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自18世纪以来，雅典的民主政制开始为推崇民主制度的学者所赞扬，但是如何 正确认识雅典的民主制度，却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主要探讨古典学者对雅典民主政制的批评， 以期加深我们对雅典民主制度的理解。 【关键词】 民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 雅典是古希腊民主政体的发源地，从古典时代以来就一直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目光。本文 拟从反民主的角度来探讨一下，看古代希腊人是如何认识他们的民主制度的，以期加深我们对 雅典民主的认识。西方对此问题研究已经十分深入，但是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还很少，本人所 看材料只有《古代民主和共和制度》一书中，郭小凌先生对此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探讨。（施 治生、郭方:《古代民主和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8页）所以，我认 为对这个问题还很有研究的必要，特撰此文，以求有助于我们对雅典民主的理解。 雅典的民主思想是拒绝一个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社会，它认为一个理想的城邦应该是所 有公民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其原则是谁也不能自封为统治者，谁也不能以个人名义握有 不可让渡的权力。直接与积极的自治是雅典公民的最高信条。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是有区别 的。古代的民主政治是指，在一个共同体之内，在牵涉到大多数人关心的利害问题上，是由全 体正式成员或至少多数正式 成员合法地直接间接来进行决策的一种制度。（易建平：“论古 代民主与专制的定义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3、2）今天的民主指的是少数人不能专 制大多数人，它反君主制，反专制，反贵族制，而且每一个人的个人自由受到绝对保护，公民 对政治生活的漠不关心也是正常的。例如，我们看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很多选民都拒绝参加 投票，这在古代雅典民主制度的极盛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今天的民主更多地是从消极意 义上讲的，而雅典的民主则强调积极地参与。 在现代人的眼中，雅典式的民主在很多方面是古怪和陌生的。雅典的民主起源于梭伦改革， 这种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马其顿统一希腊诸城邦，雅典沦为马其顿的附庸国。在此期间，寡头 们仅有两次非常短暂的复辟（《雅典政制》XXXII），由此可见民主制度在雅典(至少是成年男 性公民中)是很流行的。但有趣的是，除了古希腊戏剧等一些文学作品之外，我们几乎很难找 到对雅典民主和民主制度集中和系统的论述。很多时候，人们对希腊民主思想的搜寻大多来源 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例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记录了叙拉 古民主党领袖雅典那哥拉斯讲的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民主政治不是一个贤明的制度，也不 是一个公平的制度，有钱的人就是最好的统治者。但是我说，首先民主政治的意义是代表全体 的人民，而贵族政治只是代表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其次，虽然富者善于寻找金钱，但是最好的 顾问是贤明的人，多数人最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辩论，然后从中作出判断来。”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5月，第453页）雅典即不存在正式 的民主宣言，也没有宪法。可以这么说，雅典的民主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制度的实践中，但并 没有形成系统的民主理论。所以相对于共和主义，雅典民主缺乏制度与法制的支持，因此会导 致领袖和人民的腐败。要系统全面地理解雅典的民主思想，我们可以从希腊精英们深刻的反民 主思想中寻找思考的灵感，没有民主就没有希腊反民主的理论，尽管不同时期的反民主思潮源 于不同层面，但大多数古希腊思想家都认为那些有能力获取财富或者出身豪门的贵族阶层比其 他人更有能力成为好的公民，也更可能做出明智的政治决定。 看一个社会的民主实现到何程度，要依据许多的因素，而这些考虑无不与社会成员以何种方 式参与公共事务有关。对支持民主的人来说，政府权力是属于人民的，不管一个人是穷是富， 也不管他出身卑贱或高贵。只要他是公民就有权利参与公民大会行使自己的权利。