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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第1千年纪城邦林立的古代希腊，各个小国最初的政体都是原始的君主制，也就是由国王进行统治。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使众多希腊城邦屈从马其顿人的国王的统治之日起，直到罗马人于公元前146年兼并希腊的192年中，希腊城邦中的绝大多数丧失了政治独立，成了马其顿诸王和其他希腊化国家国王的附庸。①随着罗马国家的政体由共和变成帝制，处于罗马属下的自治市地位的希腊各城市的居民，也就变成了罗马皇帝的臣民。因此，对于古代希腊的著作家来说，王权并不是他们陌生的东西。 对于罗马的著作家来说，王权同样不是陌生的东西。②这不仅是因为在罗马历史早期有过为时不短的王政时代，罗马人从希腊人的著作中，从与罗马国家发生关系的众多民族建立的王国的交往中，了解到王权的普遍存在；还因为罗马在由拉丁姆的小邦变成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国之后，国家本身的政体完成了由共和向帝制的转变，而且帝制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古代希腊，至迟从公元前7世纪起，就不存在发达的王权③，而是有长达数百年的共和传统；公元前5和4世纪从事著述的希腊人，大多生活在雅典，或者以雅典为主要活动基地。罗马国家也有数百年的共和传统，而且罗马研究政治学的著作家受到希腊政治学说的巨大影响。罗马的元首制尽管实质上是帝制，却长期利用了经过改造的共和传统。上述情况，对古代希腊、罗马人王权观的形成与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有过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 在中国学术界，还没有人对古希腊、罗马著作家的王权观作过系统的介绍和分析。而为了深入了解古代世界不同地区政治思想的异同，剖析一下古希腊、罗马人的王权观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之所以将日前的研究局限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初，一方面是由于这段时间内有关希腊罗马政体的著述较为丰富，有关政体，特别是涉及王权的一些论断最富特色；另一方面则是资料和能力的限制，使我们只能把另一些问题留待将来再研究。 一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对他所知政体作了有名的划分，即按掌权者人数的多少区分为一人执政、少数人执政和民众执政；而在这三个类别中又以执政者是为公民集体谋福利还是为了私利作标准各分为二，即正常状态的与变态的④。在他的这种划分中，无论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执政，都属于共和制政体的范畴。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类，由国王执政的政体，属于一人执政政体中的正常者，它的名称是“βασιλεια”。当前该词的流行译法是“王制”或者“王政”。变态的一人执政政体叫“τνραννιs”，通常译为“僭主政治”，当政者则称之为“僭主”(τνραννοs)。 在古代希腊这样的奴隶占有制社会中，对于著作者说来，国体问题即哪个阶级当权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他们说来，奴隶是处于城邦公民集体之外的，虽然身份自由但无公民权的异邦人也不得干预政治，涉及公民集体利益的政治，只是公民们的事。⑤而关于政体优劣的讨论，也就围绕着在公民集体内部应由一人当权，还是应该由少数人掌权抑或多数人掌权，掌权者与整个公民集体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不是从神话传说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考察国家问题的一些古代希腊著作家，清楚地看到了希腊各部落之间以及希腊诸部落与非希腊人之间，既存在共同的历史发展规律，又在国家的出现方面有先有后。当一些部落已发展到具有国家的阶段时，另一些部落还滞留在原始社会。 修昔的底斯就明确指出了包括雅典人在内的希腊人，有过没有城郭和国家的时代。他清楚地知道拥有“王”(βασιλευs)的部落和没有王的部落的区分。他指出，与斯巴达人结盟反对雅典而居住在埃皮罗斯西北部的哈奥尼亚人，以及住在埃皮罗斯西南沿海地区的特斯普罗提斯人，都是不受“王”的约束的，率领哈奥尼亚人的是从当权的氏族中选出的任期一年的两位头人。⑥ 在谈到雅典国王提秀斯的时候，他指出，兼有谋略和膂力的这位王，使国家得到了治理。⑦ 修昔的底斯提到，在希腊变得日渐富强，大多数城邦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发生了拥有明确规定的特权的“世袭国王”(“πατρικαιβασιλειαι”)为僭主所取代这样的事情。⑧这段话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两个：第一，王权的特点是世袭，而且王拥有明确规定的特权；第二，希腊诸邦世袭王权的衰落是由于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 古代希腊的其他著作家也肯定希腊诸邦中王权的特点之一是职位世袭，也指出了世袭国王拥有明确规定的特权这样的事实。⑨ 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一些古代希腊的著作家都肯定国家最早的政体是王制。在希腊诸邦中是这样，在非希腊人的国家内也是这样。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在谈论由家庭组成村落，由村落构成国家时指出，希腊人最早的城邦都是由“王”统治。⑩他接着说，城邦这种由公民组成的共同体，是自发产生的，城邦最早由王来统治，也是自然的产物，就像家庭由最老的人统治一样。在《泛雅典娜节献辞》中，伊索克拉特斯指出，在远古时代，既无寡头政治的名称，也无民主政治的名称，无论是非希腊人诸部还是希腊城邦，都是由君主统治。