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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围绕日本是否存在前期和中期旧石器问题，考古界曾有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有两个观点对后来的考古发掘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就是今天日本旧石器考古的泰斗人物、日本东北大学教授芹泽长介提出的“层位优先于型式”的观点。所谓“层位优先于型式”是指在判断前期和中期旧石器的年代时，应优先考虑出土物所在地层的年代，而不是对石器本身的类型学研究。如前所述，日本列岛上的酸性火山灰土壤使石器以外的前•中期旧石器遗物很少保存下来。另外，和欧洲和中国等国家的旧石器考古相比，日本旧石器考古开展的时间较短，积累的经验、知识和发掘成果还不多，有关旧石器型式的研究观点还不成熟。这些都是导致过去较长时间里，人们很容易接受“层位优先于型式” 观点的重要原因。再有，除少数专家学者外，一般的发掘者很少有人了解复杂的石器加工技术的编年方法。对他们来说，用“层位优先于型式”的观点来判断石器的制作年代无疑是最便捷易行的办法。正是这样一种学术上的认识，使藤村的造假活动变得不易被人察觉。就是说，只要他能从十几万年前的地层中挖出石器，那么人们肯定会坚定不移地相信他挖出的石器是前期旧石器。 另外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是有关旧石器的加工技术。旧石器时代人加工制作石器，是人脑的发达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但是，人类加工制造工具的技术会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特别是人类自身进化水平）的限制。譬如脑容量的大小和人的手臂骨骼的演化，前者决定了人的智力的高低，后者决定了人手的灵活程度。就是说，人的智力和手的灵活性的不断提高决定了石器加工技术的进步。考古学的实践经验也证明，属于较晚时代的较先进的石器加工技术是不可能出现在较早时代的较原始的石器文化中的。 在六七十年代的讨论中，日本的旧石器考古学家注意到日本的前陶文化中存在着称作磨制石斧的石器。经过一番讨论，学术界逐渐默认了日本旧石器文化中存在磨制石斧的观点。也就是说，把拥有磨制石斧的文化当作旧石器文化来看待。这一点与已有多年研究积累的欧洲的旧石器文化编年全然不同。在欧洲的旧石器文化中虽然存在着磨制的骨角器文化，但不存在磨制石斧。从世界范围来看，磨制石器的加工技术是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开始出现，并在新石器时代才普遍被采用的。日本在旧石器时代的较早时期已存在磨制石器的说法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是可以探讨的。但是这一观点也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误解，即日本的旧石器文化中既然存在磨制石斧，那么在前期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存在绳纹时代的石器加工技术似乎也是可能的。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例子是日本前期旧石器中存在的“压制法” 加工技术问题。最近，竹冈俊树等学者在审查藤村曾参与发掘的宫城县马场坛A遗址、高森遗址的出土石器时，发现有用“压制法” 制作的石器。所谓“压制法”（日本称“押压剥离法” ）是打制石器中一种比较精细的间接加工技术。用“压制法”制作石器时，是先将石料初步打造成型，然后用石制或骨制的压砸器沿着石片的边缘用力按压，以便压出更理想的边刃。用“压制法” 制作的石器上会沿石片边缘留下浅而长的按压痕迹。这种技术对人手的结构和手指的灵活程度有很高的要求，因此一般认为，它是在打制石器的较晚阶段才出现的一种石器加工技术，直立人和早期智人都不可能采用这种技术。竹冈俊树、西秋良宏等学者进一步指出，打制石器中使用“压制法” 的时代上限，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始于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在欧洲始于18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在西亚始于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南非始于9～10万前的中石器时代；而日本可以证实的实例出现在后期旧石器时代结束期的13000年前。可见，日本前期旧石器中出现这一技术是极不自然的。用竹冈俊树的话说，就好像是300年前的江户时代人使上了电子计算器。