“我们的制 度之所以被成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修昔底 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5月，第130页）但对于民主的敌 人而言，民主则是穷人对富人的暴政，虽然富人更有能力制定国家政策。古典作家们认为，这 种民主的暴政并非是一种偶然，它是民主制度下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府形式的必然结果。伪色诺 芬在《雅典政制》开篇便申明：“关于雅典人的国家体制，我对之后并不欣赏，因为他们在为 自己选定他之后，也就因而选定了一种使平民日子过得比贵族还好的制度。”（ 伪色诺芬： 《雅典政制》I，1）虽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没有直接说明民主是一个不 好的东西，但他将雅典的失败归罪于伯里克利死后个人领导的无能和雅典民主统治所造成的错 误政策。他认为正确的政策是由好的领袖制定的，而极容易被煽动起来的民众情绪只会将国家 引向灾难。“……虽然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而每个 人都想居于首要的地位，所以他们采取笼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实际 领导权。在一个统治着帝国的大城市中，这样的政策自然会引起许多错误”。（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5月，第150页）希罗多德也认为民主制 的一个弱点是民众的情绪易受能言善辩的政治家的影响：“显然愚弄多数人比愚弄一个人要容 易。” （希罗多德：《历史》5.78）虽然修昔底德不一定反对民主制度，但他肯定是对雅典 的民主政治所带来的灾难而感到失望和惊恐。阿里斯多芬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的民主已经 完全背离了梭伦和克里斯提尼时期真正的民主。雅典早期的民主珍视“部分平等”的原则，也 就是说每一个人应该以他们各自的能力为标准来分配权力，遗憾的是，后期的雅典完全放弃了 这一原则，使得穷人也拥有了同样多的政治权利。这些批评并非没有道理，比如津贴制的实行 就使雅典人的社会道德发生了绝大部分的变化，民主打开了公民欲望的闸门，利益的激流席卷 整个社会，把所有哪怕是隐藏最深的私欲都公开化，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赤裸化。“平民政体 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人没有津贴就极不情愿出席公民大会”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13 20a15?20） 自从亚历山大统一希腊，希腊诸城邦丧失自治权力以后，对于雅典及其民主制度的攻击日渐 增长，这其中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谴责和批判最为系统也最为深刻。这种 哲学批判思想起码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由于苏格拉底没有留给我们任何文字，所以大多数学 者都从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中寻觅苏格拉底的思想。虽然在这些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对民主的态 度非常复杂，很难简单地将它归纳为反对民主或是赞同民主，但是我们仍然不难从中找寻到苏 格拉底对于民主的很多置疑和批判。在“克力托”里面，苏格拉底力图说服克力托他逃离监狱 的决定不应该受民意的左右，因为民众大多是无知的，他们的意见不值得采纳。在另一本对话 集“高耳吉亚篇”里面，诡辩家高耳吉亚想证明修辞是讨论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苏格拉 底却反击说修辞只会对无知的人产生作用，有可能让他们改变主意，而对于那些真正的贤人， 修辞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苏格拉底接着说雅典民主制度的权力就集中在那些容易被别人轻易 说服的无知的人手中，而并非是由贤人掌握的。从上面的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认为 大多数人是无知的，他们对善恶优劣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 会只要得到简单的多数票，就几乎可以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决定任何内部问题。苏格拉底生反 对当时存在的散漫的民主政治，认为这有害于社会生活，主张加强政治教育，培养公民意识。 他尤其反对那种主张绝对平等的民主政治和官员由抽签方式产生的规则，“苏格拉底讥笑以自 己的决定把无知的人变成统帅等的雅典平民的万能；有一次，他在讲到马匹不足时建议把这个 问题提交人民大会，用表决方式把驴变成马。”（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 书馆，1991年，第120页）苏格拉底对民主制的抨击并不是说要用某一其他的政治形式强行代 替民主制，而是说民主制必须完善起统治艺术，由内行来治理。