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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民主”的诞生归功于智慧无穷的古希腊人。正是古希腊城邦的雅典人，播洒培育了民主的种子。雅典民主在纪元前5世纪曾辉煌一时，成为后世向往民主的人们心中的理想和楷模。但它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希腊世界的内乱和雅典城邦被异族的征服，这一古代民主的典范也随之昙花一现般地夭折了。在此过程中，一个人物和一个事件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那就是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所在的古雅典，是一个富有民主传统的希腊城邦。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写道：公元前594年，雅典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开始施行改革，“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三四十年后，经过庇西特拉图和克利斯梯的进一步改革，“雅典已出现了民主政治”；到了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61~429年），雅典的民主政治“达到最高潮”。苏格拉底就是于公元前469年出生在这个民主政治“达到最高潮”的城邦的。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他以谨严的思维和雄辩的口才，征服了所有和他论辩过的人。哲学家梯利说，苏格拉底“有一种习惯，喜欢在大街上、市场上和运动场里，同各种处于不同情况的男人和女人谈话，讨论各式各样的问题，如战争、政治、婚姻、友谊、爱情、家政、艺术、商业、诗歌、宗教和科学，特别是道德问题。”足见当时雅典民主空气之浓。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格拉底之死恰恰是与雅典的“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有关：他被当局判处死刑，罪名就是“误导青年，颠倒是非黑白。”而“误导青年、颠倒是非黑白”用的当然是嘴皮子及其言论。美国著名记者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说：“以言论自由著称的一个城市竟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罪行的哲学家起诉、判罪、处死，这给雅典的民主烙上了永远洗不清的污点。” 从表面上看，苏格拉底被处死的原因有二：一是为证实神谕而得罪了一大批政界和文化界的名人，引起他们及其同情者的反感。的确，苏格拉底在同这些享有智慧名声的人们交谈时，不断诘难对方，使他们出尽洋相，这自然会使他们怀恨在心。二是在法庭上的态度激怒了陪审团。他不齿于向陪审团恭维或乞怜，自信正义在自己一边，不但不设法获得陪审团的同情，反而以不妥协和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陪审团。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演讲，对任何听众来说，不管他们是否持同情态度的，都是最鼓舞人心的通俗易懂的道理。这位哲学家争辩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他又说：“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室和家庭，也会成功。但是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任何人都休想得出正确结论，因此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无疑，苏格拉底这种不屈不挠的一贯态度激怒了雅典人，这是他被处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冷静下来的人们会逐渐认识到：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提出反民主的思想其实比在一个专制社会里提倡自由民主还要艰难，因为人们在压迫下更容易反抗，而在宽松的环境里反而失去了独立的自我。不幸的是，苏格拉底正是前者，而他的饮鸩也就从悲惨进而转变为悲壮。那么他的死之所以成为悲剧的原因也就比较明了了。 