⑾ 生活在希腊化时代的晚期而且认真研究过罗马的政体的波吕比奥斯，也认为城邦(包括希腊诸城邦)最早的政体是王制。这种王制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自发产生的，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不过，他又指出，王制与人类社会中仅因膂力过人而最早获得人群领袖地位那样一种现象是有区别的。只有不仅凭借体力而且主要依靠智慧使群众信服的领袖人物，才有权称王。因此，真正的王制是和关于善以及正义的意识一同诞生的。这样的王出现之后，不仅他本人会是终身职，并且会因为群众对他的信任而形成王权世袭制度。⑿ 在最早的王必然是当时人群中的优秀人物这一点上，波吕比奥斯与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一致。亚里士多德断言，最早被拥戴为王的一些人，都是为造福人民而建有功业的，或因其智谋技艺，或有军功。⒀接着他指出，王的职位按照成规而世代相传。他们的职责涉及军事、宗教和司法三个方面，即战时任统帅，祭祀时主祭，遇有诉讼充当裁判。内外事务，他们都有权过问。 上面提到的几位古代希腊著作家对于最早的城邦政体王政及其一些特征的论述，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肯定了王的出现只是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才有的现象。虽然他们对于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瓦解过程，以及私有财产、阶级和国家形成的机制缺乏科学的认识，但是能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待王政，已是难能可贵。 研究过100多个城邦政体演变史的亚里士多德，清楚地知道古典时代的许多希腊城邦中王权处于衰落状态的事实，并且力图对这一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 他指出，古代之所以通行王制，乃因其时各邦地狭人稀，豪杰鲜有。而随着英武智谋之士增多，他们竞相为公共事务效劳，王制存在的基础也就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代替王制而出现的是共和政体。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国王放弃部分权力，另一方面则是民众夺走部分权力，结果是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一些邦内国王只是主持祭祀，而在另一些邦内，国王仅在出征时充任统帅。⒂ 由于在古典时代绝大多数希腊城邦中王权处于萎缩状态，以致承认古代希腊人和非希腊人同样有过王政的伊索克拉特斯竟然说，希腊人不习惯于一人统治，而一些非希腊人则离不开一人统治。⒃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修昔的底斯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古代希腊王权演变情况的论述，这里再简略地介绍一下波吕比奥斯有关这一问题的说法。他认为，在国王成为终身职，特别是成为世袭之后，由于所处地位的变化，他们会在衣食住等方面追求与众不同，逾越法制。这样一来，王制也就变成了僭主政治。国王的胡作非为，必然招致群众的怨恨与不满。结果是，群众在领袖人物的率领下，推翻僭主，结束一人当权的政体，建立起贵族掌权的政体。⒄ 顺便说一下，亚里士多德也曾谈到过坏的国王变成僭主的可能性。⒅ 纵观业已提及的修昔的底斯、亚里士多德以及波吕比奥斯关于王权衰落的论述，应该说，他们三人谁也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不过，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说明公元前第l千年纪上半叶希腊诸邦王权的演变，特别是科学地阐释在大多数城邦中王权衰落的原因，迄今仍然是古代希腊历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⒆这里最大的困难是有关这一时期各邦王权演变情况的文字材料很少。 毫无疑问，在不同的希腊城邦，王权的命运不尽相同。在斯巴达，主要以军事统帅身份出现的来自阿基斯和埃于吕潘两个王族的两位国王，从人们记忆不清的古代一直存在到公元3世纪末。在数百年的漫长岁月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国王左右国政的情况。⒇在昔勒尼，从大约公元前630年立国时起，作为立国者的巴托斯就以国王身份进行统治。以他为始祖的这个王族，在昔勒尼前后统治了约200年。[21]在雅典，王权消失的过程迄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按照传统的说法，从公元前683年起，统治雅典的已是一年一选的几名执政官，其中包括名为“王者”的执政官。在经过公元前487年的选举改革之后，“王者执政官”逐渐成为仅仅担负部分司法工作的次要官员。[22] 需要强调一下的是，我们说在公元前第1千年纪的希腊诸邦之内王权不发达，是指世袭的按照法律和习惯传位的王权。在希腊历史上，一人当权的情况并不鲜见，而且这种掌权者的称谓繁多。例如，被亚里士多德称为“选举产生的僭主”的“阿伊叙姆涅特斯”。[23]还有被称为“调停人”(διαλλακτηs)的梭伦[24]；选举产生的“执政”(αρχων)、“将军”(στρατηуós)。在贝奥提亚的奥罗波斯邦，充任国家首脑的是阿姆菲亚拉奥斯神的祭司。[25]至于为数众多的僭主，则是众所周知的。 毫无疑问，希腊城邦早期具有世袭和明确规定的特权这样两个特征的国王，是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不久特有的现象。公元前第1千年纪的希腊，王权之所以不发达，与希腊诸城邦，特别是希腊大陆诸城邦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有密切关系。从地理方面说，多山、土地贫瘠和交通不便，适宜于众多小邦的独立存在。在这种小国寡民的蕞尔之邦内部，不容易形成强大的王室经济。再者，希波战争之前城邦发展的关键阶段存在的相对和平的历史环境，不利于靠穷兵黩武而变得强大的王权的发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提到斯巴达王权受到限制[26]。