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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考古史上罕见的造假案 当今世界的文物考古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伪物赝品，鱼目混珠，欺人耳目，使不少人上当受骗。就我国的文物考古而言，假青铜器、假甲骨、假瓷器、假碑帖、假字画，都曾使人深受其害。不过，这类造假行为大都属于以图财牟利为目的的奸商行为，与考古发掘现场的造假行为还是有区别的。 从世界考古造假史上来看，在考古发掘过程中的造假事件并不鲜见。比如，1880年，史前考古学家戈特弗雷德•奥索夫斯基（Gottfryd Ossowski）在波兰南部的姆尼科卡（Mnikw）洞穴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和大量的动物遗骨以及数量超过8000件的骨制品。这些骨制品的造型有人物、几何图形、星形，还有成套的勺叉。当时澳大利亚和法国的学者认为这些物品是赝品，但其他东欧国家的研究者却认为这些发现是真实可靠的。1929年，这场真假难辨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因为发掘现场的工人们最终承认了那些骨制品是他们亲手制作的。据说发掘开始以后，奥索夫斯基（0ssowski ）在遗址前只待了1年左右就离开了。因此，工人们有充分的时间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用未经加工的史前时期的遗骨加工出大量的骨制品。工人们造假的动机是贪图钱财，因为凡是能够发掘出精美的骨制品的人，都可以从负责发掘的人那里获得较多的奖励。从事件的性质来看，此次造假事件并不是负责遗址发掘的学者所为，而是雇佣的工人干的，尽管负责发掘的学者也应对此承担一定的责任。 1991年，西班牙北部的苏维亚尔达（Zubialda）洞穴遗址发现了冰河时期（即旧石器文化时期）的岩画。许多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通过科学分析，人们发现在这些洞穴岩画使用的颜料中夹杂着昆虫的足肢，换句话说，就是颜料中残留着根本不可能长久保存的有机物质。另外，在颜料中还发现了现代人使用的做饭围裙的人工纤维。这些证据表明，上述所谓的冰河时期岩画中包含了现代人的造假作品。 在旧石器考古史上最有名的造假事件要数英国的“辟尔当人”事件。关于此事，我国人类学家周国兴先生在所著《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 1911年，一个名叫道生（Dawson，1886～1938）的英国律师声称他在英国苏塞克斯郡的辟尔当地方获得了一些人类的头骨碎片，同时找到一些粗陋的石器和种类相当古老的动物化石。他把这些化石交给当时英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鉴定。后来道生又和古生物学家在当地发掘了数次，又找到了一些头骨碎片和半块下颌骨。专家们将这些破碎的头骨复了原，取名叫“曙人”，意思是最早的人，又取其发现地名称之为“辟尔当人”。当时的英国学术界对这一发现反应十分强烈，特地组织了一个“辟尔当人研究委员会” 研究这些化石。当时鉴定过该头骨化石的一位牙医认为“曙人”的上颌和下颌有很大差异，不属于同一个个体。可是其他许多科学家对他的看法不以为然，最终还是认定“辟尔当人”是现代人的祖先，是最古老的英国人。由于“辟尔当人”的发现，英国突然间成了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但是，“辟尔当人”在科学界很快就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辟尔当人”的头骨性质与现代人没有重大区别，而下颌骨和犬齿却与猿类特别是黑猿十分相似。人们无法理解一个与现代人十分相似的头骨怎么能跟一个黑猿的下颌骨结合在一起。 1953年，英国的几位著名科学家从形态学、含氟量分析、物理测定、化学试验等方面对“辟尔当人”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和分析。他们最后联名发表了测定结果，证明“辟尔当人”头骨是晚期智人的，下颌骨和犬齿是用现代类人猿的材料假造的，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楚地看到该下颌骨上有人工刮磨的痕迹。而且，下颌骨表面的棕红色是用一种名叫重铬酸甲的化学药物染成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该化石的古老性。1959年，研究人员再次用放射性元素含量分析的方法检测了 “辟尔当人”。结果测出“辟尔当人”头骨的绝对年代是620年（上下误差100年），而猿类下颌骨的绝对年代是500年（上下误差100年）。 真相大白后，人们发现这一轰动一时的早期人类的“大发现”，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学术骗局。原来，发现者道生事先把一个人的头骨打碎，混到动物化石和石器中间，又从一个从亚洲归来的英国水兵那里买来一具雄褐猿的下颌骨，精心加工之后，用重铬酸甲溶液和氧化铁染成红棕色，最后把它埋入地层中，经过几年之后，再当作化石挖了出来。道生原想用这种不正当手段使自己出名，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落了个名声扫地、被人唾弃的下场。 “辟尔当人”事件与今天藤村新一的造假案相比，前者的当事人道生在考古上是外行，而藤村新一是有多年发掘经历的考古工作者。“辟尔当人”的造假范围很小，是一个孤立的造假案，而藤村的造假活动如后文所述具有范围大、时间长的特点。