首先，苏格拉底是作为一个“无知”的智者而死的。苏格拉底（或是柏拉图——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无法从严格意义上将这两者进行区分）曾经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画了两个圆圈，一大一小。他对他的学生们说，大圆好比是他，小圆好比是某个学生，圆的面积代表知识，圆的周长代表与未知领域的接触。圆的面积越大，相应的周长也越长。这就表明知识越丰富的人，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就越多。苏格拉底一再宣称自己“毫无智慧”，同时又津津乐道于这样一个神谕，即当他向神殿提出“有什么人比我更贤明”时，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一个人比你更贤明”。他以神的口吻讥讽了所有的雅典人，尽管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把责任推给了“莽撞”的弟子克勒丰，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苏格拉底以极端的自谦，达到了极端自大的目的，从而引起了公愤，这在后来成为导致他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苏格拉底是作为一个爱国的叛逆者而死的。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岳飞，这位民族英雄的死很大程度上就是被怀疑有反叛之心。在一个“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里，居然流传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歌谣，岳飞的没顶之灾当然就在俄顷了。在这里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岳家军”这三个字。因为在朕即国家的赵构的心中只能有“宋家军”、“赵家军”，哪能再有冠有其他名称的部队呢？拥有私人武装，不论统领者本人是否还受到皇帝的节制，都已经罪大恶极了。诬以谋反，这种小人伎俩在历史上反复被运用，而且屡试不爽，但苏格拉底如果仅仅是被诬，则他的结局固然悲惨，却仍够不上是悲剧。事实上，苏格拉底的确敌视雅典的民主制度，而他的弟子兼朋友克里底亚正是推翻民主政体的三十僭主之一。同时，苏格拉底又的的确确是一个爱国者，他曾经把自己说成像盯住一匹马的牛虻一样盯住这城邦的人。他爱他的国家，因为爱之深，故责之切。这里必须辨明两个概念，即国家和制度。作为苏格拉底，他爱的国家雅典，不是民主制度下的雅典，而是应该由那个“知道的人”即治国专家统治下的雅典。这里的“国家”不是我们通常政治意义上的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更接近于乡土的概念。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苏格拉底的立场了。 再次，苏格拉底是作为一个从不立论的散布“反动”言论者而死的。对苏格拉底的起诉书我们现在已经无缘得见，但柏拉图在《自辩词》中对起诉书的内容作了转述。起诉书说苏格拉底是个做坏事的人，因为他腐蚀青年，不相信国家所信奉的神祗，而相信其他新的精神存在。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控罪实在有点“莫须有”的味道。事实上，苏格拉底的言论乃至思想都不成系统，他并没有提出过什么“新的精神存在”。从留存至今的材料中可以看到，驳论比立论更适合苏格拉底。所谓“产婆术”的苏格拉底论辩术，则正是利用近乎诡辩的口才把对手引向他论点的反面，无论是《拉奇斯编》还是《普罗泰戈拉斯篇》都是如此。他唯一一次采取正面态度的谈话，也许就是《美诺篇》了，其中苏格拉底提出，美德是知识，是一定可以教授的。如果这便是他的反动言论的话，我们除了长长叹一口气之外，还能干些什么呢？ 最后，苏格拉底是作为一个言论自由的提倡者而被一个以言论自由著称的城邦处死的。大部分悲剧英雄的死都表明了他们的失败。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中，悲剧的本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6页），但苏格拉底不在此列。苏格拉底的死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是民主制度的一次可耻的失败。审判苏格拉底的自相矛盾和可耻之处在于，以言论自由著称的一个城邦竟然对一个除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哲学家提出起诉。