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无条件投降”条款是二战时期同盟国处置法西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轴心国的最终命运。“无条件投降”经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后，成为指导同盟国行动的共同准则。它的提出和顺利实施，充分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义性质。 [关键词]罗斯福，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 “无条件投降”条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同盟国提出的对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必须实行不附带任何保留条件的投降原则。它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同盟国第一次正式提出自己所追求的战争目标，打破了通过外交途径与德、意、日谈判的任何企图。“无条件投降”条款的提出，基本上受到了广大同盟国家的欢迎，鼓舞了世界人民对法西斯国家作战的士气。 1943年1月14日至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了为期8天的会谈。会谈最主要的决策之一是宣布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条款，这个条款是罗斯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罗斯福根据事先准备的讲稿对记者说：“总统和首相在全盘考虑了世界大战的局势之后，比以往更加确信：只有彻底摧毁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威胁力量，世界才能恢复和平。……摧毁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战争力量就是说要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无条件投降。那将意味着合理地保障未来的世界和平。这并不是说要消灭德国、意大利或日本的人民，而只是说要消灭这些国家的以征服和镇压他国人民为基础的哲学”[1]（p.477）。丘吉尔也指出，“无条件投降”是指不与敌人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其目的不是把苛刻的条件强加于轴心国的人民。他说：“‘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强加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人民以苛刻或不公平的条件。它意味着我们不准备同他们当前的政府讨价还价，在这些政府被剥夺一切抵抗力量之前，我们不准备面对和平问题。‘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战胜国可以自由行动，但不意味它们有权以野蛮的方式行事，也不意味着它们想把德国从欧洲国家中消灭掉。如果说我们受约束的话，那我们是受我们自己对文明无愧的良心的约束；我们不是由于讲定条件而受德国人的约束。这就是‘无条件投降’的意义”[2]（p.263）。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丘吉尔本来希望无条件投降的规定不适用于意大利，以鼓励其尽早退出战争，他请求英国战时内阁予以支持。副首相艾德礼回电报说，内阁反对这样做。因为例外会造成不确定的印象并在东欧产生误解，对轴心国家和它们的同盟者必须采取同样的方针。丘吉尔立即收回了自己的建议[3]（p.208）。 1943年5月1日，斯大林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讲话中，除了赞扬英美盟军在突尼斯的作战和对纳粹德国的轰炸，还间接地响应了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提出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的主张。他说：“德国人想在英美离开苏联的条件下同英美媾和，或者相反，他们想在苏联离开英美的条件下同苏联媾和。德帝国主义者本来就是彻头彻尾的背信弃义之徒，居然厚颜无耻地以小人之心来度盟国之腹，以为盟国中总有某一个会陷入圈套的。显然，德国人空谈和平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处境很好。法西斯阵营空谈和平，只能说明他们正在遭受严重的危机。可是，同这批血洗欧洲并使欧洲布满绞架的德国法西斯阵营中的帝国主义强盗，还能谈得上什么和平呢？只有希特勒军队被彻底歼灭和希特勒德国无条件投降，才能使欧洲获得和平，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4]（p.342）？同年10月19日至30日，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中，美苏英中四大盟国第一次共同正式宣布了法西斯国家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原则[5]（p.372）。 根据美国学者布鲁克的考证，最早使用“无条件投降”这个术语的是美国的格兰特将军。美国内战时期，在格兰特率领的北方军队攻打登尔森要塞时，当南方联盟将领询问缴械的形式时，格兰特回答道：“只能接受无条件投降”[6]（p.117）。