因而性质更为恶劣。在谈到藤村的造假活动时，日本著名考古学家佐原真指出，“在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研究者本人在考古现场造假的案件，迄今为止仅此一例。”古往今来，在科学研究领域中能够立身的，本应是那些忠于科学和学术，愿为其献身的正直之人。但是，科学研究队伍中有时也会混入个别贪利忘义的学术骗子，这些人披着专家学者的外衣，干的却是违背科学精神的勾当。他们给学术界带来的危害要比一般的文物造假者更大。 四、“亡羊补牢”问题多 藤村新一的学术造假行为在新闻媒体上曝光之后，在日本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藤村的可耻行径。不久前刚刚向藤村颁发了县知事表彰的日本埼玉县知事气愤地称此次造假事件是“日本的耻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和文化厅长官也分别表态，要求有关部门对事件进行详细调查，并要求将审查的视野扩大到其他旧石器时代遗址。日本考古学协会会长甘粕健指出，此次造假事件“辜负了国民的信任”，是摧毁日本考古学基础的“前所未闻的行为”。事件发生后，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迅速将藤村除名；日本考古学界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日本考古学协会也对藤村做出了该会的最高处罚――令其退会；藤村本人以及他所在的研究所和有关发掘者的个人网站和个人主页在网民的一片叫骂声中关闭；藤村曾获得的“相泽忠洋奖”也被撤销、收回。日本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历史学、考古学的专业资料馆、博物馆纷纷撤除了与藤村的发掘有关的展品和说明。与此同时，实教出版社、山川出版社、三省堂、东京书籍出版社等一批出版高校和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社分别向日本文部省提出申请，要求修改教科书中的有关内容。 造假事件发生后受到最严重打击的自然是日本考古学界。为了彻底查清此事，日本考古学协会于2001年6月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前•中期旧石器问题调查研究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别委员会” ）。对于特别委员会来说，首先要搞清的问题是，藤村造假事件的“受灾面积”究竟有多大。这项工作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给藤村施加压力，让其交代全部造假事实；二是组织力量重新排查验证藤村涉足过的所有遗址。 造假事件的当事人藤村新一在事件发生后，先是躲进了宫城县的一家寺院“闭门思过”，后来又因“身体欠佳”住进了当地的医院。2001年6月以后，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户泽教授多次到医院找藤村谈话，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藤村终于在同年9月下旬向特别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自1981年以来从事造假活动的遗址名单。名单中记录的内容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藤村从事造假的遗址并非他最初所承认的两处，而是多达42处！ 从藤村交代的造假遗址名单来看，他的造假活动涉及日本关东、东北地区的7个县（道），即北海道（被造假遗址数为4处）、岩手县（2处）、宫城县（14处）、山形县（6处）、福岛县（2处）、群马县（3处）、埼玉县（11处）。在这些遗址中包括了近20年来日本旧石器文化考古中最著名的遗址，其中宫城县座散乱木遗址、马场坛A遗址和上高森遗址、福岛县一斗内松叶山遗址、埼玉县小鹿坂遗址，都“榜上有名”。这些遗址和发现的遗物早已被冠冕堂皇地写入教科书和历史书中，变成了常识性知识。根据藤村提供的造假遗址名单，他本人承认的造假活动最早始于1981年发掘的座散乱木遗址，正是这个一度被认为对日本旧石器文化考古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遗址让藤村新一一举成名。这就是说，藤村新一的成名始于造假活动，身败名裂也缘于造假活动。他20年来的考古发掘生涯，不过是一个学术骗子的可憎可耻的生涯！ 藤村交代的42处造假遗址使人们感受到了旧石器考古界“灾情”的严重程度。然而，人们有理由怀疑藤村迄今为止交代的内容还不是他以往造假的全部内容。比如，在藤村提交的坦白材料中，他承认在座散乱木遗址的第13地层中出土的石器是他埋进去的，但他否认其下方更古老的第15地层中出土的石器与他的造假有关，这显然不合情理。再如，1986年至1987年间，藤村等人曾对日本南关东的东京都多摩市新城建开发区进行了踏查和发掘。结果在该地区的471－B遗址的3万年以上的地层中多次发现石器。藤村本人先后3次到过该地区，其中有两次都亲手发现了石器。另外还有一次是他用电话联系的方法，遥控指挥其手下的调查员进行发掘，结果也发现了石器。现在看来，上述调查和发掘过程以及出土的石器都有许多可疑之处。可是，在藤村交代的造假遗址名单中并未提到这个遗址。另外，最近还有人指出，藤村的造假活动恐怕不是始于1981年，而是在1976年就开始了。因为在1981年以前的几次考古发掘中——包括座散乱木遗址第一次调查（1976年）、鹿原D遗址（1978年）、山田上之台遗址（1980年）等，藤村也都不可思议地发现了旧石器。现在这些石器的性质已受到严重的怀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