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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和传播 陈德正 The Introduction and Diffusion of Western Classics by Missioner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内容提要：在19世纪西方古典学传入中国的进程中，以艾约瑟为代表的传教士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创办的期刊如《六合丛谈》、《万国公报》和《中西闻见录》等引介了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风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著名人物等古典学的大量知识，此外还编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希腊罗马史专著《希腊志略》和《罗马志略》。这些作品使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历史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也为中国适应新的世界环境提供了具体而有参考价值的背景知识。 关键词：19世纪 传教士 西方古典学 一、引言 西方古典学（Classics）是关于古希腊-罗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乃至建筑、雕塑、音乐、绘画、舞蹈、陶器等方面的知识和学问。[1]中国人对西方（主要是古罗马）很早就有了一鳞半爪的朦胧认识，[2]但较系统的了解始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当时耶稣会士为配合传教，向中国人译介了希腊罗马时代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知识以及零星的历史知识；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梭伦、屋大维、托勒密以及众多的希腊罗马文化名人甚至古罗马的奴隶制都出现在中文书籍中。[3]迨至19世纪前期，以马礼逊、郭实腊、麦都思等为代表的新教传教士取代耶稣会传教士成为西方古典学传播使命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编辑《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等杂志，出版《外国史略》、《东西史记和合》等书籍，向中国人介绍诸如“希腊国史”、罗马历代皇帝大事纪略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学等西方古典学知识。 近代西方古典学引介传播的高潮出现于19世纪后期。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侵略权益的扩大，外国传教士取得了在内地自由传教的特权。他们所到之处，大量建立各种文化设施，包括报刊（如《六合丛谈》、《万国公报》和《中西闻见录》）和出版机构等，客观上扩大了古典学引介传播的渠道。 二、《六合丛谈》、艾约瑟与西方古典学 在19世纪后期西方古典学的引介工作中，创办于19世纪50年代末期的《六合丛谈》贡献颇着。《六合丛谈》是上海第一份中文月刊，1857年1 月26日创刊，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主编，1858年出至第2 号因经费拮据而停刊，共出15期。[4]内容包括科学、文学、新闻、宗教、上海进出口货单等。作者除了伟烈亚力外，还有艾约瑟、韦廉臣、慕维廉等。伟烈亚力在创刊号《小引》中，揭明其创刊宗旨为，“欲通中外之情，载远今之事，尽古今之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月各一编，罔拘成例，务使穹苍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5] 这份杂志虽是传教士所办，但综合14期内容来看，大量内容是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包括相当数量的古典学知识，宗教并不占主要部分。 艾约瑟为《六合丛谈》所撰介绍西方古典学知识的文章最多。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是英国人，毕业于伦敦大学。1848年，被伦敦布道会派来中国，9月2日到上海，为伦敦会驻沪代理人，先协助墨海书馆麦都思的工作。1856年麦都思离任回国后，他继任监理，主持该馆的编辑出版工作。曾与李善兰等合译《格致西学提要》、《光论》、《重学》等书。1860年赴烟台。后移居天津。1863年迁北京。1872年，在北京与丁韪良创办《中西闻见录》月刊。1875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神学博士。1880年，被中国总税务司赫德聘为海关翻译，先住北京，后迁上海。编译有《欧洲史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富国养民策》、《西学启蒙》等书，由上海总税务司出版，颇有影响。1905年在上海逝世。 艾约瑟具有卓越的语言天才。他掌握的语言有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梵语、汉语、苗语、日语、满语、朝鲜语、藏语、蒙古语、泰米尔语、叙利亚语等。[6]这为他的传教活动提供了方便，自然也非常利于他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古典学知识。艾约瑟并未将西学窄化为自然应用科学，而更重视学术的整体与渊源，尤其重视历史学特别是古典文明成果的译介。 1857年《六合丛谈》创刊号发表了艾约瑟的《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一文，对荷马史诗作了描述，称“初希腊人作叙史事诗，和马（荷马）、海修达（希西阿德）二人创为之，余子所作今失传。