可是，日本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权威学者芹泽长介、梶原洋、镰田俊昭等人都认为，既然上述石器出土于更新世地层，那么直立人会使用这种技术也是可能的。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所谓日本前期旧石器中用“压制法”制作的石器，实际上是藤村埋入的绳纹时代的新石器，而不是旧石器。 以上提到的“层位优先于型式”和日本旧石器时代已拥有先进的石器加工技术这两种见解，构成了藤村旧石器造假事件的学术研究背景。从一定意义上说，上述两种观点妨碍了今天的研究者识破藤村的把绳纹时代的新石器埋入古老地层的简单骗局。 八、研究体制上存在的问题 不少日本考古学界人士在藤村造假事件发生后的自我反思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造假事件不只是藤村的个人问题，还与目前日本考古学界的研究体制中存在的弊病和缺陷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弊病和缺陷侵蚀了考古学界的“肌体”，使考古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出现偏差，藤村造假事件只不过是其中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根据日本考古学人士的反省，目前旧石器考古学界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弊病之一：只重视发掘、发现，忽视研究的倾向十分严重。 这种现象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考古学界的异常发展有关。20世纪60年代以后实施的国土改造计划，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泡沫经济时期”的大规模的国土开发事业，造成大量的遗址被破坏。据说日本近年来每年都要进行1万件左右的考古发掘。其中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有计划的发掘调查只占二三百件，其余绝大多数的发掘都属于开发建设之前的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结束之后，多数遗址都随着继之而来的开发行为从地上消失了，保存下来的只有发掘时的记录。就像狼吞虎咽式的进食会导致消化不良一样，大量的发掘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详细的研究，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忽视研究的倾向。日本每年出版的考古报告大约有3000多种，这一数字要大大少于发掘的件数。研究者们所依据的考古信息有时不是发掘报告，而是在新闻报刊和一些专业期刊上公布的简单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发掘者的未经深思熟虑的判断往往被当成了正式的结论。例如，在藤村新一亲自参加发掘的33处遗址中，有6处遗址至今没有出版正式的发掘报告，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上高森遗址。可是，该遗址的所谓的发掘成果和结论很快就被写入由6家出版社出版的14种教科书中，在日本社会上广泛传播。如果说民间的考古学研究团体不懂考古学的学术研究规范，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不按规范操作，就属于明知故犯了。数年前，北海道札幌国际大学的一位考古学副教授在北海道下美蔓西遗址发现石器后，在未对石器出土地层进行详细的年代测定的情况下，便向新闻媒体公开宣布发现了50万年前的石器。这一实例充分反映出近年来日本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存在的缺乏深入的研究，不按学术规范办事的浮躁作风。 考古学研究的内容，除了最初的发掘工作外，更主要的是要对考古发现进行整理、分析、报告和论证。多年来，日本旧石器考古中存在的只重发掘、忽视研究的倾向，实际上是错误地强调和夸大了考古学研究的最初阶段的工作。这种缺乏深入研究的考古学是不可能进步的。 弊病之二：对违规操作的民营发掘公司和实体失于管理和监督。 在大量出现的遗址面前，训练有素的专业考古工作者的人手明显不足。于是日本社会上涌现出许多民营的以考古发掘为业的公司和实体。藤村新一所属的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发掘实体之一。这些公司和实体更是以发掘为主业。对他们来说，发现是第一位的，只有不断地在发掘现场“有所斩获”，才能对向他们提供发掘经费的部门和机构做出满意的交代。造假者藤村新一在谈到他以往的业务活动时说：“有些遗址如果每年不挖出东西来，就无法得到地方行政机构提供的发掘补助金，从而也就无法向发掘地的土地主人交付感谢金。”另外，藤村在谈到在上高森遗址造假的动机时，曾提到上高森遗址的发掘成果不如其他遗址，这使他很着急，于是采用了造假的办法。