如果苏格拉底是被斯巴达人处死的话，我们充其量只能称之为惨剧，而够不上悲剧，就像我们对于嵇康、金圣叹甚至是遇罗克、张志新他们的死那样，但恰恰是一个民主社会却以这为世人仰慕的民主手段残忍地扼杀了一位民主人士。所以，苏格拉底的死是反民主的胜利，是民主的失败。如果当时的投票结果是苏格拉底被无罪释放，那也许是他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吧。 对于我们来说，苏格拉底确实死了，因为这是历史。而在当时，大多数人对此都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都确信苏格拉底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无罪开释，即使被认定有罪，最终也能以罚款了结，他的弟子和信徒早已为他捐献和募集到了一笔可观的钱款。然而，苏格拉底必死无疑。 苏格拉底必死无疑，首先是因为他的学术主张与雅典民主体制存在着根本冲突。雅典的民主制，其核心就是全体公民人人参与政治，即参与对城邦的管理。这不仅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雅典的社会改革和立法者梭伦早在公元前6世纪初就制订了一项法律，规定任何公民在发生重大政治争论和阶级斗争的时刻，保持中立和不参与其中一方，就应该剥夺其公民身份。伯里克利也说，雅典人“把不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不是看作只顾自己的不管闲事的人，而是看作无用的废物。”（这使人不由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言论。）苏格拉底的政治理念与之相悖。他认为政治不是大多数人所能理解和参与的，应该由那个“知道的人”统治，其他人只需听命便是。他时常教诲他的弟子要退出政治，并且自己身体力行。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4年，雅典民主政体两次被推翻。在这两次政治动乱中，苏格拉底既没有站在篡夺政权的心怀不满的贵族一边，也没有站在被这些贵族所杀戮和放逐出城邦的民主派一边，甚至没有站在被独裁者马上趋向反对派那边的稳健派一边。除了在第二次独裁期间——即三十僭主时期——他有一次勇敢的然而沉默的不服从表现以外，他置身于冲突之外。民主制度就因此而忌恨苏格拉底，更甚于那些独裁者。 苏格拉底之死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自梭伦改革以来，雅典民主制不断完善，到了伯里克利执政时期，雅典民主制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公元前443年，伯里克利执政，苏格拉底当时二十四岁。他吸取了雅典制度、雅典精神的精华，形成了为真理、为荣誉、为法律，即为整个理想献身的坚定信念。可悲的是，赋予苏格拉底以理想和信念的雅典制度和雅典精神，在时间的流逝中不知不觉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和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制度和雅典精神就开始败坏，不多久，显赫一时的雅典民主制也就成了徒具躯壳的累赘。民主制的衰败曾一度导致了寡头政治的崛起，但寡头政治给雅典带来了血腥和暴虐，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时局的动荡、社会的腐败，使进入哲学反思的苏格拉底痛心疾首。他决心做一个牛虻，去蛰醒雅典这匹昏睡的纯种马。他之所以要通过交谈使那些名声显赫的人意识到自己并不聪明，就是因为想让这些雅典的精英首先清醒起来。然而事与愿违，一方面，病入膏肓、失去理智的雅典制度不敢承受舆论的尖锐刺激，力图去制止一切所谓蛊惑人心的言谈，一些为名誉地位考虑的执政者利用了这一制度的致命弱点而控制、操纵了它，使它成了绞杀异己的疯狂的机器；另一方面，那些正直善良的雅典人，怀念着雅典的辉煌时代，而把日下的世风完全归咎于寡头政治带来的灾难，他们出于维护民主制心切，出于对苏格拉底暴露民主制缺点的做法的不理解，把苏格拉底当成雅典政府的敌人。这就是公元前399年雅典陪审法庭对苏格拉底进行审判的原因。藏有私心的雅典人和襟怀坦白的雅典人一起，利用雅典民主制这架机器，处死了本邦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便处于剑拔弩张张的状态，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既看到了双方利弊，又力图找到折衷方案以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过那时候双方势均力敌，腾不出手来对付他。