时当中国姬周中叶，传写无多，均由口授。每临盛会，歌以动人，和马所作诗史，传者两种，一伊莱贾凡24卷，记希腊列邦攻破特洛呀事。一阿陀塞亦24卷，记阿陀苏自海洋归国事。此二书皆每句十字无韵，以字音长短为步，五步成句，犹中国论平仄也，和马遂为希腊诗人之祖。”这段记述简要说明了两部史诗的主要内容、史诗的特点及荷马的历史地位。 在这篇文章中，艾约瑟还论述了希腊文化在欧洲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今之泰西各国天人理数、文学彬彬，其始皆祖于希腊，列邦童幼必先读希腊罗马之书入学伊始即习其诗文古辞，犹中国之治故名家也。”“西国则真有诗史也，希腊全地文学之风，雅典国最盛。希腊信西国文学之祖也。”艾约瑟文中还论及古罗马的主要文学成就：“罗马之善为说辞者，曰基改罗（西塞罗）。罗马作诗之名士曰微尔其留（弗吉尔），所作诗曰爱乃辑斯（伊尼阿特），实仿和马而作，凡十二卷。” [7]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受重视，影响颇大,以致二十多年后的《万国公报》和《申报》还予重刊。[8] 在《六合丛谈》1857年第十二号发表的《和马传》中，艾约瑟进一步介绍了有关荷马史诗作者的争议：“和马者，不知何许人也，或曰耶稣前1184年，或曰耶稣前684年。生于小亚西亚，其地有七城，争传为和马生地。”“或云两诗十二卷非出一人之手笔”。难能可贵的是，艾约瑟对史诗作者归属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统观二诗，叙事首尾相应，当出一人手笔。” 这篇文章提到了史诗中的主要人物，如赫格多尔（赫克托耳），以大加（伊大卡）国王阿陀苏（奥德修斯），亚基利斯（阿基里斯）等。对两大史诗的不同特点和影响也作出了精到概括：“诗中好言鬼神之事。有所谓丢士（宙斯）者居众天神之首，丢士之妇希里（赫拉），善战斗之神曰亚底那（阿瑞斯）。……伊莱贾诗金戈铁马，笔势粗豪；阿陀塞亚诗玉帛衣冠，文法秀润。……泰西武人喜读之，以为兵书。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以和马二诗置为枕中秘云。” 他最后高度评价荷马及其史诗：“和马善作诗，其诗为希腊群籍之祖。”[9] 《六合丛谈》第三号又刊载了艾约瑟《希腊诗人略说》，大体准确地介绍了荷马其人及荷马史诗的流变，提到了希西阿德（海修达）、萨福（撒夫）等希腊作家的作品及特点：“希腊诗人和马者，耶稣诞生前九百余年，中国周孝王时人也。作诗以扬厉战功，为希腊诗人之祖。时仅口授，转相传唱而已。雅典王比西达多（庇西特拉图）时，校定成书，编录行世。其诗足以见人心之邪正，世风之美恶，山川景物之奇怪美丽。纪实者半。余出自匠心，超乎流俗。海修达与之同时，所歌咏者农田及鬼神之事。周末一女子能诗，名曰撒夫，今所存者犹有二篇。” 在同一篇文章中，艾约瑟还论述了古希腊戏剧的起源和戏剧创作以悲剧为主的特点：“周定王时，希腊人始有演剧之事。每装束登场，令人惊愕者多，怡悦者少。”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家爱西古罗（埃斯库罗斯），娑福格里斯（索福克利斯），欧里比代（欧里庇底斯）以及喜剧之父阿里斯多德尼（阿里斯托芬）、梅南特尔（米南德）均出现在艾约瑟的笔下，对他们作品的特点也作了简要评析：“爱氏所著，观之能乐于战阵，有勇有方；娑氏精妙绝伦，人尤爱之；欧氏所著，笔意稍逊，所演儿女之情，诲淫炽欲，莫此为甚。又有阿里斯多德尼，讽刺名流，志存风厉。梅南特尔作传奇数种，才气高迈，而无粗豪之习，惜其书已佚。”[10] 艾约瑟在介绍希腊文学家之外，还列述了古希腊哲学家和史学家。在《百拉多传》中介绍了古希腊哲学大师柏拉图的生平思想著述：“年二十，师事娑格拉底斯（苏格拉底），后自成性理一大家，所著书皆推明其师之意。时见国王劝以良法美意。国王不听，退而教授著书终老，年八十一卒。至今百拉多遗书皆在。其书十五种。”[11] 在《士居提代传》中，艾约瑟比较系统地介绍论述了修昔底德的生平行迹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主要内容及其治史特点：“士居提代者，雅典国人，希腊作史名家也。生于耶稣前471年。当雅典国与士巴达国征战二十七年之始，年已四十矣。书此战事以成史记。在外二十年，客士巴达境内。四百有三年，归于雅典后，国人杀之于德拉基。其作史也，出于耳闻目见，恒坐德拉基大树下，成是书凡八卷。前七卷中，载卿士议政，将帅誓师之辞。第八卷无之。有疑其文劣，非出一人者，或云其女续成之。首卷论两国战争为希腊一大事。其自以兵刑得失为国家治乱之源。自云此大手笔，千古不朽。” 关于战争原因，艾约瑟认为是由于“雅典财富力强，士巴达患之，乃战。”关于修昔底德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缘由动机，艾约瑟的论述也比较切合事实。论述修昔底德著作的特点：“实事求是，考据年代甚详。笔法谨严，务文简而言事赅。先采之备，后择之精。经营意匠。未尝自言：此八卷书使他人为之，且数十巨册矣。其可贵而垂远在此。又道理明通，俾人人知所观感。如论雅典疾疫事，雅典以兵船攻破西西里之叙拉古事，是也。史家文笔往往好以己意出奇，士居提代亦然。字字遒炼，力破余地，为希腊群籍中难读之书，日久且莫识其文所在。近泰西诸国翻译此书者颇多。”[12] 艾约瑟的《黑陆独都传》是近代早期有关希罗多德的最详细的传记。他指出希罗多德是“希腊作史之祖也”，“小亚细亚哈里加拿苏人，生于耶稣前四百八十四年。……幼时喜诵和马所作之诗。……所作之史，凡九卷，皆记波人与希人战事，至希人自亚西亚海滨凯旋，而此书终矣，事止于耶稣前四百五十六年，后屡加删改始成。”“作史既成，宣诵于阿伦比亚希（奥林匹亚）之文士咸会，辄魁其曹。会众称贺，声情激越，士居提代闻之，悲不自胜，其感人如此。”艾约瑟认为，希罗多德之所以能写出这部巨作，是因为非常注重实地考察：“作此史时居于以大利之土里依，先是出游四方，周知列邦山川险要、风土人情，名城废垒、古庙丛祠，靡不遍览，远至黑海、阿拉尔海。在北方之思古退国（指俄罗斯），又至推罗西顿访彼人事、黑尔古里神之遗迹，又至埃及国，纪埃事颇详。游尼罗河，访埃地上游古道，自埃及向西，至古里奈，纪迦大其人与语之事亦多，疑曾至迦大其地也。又东至巴比伦及波之二名城。足迹所至，手笔甚勤，凡有记载，委曲详尽，实事求是，古来作史者，此为第一。”正因为实地考察，“于其所目睹者，言之详且确也，至今有至埃及、希腊、亚西亚诸国者，考之尤信。”“故人多喜读之。近刻印颇广，亦大有裨于舆地之学云。” 艾约瑟还评论“黑陆独都喜谈奇异，见闻广，多学识。” [13]寥寥数语，点出希罗多德史学的特色。 