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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国际格局的变迁，英国工党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理想主义成为战前工党外交政策的主调，在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它信奉集体安全政策，主张发挥国际联盟的作用，反对重整军备。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工党逐渐接受了丘吉尔战时政府的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因此，战后初期工党上台执政后，在外交政策方面摒弃了过去的理想主义，它不以意识形态为准绳，而是把现实的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工党政府推动美国参加欧洲防务，借助美国的力量建立起欧洲均势，满足了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在非殖民化问题上，工党政府也是从现实主义出发，撤出了印度和巴勒斯坦。从战前的理想主义到战后的现实主义，工党外交理念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外交的演变过程。 作为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之一，工党是现代英国政坛上的一支强势力量，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无疑具有重大影响。二战前工党是在野党，战后初期上台执政。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工党由战前的理想主义外交转变为战后的现实主义外交，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国外交政策的演变过程。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间，由于和平主义思潮的盛行，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英国外交。英国认为新的国际秩序应当通过两种机制来实现，这两种机制也是理想主义的两大支柱：一是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达成一系列条约和协定，保持世界局势的稳定。二是建立和完善新的外交合作渠道，以合作取代对抗，以谈判取代战争。在各种渠道中，英国尤其看重国际联盟的作用。国际联盟将会把世界各国聚在一起，共同排解纠纷，裁减军备，避免再发生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当《国际联盟盟约》公布后，伦敦《泰晤士报》写道：“有些人原先以为国联不过是国际美好愿望的空中楼阁，读了今天公布的盟约以后，将会改变看法了……和平以及维持和平的设想，已经从云端落地了”。[1]（P138）英国著名学者赫德利·布尔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作了精彩的概括。他指出，理想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是相信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国际体系能够被改造成一种和平而且正义的世界秩序，觉醒的民主主义意识将产生巨大影响，国际主义会有越来越多的回应，国联一定能够发展和成功，进步人士的和平努力和启蒙工作能够奏效。[2]（P6） 历史学家E.H.卡尔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二十年危机》一书中，就当时英国外交事务中过于理想主义的做法提出了警告，并指出国家间的权力角逐才是国际政治的本质。但是，战前无论是执政的保守党，还是在野的工党，都主张各国真心实意地裁军，真心实意地依靠国际联盟调解争端。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当时以保守党为主的国民政府只能在绥靖政策中寻找出路。英国政府一直认为：希特勒在外交事务方面至多是一个“修正主义者”，即只想对《凡尔赛和约》限制德国行动自由的那些条款进行修改。但是很显然，这种判断是错误的。 1939年春，希特勒德国全面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英国仍然对德国法西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从根本上放弃绥靖政策。甚至在德波战争爆发以后，英国首相张伯伦等人还是希望通过经济封锁迫使德国让步议和。 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工党的理想主义色彩甚至比保守党更为浓厚。1933年10月4日，工党年会一致通过了两项关于国际问题的决议。一项是要求全面裁军并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另一项是号召全党开展反战宣传，要求以包括总罢工在内的一切步骤制止政府采取导致战争的行动。1935年，工党领导人兰斯伯雷从和平主义立场出发，反对采取手段制止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亚的提案。他说：“我相信，我们的主早已注定我们过和平生活，彼此不相打扰。要是谁想在这方面妨碍我们，我就要象早期的基督教徒那样，说‘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坚持这个信仰；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为它而牺牲’”。同年，艾德礼这样说明工党的政策：“我们主张通过国联来保障集体安全。我们反对利用武力作为政策工具。我们主张裁减军备和集体安全……我们的政策是，我们希望不通过重整军备而是通过裁减军备，来保障安全”。