亚里士多德并且特别指出，正是因为受到限制，斯巴达的王权才长期存在。他认为，国王管理的事务越少，他保持统治的时间就越长。他越是遵循习俗，而不逾越法度，就越少受到被统治者的嫉妒。 罗素在其所著《西方哲学史》中指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全部讨论都谈的是城邦，他完全没有预见到城邦就要成为陈迹了”。[27]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古典时代希腊的著作家，认为城邦是人类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他们不把包括王权在内的任何政体看成绝对不变的神物，不把王权和城邦对立起来，不把王权和共和政体对立起来，也不把包括波斯人在内的非希腊人中的王制与希腊诸邦中的王制对立起来。尽管他们有时也提到希腊城邦的王制与非希腊人中的王制的一定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仅仅涉及一些次要的方面。 色诺芬撰写的《居鲁士的教育》一书问世，足以说明不少问题。在该书中，他按照希腊城邦中的王者应有的品质塑造了他认为“值得大加赞扬”的居鲁士。[28]他借居鲁士的母亲之口说，在米底是国王随意决定一切，“而在波斯人中间认为所有的人具有同等权利”，国王“按照法律而不是凭自己的意志办事”。[29] 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把居鲁士统治时期的波斯国家大大称赞了一番，认为其时波斯人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30] 希罗多德深信，在平息了冈比西斯死后爆发的各种动乱后，在波斯的统治集团内部，围绕应当建立什么政体的问题，曾经展开过争论。[31]最后决定由大流士以国王身份进行统治。 伊索克拉特斯曾经向于公元前374年继承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国王位的尼科克列伊斯提出建议，为了该邦和王的利益，应当做什么事情，不应当做什么事情。[32]他专门写了一篇演说词称赞尼科克列伊斯的父亲、萨拉米斯的国王埃法戈拉斯。伊索克拉特斯认为，国王承担了人间最重大的职责，因此要求国王具有极大的智慧。[33]这位雅典的思想家，曾经期望马其顿的国王菲利浦能够联合希腊各邦，共同打击波斯人，以解决希腊的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值得提出来说一下的是，亚里士多德与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宣扬的那一套，是全然无关的。硬把魏特夫本人所主张的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一些提法加到亚里士多德的头上，是缺乏根据的，因而是极不妥当的。[34]为了澄清事实，消除误解，我们现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论及非希腊人中的王制的一段话，从古希腊文直接译出(因为中译本第159页上的译文不准确)： 与前一类相比，还有另一类君主制，就是一些蛮族中的王。他们全都有类似于僭主的权力。他们既是按照法律产生又是世袭的。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蛮人在习俗方面天生比希腊人富于奴性，而亚细亚的蛮人又较之于欧罗巴的蛮人为甚，他们忍受奴隶主式的统治，一切心甘情愿。这种王权因此是僭主式的。由于既是世袭又按照法律，这种王权是巩固的。由于同一原因，他们的警卫是按照王的地位配置的，并非僭主所拥有的那样。公民们用武器保卫自己的王，而僭主是靠雇佣兵保卫。王是按照法律统治愿意受其统治的人，僭主则是对不愿意受其统治的人进行统治。以致王拥有由公民组成的卫队，僭主的卫队则是旨在镇压公民。[35] 很明显，在这段话中，亚里士多德把希腊人和非希腊人加以区别，指出了非希腊人中的王制的一些特征。而且他又把非希腊人区分为住在亚细亚的和住在欧罗巴的两部分。但是，这段概括性的叙述，由于没有列举任何实例，也就留下了很多不明确的地方。 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世袭和依法统治这两个方面，非希腊人中的王制和希腊人中的王制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对于亚里士多德这位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的思想家说来，非希腊人各族中的王权，比起希腊诸邦存在过或者仍然存在的王权，要强大一些。 如果我们联系亚里士多德在同一书中谈到的第五种王制，[36]即主宰一切“παΜβασιλεια”，以及他关于气候对住在欧罗巴的非希腊人、住在亚细亚的非希腊人和希腊人本身性格和生活的影响的一些话[37]来考察，我们的结论只能是，亚里士多德对于非希腊人中的王制还没有，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也不可能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在这种情况下，不言而喻，亚里士多德不可能提出符合实际的首尾一贯的明确论断。这里既有他作为希腊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对非希腊人的一些偏见在作祟，更多的则是他对当时已知世界各地国家制度发展的历史轨迹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可能了解西亚等地数千年的国家发展史，更不用说亚洲其他地区各族人民的国家政体发展史。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根本不知道用“东方”这样一个概念来指欧洲以外的某个特定地区，也没有把王权和专制主义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压根儿也不会创造出“东方专制主义”这类术语，或者提出什么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