艾约瑟还在《六合丛谈》上发表过数篇介绍古罗马文化的论文。在《罗马诗人略说》一文中，艾约瑟论及罗马史上的很多重要学者如西塞罗、加图、瓦罗、利瓦伊、撒卢斯特、卢克来修、弗吉尔、贺拉斯等。他写道：“罗马作剧之祖曰恩纽斯[14]，最有名。嗣有伯劳都斯[15]，又有该几留斯[16]。基改罗云，罗之剧本，该几留斯最妙。罗之文学最盛基改罗（西塞罗）时。加多（加图）所作，述国政及农事，国政诗失传，农事犹有存者。又一人曰伐罗（瓦罗），人品博雅，究心农政，及他学术。作史记者曰撒庐斯底（撒鲁斯特），与希腊史体例略异。不特记事，兼之穷理。西人史中穷理之学自此始。所载皆国家经济有用之学。该撒学问优通，文法精炼。利未乌斯（利瓦伊）着史数十卷，甲于罗马史家。卢各类的乌斯（卢克来修）作长诗十二卷。微尔其留（弗吉尔）推拉丁诗中之圣，比中国之李杜焉。和拉底乌斯（贺拉斯）能令人笑，能令人骇，讥时论世，暗含讽刺，谈笑出之。”[17] 艾约瑟还专为雄辩家西塞罗立传：“姓都利斯，名马可，字基改罗”，认为他“有辩才，为罗马第一。”[18]十二铜表法也出现在艾约瑟的笔下：“周秦时，罗马之律例会典绘摹在铜版。”“罗马人有律例十二，镌于铜版，藏之大庙，后被电击，铜亦熔损。”“革老丢（克劳狄）为帝，其谕言亦镌刻铜版。”[19] 自《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提到“穷理超群者”普林尼之后，艾约瑟为这位作家列了传，详细介绍了他的《自然史》：“伯里尼（普林尼）者，以大利北方人也，生于耶稣降生后二十三年，当中国东汉时。着一书曰《格物志》（《自然史》），列代相传有名。……希腊罗马格物之学，天文地理、风云水石、飞潜动植，皆在其内。彼亦纪载人事，共三十七卷。第一卷目录，后列引证书目二千部，著书人姓氏五百家。第二卷论天地造化之理。言天地自有生命，无始终，体圆，日为天地之神。天一日一周，以常环转，故地亦球形。地球以他理明之，四边皆有人居，人之灵皆从星精所降。……江河流沙而成平地，火山坟起而为海岛，其言较他说有理。卷三至卷六论地球，皆引他书为证，述印度、师子二国颇确。言地面东西，较南北甚广。里海与北冰洋相通，以今考之，古时本当联络。”艾约瑟指出：“伯里尼文笔甚佳，从积学所成，喜作反复推求之语。其书久翻译作泰西各国方言，重其能博学而详说之也。”[20] 艾约瑟还在有关文章中介绍罗马人日常生活和风俗：“罗马人自幼，教以读书。当有王及无王时，齐家之道甚严。百姓日用有常，勤于职业，家各有主。督课子弟变化气质，学问日新。为母者不忍以其儿托于仆媪之家，以教子为己任，使之去恶从善，习于言语，娴于礼仪。罗俗有辞令可观者，得推择至显僚。童雅先习对簿折辩之事，学武备兵械。至十七岁为成人乃服裳衣，就外传，教以辞令，率之往观狱诉听断之是非，议论朝廷政事之得失。凡其人言辞之敏给者，多登于载籍，传为佳话焉。”[21] 可见，艾约瑟对于希腊罗马文化之介绍，内容相当广泛，但对于每一具体内容则仍停留在较浅显的程度上。这似乎与传教事业的特点有关。 三、《万国公报》与西方古典学 在传教士创办的诸多报刊中，存在时间最长、传播西方古典学最力、影响也最大的当属《万国公报》。如果连它的前身《教会新报》合并计算，此刊一共刊行了三十九年（1868－1907），其间一度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其中仅1874到1890年间刊发的介绍希腊罗马历史知识的文章就超过了20篇。举其重要者有：艾约瑟的《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希腊古迹》、《希腊性理纪略》，韦廉臣的《希利尼源流备考》、《希利尼律例备考》、《希利尼贤哲纪略》，林乐知的《论希腊罗马古时风俗》、《论欧洲古今女人之地位》、《论腊丁族人就衰之故》，高葆真的《雅典法政之起源》等。 （一）林乐知对古希腊罗马史的译介研究。林乐知是万国公报的创办人之一。林乐知，本名Young Allen，1836年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23岁来华传教，日间卖米卖煤卖棉，晚间讲神讲道讲学。但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沈淀着千年愚昧的乡愿社会，必须利用“设立教会大学、译书撰报、创立印书局”等手段帮助中国人以知识改变命运，因此，毅然于上海创办《教会新报》，直到1874年办到第300期时结束，易名《万国公报》。《万国公报》仍以传播基督教为宗旨。但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增加报刊销量，增加了有关西方历史、人物和科学知识的介绍。林乐知身体力行，为《万国公报》撰写了数篇介绍西方历史文化的文章，其中与希腊罗马史有关的就有3篇。 在《论欧洲古今女人地位》[22]一文中，林乐知用两节的篇幅论述了希腊女人之地位和罗马女人之地位。他认为，希腊人初始“既无定居，又无恒业，平时渔猎为生。桀骜者则以战争为事。”[23]这实际上描述了军事民主制时代的希腊社会状况。进入文明社会后，“男正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平等，方能治家，一男数女，必不能齐家也。古希腊诸邦中，能定位此等婚礼者，其开化有明证矣。”[24]接着，林乐知采录希腊神话传说和相关材料，论述了希腊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考希腊古传古诗中，所载女子忠孝节义之故事甚多。……古时贤妇安道麦基与其夫赫克贪（现通译赫克托耳）相敬如宾，好合终身。又有节妇本纳罗庇（现通译帕涅罗普），其夫越海出征多年不回，杳无音信。本氏望夫归家之心，十余年不改其初。其夫在外亦深信其妻坚心守节，千古传为美谈。”这段叙述明显取自《荷马史诗》。林乐知赞曰：“古诗所咏赞美女子者较赞美男子者为多，此可见古世女子实有其不可没之志节矣。”[25]林乐知分析古希腊妇女的生存状态：“希腊律法家之拟定律例、理学家之整饬伦常，皆以为女人有两大区分。即在家之妻与在外之赫底拉（妓也）是已。在家之妻当效忠于夫，不容有他念，在外之赫底拉则不责其守节矣。在家之女幽闭深宫，足不出户，内言不出，外言不入，专司纺纱织布刺绣缝纫。理家政，管奴仆，有事出门则有奴仆随之。不与宴会，不涉戏院，不见男宾。如有外客，即不与其夫同席而食。”他认为古希腊妇女的这种情况“与今日中华女俗正复和同。”[26] 古希腊学者对妇女地位的看法不尽一致，林乐知在文章中均有征引和评论。“希腊有大臣名都西提（修昔底德），亦为著名大史家，专记希腊古事留传于世者。