[3]（P258） 工党直到1935年大选时，还指责国民政府重整军备的决定是对“世界和平和本国安全的威胁”。有的工党人士竟然要“关闭征兵站，解散军队，解除空军的武装”，“废除整个可怕的战争设施”。难怪1935年11月，张伯伦在反驳工党反对重整军备的主张时说：“我们的政策是要防卫（defence）而不要视若无睹（defiance），而他们的政策则是要视若无睹而不要防卫 ”。 [4]（P63） 工党一直把集体安全和民主原则应用在外交政策上，因此主张以单个国家武装力量为基础的安全必须让位于依靠所有国家提供的集体保证。工党认为世界结成一个联邦是能够实现的理想。在这个世界联邦中，各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发展，但可以与其他国家进行充分的合作，国际联盟可以成为世界联邦的开端。早在1918年，工党在《劳工与新社会秩序》中就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外交政策。文件说：“我们赞成，实际上作为结束这个战争的和约的一部分，立即成立一个有普遍性的国际联盟或国际联合会（League or Society of Nations ）—— 一个超国家的权威，附设下列机构：一个‘国际高等法院’以审理各国间的一切司法案件；一个‘国际议院’以制定大家都能同意的共同法律；以及一个‘国际调解评议会’力求不在最后发生冲突的条件下解决那些甚至非司法性的纠纷。我们将使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最庄严地承担并允诺共同反对其中任何一个破坏这个基本协议的国家”。[5]（P113）工党在1934年绍司波特大会上通过的声明《战争与和平》，直到1937年仍然是工党的正式政策。它的要点如下：工党的外交政策建立在通过国联的集体和平体系的基础上，而且把国联看成是走向一个合作的世界联邦的第一步。工党不承认势力均衡的理论，要求将国家主权从属于对世界承担的责任。新的世界秩序有必要建立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世界各国在原料、交通运输、工作时间和劳动条件等方面进行经济合作。如果有必要约束一个侵略国家，就接受使用武力的义务，主张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工党强调有必要对世界忠诚，而不对国家忠诚。 艾德礼接替兰斯伯雷担任工党领袖后，对党内和平主义者在外交政策问题上过于理想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艾德礼把和平主义者分为两派：乐观派和悲观派。乐观派相信，武力不能成就任何事情，因而是不必要的。他们相信完全裁减军备，认为一切战争都是罪恶，不管为了什么理由进行战争。艾德礼说：“我异常尊重那些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但是我不能承认这种见解的效能……如果引申到它的逻辑的结论上去，这种见解不是一种实际切合政治行动的主义，因为一切政府最终要依靠武力制裁”。[5]（P118） 悲观派认为战争是十分恐怖的，而从战争中可能获得的利益又是很小的，因此战争是一切罪恶中最大的罪恶。在他们看来，为了避免最坏的事情，有必要屈从侵略者的意志。艾德礼指出：“接受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似乎是对作恶者的全部投降。它意味着，社会在明确地对危害社会的人说，‘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我不准备接受那种看法。我认为这里有一些巨大的危险，这些危险不只是属于战争本身的，而是被我们将要抵抗的那种势力在精神上征服我们的那种危险。如果暴政的势力准备铤而走险，并且知道自由的势力不准备抵抗，自由就不会生存多久了”。[5]（P119） 艾德礼认识到，由于各主要国家没有执行国际联盟盟约，因此鼓励了法西斯国家的一系列侵略扩张活动，造成了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世界正逐步走向另一次世界大战。在分析当时的欧洲局势时，艾德礼肯定了苏联奉行的现实主义外交。他说：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是国联的成员国，它在外交上采取了非常现实的路线。苏联在爱好和平的国家与潜在的侵略国家之间划清了界限，对资产阶级政府并没有采取不分青红皂白的敌视态度。 当然，艾德礼作为工党领袖，始终维护工党在外交政策上的既定方针。他主张，国联应当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能够坚决反抗侵略者的组织，通过各国在经济上的合作消除引起战争的原因。他说：“我相信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方法不是使用兵力，而是向法西斯国家表明：在经济范围内合作可以得到的条件比进行侵略政策得到的条件好得多。国联不应该作为一些国家的同盟机构，共同反对在国联以外的那些国家，而应该作为一个组织来使用，在这个组织中有最广泛的机会提供一切国家，即一个向所有愿意参加并接受它的条件的国家敞着门的联盟。如果这些法西斯国家宁愿留在国联以外，它们当然一定这样做，而国联就一定维持足够强大的武力，以抵抗任何侵略的企图。如果国联在政治上的联合再加上经济上的团结，我相信在国联以内的这些国家的情况要比在国联以外的那些国家的情况好得无法估量，以致后者将迟早被吸引进来”。[5]（P123—124） 尽管理想主义一直左右着战前工党的外交政策，但自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艾德礼等工党领导人开始认识到重整军备的重要性。对于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艾德礼主张国际社会应当集体采取制裁措施，不能一味妥协和不抵抗。他说：“我们反对为帝国主义目的而使用武力，但是我们赞成为保证法律的统治而适当地使用武力……不抵抗不是一个政治态度，它是一个个人的立场。对那些负责任的人来说，我不相信不抵抗是一个可能的政策”。[6]（P119）1937年工党议会党团对军费预算投了赞成票，工党代表大会正式同意重整军备。1939年春，工党代表大会否决了党内和平派不与政府合作的动议。 二 二战爆发后，工党参加了丘吉尔领导的战时联合政府，主要负责国内事务。对于外交政策，工党主张在战时与盟国密切配合，战后进行国际合作。