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战后初期英国工党艾德礼政府的教育政策,学术界有关论著不是轻描淡写,就是非议颇多。本文认为,教育作为工党政府“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不是一无是处。工党在执政期间,努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科技教育,为60年代英国教育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工党 中等教育 高等科技教育 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1945—1951年的工党艾德礼政府在教育方面政绩平平,缺少创新。之所以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1944年教育法的影响。这项立法为战后英国40余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全面的法律基础,工党政府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不容易取得很大的突破。 在评价这届工党政府在教育方面政绩的时候,有些学者的意见值得重视。例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学者大卫·威尔逊指出,艾德礼政府的教育政策虽然没有取得人们曾经希望的成就,但也开始了更加民主化的过程。《执政中的工党》一书的作者摩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工党的教育政策为50年代和60年代英国教育事业的繁荣铺平了道路。[1](P179)实际上,教育作为其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取得了某些进展。它实施了1944年教育法,根据战后的实际情况基本上沿用了传统的中等教育模式,重视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科技教育,为战后英国教育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一、 中等教育 1945年—1951年,在教育部的不断影响下,英国中等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整齐的、从11岁开始分流,由7年制(11—18岁)文法中学和与之平行的技术中学,以及4年制或5年制(11—15、16岁)现代中学组成的中等教育结构。这也是英国教育的传统模式,它带有精英教育的特征。许多年来公众对这三类中学已形成了不同的等级观念。文法中学地位最高,它是通往自由职业和行政官员职位的大门。那些希望进入文法学校而考试落选的学生,则把技术中学视为第二流学校。由高级小学发展而来的现代中学,则是那些被认为是无能或无志于受较高教育的学生学习的场所。教育大臣艾伦·威尔金森公开提倡按三类中学模式组织中等教育,她声称:“通过废除公立学校的学费,我们已确保进这些学校的基础是成绩,无人能真正地说文法学校都是特权社会阶层的子女……并不是人人都想受学术教育。”在此期间,教育部对各地方教育当局不断施加影响。1945年12月,教育部就通过其颁发的第73号通知敦促地方教育当局:“为了计划的直接目的,以及从现存学校的布局来看”,“在开头的时候考虑三种类型的学校,并在发展计划中写入有关各类学校分得的设施数量的材料”,是“不可避免的”。[2](P104-105)同年教育部经威尔金森批准发表的第一本小册子《国民教育》,赞成以“三大类”中学来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并建议综合学校或多边学校应限在人口稀少的地区或限为一种试验。此后教育部将综合学校定义为“打算在没有三类学校组织的一定区域向一切儿童提供所有中等教育”的中学,即综合学校只能在不触动原有学校特别是文法学校的情况下开设。这在实际上排斥了大多数地方教育当局制定有关计划的可能性,因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猛烈空袭而破坏严重的部分城市,如伦敦、考文垂和布里斯托尔等需要重建新住宅区和校舍之外,其它地方均已设有数量不等的中学;而且即使在被轰炸城市的一定区域,许多也因私立中学的存在等原因而不可能开设招收所有儿童的中学。教育部1947年发表的小册子《新的中等教育》,再次从理论上强调了三类学校制;在同年发出的第144号通知中,教育部还对综合学校或多边学校的人数作了限定,提出多边学校必须提供有效的文法、技术和现代三类教育,为此至少需在一年级分设十个班,即两个文法班、两个技术班和六到七个现代班;综合学校虽不用文法、技术和现代等词,但如果要提供足够多样的教育、开设足够多样的课程,也必须具有同样的规模,即容纳1600名学生,每年招生数不得少于300—330名。 战后初期的经济与教育状况在客观上有利于三类学校制的确立。开设综合学校或多边学校意味着废除历史悠久的文法学校而进行全面重组,涉及校舍、教育计划以及师资等多方面的相应改革,需要充足的财力支持,这在战争创伤未愈的时代面临重重困难。