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了对民主 制的挚爱，他在实行民主制的雅典度过了一生，在战争中为雅典而战，至死服从雅典的法律， 可以说他是天生的民主派。（郭小凌：“古希腊作家的民主价值观”，《史学理论研究》，1 998、1）苏格拉底通过学生柏拉图、学生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地影响。 柏拉图对雅典民主制度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他的两本对话录《理想国》和《法律篇》里面。鉴 于雅典民主制存在的弊病、特别是其令人无法原谅地处死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并不赞成实行民 主制。柏拉图主张贤能政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人治”。他的“理想国”是实行少数贤 德才智之士当权的贵族政制；国王应该由哲学家来担任，只有聪明正直的哲学家才有资格作国 王。他的这种观点有点像今天的精英民主理论，即应由少数精英人士实行民主，而不是由大多 数民众实施统治。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设计了一幅诱人的空想共产主义蓝图。他反对财产 私有制，主张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主张共妻制及儿童公育。他认为一夫一妻制实际上不但是不 折不扣的私有财产制，而且必然引起贪污、冲突和忌妒；因此统治阶级必须废除一夫一妻制和 私有财产制，应该让全体公民住进公共宿舍，大家都在公共食堂就餐，并实行按需分配。柏拉 图耗费大量笔墨对民主进行了猛烈地攻击，他认为寡头制用财富作为衡量优劣的唯一标准，这 势必导致穷人和富人间的战争，当穷人取得胜利之后，柏拉图说：“党争结果，如果平民取得 胜利，把敌党一些人处死，一些人流放国外，其余的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 职通常抽签决定。一个民主制度，我想就是这样产生的。”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 书馆，第331页）在民主制度下，没有人再尊重权威，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没有人再顾及别 人的安危，任何人都可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做出重要的决定，这样一来，所有以前的规范都 不复存在，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极端的无政府状态，“这些以及类似的特点就是民主制度的特征 。这看来是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梢的管理形式。在这种制度下不加区别地把一切平 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第333页） 这种极端的自由一定造成党派斗争，并最终产生极权暴政 。《法律篇》是柏拉图所有对话录 中最长的一篇，其中的很多论点是建立在对于雅典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在讨论那个崭新 的城市(Magnesia)是否应该建在离海岸很近的地方的时候，柏拉图认为港口国家很容易带来奢 华和腐败，很显然这是在影射雅典。文中的那位雅典陌生人是这样说的：“如果城市建在靠近 海的地方，我们会有好的港口，但也就不可能种植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农作物。为了抵御港口城 市受到各种复杂、不良的影响，我们需要一个上天赐予的救星。一个靠海的国家看起来会很好 ，但在贸易交往的过程中，人民的心灵将会受到外界的腐蚀，公民们不仅对自己的国人不再信 任，而且对别人也充满了敌意。” （柏拉图：《法律篇》，商务印书馆，卷四）又比如说柏 拉图认为以强大的海军为基础的国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这当然又是在暗指雅典。 他认为海军(不包括舵手、桨手和船长)都胆小如鼠，因为他们随时都准备撤退到船上并逃走。 然而，这些人在国内却享有极高的荣誉，那些本应该受到尊重的人(比如陆军)却得不到应有的 荣誉，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失去了正当合理的尊重和爱，那这个国家也就不可能长久了。 亚里斯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与柏拉图一样都鄙视从事商业活动和手工制造的劳动者，他认 为农民是更好的公民，因为他们对从事政治生活一向冷淡，很少参加公民大会，亚里斯多德在 他的名著《政治学》中这样写到：“由于没有多少财产，他们没有什么闲暇，因而不能经常出 席公民大会，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他们终日操劳，并且不觊觎他人的财物。生活劳作对他们来 说是舒心的，所以他们不关心政治和官场，做官之类的事情并不能带来显著的收获。民众喜爱 切实的收益重于名誉和地位。”