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工党深信英国外交政策上的首要问题是结成英苏联盟。1942年为工党会议写的一篇短评指出：英国和苏联之间在最大限度内取得一致，是实现欧洲统一的首要保证。战胜纳粹之后，重建欧洲的重担主要落在了这两个大国的身上。如果英国和苏联分道扬镳，就无法解决德国问题，欧洲和平也不会持久，欧洲大陆很快就会重新走上战争的道路。[7]（P301—302） 1941年10月29日，艾德礼代表英国政府出席国际劳工组织会议，发表了支持《大西洋宪章》的演说。艾德礼希望战后世界各国根据宪章的原则，实现密切的国际合作。他指出：“大西洋宪章约束我们，使我们努力根据现有的义务协助一切大小国家，不论其为战胜或战败国，均能更好地享受平等权利进行贸易或取得原料，令该国达至经济繁荣。此外，大西洋宪章还载明了我们愿意令一切国家在经济上得到最充分的合作，我们的目的是要使一切国家的劳动水准、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得到保证。”。[8]（P442） 工党在1945年的竞选纲领《让我们面对未来》中，对战后国际合作寄予厚望。纲领中说：“我们必须把英国跟美国和苏联在战时所形成的伟大联盟在和平时期巩固起来。我们不要忘记：在战前的几年中，保守党非常害怕俄国，以至于失去了与俄国成为伙伴的机会，而这种伙伴关系很可能会制止上次战争。我们应该跟法国、中国和所有其他对胜利做出了贡献的国家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能够保证未来和平的国际组织。各国应当真诚合作，以求社会和经济的不断进步”。[9]（P59 ） 但是，丘吉尔从国际联盟的实践中得出结论：集体安全并没有成为各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他认为战后的国际政治更多的是对旧体制的继承而不是突破，大国合作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实力的平衡，在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就不会有稳固的基础。1945年工党在大选中获胜，组成以艾德礼为首的工党政府。工党左翼要求实行所谓社会主义外交原则，即国际主义、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反对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经济公正，但这些原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工党内部经过多次讨论，决定继承丘吉尔战时制定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10]（P236）因为战后国际局势的现实与战时同盟国领导人设计的蓝图相去甚远，正如英国著名记者霍尔所指出的那样：“工党的外交政策被事实演化的铁的逻辑拖到了现实的面前”。[11]（P.18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曾经规划了战后世界的蓝图。在雅尔塔体系最初的设想中，战后国际安全机制的基础是以美苏为首的大国合作。然而，美英苏三大国在战争后期对外战略以及利益原则的巨大差异，使大国安全合作的国际构想变得脆弱而且虚幻。三大国战后合作的理论基础——《大西洋宪章》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原则，受到实用主义外交的侵害，维系世界新秩序的安全保证——联合国，最终成为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角斗场。对美国来说，利用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崛起的超强力量，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格局，成为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其全球主义外交战略必然会伤及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同样，战后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大国意识以及对安全利益的过分追逐，也使其必然与英美发生严重对抗。战后世界大国安全秩序中的理想主义无法有效地抵御冷酷的国家现实主义利益原则，原本基础薄弱的大国安全体制变得更加脆弱。 联合国虽然成立了，但显然不能发挥当初美国所设想的作用。 随着战争的结束，工党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的现实主义态度越来越鲜明。1945年5月23日，艾德礼在工党年会上作了关于联合国的演讲。他说：“我时而听到这样的说法，只要我们能使一些人坐到桌子前进行讨论，所有国际问题便能得到解决。相信我，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我刚刚从旧金山返回，在那儿有将近50个国家的代表正在寻求达成一项关于一个世界组织宪章的协议。我们发现，他们各有自己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并非总能与我们达成一致。恐怕时常有人以为只要我们使各国代表走到一起，他们便会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与他们一起探寻相互之间的共同点。我对在旧金山的代表们的努力最终能够成功充满希望。我希望他们会排除万难，达成协议。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个世界组织。但应该牢记，即使协议在旧金山达成——我相信必将如此，我们也只是迈出了走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12]（P185） 新的世界组织应当吸取国际联盟失败的教训，它必须以实力作后盾。艾德礼强调指出：“我们期待一个具有防止侵略的意志和实力的世界组织。这个世界组织必须用实力武装起来。国联的历史表明，一个世界组织必须有实力；国联的历史还表明，一个世界组织也必须有意志。