还有,1944年教育法中规定的义务教育年龄从14岁提高到15岁的条款,也于1947年4月1日开始实行,这使得中学一下子增加了40万学生,迫切要求各地方当局尽快作出相应计划,安 排校舍和设备。所有这些情况,使得多数地方教育当局更倾向于接受已有的教育结构以集中解决眼前需要,而不愿意接受需对现有结构作根本性改革的主张,即建立统一学校——综合中学制度的主张。事实上战后资源严重缺乏的状况也难以支撑学校建筑方面的大规模变动和建立符合教育部招生人数要求的大学校。 另一方面,工党内部包括艾德礼首相和教育大臣以及许多议员在内的成员,这个时期明显倾向于按三类学校制而不是综合学校制发展中等教育。他们把文法学校视为削弱公学和直接拨款学校的地位并在教育质量上向这类学校展开挑战的特殊机构。同时,由于工党中许多知识分子成员本身毕业于文法学校并得益于文法学校教育,已把文法学校视为劳动阶级子女进身的阶梯和成功之道,从而对废除文法学校持谨慎态度。威尔金森上任后不久就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明确表示,“摧毁文法学校”不是她的意图,“它们是中等教育的先驱……伤害它们是愚蠢的。在新的发展领域里最迫切要做的事是开设足够的现代中学,因为半数以上的中学生将进入这些学校学习”。[3](P307)在1946年的工党年会上,艾伦·威尔金森为文法学校辩护说:“要是教师们有一样的薪水,一样的假期,每种学校尽可能有一样的校舍的话就好了。这样你就能实现教师们正在要求的平等”。工党议员W.G.柯威代表全国工党教师协会发言,批评威尔金森对文法学校的支持是执行“反动的政策”,他提出了一个发展多边或综合学校的议案,反对把儿童在这样早的年龄就根据天资进行分流。 在这个问题上,威尔金森的继任者汤姆林逊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他任职期间,也没有支持综合学校的发展。汤姆林逊在1950年1月向议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中,他告诉议会事实上只存在8所综合学校:4所在伦敦,3所在麦道萨克斯,1所在沃尔什。但是,这时候支持发展综合学校的呼声越来越高。工党议员艾丽丝·培根是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她这样质问汤姆林逊:“我尊敬的朋友愿意用尽一切办法鼓励这些综合学校的发展,从而废除这种当一个儿童10岁的时候就决定其未来的讨厌的体制吗”?汤姆林逊只是说,他“正在鼓励各种类型学校的发展,包括这些综合学校”。在艾丽丝·培根1950-1951年担任工党执委会主席期间,她继续为建立综合学校而努力。工党在1950年5月的多津会议上讨论了未来的政策,会议同意由教育大臣乔治·汤姆林逊和他的议会秘书大卫·哈德曼,以及苏格兰国务大臣赫克托·麦克内尔,应与工党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委员会讨论教育政策问题。双方于6月19日举行会议,任命了一个小组委员会就教育问题提出报告。经过很长时间的拖延以后,工党政策研究部准备了一个报告,强调在11岁把儿童分类进入各类学校的做法存在严重错误。但是,当1951年4月汤姆林逊和哈德曼再次与小组委员会讨论教育问题时,他们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立场:“汤姆林逊先生重申了他对综合学校的支持,尽管他指出理论在政策声明之前有时可能超出了可行性……现在有一个原因,由于1944年教育法……明显的是,在一些地方,出身工人阶级的家长有倾向于保留文法学校的趋势……大卫·哈德曼先生指出,在提出任何促进综合学校发展的主张之前需要提供依据”。不久,汤姆林逊就病倒了,1951年大选时他还在医院里。在发展综合学校问题上,工党的竞选纲领也说得比较含糊:“我们将扩展给所有年轻人以平等教育机会的政策,我们将在年轻人中间鼓励希望和冒险的精神”。[4](P115-116) 因此,尽管汤姆林逊在1947年工党大会上强调了迅速发展综合学校的必要,而且确实批准了一些关于开设个别综合学校的计划,但工党执政时的教育部仍反对废除文法学校,并不准备摆脱占优势的三类学校模式。也正因为如此,战后初期工党占多数的许多地方当局在最终的计划里都未就开设综合学校提出实质性的建议,而只是作了象征性的首肯。 上述种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战后初期大多数地方教育当局都提出了按三类学校组织中等教育的计划。但也有少数地方提出了开办综合学校的计划,如伦敦、考文垂、威斯特摩兰、安格尔西岛和马恩岛以及米德尔塞克斯等。创办这些学校的理由不少是出于经济实用的考虑,真正从原则出发创办综合学校的只是个别地区。据统计,在1945—1951年工党执政的6年时间里,已经出现了13所综合学校,虽然其人数不到中学生总数的0.5%。[3](P308) 由于发展技术中学成本较高,加上社会各界对这类学校的看法尚不统一,所以战后工党政府执政时期真正发展起来的实质上是两类学校即文法中学和现代中学。政府通过对几千所高级小学的改造,开设了大批招收11—15岁儿童的现代中学。在教育部的指导手册中指出,现代中学必须教下列科目:英语、数学、历史、地理、普通自然、宗教、音乐、手工劳动、造型艺术、体育和家政(女子学校)。