在二战之前，西班牙叛军首领佛朗哥曾经使用过“无条件投降”的说法。 1939年叛军攻占马德里时，佛朗哥对于共和国军队的态度是，不与共和派军队谈判，因为“绝对的邪恶”必须无条件投降[7](p.196)。 对于罗斯福提出的无条件投降条款，人们通常的说法是，这属于罗斯福灵光闪现的即兴之作，事先没有与任何人磋商过。美国学者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甚至说，由于天气晴朗，罗斯福的心情很好，所以在高兴之余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条款。他是这样描述的：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天空是蔚蓝色的，而且罗斯福心情很好，以致马上就脱口而出，要求德国、意大利以及日本无条件投降。丘吉尔惊呆了。尽管他和罗斯福好几次交换过对无条件投降的看法，但是没有达成最后的书面协议。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哈里曼回忆道，丘吉尔‘非常愤怒不满。他受到了伤害，罗斯福事先没有和他商量就宣布了这么重大的事……’”[8]（p.548）。 实际情况是，美国国务院一个研究战后政策的委员会曾在1942年年中向总统提出建议，其中将无条件投降列为针对德、日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1943年1月7日，罗斯福与其军事顾问们会晤，并就将无条件投降声明列入即将召开的会谈一事征求过他们的意见。罗斯福曾在与丘吉尔的日常交往中向后者提及此事，丘吉尔表示赞同。当卡萨布兰卡会议对有关问题进行详细讨论时，罗斯福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9]（p.326）。由于对法西斯主义的痛恨，罗斯福总统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前的很多讲话中都指出，反法西斯战争一定要取得完全的胜利。例如，1941年12月9日，罗斯福提出：“国际上野蛮行为的根源不论存在于何地，都必须绝对地和最终地消灭”[10]（p.302）。1942年1月6日，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指出：“这场斗争不可能以任何妥协而结束。善恶之间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可能有成功的妥协。只有彻底胜利才是为宽容、情理、自由和信仰而战斗的人所应得的报酬”。1942年5月，罗斯福认为战争必须以“无条件投降”而结束，协商停战是办不到的[11]（p.536）。 关于无条件投降条款的作用，一些英美学者说它强化了德军的抵抗心理，关上了有条件投降谈判的大门，延缓了战争的结束。前苏联学者则把无条件投降条款说成是为英美拖延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施放的烟幕。对于西方学者的上述观点，加拿大的布莱克教授指出，关于无条件投降条款是否使得法西斯国家的极端分子更加绝望地进行战斗的问题，这是无从证明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对罗斯福的指责是不公平的”[9]（p.326）。至于苏联学者的看法，则拌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冷战”背景。因此，大多数学者对无条件投降条款的作用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它明确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目标，清除了同盟国内部少数人同敌人妥协的幻想，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成为团结盟友、战胜敌人的有力政治武器。 无条件投降条款提出后，立即在同盟国内部得到积极而广泛的响应，同盟国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都列入了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的内容，从而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政策。1943年7月9 日，英美盟军进攻西西里岛，引发了意大利政局的重大变化。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由巴多里奥元帅组织新政府。两天后，意大利法西斯党被解散。意大利战败投降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盟国面前。罗斯福兴奋地向美国人民宣告：“轴心国已经出现了第一条裂缝。罪恶而腐朽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正在土崩瓦解。……但是，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匪帮将会受审，使他们对人类犯下的罪行得到惩处。决不容许任何罪犯通过‘辞职’手段逃之夭夭。因此，我们对意大利的条件仍旧同我们对德国和日本的条件一样——无条件投降”。罗斯福同时宣布，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不能有任何残存的痕迹[12]（p.343）。而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发表的讲话，传达出的信息与罗斯福的表态却很不一致。