……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将会更加明智，使用武力的必要性将会越来越减弱。但在目前，你不能放弃它。”[12]（P184—P185）当英国议会讨论《联合国宪章》时，艾德礼首相在演讲中也指出：如果没有接受这些目标和原则的诚意，单有一个机构是毫无用处的。如果大国不愿实现这些目标和原则，纸上的东西并不能限制它们的行动。联合国是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有力工具，这是国际组织的一个进步，但并不是最后一步。 早在1944年的工党年会上，后来担任工党政府外交大臣的贝文就提醒代表们说：“管理这个世界，我们不能感情用事”。工党议员丹尼斯·希利支持贝文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他引用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的话说：“阶级斗争并没有改变地理。从爱琴海到黑海的船只总是要通过达达尼尔海峡”。[13]（P139）二战刚刚结束，贝文就用现实主义的话语描述了欧洲面临的地缘政治困境。他写道：“我们正快速地转向势力范围政策，而不是世界合作，或者我们可以更好地描述为三个‘门罗主义’”。美国控制了拉美、日本和中国，因战争而更加强大 。苏联已经把领土扩展到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在两个巨人之间的西欧将被挤压成为弱小民族的联合体，是一种“支离破碎的门罗主义”。 基于这一认识，贝文认为丘吉尔的英美联盟虽然不好，但却是害处最小的。[10]（P237） 战后初期英国仍以大国自居，并坚信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但在外交政策方面工党政府则有比较清醒和现实的认识。工党内部有人主张英国充当所谓“介乎美苏之间的第三种力量”，但工党领导人明白，英国并不具备搞这种独立力量的物质基础。艾德礼在回顾当时情形时说：“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在欧洲建立第三种力量，毫无疑问，这很好。但那个时候搞这种第三种力量既无物质基础又无精神基础，欧洲的局面是，它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抵御俄国”。[14]（P171）工党政府认为，英国外交的出路只有一条，即丘吉尔一贯主张的与美国结盟以影响其决策，说服美国保持世界力量均势，填补欧洲在大战结束后出现的实力真空。这种选择对英国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国家来说，虽不是完全心甘情愿的，但就通过重新建立欧洲均势以平衡苏联，保护英国的既得利益和现存地位而言，却是唯一实际可行的。战后几年间，工党政府通过影响美国舆论、带头响应马歇尔计划和推动北约的产生等一系列积极的外交活动，使美国放弃了孤立主义倾向，承担了保障欧洲安全的责任，实现了英国的外交目标。 在殖民地问题的处理上，迫于国内进步舆论的压力和战后严重的经济困难，工党政府从现实主义出发，对于英属殖民地采取了顺应非殖民化潮流的政策和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民众对殖民地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变化，全民战争使英国“选民要求社会进步而不是帝国主义姿态”。[15]（P.86） 在经济方面，1947年英国从美国获得的贷款已经告罄，资金极度缺乏。此外，1946年冬至1947年春的雪下得特别大。1947年1月底，泰晤士河完全冰冻，火车被迫停开，公路、港口都被冻住。由于煤运不到工厂，电力中断，生产停滞。英国政府被迫对生产、生活必需品实行严格定量供应。到2月，英国失业人口达200万。1947年2月21日，英国政府被迫宣布将在1948年大大削减经费。同时政府向议会递交了一份《1947年经济分析》的咨文，宣布战后经济恢复的失败，并宣称这可能意味着英国国民经济的基础难于恢复。[16]（P49）在这种情况下，工党政府被迫放弃其海外的一些殖民地。1947年1月28日，英国宣布缅甸不久将独立；2月18日，在得到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人同意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的保证后，贝文通知议会，政府准备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2月20日，艾德礼郑重宣布英国将在1948年6月前撤出印度。也正是在同一背景下，英国于2月21日通知美国政府，1947年3月31日后，英国将不再承担在希腊的政治经济责任。同时，英国将停止援助土耳其。工党理论家拉斯基称赞工党政府在非殖民化问题上的现实主义态度，认为这是“以友好精神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情”。[17]（P256） 英国作家乔治·哈钦森指出，英国外交中存在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当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发生冲突时，英国总是本能地选择现实主义。[18]（P167）但是战前工党同保守党一样，却迟迟不肯面对现实，片面追求理想主义外交。因此对于30年代的绥靖政策，工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是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台执政的工党逐渐摒弃了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使现实主义重新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调。 参考文献： [1] (美)克里斯·华莱士. 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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