除上述科目外,根据学生和学校的愿望,教学计划中还可以列入工业基本知识、农业基本知识、商业、速记、打字和其它的专业课程。[5](P71) 现代中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从事群众性的职业,因此在现代中学中职业方向的确定有重要地位。现代中学设有专门的职业选择指导员来进行确定职业方向的工作。职业选择指导员一般担任高年级的某一门课,以便同学生保持经常的接触。其余的时间他都用于确定学生特别是高年级的学生的职业方向的工作,以及同专门的安置青年就业局保持联系。他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向学生报道有关适合于他们的职业的情况,二是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爱好帮助他们选择职业。[5](P81) 现代中学虽然根据学生就业特点而准备适当的课程,但也很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1947年创刊的《新中等教育》中说,现代中学与其说是重视速效性的职业教育,不如说是重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教育。“现代中学是真正提供全面的中等教育的场所,其学习课程不是以传统的科目为中心,而是从儿童的兴趣出发使其得到发展的内容”。一些日本学者认为,现代中学与战后的理想主义潮流相结合,成为实施尊重儿童的自发性、重视儿童的创造性等进步主义教育的实验场所。[6](P141) 在职业教育方面,根据中央安置青年就业部门的倡议,从1950年起,英国开始为具有特殊的专业爱好而又由于在居住地区没有相应的企业,因而无法学习工厂艺徒学校课程的男女青年成立单独的寄宿学校。这些寄宿学校是公司为那些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工人设立的。寄宿学校的学生人数通常有几百人。住宿的学生学习企业中的工艺教育课程,由专门任命的人来领导他们的教育。[5](P172) 由于1944年教育法的推动和工党政府的努力,战后初期英国的中等教育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下面是1947年—1950年度关于英国中等教育和继续教育机关的基本统计:[6](P131)
二、 高等科技教育 高等科技教育方面,艾德礼政府时期通过的帕西报告和巴洛报告,对英国战后高等科技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45年政府发表的帕西报告全名为《教育大臣委任的高等技术教育特别委员会报告》,因该委员会以尤斯塔斯·帕西勋爵为主席,故称“帕西报告”。帕西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要“在考虑工业界的要求的基础上,研究英格兰和威尔士发展高等技术教育的需求,以及大学和技术学院在这一领域各自应作出的贡献,并就在这一领域维持大学与技术学院之间的适当合作途径,提出建议及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报告认为,英国在技术培训领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此导致技术人才的数量与质量都不足。报告建议,英国应认真严格地选择若干所技术学院,把它们办成能够开设相当于大学学位水平的全日制技术课程的高等技术教育中心。报告认为,这些学院仍可由地方教育当局管理,但它们应享有较大的自主权。此外,为了促进高等技术教育的发展,中央政府还应向地方教育当局提供更多的拨款补助。 由于在挑选出的高层次技术学院中应给毕业生授予什么资格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激烈争论,报告的主要建议未能得到立即采纳。但帕西报告关于发展高等技术教育的许多设想还是得到了政府的认可。 1946年,政府又发表了巴洛报告—全名为《枢密院议长委任的科学人力委员会报告》,因以阿仑·巴洛爵士任委员会主席而得名。根据政府指示,该委员会的职责是“研究今后10年使用和开发英国科学人才和资源的政策,并尽早就大致的设想提出报告,以便于制订那些有赖于使用科学人力的领域的发展规划”。 巴洛报告实际上旨在确定战后英国恢复时期的大学发展政策。由于当时没有高等教育政策机构,该科学人力委员会在战后初期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方面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巴洛报告的主要建议是,大学应该扩展,应使科学人才的培养数量翻一番。报告认为,英国科学人才的开发潜力是很大的。根据该委员会所了解的对当时英国全国人口和部分大学取样中通过智力测验确定的智力分布情况来看,只有2%的人进了大学,而智力测验表明人口中有5%的人具有与占人口1%的优秀大学生同样高的智力水平。委员会得出结论说,英国每5名智力完全与优秀大学生一样的人中,只有一名在大学中受教育。