他说：“当意大利事务正处于这种可变的、不定的、未成型的状态时，如果挽救它的国家——英国和美国——竟然去摧毁意大利国家的整个机构，不让其表达自己的意志，那将是一个错误”。[13]（p.1148）在丘吉尔的坚持下，罗斯福同意先接受意大利的投降，全面处置问题留待日后去解决。 巴多里奥政府成立后，立即与盟国洽谈停战事宜。盟国通知巴多里奥的代表，意大利投降和停战协定的签定必须按盟国提出的“简要条款”实行。“简要条款”的主要内容是：（一）意大利军队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二）意大利海军和空军要全部撤到盟国指定的地点；（三）意大利国内所有的机场和军港均交盟军接管；（四）立即把法西斯政权派往国外的所有军队撤回意大利[14]（p..325）。由于巴多里奥还试图同德国接触和合作，艾森豪威尔获悉后十分气愤，他认为意大利人在玩弄拖延战术，指示意方必须立即按盟国提出的“简要条款”签署停战协定，否则一切后果由意大利人承担。面对盟国的强硬态度，意大利被迫于1943年9月3日与同盟国签定停战协定。9月29日，巴多里奥与美英苏国家的代表艾森豪威尔在马尔他岛上共同签署了意大利投降协定的详细条款。条款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内容，规定盟国在意大利的权利，将意大利领土上的一切物质财富置于盟国控制之下，盟国在意大利设立占领区和军事管辖局，由英国人直接领导。 巴多里奥的错误抉择使意大利失去许多有利的时机。其实，新政府刚刚建立时，如能像最后被迫所做的那样立即无条件向英美同盟国投降的话，意大利不仅有可能对同盟国的战争努力作出更大和更加有意义的贡献，而且对意大利人自己也十分有利。因为，正如美国史学家林森迈耶所说，当时“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尚未被德军占领，它具有战略意义，拥有大量的军事力量，可以为同盟国的反德战争提供较大帮助”，这样以来，“同盟国显然会乐于接受意大利的某些要求”；另外，意大利还可以以“无条件投降”为契机取悦同盟国，密切同它们之间的关系。然而，巴多里奥却采取了敷衍塞责、虚与委蛇的态度。他一方面向英美同盟国提出进行谈判实现有条件和平来拖延时间；另一方面为了不开罪德国人而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但最终未能如愿。同盟国重申，意大利只有同意他们在卡萨布兰卡所宣布的“无条件投降”的方案，才会同其签定停战协定；希特勒很快就识破巴多里奥的计谋，趁机调集德军迅速占领大片意大利国土，以此来阻止这个“不忠”的盟国投降。正是巴多里奥的这一不切实际的抉择不仅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而且增添了停战协定签定后同盟国要把德军赶出意大利这一额外的负担。 有的学者认为， 1943年8月间意大利在与盟军洽谈投降问题的过程中，曾经两次提出英美派军队在罗马地区登陆的要求，所以意大利的投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条件投降[5](p.289)。实际上，意大利提出的投降条件与当时巴多里奥政府的处境有很大关系。因为大量德国人已经渗入到意大利政府各个部门，这些德国人正密切监视意大利新政府的动向。所以意大利代表要求在他们投降时将有一支强大的盟军部队登上大陆，以保护意大利政府和城市免遭德军的破坏。考虑到巴多里奥政府的特殊处境，西方盟国认为对意大利实行的仍然是无条件投降。因此，艾森豪威尔以盟军总司令身份在广播讲话中说：“意大利政府和他们的军队已经无条件投降” [6]（p.169）。对于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同盟国仍然坚持了必须无条件投降的立场。1945年3月，墨索里尼派他的儿子谋求向盟国投降，墨索里尼起草了一份同英美谈判的备忘录，其中包括：（1）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即墨索里尼下台后在希特勒支持下建立的“萨洛共和国”）军队维护社会秩序至双方协议的签定；（2）抑制游击队的行动；（3）解除游击队的武装；（4）确保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效力的法西斯分子、士兵和平民不被逮捕和起诉；（5）解散共和法西斯党。备忘录建议在此基础上就投降问题与盟军最高司令部举行谈判。但是，盟军最高司令部拒绝举行谈判，仍然坚持无条件投降的原则[14]（pp.338~339）。 在德国投降问题上，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夕，盟军内部就无条件投降条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向五角大楼发出了一系列有关“无条件投降”问题的质询，并且担心这项政策会导致登陆时出现大量伤亡。3月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建议罗斯福总统发表广播讲话，重新解释“无条件投降”的含义，以便给予德国普通士兵和后方老百姓以希望。4月1日，罗斯福总统在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信中，拒绝了他们发表广播讲话的建议。罗斯福在信中说：“德国人的世界观不会被政令、法律或军事命令所改变。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去说什么我们不打算毁灭德国人的国家。只要在德国还存在着‘德意志帝国’影子，我们永远都不会认可它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而与之交往。