尝论妇德，以一语括之，此可表明当时大众世人之公见矣。其言曰，自吾人论之，女人之大德，无论其貌之美与丑，行之善与恶，才之工与拙，总不外乎一端，即不为人所齿及也。”林乐知指出：“此语较之中华之无才为德，更有进矣。无才为德，只具不求表现之意，若希腊人之以不齿为德，此真幽闭女人之极则矣。”[27]林乐知通过希腊史学家色诺芬（赛诺芬）记载的夫妇二人絮语家常之事以及他与苏格拉底的对话，表明当时希腊社会对妇女严格规定的家庭责任与义务。他指出：“以上所载希腊诸大儒之论说，其视女人皆以为但有治理家务之责，其地位实不过为上等奴仆而已。”[28] 另外一些希腊学者如普鲁塔克（普罗他克）和柏拉图（伯拉多）等则对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不同看法，林乐知对此也有记载。“希腊大儒普罗他克（生于主降后五十年）以理学训人，天下文闻名。其论女人在家之地位，不以为上等奴仆，而称为同等之伴侣。尝谓男女同等，各宜相敬如宾，相爱如友。”[29]“伯拉多（生于主降生前四百二十九年）为当世理学儒宗。其论男女，皆言同等，并无贵男贱女之说。”但林乐知指出，当时普遍的价值观和风俗，“则大与其言论相背。”[30] 林乐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古人之论女人，虽以不出闺门为有德，但皆视如小孩，不以自立之成人待之，有如希腊律法，女子未嫁，以父为其主，既嫁之后，以夫为其主，夫死而有子者，则以其子为主，无子者，则以保护之男亲属为主。终身永无自主之时也。”[31] 林乐知在对希腊妇女的描绘中，已表达了自己的批判之意。 在“罗马女人之地位”一节中，林乐知分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两个阶段论述了罗马妇女地位的变迁。他指出，从总体上看，共和时代罗马女性的地位较之希腊女性的社会地位略高。[32]上古罗马社会的风俗是每人“但娶一妻，并无东方多妻之恶俗”。他认为这是罗马强盛的一大因素：“以故罗马盛时势力推及于殊方。”[33]为了说明罗马女性社会地位之高，林乐知援引了一位罗马学者的话，“罗马有一出名大儒尝喟然叹曰，罗马教化之所以胜于希腊者，亦观其待女人而知之。希腊人之待其妻，幽闭之，不使其越闺门一步，防范之，不使见外客一人。除骨肉至亲之外，终身不见男人之面矣。罗马人之待其妻，则大异矣。赴亲友之宴会，亦携其妻而往，谁则生疑心乎？留亲友茶饭，亦准其妻同席，谁则有畏心乎。即此可验罗马风俗之美矣。”[34]同时林乐知又列举了一些妇女在罗马重大历史关节发挥作用的事例。[35]但他同时指出，“照罗马律法，女人之为人妻者，其在家庭之地位，仍属卑微。因罗马以国为重，治国之本在治家，故亦以家为重，一家之中，以夫为主，得掌专权。妻孥皆在家主之手下，休之弃之责之骂之，为所欲为也。”[36] 到了帝国时代，罗马“国势隆盛，征伐四方，改变政体，立为帝国。至该撒在位时，声势日盛，风俗日衰，于政治上有步步长进之势，即见于道德上有步步落后之象。”究其原因，林乐知认为是由于对外征服使罗马人沾染了东方诸国的陋俗，罗马城成了“天下恶俗荟萃之区”和“天下藏污纳垢之所”。[37]自此以后，“女俗大坏，而看待女人之律法，亦不得不因时制宜矣。罗马女人亦服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之律法，终其身为小孩，无当家自主之时。”[38]林乐知此文是迄今所知的第一篇用中文发表的论述希腊罗马妇女史的论著。在这篇文章中，他多次引用了希腊罗马学人如亚里士多德（亚利斯多德）、德谟斯提尼（突玛斯底尼）、塞纳-马恩省卡等的有关论述。林乐知以传教士之分身关注于希腊罗马社会的妇女，显然是由于他对中国社会中的妇女地位问题有所观察，有所感悟，不得不发。 林乐知刊于《万国公报》的另一篇文章《论腊丁族人就衰之故》[39]对罗马衰亡的原因作了探讨。他首先介绍了几种流行的关于罗马衰亡原因的观点：“罗马可忧可惧之端，当日著书立说，业已不一其人。或曰，罗马人心贪而品劣，喜美食而竞鲜衣，诸病环生，致成不起也。或曰，如大树然，极荣而就枯，大国之灭，无异理也。……人之死也，必先有足以致死之道，而后现此不治之证。先有刀刃，而后杀人也。乃二说之外，有史学家，又有理学家，各出一种见解，畅论罗马之所以衰，且较诸上文，似尤关于欧洲近代之事也。实言之，罗马奄然就衰之故，非可以一事括也。故有出于人情者，有出于族规者，有出于本性者，有出于外交者，又有出于四邻之环伺，而改其国法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40]然后，他对罗马帝国的衰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一，“教化不力”；其二，“四征不庭……疆域几于日出而不穷”，“罗马人足迹所至，虽非尽革其风俗，亦未尽灭其教法。然立足既定，既不肯稍贬本国之法，以与他族相比周，亦不肯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其意若曰：大皇帝部民，岂可学于夷狄哉？……趾高气扬，目无余子。……本国之外，无教化焉”；其三，“罗马皇朝备受异邦之蹂躏”（指蛮族的多次侵扰）。[41] 《论希腊罗马古时风俗》[42]一文也涉及了罗马灭亡的原因：“余读欧洲古史，见希腊罗马之在昔时，亦至雄盛之国也。其后人就衰败者，皆有国民风俗，贪幸福而仇公德，又于一切学问事业，皆不讲求，惟名誉利禄之心日增月长，般乐怠敖，荒僖不节。相与骄矜自是，玩忽优游。”[43]林乐知得出的结论是：“夫国有兴立，在于教化，教化者，风俗之原也。彼希腊罗马之教化，虽名儒辈出，学派分立，亦惟以幸福为言。而公德则无闻。人人以其私心，合成一国之大私。”[44]林乐知认为，贪图享乐、私心过重是古希腊罗马文明衰亡的原因。在这篇文章中，林乐知分成“论人”、“论国”、“论本国人异邦人富贵人之名分”、“论友谊”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希腊罗马社会风俗的方方面面。林乐知此为的根本宗旨是为了论证基督教的优越和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但显然与满清中国社会的积贫、萎靡的现实对他的触动不无关系。 林乐知译、任廷旭述的《波斯国古史略》[45]中详述了大流士（大利乌）同共谋举事的六名波斯贵族讨论采取何种政体及大流士采用欺骗手段上台的详细经过。[46]该文的编者指出，此事“在主降前第五周之间，其时已有乌达尼（欧塔涅斯）者，首倡民主政体之议。惜乎在幼稚时代，人民之程度与之太远，卒为大利乌所排，乃以马嘶定王位……今特表于此，使世之言东方政治者，有所考云－范玮附记”。