到了公元前403年，那些百分之百的民主派完全控制了城邦，赶跑了贵族，苏格拉底也就在劫难逃了。 此外，民主制度的弊端还在于它只是简单地以多数票来治理国家。实际上，当我们身体不适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医生；当我们想置办一套像样的衣裳时，必定会去找裁缝。因为他们是专业人士，掌握此行门技术，只有他们才能对症下药。同理，治理国家、管理城市，需要的也是懂得治国方略的有识之士，而不能以多数人的意志为转移。很多例子表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当阿那克萨戈拉斯发表太阳是石头、月亮是泥土，由于高速运动而白热化的理论时，被几乎所有人嘲笑；当哥白尼的日心说问世的时候，同样不为大多数人理解。所以苏格拉底的大弟子安提西尼斯“曾经建议雅典人投票说驴子就是马”。时至今日，在民主的陪审团的审判下，也会偶尔出现冤假错案。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真理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更不是由投票产生的。就这样，雅典这匹神骏的纯种马终于被苏格拉底这只牛虻刺痛了。 在主观方面，苏格拉底的死也是他一心求死的结果。对于死亡，苏格拉底非常坦然，他说：“朋友，如果你以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会把时间花费在权衡生与死的问题上，那你就错了。一个有价值的人在进行抉择时只考虑一件事，那就是他行动的是与非，他行为的善与恶。”无论是在遭受审判的法庭上，还是已经判处死刑之后的牢狱中，苏格拉底从未表现出对死亡的畏惧，甚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激烈的言辞去激怒掌握他生死命运的陪审团。雅典的陪审法庭为苏格拉底进行了两次投票表决，第一次判断他是否有罪，第二次则决定是否判他死刑。我们先来看看两次投票的结果。第一次判决苏格拉底是否有罪的投票中“有罪”对“无罪”的票数是280票对220票，第二次判断死刑的赞成票对反对票的票数是360票比140票。是什么原因使得原来同情苏格拉底的80人转向了反面？答案也许就在苏格拉底的《自辩词》中。当法庭正为是否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而展开激烈的争论的时候，苏格拉底说对他的惩罚“没有比享受国家的赡养”更恰当了。这个待遇本来是为市政会议成员、外国使节和特别显赫的公民而准备的，其中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苏格拉底以让人难堪的傲慢态度说，他比“在奥林匹克竞赛中赢得一匹马、两匹马或四匹马的获胜者更应受到这种待遇”，因为奥林匹克的获胜者只给雅典人带来了表面的成功，而他却给予他们真理。之后，他又建议对他处以1明那的罚款。在古希腊，1明那等于100德拉克玛，当时一个城镇居民一年的吃穿用费大约是120德拉克玛，很显然这个畸轻的判罚建议是对五百人陪审法庭的极大嘲讽和蔑视。尽管最后苏格拉底把罚款金额提高到了30明那，但这已经于事无补了。我们从不怀疑苏格拉底无与伦比的辩才，也相信他一定会以雄辩打动法庭，然而他却选择了这些极具侮辱意味的言辞，去挑起法庭的对立情绪，使很多原来同情他的人最终也投了赞成判他死刑的票。没有证据显示苏格拉底精神异常，我们只能认为苏格拉底但求一死。 苏格拉底的自戕是他求仁得仁的结局。苏格拉底必须去死，否则他所反对的民主制度将又一次获得胜利。苏格拉底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服陪审团将他无罪开释，他只需简单地指出这起起诉案违反雅典的法律和传统精神。他可以把为自己辩护当作言论自由的案件来处理，援引雅典城邦的根本传统，则他可能轻易使内心不安的陪审团转而同情他。不幸的是，苏格拉底从来没有援引言论自由的原则，而像一个拙劣的见习律师一样偏偏反复重申那些陪审团不愿意听的言论。这也许是因为他的胜利也将会是他所蔑视的民主原则的胜利。无罪开释就会证明雅典是正确的。 同样的理由，使得苏格拉底在忠实的弟子和诚挚的朋友的苦心规劝下，坚决不肯逃亡以苟全性命。那时候，他们已经为他准备了一大笔钱，足够他出逃到任何一个中立的城邦，过上祥和的生活。这在雅典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在苏格拉底之前，已经有过出亡他邦后来又被雅典招回，甚至授予荣誉的事情发生。