这是否是他造假的真实动机姑且不论，但他的这种心态恐怕也反映了许多民营的发掘公司和实体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背后，人们不难发现支配着藤村的发掘行为的，不是考古学的原则和规范，而是名誉和金钱。在这里，严肃的考古学研究行为已经蜕变为“你给钱，我交货”的商业行为。 在利益驱动之下，民营的发掘公司和实体总要想方设法地挖出东西来。然而，考古学研究本来是十分严谨的科学研究行为，考古发现不过是这种行为的结果。在科学研究领域中，资金的投入与科研成果的收获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在人类的科学研究活动中，失败的概率往往要高于成功的概率。就考古学研究而言，即便是最正规的考古发掘，在发掘中一无所获也是屡见不鲜的。对本来残存遗物就很稀少的旧石器考古来说，更是如此。相反，日本旧石器考古学中那些每挖必有的发掘现象，才是最不正常的。因为这违反了以往日本旧石器考古的经验和常识。对旧石器考古有丰富经验和知识的马场悠男教授曾指出，由同一支发掘队伍在不同的发掘地点或同一地点的不同自然堆积层中不断发掘出旧石器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有的话，其概率也只有几兆分之一。他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举例说，在印度尼西亚桑基兰地区寻找爪哇猿人化石的考古发掘中，尽管来自不同国家的发掘队进行了大量的发掘，但在过去100年中只有3次挖掘出了少量的遗物，这与过去20年藤村新一在日本东北地方的发掘中连续不断地发掘出数以百计的旧石器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对藤村的发掘提出怀疑。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迄今为止日本考古学界对民营发掘公司和实体的在考古发掘中存在的违规行为缺乏有效的管理、监督和审查的办法。这种失控的局面很容易使一些民营发掘公司和实体发展成为造假活动的温床。 弊病之三：学术体制带有封闭性，缺乏积极的学术批评。 许多学者都曾指出日本学术界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的一个表现是日本考古学家一般不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到国际学术界讨论。在日本筑波大学讲授考古学的英国学者麦克•哈德逊指出：“国际学术杂志一般比较严格，但能做出彻底的评价和批评。（日本考古学者）由于不在那样的杂志上发表成果，只在国内讨论，因此审稿关过得太轻松了。” 这种封闭性的另一个表现是考古学教育的知识面较窄。执教于日本上智大学、专门从事日本旧石器考古研究的美籍教授C.T. 凯利指出，在日本，学习考古学专业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一般仅限于考古学的知识，而很少接受与考古学有密切关系的相邻学科的知识教育，如地质学、年代测定学、花粉研究、古生物学、古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等。这种教育状况造成学生的知识面十分狭窄。 熟悉日本学术界的人都知道，日本的研究者一般都有自己的学术小团体、小圈子。与日本学者交流的外国人很快就能发现这种小团体的存在。这种小团体内部的人际关系类似一种家长制：著名而年迈的教授是这种小团体的领袖，他对小团体成员的学术研究活动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人际关系上，下级的教师和学生要服从上级的教师和领导者的意见，不然就会遭到小团体的排斥。C. T. 凯利教授批评这种以结成小团体为特征的学术研究体制是一种封闭式的研究体制，它是日本传统社会的一些特点（如强迫性的对集团的顺从、阶层式的社会结构、权威主义、秘密主义等）在学术研究体制中的反映。 由于上述小团体利益的存在，学者们在进行学术交流时也变得十分小心谨慎。学生一般不能对老师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大多回避“正面冲突”。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学术批评往往被认为是人身攻击。进行公开批评的人往往会受到冷遇，或是面临被封锁资料、断绝学术来往的困境。凯利教授就有过类似的经历。他曾与藤村新一等东北地区的旧石器考古人员有密切的交流，多次被邀请参加会议，参观石器。可是当他撰文对东北地区的旧石器考古成果表示怀疑后，他很快便从这些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了。另一位对东北地区旧石器考古成果表示怀疑的学者竹冈俊树也遭到同样的冷遇，他所持的批评见解使他再也看不到东北地区的旧石器实物了。 对学术名人的批评就更不容易了。这种批评往往被忽视，甚至被认为是不怀好意。此次旧石器造假事件可以说是轻视学术批评而导致极端后果的一个典型案例。