如果一定要让我们承诺的话，我们的承诺就是：必须完全清除‘德意志帝国’……”[6]（pp.233~234）。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根据英国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德国隆美尔元帅想通过谈判与西方单独媾和，也希望修改“无条件投降”条款，以避免盟军在登陆日的伤亡。于是，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战时政治分部”起草了一份温和的无条件投降声名，以备艾森豪威尔发表广播讲话之用。这个讲话将会是“亲切的闲谈”，类似罗斯福在后方发表的“炉边谈话”。讲话稿被送往白宫请求批准，但迟迟没有得到答复。丘吉尔认为艾森豪威尔试图取代他和罗斯福的政治地位，指责艾森豪威尔是在“乞求胜利”。5月31日，丘吉尔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写道：“这样的事情一定要由政府部门来处理，根本不能把它弄成‘亲切闲谈’的形式，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对德国军队发布的如此不合适宜的文件了”[6]（p.236）。由于英美领导人坚持要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原则，艾森豪威尔拟议中的广播讲话也就不了了之。 相比之下，苏联在坚持要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1945年4月27日，苏军统帅部在《告红军和盟军书》中宣告：“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彻底击溃敌人，迫使他们放下武器并无条件投降。红军一定会彻底完成对我国人民和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所担负的这个任务和这个职责”[4]（p.417）。1945年5月1日，柏林战役中苏军前线指挥官崔可夫，就戈培尔派出的谈判代表克莱勃斯将军要求谈判事宜请示斯大林，斯大林指示：“只能无条件投降，不进行任何谈判，不同克莱勃斯谈，也不同任何其他法西斯分子谈”。 崔可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向克莱勃斯声明：“关于停战及和约问题只能在你们彻底投降的基础上才能解决。这就是我们和我们盟国的决定”[15](p.323)。 遭到苏联的严词拒绝后，德国转而向西方盟国谋求单独投降。1945年5月6日，邓尼茨政府派出约德尔上将到艾森豪威尔的盟军总部，要求单独同盟国签定投降协定，目的是想拖延几天，以便争取时间尽量把德国军队和难民从苏军控制地区撤出来，向西方盟军投降。艾森豪威尔认为，盟军单方面接受德军投降，违反了二十六国宣言精神，不利于与苏联的团结，因此，要求德国无条件地向各盟国总投降。他通知约德尔：“除非德军立即停止一切的借口和拖延”，否则“我将封锁整个盟军战线，并用武力阻止任何德国难民进入我们的防线，我不容许进一步的拖延”。 邓尼茨深知单独向西方盟国投降已不可能，被迫同意无条件向各盟国总投降。5月7日凌晨，德国陆军上将约德尔在莱姆斯的艾森豪威尔的总部所在地签署了德国武装部队全部无条件投降的协议书。在苏联的要求下，5月8日在柏林正式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纳粹德国投降书第一条宣布：“我们，这些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签字者，同意德国一切陆、海、空军及目前仍在德国控制下的一切军队，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1]（p.643）。 日本法西斯当局曾经考虑过在下述情况下召开战后的和谈会议：1、在南方作战成功时；2、在中国战场达到关键性阶段时，特别是蒋介石政权投降时；3、欧洲战场出现有利时机时[16]（p.53）。但是，“无条件投降”条款使得日本在战前曾考虑的那种和谈机会完全丧失了。1944年7月小矶国昭内阁成立后，提出要“竭力利用苏联”来进行和谈尝试。日本政府幻想以向苏联作出重大让步为代价，请斯大林出面进行调停，谋求和美国的妥协与和平。遭到苏联拒绝。11月7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纪念日的讲话中，第一次公开谴责日本为“侵略国”，这对充满幻想的小矶内阁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与此同时，日本同英国进行的间接接触也遭到失败。1944年9月中旬，日本通过瑞典向英国建议：如果日本能获得和平，它将准备放弃所有在太平洋战争中征服的地方，如有必要，还将放弃“满洲国”。但是，日本得到的答复却是无条件投降的暗示[5]（pp.387~388）。 1945年5月9日上午，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德国投降问题发表声明指出，德国投降只是一半的胜利，我们还必须不停顿地对日本作战，直至它无条件投降。随后，他用简明的语言向日本人民解释了无条件投降的意义：“这意味着战争结束。这意味着那些把日本推向毁灭边缘的军事首脑们的权力的结束。对于那些打算回到他们的家庭、田园和工作岗位的陆军、海军士兵们来说，这意味着食物。这也意味着免却为了一个不可能取得的胜利而斗争的日本人民的现今的痛苦和崩溃。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消灭或奴役日本人民”[17](p.924)。