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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春秋、战国之际士阶层的崛起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一大变迁的话，那么，土地制度的转化则是当日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一大变迁。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制度，这已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在此又不能避而不谈，因为这涉及到这一时期制度思想的制度环境；故略作叙述。 上面提到，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夏、商、周三代文化在物质上的表现，其基本特点是一致的；三代考古遗物所显示的衣食住一类的基本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三代都以农业为主要物质生产部门，正由于此因，前人往往三代并称，孔子就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杨伯峻译注，P.21-21）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亦称：“三代之时”云云。因此，三代的土地制度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区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概是天经地义的。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在西周封建制度下的土地制度是如何安排的，何以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周室沦为诸侯国，形同虚设的“籍田”制度在宣王即位之时，已开始“不籍千亩”，因而终被废除。 周初大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并能“为周室辅”。清代学者崔述曾曰：“文王始受命，而未得及身为天子。武王始克商，而未得身见四方之靖。至成王，然后安享之，以为祖、父之德而吾独享之，于心不自安，故分其禄而与诸父兄弟共之”。（崔述：《崔东壁遗书》，P.340，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崔氏在此抬高周王的道德境界，未免过誉；且王国维亦有同感。（见王著《殷周制度论》）似乎不谋而合。但是，周初封建出于政治因素的程度要大于经济因素，应是“事出有因”的，因为仅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推导出西周封建制度的创新，断然与史实不符。如上所述，“三代之时”经济基础条件基本一致。我们说西周的封建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封建”，似大致不谬的。然而，政治制度的“封建”引致了经济制度的“封建”，是值得我们讨论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要物质生产部门的历史条件下，土地当然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或经济资源；就其属性而言，亦是当然的财富，恰似胡寄窗先生所言：“西周时代所谓财富，与一切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一样，基本上是以财物的自然属性或使用价值为内容。如：‘问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西周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它之所以成为个人财产，则是从土地自然力的有用性质出发”。（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P.26）土地是诸侯的权威、财富、名望乃至军事实力的物质基础，“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邑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礼记•王制》）还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南五十里”（《孟子•万章》下）之说。这种自上而下的分封疆土形成了西周社会土地制度方面的等级占有制度；这是与“金字塔”式的政治制度相配套的。 然而，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土地自然力的本身并不足以构成财富，土地必须与人的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创造出财富。这一点似乎周人亦已悟出。试想，周人由西陲一个原先政治、经济和文化不甚发达的部落欲取代历史悠久和文化相对繁荣的殷商；克商之后，面对一片辽阔而又荒野的鄙地，况且“周初生产工具基本上与商代的生产工具处在同一水平”（许倬云：《西周史》，P.159，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仅对大小诸侯“列土分封”而不授民、殖民，诚然无济于事。“封土”只不过是手段，“授民”才是目的。因此之故，有学者根据大盂鼎、周公彞等金文资料的研究后，指出：至少在周初，分封制度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诸侯封建“封人”的性格强于“封土”的性格，授民比授土更重要。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更重要的分领了不同的人群。（详见许倬云：《西周史》）傅斯年亦认为，西周的封建是开国殖民，不仅意味着地域，还意味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杨希枚认为古代赐姓制度，实际是分封民姓、族属，与“胙土”、“命氏”合为封建三要素。其中“赐姓”是赐服属的人民，“胙土”是分配居住的地区，而归结为“命氏”，其中又包括给予国号（如“鲁”、如“宜”），告诫的文辞（如“康诰”）以及受封的象征（如各种服饰礼器）（转引自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P.11,P.12）故有所谓“先王制土，籍田以力”。