[47]从此文内容及描述的细节看，很可能源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如果能进一步证实，这应是中文书刊中第一次出现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节选片断。 （二）韦廉臣、高葆真对希腊史的译介。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是英国苏格兰人，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1855年，被伦敦布道会派来中国，在上海传教，两年后回国。1863年被英国苏格兰圣公会派到烟台传教，1869年回国。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议决成立益智书会，负责编写教科书，供全国教会学校使用。他参加会议，并被委为益智书会秘书。1884年，在英国组织苏格兰同文书会，进行募捐活动，所捐钱款购置印刷机器，在上海设厂印刷书籍。不久，苏格兰同文书会因故解散，所余钱款、资产、印刷机器均由他管理。1887年11月1日，他联络赫德、林乐知、慕维廉等人在上海创立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出版机构。除出版宣传基督教义的书刊外，还出版发行《万国公报》和翻译出版西方政治、科学、史地书籍。 韦廉臣的《希利尼原流备考》、《续希利尼原流备考》、《希利尼贤哲纪略》[48]主要介绍古希腊几位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主要思想，如泰勒斯（达底士）、恩培多里克（恩比多吉立士）、阿纳克萨格拉（阿纳哥拉士）、苏格拉底（所哈达底士）、毕达哥拉斯（八达哥拉士）、柏拉图（百拉多）、亚里士多德（阿里士多得）等，对他们的评价也算公允。如韦廉臣认为，亚里士多德“一生著述甚多，迄今凡讲天道人心格物医药者，皆所取资云。”[49]这三篇文章组合堪称最早的用中文写就的古希腊哲学简史。 值得注意的是韦廉臣的另一篇文章《希利尼律例备考》[50]。该文虽不足千字，但却为我们讲述了希腊三名最早的立法家的生平和立法事业，尤其是在克里特文明发现不久，就给中国人介绍了克里特文明最著名的统治者米诺斯（弥诺）的行迹：“弥诺系革哩底（克里特）人，生于商，有谓其为上神名丢士（宙斯）者所生，后为革哩底之王，创造律例，一一如法。……所造律例甚善，惜书阙有，今难考其详矣。他国法家每多宗其说。”[51]韦廉臣论述的第二位希腊立法家是斯巴达的来库古：“莱古二古（来库古）系多利亚支派拉哥尼蛤（拉哥尼亚）国王之世子也。生耶稣前八百二十五年周宣王三年也。”来库古的立法把全体居民划分为三个等级：“上等者肆武，次等者务农，下等者充奴仆。……上等人律例使其讲战斗，中等人之律例使其力稼穑，下等人之律例使其听驱令而服役。惟上等人自幼即专习阵法，讲明韬略。”斯巴达妇女也“喜于从戎，乐为谈兵。”由于来库古奠定了尚武的传统，所以斯巴达能“所向无敌，与外国角胜无不获捷”，希腊各城邦“无有出其右者”。但他也指出了来库古立法对斯巴达发展的不良影响：“徒知奋武，不思奎文，以至诗书扫地，即技艺亦非精良。……后世谓有勇无智之人即名之曰斯巴尔达（斯巴达），相沿为话柄矣。”[52]第三位立法家是德拉古：“大阁（德拉古），雅典人。生耶稣前六百八十年，周僖王二年也。……为雅典律例之祖，其所定立法过重，律极残苛，如盗窃虽草芥杀无赦。”[53]韦廉臣此文是第一次集中论述希腊立法家的中文作品。 高葆真的《雅典法政之起原》[54]一文，展示了雅典城邦政体和法律发展的简要历史轮廓，对荷马史诗、基伦暴动、德拉古立法、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均有言简意赅的叙述。“雅典之名初见于荷麦（Homer荷麦希腊之诗史也，生于纪元前八九百年）著作中……纪元前七百五十年始有王出治。……纪元前六百三十二年，平民反对贵族，推某公Cylon（基伦）为之魁。某公既拥国权而平民又不附之。故事败出走，从者奔匿于各神庙。……数年又有德纳根Dragon(德拉古)者，以纪元前六百二十四年严订法律。虽犯窃亦处死。民已怒焉不能安。”在这关键时刻，梭伦登上政治舞台，对贫民所欠债务“普免之”；“按田产分人民为四级”；建立“臣公会”（公民大会）和“四百人会”；“改良德纳根之严律”；“治道路”、“修水利”、“建公学”。高葆真认为，梭伦的改革“爰能促进文明”。此后的克利斯提尼（克来夸登伊司）改革使雅典“上下为一体”，凝聚了人心。这次改革使“雅典得为民政之国，而宁静久之。此诚克氏之力，而亦其民文明之程度能及之也”。[55]在这里，高葆真既指出了个人对民主政治形成所起的作用，又强调了民众素质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 （三）艾约瑟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艾约瑟曾在墨海书馆工作，在《六合丛谈》发表过数篇介绍西方古典学知识的文章，其中有的被《万国公报》重刊，如《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属于《万国公报》首发原创的则是《希腊性理纪略》[56]，该文介绍了古希腊几位著名哲学家的观点。包括泰勒斯、阿纳克西米尼（亚那西美尼）、阿纳克萨格拉（亚那萨可拉）、亚里士多德（亚理斯多地理）、伊庇鸠鲁（严彼多几里）等。文中称“希腊国有七大贤，……他理斯（泰勒斯）为其一，先孔子八十九年而生，设教于其国，人皆以彼为创谈性理之祖”，[57]言明了泰勒斯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对古希腊哲学中的经验论和先验论之争作了介绍。古希腊居勒尼学派和伊庇鸠鲁学派均认为感觉是真理的标准，只有感觉经验才是真实的。而柏拉图认为感性的具体事物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有理念才是真实存在的，才是真理。因为通过感觉得到的只能是混乱的、杂乱无章甚至矛盾的现象，不能使人得到不变的、必然的本质和真理。对此，艾约瑟指出：“五官所见者非实也，因五官所见非实，故五官所见非真，独心之所察是真。”因五官之知“惟知色、知味以为物之质，而不能非乎物之质。”[58] 除《六合丛谈》和《万国公报》以外，艾约瑟也曾在其它教会杂志上发表过介绍古典学知识的文章。