在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担心，“如果盟国强迫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话，美国可能会蒙受巨大的牺牲，而且英国也将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接着，他用商谈的口气对杜鲁门说：“关于日本投降的条件，能不能换一种方式表达？我们既可以得到和平与安全，又能给日本人保全一点面子，不至于使日本军人的荣誉扫地”。“不！一定要坚持让日本无条件投降”[18]（p.194）。杜鲁门断然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发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公告》没有涉及日本天皇制的前途，暗示了美国政府有保留日本天皇制的意向。这是对罗斯福提出的无条件投降原则的修改，体现了美国政府对日本战略的变化。8月10日，日本通过瑞士和瑞典政府发出转致同盟国的照会，表示以维护天皇制度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杜鲁门在与白宫官员讨论时说：“我们能否把日本附有的条件当作我们不惜进行战斗以求实现的无条件投降呢？”经过讨论，美国在回复日本的电报中表示：日本必须签署为执行《波茨坦公告》条款所必需的投降条件，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按照《波茨坦公告》，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确定。1945年8月14日，日本向同盟国发出照会，接受《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投降条款。当日下午，杜鲁门怀着激动的心情向美国公众宣布：“我在今天下午接到了日本政府对国务卿8月11日所发照会的答复。我认为这个答复完全接受了规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答复中没有任何保留”[18]（p.343）。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可以看出，“无条件投降”条款成为指导同盟国与法西斯轴心国作战的共同准则。尽管出现了一些曲折，但是这一条款还是基本上得到了贯彻和实施。斯大林 在1946年2月9日莫斯科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反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的、解放的战争的性质”[4]（p.442）。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条款的提出和顺利实施，也充分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一正义性质。 参考文献： [1] 朱贵生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2）战争风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Kenneth Harris, Attlee[M].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2. [4]中共中央编译局. 斯大林文选（1934—1952）[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5] 胡德坤、罗志刚.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6]威廉·B·布鲁克.盟军首脑决策内幕解密[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7]卡尔 .惶惑的旅程：西班牙的现代化历程[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8]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 .非常年代——罗斯福夫妇在二战岁月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9]康拉德·布莱克.罗斯福传[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10]王振德.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1]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2]罗永宽.罗斯福传[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 [13] 艾德尼.墨索里尼(下册)[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 [14]陈祥超.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 [15]杜正艾.骁勇善战：崔可夫[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16] 野村实.日本的战争计划[J]. 二战史通讯，1982（4）. [17]解力夫.德意日法西斯覆灭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18]汪宇燕 、何明.苏联出兵东北始末[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