假如苏格拉底能听从善意的规劝暂时逃离母邦，在雅典群众偏激的狂热趋于冷静之后，他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善良正直的品性，一定又会为人们所念及，从而受到大赦。然而，苏格拉底连一丝机会都没有留给雅典人。苏格拉底之死虽然不乏英雄主义精神，但也不像一般英雄主义者被押赴刑场那样，大义凛然，慷慨就义。杨绛先生所译《斐多》载，苏格拉底饮鸠而死当天，像往常一样，“从他的卧铺上坐起来，拳起一条腿，用手抚摩着”，回答着弟子们的提问，根本没有把死当回事。以这种态度表示对当局所处刑罚的轻蔑，实在是比其他方式更狠。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说，苏格拉底之死，“美中不足”的是他“对他忠心的妻子詹西比的冷淡和麻木的态度。”他说：苏格拉底“没有把她搂在怀里安慰，也没有表示他的悲伤，甚至没有吻一下她怀中的婴儿。他的诀别是干脆把她打发走。”而这恰恰是苏格拉底为蔑视雅典当局所采取的态度。如果他一反常态，把妻子搂在怀里含泪诀别，反倒显得他很在乎当局的审判，甚至有悔过之嫌。他忍受内心痛苦，像往常一样，把絮絮叨叨的妻子打发走，虽然看上去不近人情，“冷淡和麻木”，但对于当局来说，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苏格拉底之死所以震憾人心，与他采取的这些独特的诀别方式，似乎也不无关系。就这样他近乎粗暴地挥手赶走了痛哭流涕的妻儿，在友人的簇拥下，“平静地、没有丝毫厌恶地”把毒药一饮而尽，然后对着每一个为他而痛哭的人说：“请你们平静下来，坚强一点吧。”苏格拉底是坚强地，甚至是执拗地呼完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口气。他以他生命的终结在雅典民主这张粉白的小脸上涂上了大大一块污迹，并且从此再无法洗净，因为一群伟大的人民以伟大的制度扼杀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是雅典制度的悲剧，也是苏格拉底个人的悲剧。 还有一个与苏格拉底有关也同样是雅典民主悲剧的事件，那就是阿吉纽西案。在公元前406年即漫长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十六个年头，雅典在阿吉纽西诸岛大败斯巴达，不仅挽救了科浓的舰队，也暂时在爱琴海上重建了雅典的制海权。按理说雅典城里应该是一片欢欣鼓舞，可是随之实际发生的事却是大为出人所料。在海战结束之后，按当时惯例应该没法救助落水士兵，但率队的八位将军中有的希望立刻追击敌军，最后经色雷西路斯（重建雅典民主的功臣）提议留下一部分舰只进行救援工作，大部分战舰出发追击。但是这时起了一阵风暴，因此两任务都没有能够完成。当消息传到雅典后，人们对取得胜利自然是很高兴的，然而落水士兵没有得到救助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愤怒。在希腊人心中，不但救助生者是非常必要的，让死者入士为安也是一件大事，而将军们没有尽力挽救为胜利出了力的公民当然被认为是严重的罪行。于是八名将军全部被免职并召回候审，其中两人担心群众的愤怒而没有回城，但另外六人相信依靠士兵的作证支持可以得到开释而回到了雅典。有人动议要求由民众大会对八名将军作为整体不举行听证而进行审判，且用一次无记名投票决定死刑或开释。这个提案显然是违反宪法的，因为根据宪法规定每个被告都有得到单独审讯和听证的权利，而且判决应该经过两次投票，第一次决定有罪或无罪，第二次在起诉方和被告方各自提出一个刑罚中进行选择。欧里普托勒摩斯等人试图提出违宪动议，但群众大声叫嚷道：“人民的意愿不能得到满足，实属骇人听闻”。五百人议会主席团一开始拒绝将该提案交付民众大会进行表决，但在群众压力下（群众甚至高呼要将他们也一起交付审判，一次投票定生死）被迫让步，只有当时担任主席的苏格拉底宣称决不做违反法律的事，自己回家去了。表决的结果可想而知，八名将军都被判处死刑，其中在雅典的六人（包括色雷西路斯和伯里克利之子）被立即执行，他们的财产被充公，另外二人得到消息后即逃亡他国。在雅典人处死自己取得胜利的将军的同时，斯巴达人则重新派出熟悉海战并与波斯交好的莱山得将军指挥作战。这两件事的结果就是第二年雅典海军在伊哥斯波塔米全军覆没，雅典在被围一年后被迫于前404年投降。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一向被称为雅典民主的耻辱，但那次审判还是完全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而阿吉纽西案则是粗暴地践踏了雅典的宪法，只能称作是一场暴民的私刑，这一事件更可谓是雅典民主的耻辱。 事实上，只要任何口号或主义被抬高到高于一切的地步，社会就不免要出问题了，“民主”或“人民意志”也不能例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