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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闻媒体的反思：考古学报道中的新闻性与科学性 在不久前举行的2001年度日本新闻协会奖评选活动中，《每日新闻》社的旧石器造假事件报道组，以其在揭露藤村造假活动中的“骄人战绩”，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此项大奖。《每日新闻》的记者在此次学术打假“战役”中，坚持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良心，通过周密的策划和翔实的报道，最终取得了“完胜”。应当说其功不可没。那么，日本新闻媒体以往的考古学报道是否都无可指摘呢？回答是否定的。比如，就是同一家《每日新闻》社，曾在数年前以最高的报道规格，用整版篇幅报道了藤村在宫城县高森遗址的发掘。这次报道和该报社以往对藤村新一的旧石器发掘活动的报道，如果从新闻报道的性质来说，都属于误报。藤村造假事件发生后，日本许多学者和关心考古学的公众都认为，日本新闻媒体也应从此次事件中认真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日本虽然国土狭小，但在当今世界上却堪称考古发掘大国。考古学在日本国民中拥有大量的关心和支持者。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1972年日本奈良县高松冢壁画古坟发现后，社会上的考古学热迅速升温。社会上对考古学信息的需求促使日本新闻媒体对考古学的信息特别关注，每逢有重要的考古发现，新闻媒体总要连篇累牍地报道，其数量之多，也是其他国家少有的。撰写有关报道的记者，有些已具有相当专业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知识。但是，像考古学这样的学术报道，与一般的社会新闻报道相比难度更大，令记者难以把握的问题也更多。因此在考古学的学术报道中也时常会出现偏差和失误。 日本学术界和一般读者对新闻媒体的考古学报道的不满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只重快速报道而忽视了事实描述的准确性。日本的考古学报道是十分高效和及时的。在考古现场常常能够看到新闻记者的身影。但另一方面，在所报道事实的科学性和全面性上却存在不足。而且，第一次报道所产生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越大，在后续报道中要修正这种影响就越难。例如，前些年在佐贺县吉野里地区发现大规模的弥生时代环壕聚落遗址时，许多人都联想到了1800年前在日本列岛上存在的邪马台国和有关邪马台国地理位置的学术讨论。严格地讲，这些联想只是学术上的某种推论，吉野里遗址的发掘最终未能证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在哪里。但是当时的新闻报道为了吸引读者，在标题和报道中使用了“邪马台国出现了”、“邪马台国就在这里”等结论性的措辞，致使有些读者误认为古代的邪马台国就在吉野里地区。又如，在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青森县三内丸山遗址(约5500～4000年前)的大型建筑遗址时，媒体报道中将该遗址形容为“绳纹城市”。但实际上，现在学术界没有人认为在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时代，日本已经出现了城市。因此“绳纹城市”的提法等于是对读者的误导。另外，新闻媒体对考古发掘成果的报道经常使用“最古老”、“最完整”“最大级别”等词汇，这种对考古学遗址遗物的评价，很难判断它究竟有多少科学依据，同时也是对考古学研究目的的一种曲解。 另一种不满是认为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只重视发现者的观点，在征求其他学者的意见时，大多选择其中有利于发现者观点的内容报道。例如，在有关邪马台国地理位置的学术讨论中，有读者批评说，新闻媒体更多的是采用“大和说”的观点，而无视“九州说”的观点。在旧石器发掘报道中也存在相同的情况，比如，在近年来有关上高森遗址的报道中，很少能看到怀疑者和反对者的见解。 学术报道要注意的问题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即如何处理好新闻的时效性与学术报道的科学性的关系；如何在报道中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取舍；如何处理好新闻语言的特殊要求与学术语言的准确性的关系。这些问题，不仅是日本，而且也是所有国家的新闻媒体在报道学术消息时都会遇到的普遍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看来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十、造假事件与社会文化心理 在过去20年中，藤村新一的奇特的旧石器发现史始终未能引起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日本国民的怀疑，这一事实本身也是令人深思的。应当说在过去20年中，日本社会对藤村的发掘和发现寄予了极大的期待，但是却缺少了科学的、批判的眼光。造假事件发生后，韩国报纸《朝鲜日报》驻东京分社社长朴正薰指出，日本媒体过去对藤村发掘“成果”的大肆报道以及民众对旧石器考古的关心，“无意中流露出了日本人希望拥有亚洲最古老历史的心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日本在经济上取得高速发展，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物质生活的富裕和国家地位的提高也使有些日本人心中滋长出一种盲目的民族自豪感，患上了一种夜郎自大症。藤村新一的在旧石器考古发掘中的越挖越古的“成就”正好迎合了这样一种巴望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文化大国、历史大国的社会文化心理。日本的右翼分子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更是极力鼓噪、推波助澜，推动社会文化的右倾化。不久前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便是社会文化右倾化的一个极端的体现。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中，一些右翼的所谓自由主义史学家打着为下一代年轻人重树信心的招牌，不惜在历史教科书中颠倒黑白，篡改历史事实，因而遭到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批判。