尽管这些人中并非人人都想先进大学后谋工作,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在英国有足够的智力储备使大学生的培养人数翻一番,同时又能提高大学的教育质量。 该报告估计,英国到1950年共需70000名大学学额;到1955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90000名。尽管与欧美其他国家相比这一速度并不算快,但它意味着要将1946年的大学理科毕业生数2500名逐渐增至5000名。报告的这一点反映了它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大学本科教育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质量来追求数量。 巴洛报告支持帕西报告关于加强高等技术教育的设想,支持创立若干所高层次的技术学院开设全日制学位课程,并加强大学工科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提高技术资格的地位。另外,报告还提出了其他几点有重要意义的设想: 第一,至少创办一所新大学,以便给这一代人“为后世留下一座文化丰碑”创造机会; 第二,必须确保大学在实施该委员会的建议时其独立性不会受到任何危险; 第三,在发展高等教育中,政府不能进行干预,它的作用应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体现出来; 第四, 大学拨款委员会应该关心大学未来发展的政策与目标。[3](P323-325) 巴洛报告一发表就为政府所接受。大学拨款委员会的职能加强了,报告建议增加一所大学,就是现在的基尔大学。它于1949年8月得到批准,1950年10月开始招生。 帕西报告和巴洛报告的发表,对战后英国高等科技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工党政府根据这两个报告,充实发展技术教育。根据巴洛报告建议的扩充大学科学、技术教育及增加理工科专业的内容,1947年在政府中设立了科学政策建议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年就强烈要求政府增加大学毕业人数。根据帕西报告的建议,1948年设立了中央工商业教育审议会。在1950年还提出了“高级技术人才教育的发展计划报告”,着重强调了创建与大学具有同等水平的工科学院的必要性。[6](P134) 另外,工党政府为发展特殊产业领域还设立了一些培养高等技术人才的教育机构。例如,1946年设立的“航空工艺学院”,1947年设立的“测时计器工艺学院”,1948年设立的“橡胶制造工艺学院”、“冷暖空调技术学院”和“铸造技术学院”等。[6](P144) 总的说来,1945—1951年的工党政府对英国传统的中等教育模式没有很大的突破,但大批现代中学的建立、综合中学的出现以及对高等科学技术的重视,说明了工党在教育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此外,工党也有理由为学生在校人数的增加、教师条件的改善和教育预算的增加而特别感到自豪。[1](P179)可以说,工党政府的努力已经为后来英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工党政府实施了1944年教育法,一个儿童可以免费从5岁起读书到15岁,这本身就是不小的成就。工党相信这是一项社会主义措施,因为单独的保守党政府是永远不会引入这样的政策的。[7](P151)因此,教育作为工党政府福利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虽然不能与国民保险制度和医疗保健制度的建立相提并论,但也不象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乏善可陈。 参考文献: [1]K.Morgan,Labour in Power,1945-1951,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 [2]王承绪等.战后英国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3]徐辉等.英国教育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4]Henry Pelling,The Labour Governments,1945-51,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1984. [5]弗·斯·阿兰斯基等.英国的国民教育制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6. [6]日本世界教育史研究会.六国技术教育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7]Martin Francis,Ideas and policies under Labour,1945-1951,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