如《中西闻见录》[59]就刊载过艾约瑟的两篇文章，分别是1873年第8号上的《希腊数学考》和1875年第32号上的《亚里斯多得里传》。《希腊数学考》实际上介绍的是古希腊人的占卜术。希腊人以字母代替数字占卜，“所卜者较力、赛走、跃马诸事居多”。艾约瑟认为，希腊的占卜术“与中国汉代相传术数之学相类，中国此等术数，昔人多不知其所何本，然究其根源，大约皆得之于巴比伦、印度等国”。这篇介绍希腊占卜术的文章无意中还为我们介绍了一些希腊神话人名的希腊文读法：“有人名亚加米扪嫩（阿加米农）者，所用字母为AGAMENMON.……又有人名艾各多耳（赫克托耳），所用字母为EKTOR又有人名巴得罗各路斯（帕特洛克罗斯），其所用字母为PATROKLUS。”艾约瑟在文章最后附列了希腊字母的写法，并指出“今时俄罗斯国所用字母即以希腊古字母为宗。”[60]可以说，艾约瑟是最早把完整的希腊字母表介绍给中国人的传教士。 与其它传教士着重介绍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学说不同，艾约瑟在《亚里斯多得里传》一文中比较详细准确地评述了亚里士多德的生平和著述。他首先说明了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当中国成周安烈之世，为泰西希腊国文学弥盛之时，耶稣降生前三百八十四年，亚里斯多得里生于希腊国之斯大该拉。”亚氏自幼聪敏，被老师“目为诸生之巨擘焉。”艾约瑟介绍了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不同的哲学观点：“盖亚氏与伯之论道本不相同。伯拉多之论道也，谓万事万物未成之先，必有其像，皆以模范而后成。亚常以为非，故于末次所著书详辨而重驳之。”由于亚里士多德“精考济世诸学，穷搜博采”，所以被腓力聘为“王子傅，斯王子者，即后灭巴西（波斯）国、名闻最着之亚力散大王也。”艾约瑟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影响颇深：“亚力散大嗜文学、重诗人，喜习医道之术，兼务格致之功，皆亚之所教也。”而此后亚历山大东征过程为亚里士多德提供科研标本和数据等事迹，艾约瑟也有叙述。对亚里士多德的著述，艾约瑟认为可分为三大类，“一人心，二格物，三国政纲常”，“其所作之书分为十种：一论详审之理，二论无形之理，三辩驳之理，四诗学，五纲常，六国政，七赋税，八格致，九造作，十歧黄。此外复有算学，暨希腊内外各地百五十八国律例汇考，及希腊国历代帝王考，诗家历代考诸书”，其中“所谓详审之理者，在昔无人论及，斯学亚为首创之也”。艾约瑟对亚里士多德作了高度评价，“亚之察审既精，著述亦博。……希腊国经济学问之中，亚称巨擘”，其“所传之书，系希腊文字计四十四万伍千二百七十行，流行甚广。于亚后千有余年，欧罗巴、亚细亚各洲甚为珍重。回教人尤喜读之，译以亚喇伯各方言。而欧罗巴各洲国之士无不重亚之书，皆以为除圣书两约之外，无能出其右者。”[61] 以《万国公报》为代表的教会杂志在引介西方古典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杂志介绍的古典学知识中也掺杂着许多与史实相去甚远的内容。如在《泰西名人之年寿》一文中，将诸多希腊罗马学者的寿命都延长了，“希腊大医学家希波拉底，生于公历纪元前四百六十年，寿一百零九岁，着有医学箴言。其子亦医学名家，寿一百零四岁。希腊三贤，若梭伦，若推利斯……皆享寿百岁。提摩克利多（德谟克里特）享寿一百零二岁。宾诺享寿九十八岁。伯拉多（柏拉图）享寿九十四岁。赛诺芬（色诺芬）为大将，亦为大史家，享寿九十岁。黎坎哥（来库古）享寿八十五岁。扫福克利斯（索福克利斯）享寿百有余岁。”[62]上述所列诸人的年龄均不准确，大大夸张。 三、传教士编译出版的西方古典学专著 除了发行定期的期刊杂志外，传教士还建立文化出版机构，它们除了译刊宗教书籍外，还竞相译刊一些介绍世界历史的书籍，从不同方面介绍外国历史知识。一些西方古典学著作随之出版。其中成立较早的益智书会（1877年为编写教会学校的教科书而成立）译刊有慕维廉的《大英国志》和谢卫楼的《万国通鉴》等。稍晚成立的广学会[63]译刊的外国历史书中，比较有名的有李提摩太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及其所著的《列国变通兴盛记》、艾约瑟译的《欧洲史略》、《希腊志略》和《罗马志略》以及《西学略述》等。我们以谢卫楼的《万国通鉴》、李思伦辑译、蔡尔康修述的《万国通史前编》以及艾约瑟、丁韪良的论著为中心，分析这些著述所涉及西方古典学的内容。 （一）谢卫楼的《万国通鉴》。《万国通鉴》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D.Z.Shffeld，1841-1931）撰述，赵如光笔录。该书乃“集群书而翻译者”，“取韦伯、维耳孙（今译威尔逊）、斯温顿《万国史》和罗邻孙、塔尔黑麻《万国史略》为多。”[64]该书是晚清传入中国的较早对西方历史进行分期的史书。谢卫楼采用了“西方编史之人”的观点，将西方历史分为古世代、中世代和近世代三个大的阶段。其中古世代起始于各国开国，迄于耶稣诞生后五百年。这一对古代世界史的分期断限时间已接近于现代史学家对古代史分期的上下限。 全书分4卷。第一卷为东方国度，其中第一章论中国事略，第二章论蒙古事略，第三章论日本国事略，第四章论印度国事略。第二卷为西方古世代，包括第一章论犹太国事略，第二章论伊及国事略，第三章论巴比伦和亚述国事略，第四章论玛代国和波斯国事略，第五章论腓尼基人事略，第六章论喀颓基人事略，第七章论希利尼国事略，第八章论罗马国事略。 第七章“论希利尼国事略”分21段，介绍了古希腊（希利尼）的自然环境、居民、特洛伊（特罗亚）战争、殖民运动（开占新地）、雅典和斯巴达（斯怕他）的社会特征、梭伦（所论）改革、来库古改革、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文化、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分裂。 值得我们注意的有这几点。一是在中文著作中首次谈及希腊半岛的土著居民皮拉斯基人（培拉斯窄人），并指出他们“专事务农，不事战争”；[65]第二，指出了希腊神话的主要特点，即“神性与人性相类。希利尼人谓神与神常有奸诈计谋，嫉妒纷争奸淫等事。神性与人性类也。由是观之，不过将人之行为妄置于神耳”；[66]第三，对雅典的强盛作了初步分析，认为这是由一系列改革和推行民主政治促成的。“所论定雅典律法，将国权两分，深得民心”，但梭伦改革后“世爵自谓权小，百姓亦自谓权小，于是遂起纷争”。后来“有一尊爵名盔斯他尼（克利斯提尼），其人深于爱民，百姓尊为首领，即行改变雅典制度，将权悉归百姓。