实际上，在藤村的造假活动败露之前，至少有三篇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对藤村的发掘成果提出质疑。其中包括小田静夫和C. T. 凯利合著的《宫城县的旧石器及其“前期旧石器”时代研究批判》（《人类学杂志》第94编第3号，东京，日本人类学会，1986年7月出版）、竹冈俊树著《“前期旧石器”究竟是怎样的石器》（《旧石器考古学》第56号，旧石器文化谈话会，1997年5月出版）、竹花和晴著《法国阿拉贡洞穴遗址与日本的前期旧石器文化》，（《旧石器考古学》第59号，旧石器文化谈话会，2000年2月出版）。这些论文根据欧洲国家旧石器文化研究的成果和经验，指出藤村的前期旧石器发掘成果有许多可疑之处。然而，这些中肯的批评很快就被湮没在对藤村的一片赞扬声中，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坦率地说，日本旧石器考古学界只要稍加留意，是不难发现藤村的造假事实的。实际上，在藤村造假事件发生之后，学者们很快就从藤村发掘过的遗址遗物中寻找出大量的疑点。譬如，（1）一般的旧石器遗址在出土石器时还会出土大量的剥片，并且大多是集中出土的。这样的地点往往是旧石器时代人的生活遗址、石器制作场所或石器废弃场所。可是日本的前• 中期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很少有这样的石器和剥片的集中地。即使有也是小规模和分散的，并且遗物的数量很少。（2）一般的旧石器出土现场都会发现大量的拳头大小的砾石和一些小儿头骨大小的石块，这些自然石有的是作为加工石器的平台，有的有烧黑的痕迹，表明是火塘用的石块。可是日本的前•中期旧石器出土时并未发现这种自然石。（3）在一般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除石器和剥片外，往往还可以找到木材和骨片的碳化物，这是用火烧制食物后留下的。但日本前•中期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却找不到这样的碳化物。（4）在石器和剥片集中的地方，往往可以发现同样质地的石器和剥片的拼合关系，这反映了石器的制作过程。可是在日本的前•中期旧石器遗址中，石器都是单件的，找不到石器和剥片之间的拼合关系。过去日本旧石器考古中唯一的石器拼合的例子，是前述山形县袖原3遗址和宫城县中岛山遗址分别出土的两件可拼合石器。而这两处遗址相距甚远，这本身就与常识不符。现已证明这个唯一的例子不过是藤村造假的结果。（5）在一般的旧石器遗址中，除出土的石器外，还存在大量的与石器制作有关的遗物，如打击石、石核、剥片和碎片等。此外，还往往可以找到还未制成就已残破的石制品。可是在日本前•中期旧石器遗址中，找不到显示石器制作过程的遗物。同时，在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即使是很小的一个剥片都是有使用痕迹的石器，找不到一件未完成的石制品。这就是说，日本的旧石器时代人在加工石器时从未生产过次品。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6）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地层往往会由于一些自然的原因（如土壤流失、树根的生长、地层因在冰河期和间冰期反复冻结和解冻而产生变动等）而出现上下移动的现象，因此地层中的石器等遗物也会随着土层的移动而移动，不可能处在同一水平面上。可是日本前•中期旧石器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大多是在同一水平面上被发现。（7）旧石器深埋于更新世地层中，由于地层的压力，土壤会紧紧地贴在石器表面上，不易脱落。可是日本的前•中期旧石器出土时往往表面很光洁，很少有泥土。另外，日本更新世的土壤是红色的，然而日本前•中期旧石器表面的纹理中却时常能观察到黑色土壤，即绳纹时代的土壤。 通过上述对旧石器的分析和比较，足以证明过去20年中出土的日本前•中期旧石器发掘和研究存在严重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在此之前除极少数人外，日本考古学术界多数学者都未能从上述角度详细分析藤村发现的“旧石器”。 上述种种弊病对日本考古学界的危害，就像病毒对人体的侵害一样，造成学术界自身免疫功能的低下。当遇到藤村造假事件这样的恶性事件时，学术界不能有效地发挥应有的自净能力，及时制止他的造假活动。这一点恐怕是藤村的造假活动得以猖獗20年而未被发现的最主要原因。由此可见，遵循学术规律，严守学术规范，整肃学术风气，开展积极的学术批评，提高学界的自净能力，对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和科学的进步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这一经验教训，不仅是日本学术界，而且也值得其他国家的学术界认真参考、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