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1318b10?17）他认为一个由农民 组成的国家要远远优于由城市居民组成的国家。与此同时，亚里斯多德又坚信幸福和智慧只能 从思考中获得，而思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因此理想社会的公民应该是有一定物质基础的。 乍听起来，这两种看法似乎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前一种想法只是他迫于现实的妥协。他深知在 雅典现存的民主制度里面，与其任由那些拥有一定财产的城市居民思考国家大事并积极参与政 治生活，还不如寄希望他们和农民一样远离政治事务，只去关心他们各自的生计。国家只需要 由少数聪明的贤人来管理就是最理想的了。 亚里斯多德同他的老师一样认为寡头制和民主制的混合体是最佳的政治制度。他认为民主制 走向极端就和僭主制没什么区别，两者都是人治而非法治，寡头制和民主制的共同缺点是它们 不可能产生出合格的人来执政。在民主制度下，每一个公民都参与政治，但显然缺乏政治智慧 ，而在寡头制下，执政者虽然有钱，但又缺乏高尚的道德。由此，亚里斯多德建议一种民主制 和寡头制的混合政体。在这种制度下，一少部分贤人从事军事、政治和宗教事业，而其它人则 去种田和进行别的生产性活动，理想的状态是这些人有公民投票权，但并不担当任何国家公职 。实际上，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也是主张所谓的“部分平等”，两人拥有非常相似的正义 观，认为个人的幸福只可能建立在正义的国家基础之上。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是以人天生的不平等为基石的。他们力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 生来在智力、道德上是那么的不平等，却为什么要分配给他们相等的政治权利呢？他们认为： “公民不可能一切都是平等的。” （村富等编写：《古希腊名著提要》，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133页）雅典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社会内在的、自然的金字塔结构，因 此它造成社会的不正义，并扭曲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无法维持一个国家持久的稳定 和秩序。另外，他们认为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是一种穷人对富人的暴政，它依 靠的是人的热情和幻想，而不是冷静的法律和人的智慧。雅典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狂热使得他 们很容易丧失理性，进而做出草率的、不合理的政治决策。 实际上他们的批评也不无道理，在我们今天看来，尽管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有许多现代民主 所无法比拟的长处，但是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雅典的公民大会在设计上也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这种集会被党派所支配，而且践踏苏格拉底式的良心。无怪乎汉密尔顿断言，即使每个 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会仍将是一群暴民。而且雅典人虽然强调公民的参与权，但却 客观上容忍性别歧视与奴隶制，古雅典一部分特权男性公民享有的直接民主恰好是建立在大体 制的不民主的基础上的，奴隶的存在及对妇女的排除成为男性公民建立直接民主政府的必要条 件。民主允诺言论自由，但却不在公私之间划出一条界限，个人并不能享受免受政治干预的合 法的私人空间。只要公民大会授权通过，国家可以干预任何私人行为。可以说民主的最大危险 就来自于这种公共权力的无限性，为了削弱这种权威，就必须给公共权力一个明确和固定的界 限，并为私人生活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此，民主必须被限定在“公共领域”，以不侵 犯私人生活自由为限度。 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实践毫无疑问地展示了民主的优越之出，增强了人们对于民主的 信心。无论民主与反民主的思想如何嬗变，有一点我们恐怕很难否定，那就是，这种源于古希 腊并贯穿整个西方文明史的反民主思想对推动人类思想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完善作出了不可替 代的贡献。古代雅典的民主确实比我们今天任何民主国家的民主程度都高的多，但我们也应看 到它的另外一面。雅典民主在古代希腊也是最具有侵略性的，而且民主投票决定侵略西西里的 叙拉古。所以我更相信民主制只是文明发展的结果之一，而非其原因。“不管任何时候，只要 存在合适的条件，民主就可以被独立地发明出来和重新发展起来”。（罗伯特•达尔： 《论民主》，商务出版社，1999年，第11页）“而且，民主要有成效，必须为不同的社会、不 同的情况、不同的问题制定不同的规则。没有一种规则对于一切都是最适合的。” （科恩： 《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