但是作为日本最高文化指导机构的文部省却置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正义感情于不顾，极力为那部臭名昭著的《新历史教科书》辩护，并强行通过了该教科书的审定。藤村造假事件发生后，日本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把此次造假事件与“教科书问题”相联系，激烈抨击了文部省的教科书审定制度。他们指出，“（像上高森遗址那样的）连考古报告都没发表的遗址，为什么能被写进教科书呢！另一方面，文部省在随军慰安妇和对亚洲国家的侵略问题上，却拼命为教科书辩解，声称证据不足。为什么对此次（造假）事件的处理这么简单。这两件事的处理上的落差，说明了什么呢！” 不久前，日本考古学的权威人士、考古学协会会长甘粕健向学界发出呼吁，要求考古学研究者将此次事件视为考古学界的结构性危机，要为日本考古学的再生团结奋斗。实际上，日本考古学的再生不仅需要考古学家的努力，而且也需要日本社会上关心考古学的人们调整心态，正视本国的历史，真正把考古学视为一门科学，用实事求是的眼光看待本国考古学研究的现状。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这门还十分年轻的学问被某些人用来作为诱导社会文化心理的工具。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防止此类考古造假事件的再次发生。 （全文完）2002年4月 附注： 本文为避免繁琐，没有对文中引用的资料和学术观点一一作注。在此仅将文中所引参考资料一并罗列如下： 一、 有关此次造假事件的新闻报道，主要依据了日本《每日新闻》2000年11月5 日 至2002年2月15日的所有有关报道，计100余篇。 二、 日本学术界在事件发生后发表的批判性文章和研究成果： 1、 每日新闻社编：《发掘捏造》，每日新闻社，2001年。 2、 春成秀尔编：《验证•日本的前期旧石器》，学生社，2001年。 3、 春成秀尔编：《“前期旧石器问题探讨”学术讨论会发言要旨》，每日新闻社资助出版，2001年1月。书中收入了佐原真、小田静夫、春成秀尔、冈村道雄、马场悠男、松浦秀治等人的讲演稿。 4、 每日新闻社编：《立花隆访谈——追踪“旧石器捏造发掘事件” 》，每日新闻社，2001年3月。 5、 圣岳洞穴发掘调查团编：《大分县圣岳洞穴的发掘调查》，2001年3月。 6、 日本《考古学研究》杂志48卷2号，2001年8月。 7、 《季刊考古学》杂志第74号，特辑“前期旧石器文化的诸问题”，2001年。 8、 日本《历史评论》2001年2月号和7月号上所载文章。 9、 日本《人文学与信息处理》杂志第34号，勉诚出版社，2001年。 10、日本《科学》杂志，2001年第2期、第3期所载专集“验证•旧石器发掘捏造 事件（第一回、第二回）”。 11、日本《周刊文春》杂志2001年所载有关评论文章。 三、中文参考资料： 1、周国兴著：《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 2、王幼平著：《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3、（美）B•M•费根著、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译：《地球上的们——世 界史前史导论》，文物出版社，1991年。 4、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著、蔡俊生、马龙闪译：《原始社会史——一般问题、人类 社会起源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5、《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欧洲的旧石器文化>等条目,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年。 （全文27000字，稍做删节后发表于北大《日本学》2003年） 直立人是早期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亚洲直立人的代表是生活于5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古人类学的传统观点将早期人类的进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猿人阶段（又称早期猿人）、直立人阶段（又称晚期猿人或原人）、化石智人阶段（又称智人）。化石智人阶段又可进一步分为早期智人（又称古人或尼人）和晚期智人（又称新人）两个发展阶段。在晚期智人阶段的晚期，人类逐渐进化为现代人。不过，关于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过程的研究目前仍是一个充满争论的学术研究领域，上述观点并不是定论。随着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观点正在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 日本的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年前－公元前300年。 宫城县内距上高森遗址不远的另一处旧石器文化遗址。 更新世是地质年代分期的一个阶段，又称洪积世。关于更新世的起始时间地质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如160万年前或250万年前，一般在200万年上下。更新世又被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更新世早期与中期的界限有人主张在大约70万年前，有人主张放在78万年前。更新世晚期从大约12万年或13万年前开始，到大约1万年前终止。（参见吴新智等编著：《中国古人类遗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页。）人类的旧石器文化便出现在更新世。更新世以后至今的地质年代称作全新世，这期间人类文化发展经历了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不同阶段。 贺川光夫，1923年生于日本栃木县。毕业于日本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后执教于别府大学，1961－1984年任该校文学部长，1987－1990年任该大学校长。在学术上，他曾积极主张日本在绳纹时代就已进入农耕社会。为表彰他在考古学领域的贡献，1978年他被授予“文化厅长官奖”，1981年被授予日本“文部大臣奖”，1997年被授予“勋三等瑞宝奖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