（《国语•鲁语》下）随着西周社会的延续发展，诸侯之后的不断繁衍，原先的土地资源又无法再生，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开始失调，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相对匮乏，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多少也说明些问题；正如董书业先生所指出的：天子建国，主要是周初的事情，其后天子的亲属越来越多，可分封的土地却越来越少，就无法再往外分封，只能封为“内诸侯”、“王室大夫”，有的甚至下降为“士”。（董书业：《春秋左传研究》，P.12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各诸侯国因为有了“封土”、“臣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日渐强盛，分封制下对周天子的向心力作用转化为离心力，纷纷对周室王权构成了威胁，都有问鼎中原之意，此时此境的周室已是尾大不掉了，王权亦是一蹶不振了。周初的土地分封制度岂有不“坏”，不“崩”之理？可谓是“势所必至”矣。 如果我们再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到“列土分封”这种土地分配制度的本身分析，其遭破坏，亦是“事出有因”的。所谓“王土”，一旦“分封”出去之后，周天子所拥有的只是在宗法制度下的土地所有权，而无实际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这种“两权分离”之后，就其经济意义而言，土地的占用权和使用权要远大于土地所有权；况且，“封土”还伴随着“授民”；土地资源与人力资源相结合，其对财富的创造力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种“封土赐民之制”，便是诸侯们“抗上之资”。由于土地资源难以再生，而对土地所创造的财富之欲望却不断滋长，“人有土田，女反有之”（《诗经•大雅》）“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诸侯或大夫领地世袭时间的延长，他们在领地内的政治特权日益和土地的占用权力结合起来。这种情况，在政治上增大了对王市的对抗力，形成周室王权的衰落；在经济上，滋长了私人长期占用领地的倾向”。（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P.56）此时此刻，诸侯们已不满足于仅对土地占用权和使用权的拥有，进而“问鼎”“王土”的所有权。于是乎就有了公元前594年鲁国的“初税亩”，公元前590年的“作丘赋”，公元前548年楚国的按土田定军赋，公元前538年郑国的“作丘赋”，公元前483年鲁国的“用田赋”，公元前536年郑国之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之铸刑鼎，一直到后来的郡县制等等；“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孟子•滕文公》上）“经界”一旦被“漫”，“王土”的所有权即被否定，所以，所有这举措无不都是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挑战。然后，“一切方式中最根本的变革是打破西周以来的‘田里不鬻’的传统，实现土地自由买卖”。（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P.57）对于鲁国施行的“初税亩”，郭沫若先生曾有这样的观点：“自殷、周以来的土地都是国有或王有的公田，虽然在西周末造已经有私田出现，但和国家的经济机构毫无关系，也可以说是未经合法承认的私有。因为初出现时不能影响大局，公家一直默认了它。然而时间一经久了，私田的亩积便超过公田，私门富庶了，公家便式微了下来。因而‘礼乐征伐’便逐渐‘大夫出’，更达到‘陪臣执国命’的地步。公家为挽救自己的式微，便被逼的把传统的公田制打破，而公开承认私有，对于私田一律课税。这样便是社会制度的改革”。（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见《十批判书》，P.49，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我们以为，虽然土地买卖在西周末已是日渐普遍的社会现象，其在制度上的实施，或土地私人所有权的在全国范围内的真正合法化，尚有待于秦统一之后。但至少可以说，到了“宣王即位，不籍千亩”；（《国语•周语上》，P.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至此，“籍田”制度的被废，标志了西周的土地分配的等级制度的寿终正寝。 笔者行文至此，只是想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变迁的起因在于西周初期政治制度上的分封，由于这种分封制度日益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从而引致了当时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制度供求矛盾的加深。未知吾之词能达意否。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严重失衡，即“乱制”，从原先的“周公制礼作乐”发展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乃至“自大夫出”，进而“陪臣执国命”，终于导致了天下大乱，社会急剧动荡不安，制度需求严重不足。如何实现制度均衡，进而进行制度创新，便成了当时社会各阶人们心目中的时代课题。作为各种思想承担者的士阶层当然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是‘百家争鸣’的前奏”。（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P.26）于是，各种制度思想也就应运而生；而各种制度思想的传播、争鸣、继承、创新乃至实施的任务也就当仁不让地落在了士阶层的头上。这便是此节讨论士阶层问题的理由之所在。最后，有一点须补充的是，先秦诸子的制度思想主要在于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即如司马谈所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P.3288-3289，中华书局，1959年版））然而，政治制度若无经济制度的依托，恰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没法维系的，所以当我们讨论古代中国的制度思想时，很难将制度思想中的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截然分开。 2006/4/18 完稿于沪上“面壁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