从此民皆自重，存自强好胜之心，以致学业文艺驾乎诸国。” [67]到伯里克利（培力盔）时代，更使“民人欣悦，雅典城大有荣耀”。[68]第四，对亚历山大东征作了积极评价，指出这次军事远征“将多国连合一统，令远近诸国贸易盛兴，又使希利尼风化传播多国也”。[69]第五，用较多篇幅（13－15段）评述了希腊文化成就，除言及苏格拉底（琐格底）外，还谈到了两大史学家希罗多德（黑娄斗士）、修昔底德（图西代氏）及其著作：“有黑娄斗士者着成史书，记载希利尼与波斯战事。又周流各邦，将所见闻亦记于书。又有图西代氏者，见黑娄斗士所著史书甚佳，将雅典与斯怕他二十一年军务着成史书”。同时，荷马史诗和三大悲剧家索福克利斯（撒否盔）、幼里皮底斯（犹利皮氏）、埃斯库罗斯（伊斯其鲁）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阿力斯他蜚尼）也出现在了谢卫楼的笔下。此书卷二概述了荷马其人及其作品的形成：“特罗亚战争以后，在希利尼国有一瞽者侯美耳作成诗歌，到处念诵以为糊口之计，其诗之所咏即特罗亚战事，与希利尼人旋国遭险事也。”他指出，当时多有好荷马所念诵的诗句者并“笔之于书，代代传流，论侯美耳生前虽一贫乏之人，身后却大有声望，至今西方文士俱好其诗。”对希腊的三大悲剧家家，则评价其为“骚人编作苦剧之父”，说他们三人的“戏文极其酸苦，是令听者触目而动心，盖欲激发人之勇敢，并当时之恶俗，亟思勉人为善也。”寥寥数语概括了古希腊悲剧的特点及其效用。《万国通鉴》还提到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说他“编作笑谈戏文，亦颇警心悦目”。[70] 第八章“罗马国事略”共21段，叙述了罗马从台伯河畔小邦发展成地跨三洲帝国的历程。其中包括高卢（嘎辣）战争、与迦太基（喀颓基）的三次战争、格拉古（革拉库）改革、朱古达战争（逆臣诸革他叛背）、公民权的扩大（数族人入罗马民籍）、平民与贵族的斗争（爵民相战）、马略改革（玛利悟大得荣耀）和苏拉（西拉）、恺撒（该撒如力悟）功绩、屋大维（阿他威悟）元首政治等。谢卫楼对罗马历史上著名的西西里奴隶起义和斯巴达克起义也作了简要记载：“适有奴背主之事，有为奴者七十人逃出主人之手，往意大利南将监狱之奴全行释放。未几，聚集为奴者七万，即立一勇者斯怕他库（斯巴达克）为首，意欲离罗马各回本国。后因战胜罗马兵，遂心意自高，以为能将罗马国灭绝，可以伸其冤、泄其愤。奈此辈未经操演，且彼此纷争，被罗马元帅喀素（克拉苏）攻败。斯怕他库亦被杀戮。”[71]言词中虽对这次奴隶起义颇显轻蔑之意，但基本说清了起义的大体过程，这也是中文史着中第一次比较详细地记载斯巴达克起义。 （二）蔡尔康和李思伦的《万国通史前编》。《万国通史前编》由蔡尔康和英国传教士李思伦(J. Lambert Rees)合作编译。蔡尔康是清末报人，生于1858年，曾任《申报》主笔并曾受聘《万国公报》，协助李提摩太译书，曾编译有《泰西新史揽要》，介绍英美等国的近代历史。难能可贵的是，蔡尔康探求西方强盛之道，并不仅仅局限于近史，而是循其源探其流，因为“泰西之新法实肇端于上世之古人”，“古史立今史之准，为世运开机缄”。[72]他之所以选择译撰叙述2000年前世界古史的《万国通史(前编)》，“盖非徒为考古之助，兼欲为求新之阶”，其寻思西方富强本源的动机是非常明确的。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资助下，蔡尔康自1897年起，开始与英国传教士李思伦辑译《万国通史(前编)》。李思伦“采辑万国古今史事，语尔康而撰华文”，尔康“橐笔晨趋，挑灯夜写，综其实迹，纬以文言”，二人“积八百数十日之苦心”[73]，始告完成。此书叙述了公元前欧、亚、非各古国的历史，计分10卷，50万字，内附插图、地图390余幅，卷一太古志，卷二古埃及志，卷三迦勒邸、亚述合志，卷四米塔、波斯合志，卷五希伯来志，卷六腓泥基志，卷七古希腊志（上），卷八古希腊志（下），卷九罗马志（上），卷十罗马志（下）。《万国公报》曾为该书刊登广告，称“是书上溯至未有文字以前，作太古志一卷，皆华人从未见到语籍。……以埃及、迦勒邸、亚述、米塔、波斯、希伯莱、斐泥基、赫涕、阿喇伯、希腊、罗马通十卷。通古国之所自，知今情之所宗。李君撷英文之精华，蔡君成华字之典册。兴废沿革，朗若列眉。……稽古之士，柔日读之，中外大通，此其先导”[74]。这大概是国内最早传播面世的一部内容系统全面、篇幅较大的世界古代史专著。 该书卷七分七章讲述了古希腊历史，包括希腊故事（荷马时代）、桃李人沛潞柨郳岬（多利亚人南下伯罗奔尼撒半岛）、爱育坭人治矮涕岬（爱奥尼亚人统治阿提卡半岛）、波斯王侵希腊（希波战争）、雅典国与沛潞柨郳岬部战（伯罗奔尼撒战争）、泗巴塔涕泊泤马基墩（斯巴达底比斯马其顿）、大爱烈珊德国（亚历山大帝国）。卷九罗马志则从罗马建城（罗马成城缘起）一直叙述至戴克里先（但要客里体安）和君士坦丁（大康士但丁）改革。 《万国通史前编》的一大特点是注重对古希腊罗马社会生活状态的描述。卷八希腊志（下）和卷十罗马志（下）实际上就是古希腊罗马的社会生活史，对古希腊罗马人的家产、家规、人情和性情、居处、日用行习、家事、公事、宗教等等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些社会史的内容在以往的史着中是非常少的。 《万国通史前编》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较早运用了近代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世界古史。在译本序言中，李思伦充分肯定了西方学者“以考古之学合诸古史，比类而观”，即将考古数据与文字史料相结合研究古史的方法，并对西方近代考古史及方法作了扼要说明。认为人类早期历史，文献阙载，后代留下的传说又多难以征信，“即如中国古家述盘古、三皇、神农诸事，考古者谓不尽可凭。”[75]为了掌握有关上古社会状况的可靠材料，西方考古家力求通过科学的野外发掘，“以取真凭。佣工掘物出地之时，又必亲见其果在何层，以凭论定。似此悉心体认，固不独一人然，且不独一地然。欧亚斐美各洲皆有人遵其道而行之，且共著书立说，不啻有史乘之留遗。”[76]李思伦指出，考古学的研究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一个“由粗入精”的过程，“大抵皆经历古石、新石、铜、铁四代，然后渐而成今日之盛。”[77] 在《万国通史前编》中，作者引用了不少考古资料考证各国古史。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美籍德国考古学家许雷门（施里曼）1871至1873年间对特洛伊遗址的考古发掘。