自然经济性质的，后者是商品经济性质的。农业和工商业作为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经济领域，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各自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又有所区别。总起来看，农业和工商业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物质保障。具体说，农业对于维持人类社会的生存所发挥的作用最大，是人类社会能够生存的主要物质基础，而工商业则是人类社会能够快速发展的主要物质条件。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要生存，首先靠农业，而人类社会要发展，主要靠工商业，即靠工商业来推动。由此可见，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农业是最最基本的产业，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是前提，是基础，只有在生存的基础上，人类才能求发展。 农业与人类社会这种至为密切的关系是由人类这种高级生物的生理特点与农业之间所具有的同一性关系所决定的。“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③，而维持“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如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等，主要依赖于植物性食品，即靠农业来提供。自有人类社会以来，这种状况就没有根本性变化。人类“以五谷为生”④，或者说，人类主要是一个食粮动物。荷马史诗中就曾多次提到粮食是人们“精力的源泉”⑤。这就决定了农业与人类社会的这种至为密切的关系。反之，如果人类是一个食草或食肉动物，则农业既不会发明，也不会存在，因为人类不需要它。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在古代世界，除了少数适于畜牧业而不适于农业的国家和地区外，在大部分的国家和民族那里，农业都成为人们最重要的产业，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⑥。 经典作家还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⑦ 而“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中，最基本的就是农业生产，亦即食物的生产。“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⑧，“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⑨，“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⑩。因此，“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11），“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12）。 农业与人类社会的这种密切关系，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古代希腊，都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具有普遍意义。古代中国两大河（黄河、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特别适于农业，这使中国自古以来就成为一个农业大国，粟作农业（包括黍）、稻作农业都起源于中国。粟、黍、稻等粮食作物成为古代中国人的主食。在古代希腊，地理环境因狭小多山、土地贫瘠而不太适合于农业，但在人烟稀少、航海业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荷马时代，农业仍然是人们获得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通过荷马史诗我们可以知道，荷马时代人们的主食是大麦或小麦制成的面粉和饼。柏拉图曾赞颂大地是人类的母亲，“她首先产出了小麦和大麦给人作食物，这是人类最优良、最高级的养料”（13）。可见，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中国还是希腊，农业对于人们的生存都是至为重要的，人们对农业的依赖是共同的，没有农业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人类就无法生存。 但是，能否由农业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这种极端重要性引出其农业特征的必然结论呢？——就像农业特征论者所理解的那样？或者再具体一点说，能否由农业对于古代希腊人和古代中国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得出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都是农业特征的结论呢？笔者认为，回答是否定的。这应该具体分析。 （二） 我们不能把农业的重要性和农业特征等同起来。人类依赖于农业而生存是普遍的规律，但不等于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一定是农业特征。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即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农业特征，依据是什么。 笔者认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农业特征，其主要依据和着眼点有两个方面： 首先，考察现有农业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即看这个社会在发展问题上主要是依赖于农业，还是依赖于工商业。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农业，即农业不仅是这个社会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主要物质力量，或称之为第一物质推动力，则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的经济特征是农业的。反之，如果这个社会的生存依赖于农业，而发展主要依赖于工商业，工商业是这个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工商业成为第一物质推动力，则我们说，这个社会的经济特征是工商业的。依赖于农业而发展，农业为立国之本，则必是农业特征无疑，但发展的步子也必然十分缓慢。依赖于工商业而发展，工商业为立国之本，则是工商业特征，发展的步伐也必然快得多。 笔者之所以把社会的发展这个环节看得比生存这个环节更为重要，把农业或工商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视为判断经济特征的关键和主要依据，是因为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界，动物界靠本能，只要适应环境，能生存下去就可以了，只求生存，不求发展，（动物没有主观世界，一切活动都是本能，实际上谈不上“求”），而人类社会则不同。马克思把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活动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本质。人类有理想，有追求，追求美好的生活，理想的境界，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开拓创新，不但改造外物，同时也改造自身。这就是说，人类不仅求生存，而且求发展，时刻都在追求和趋向于完美的生活。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一书，其主题就是“人类如何可以生活得幸福或快乐。幸福或快乐是古希腊人追求的人生理想。”（14）亚里斯多德则更明确地指出，人类“生活的欲望”没有穷尽，满足生活欲望的事物也没有穷尽；“人生的快乐”“需要有财货为之供应”，于是，“投身于赚钱的事业”，便“成为时尚”（15）。因此，就经济生活领域而言，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其产生既是人类追求完美生活的结果，又是人类追求完美生活的手段。事实上，只有农业的生活，不是趋向于完美的生活。人类不可能只发明出农业，只满足于依赖农业而生存，于是，工商诸业，特别是商业，便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并且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社会又是静态与动态两种形式的统一。生存是相对静态的，发展是相对动态的。人类社会要实现相对静态的生存，只要满足于基本的能量供应，即有了农业就大体可以了。而要实现动态的发展则不然。不仅需要基本的能量供应，更需要不断添加新的物质力量。这新的物质力量是来自于工商业，还是仍然凭借传统的农业，无论哪种情况，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人们能否实现趋向完美生活的大问题。所以，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哪一种经济力量在起主要作用，即成为第一物质推动力，这与人们的生活是否趋向于完美直接相关，至关重要。因此，笔者把它作为检验一个社会经济特征的主要依据，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成立。 综上所述，判断一个社会是农业特征还是工商业特征，其主要依据是看推动这个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力量是农业，还是工商业。如果是前者，则一定是农业特征；如果是后者，则一定是工商业特征，这是我们把握问题的关键。在这一前提下，作为社会发展第一推动力的，假设是工商业,其一定范围内的量的规定性就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了。譬如，在一个社会里，工商业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在量上有时候可能没有超过农业，从事工商业的人口，也没有超过农业人口，但这量上的相对劣势，并不影响它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只要达到一定程度，如占国民经济总量或国民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或再低一些，由于它具有非农业可比的物质能量，如同俗语所说的“四两拨千斤”（这是杠杆原理，亦即阿基米德所说的“只要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把地球翻转过来”）、“小泥鳅掀起大浪头”，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一物质推动力，所以我们仍然应该承认这个社会的特征是工商业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就是一个例证。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国家，广大农村仍像一片汪洋大海，城市化程度还非常低，虽然己由原来的17.1％提高到29.9％，但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准近40％相比还差许多（16），更不用说与发达国家比了，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力推行商品经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切辉煌成就，归根结底，都是解放思想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要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特征下一个结论的话，那么，用农业特征论显然是概括不了的,我们只有承认工商业特征，亦即商品经济特征，才能正确地揭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经济特征的主流和本质，并进而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从量的角度看，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并且近期内这顶帽子还摘不掉，农业人口还占大多数，农业经济还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成份，但这不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特征的本质和主流，而仅仅是浮在表层上的一种现状，本质和主流的东西，亦即决定并推动社会快速发展的是工商业，亦即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第一物质推动力。所以，笔者认为，在考察一个国家的各种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总体结构中所占比例与该国经济特征的关系问题上，必须确定这样一个原则，即工商业经济成分即使达不到50％以上，工商业人口也不占多数，但只要根据其实际所发挥的作用，成为第一物质推动力，我们就应该断定这个国家的工商业特征。事实上，在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古代国家，在社会总人口中，能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人去从事工商业，就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了，就足以构成一股强劲的经济力量，去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那种认为只有大多数人都去从事工商业，才够得上工商业特征的观点，显然只重视了事物的量，而忽视了事物的质，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既脱离实际，又苛求历史。农业特征论者把古代文献中关于希腊城邦“最大宗，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于土地的收成，其次是港口税和市场交易税，再次是其它收入”的有关记载视为农业特征的依据（17），显然就是犯了这个毛病。从量的角度看，一个社会的工商业人口和商品经济成分，可能没有占优势，即形式上处于非主导地位，但只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如三到五分之一），就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第一物质力量，亦即处于实质上的主导地位。像刚才例子中“港口税和市场交易税”能够在该城邦的收入来源中居第二位，在笔者看来，已是很了不起的了，仅此一点，就足以推想该城邦工商业发展的盛况，并足以说明该城邦社会发展的第一物质推动力是商品经济，而决不是什么自然经济意义上的农业。我们还可以以一个家庭为例。假设有这样一个五口之家，三人务农，二人经商。试想，从形式上看，在这个家庭里，农业人口占了大多数，但实际上到底是农业人口对这个家庭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大呢，还是商业人口对这个家庭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大呢？我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在现阶段中国农村，一个五口之家能有一人去经商，就足可以使这个家庭在经济上殷实富裕，成为万元户，或十万元户，或几十万元户，从而遥遥领先于其他农户。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在看待古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问题时，即使一个城邦的公民主体多数是农业人口，照样有可能是工商业特征。工商业者人数少，但只要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带动社会快速发展，照样可以造成一个国家的工商业特征。 其次，我们还应该分析现有农业的性质，即看现有的农业是属于自然经济范畴，还是属于商品经济范畴。如果属于后者，则该社会一定是非农业特征的，农业特征说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