李思伦和蔡尔康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施里曼其人及这次考古发掘的大体经过：“德国格致家曰许雷门，信而好古。思掘地以证书，乃亲渡地中海，相度形势，约略城基之所在。……始于公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迄于七十三年。……所得各物大抵有焦灼之烧痕，证诸希腊古史，一一吻合。”[78]作者对施里曼的发掘作了高度评价：“回溯许雷门未经考验以前，凡能读希腊古史者，皆知有此古城而卒不知其遗址。迨许雷门竭尽财力，告阙成功，从此好古之士不第能实指特洛琊所在已也，而希史之决非伪摆，从此亦信而有征。”[79] （三）林乐知等的《四裔编年表》。《四裔编年表》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用表格形式编写的世界编年史。该书为英国博那氏原著，林乐知和吴县严良勋合译，李风苞[80]汇编而成，1874年由江南制造总局印行。它上讫远古公元前2349年（少昊四十年壬子），下至1860年（咸丰十一年）。用年表体例，以帝王世系、总统承袭为经，种族、政教、争战为纬，表格最上部列中国纪年，最下部列耶稣纪年，中间简述古今各国重要史事，将日本、印度、波斯、小亚、西亚、巴比伦、希腊、埃及各国历史发展进程放在一起加以对比考察。在叙述希腊罗马历史时，依事纪年，故时有间断。 这个年表以传说中的4004年大洪水为开端，指出挪亚三子闪、含、雅所占地为西洋诸国之祖。希腊罗马史上的重要事件均在其中有所体现，如： 前735年，史伯大（斯巴达）人与阿果司人战。 前610年 罗马始建公议堂。 前594年 所伦（梭伦）为爱典（雅典）王，始分民为四等。 前554年 白西特拉度（庇西特拉图）被逐。 前490年 高里（高卢）人来攻。 前577年 阿及西斗（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为第五王。 前534年 色非开留王（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被杀。大金牛苏不布（高傲者塔克文）为王。 前509年 白路朵（布鲁图）逐大金牛。 前497年 设民选之官（保民官）。 前491年 遣使至爱典史伯大索水不与。 前490年 马勒登之战（马拉松之战）。 前480年 各属国合攻波斯。 前470年 希腊各国设公库于地罗斯（提洛同盟建立）。 前431年 史伯大（斯巴达）等国统称为皮鲁波利苏（伯罗奔尼撒），自此争战二十年。 前72年 意大利有奴仆7万人谋反（斯巴达克起义）。 前59年 罗马以旁必、克拉苏司、该撒三人并主其国。 希腊罗马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也在年表里有所介绍，如力散得（来山德）、 阿立山德（亚历山大）、揩台止人（迦太基人）、 喊尼不（汉尼拔）、克拉苏、旁比（庞培）、该撒（恺撒）等。另外，年表中多次提到罗马早期平民反贵族的斗争（“民相争”）。但由于该书作者非专业史家，所以，错讹处较多，年代多不准确，尤其是对中国年代的推算，更是错讹百出。梁启超指出该书“颇便翻阅，而舛误亦多”。[81]吴趼人的晚清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此书也有尖锐批评。[82]不过，这种在今天看来应当避免的知识性错误，在当时西方古典学输入的初期阶段可以说也是难以避免的，不足为奇。 （四）艾约瑟的四部西方古代历史著作。这里我们将再次提及前面曾多次提到的艾约瑟。1886年总税务司出版了由赫德主持、艾约瑟翻译撰着的《西学启蒙》16种，包括12本由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科学初级丛书、3本史志即《希腊志略》（7卷）和《罗马志略》（13卷）、《欧洲史略》（13卷）。艾约瑟不但译出自然科学的著作，而且增加3部史着，以求自然应用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平衡，充分表现出他对学术体系的宏观理解。李鸿章为这套丛书作序，称艾约瑟为儒者，译成这套有益于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发展的书籍，“艾君之妙笔与赫君之盛心并足不朽矣”。[83]曾纪泽也在序中称艾约瑟为“英国儒士”，鼓励有志于研习西学的人，不妨将此书视为尔雅之类的入门工具书，在此基础上继续深造，将来必成大器。梁启超则评价《希腊志略》和《罗马志略》“皆特佳之书”。[84] 其实，艾约瑟对西洋古代史的重视，早在为出版于上海的期刊《六合丛谈》撰稿时就已鲜明。艾约瑟并未将西学窄化为自然应用科学，而更重视学术的整体与渊源，尤其重视历史学。他翻译撰着的《欧洲史略》、《罗马志略》和《希腊志略》分别是中国第一部地区通史和第一部希腊罗马专史，值得我们仔细研读和认真述评。 《欧洲史略》全书分十三卷，从希腊罗马开国起，到19世纪70年代止，记叙了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其中第一至第五卷为希腊罗马史：卷一欧洲诸族、卷二希腊隆盛之世、卷三罗马国兴之世、卷四罗马国衰之世、卷五罗马东迁之世。该书在内容上详于罗马，有近一半的篇幅记述罗马及与罗马相关的历史，“大半皆详记以前诸国皆如何屈服于罗马，以后诸国皆如何脱离罗马，自立为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认为“欧洲国史，以罗马为中键”[85]。 该书特点突出：第一、该书对欧洲诸民族的历史作了较详细的记述。“是书之作，惟论今昔恒多交涉、居于亚非二洲之诸族”，并认为欧洲诸族大多出于亚利安民族，“欧洲诸族，考自有信史以来，大半皆出于亚利安族”[86]。《欧洲史略》是传入中国的较早一部对欧洲各民族沿革进行研究、记述的史书。第二、该书对希腊地区“人民不能合成一大国，而散为诸小国”的原因分析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的影子。它指出，“俾希腊一国，为探入于海之数土股，并列向海面之数岛，皆不相联属……以致该地居民皆不得不习行海面，航海出洋，迁居他处，勤理生业，积久亦各自成都成邑。”[87]第三、作者将希腊各邦政治制度概括为四种，认为王政、绅政（贵族政治）和民政（民主政治）“三者皆与希腊俗不悖”，而代兰得之政（即僭主统治）“悖于希腊俗”，“虽势不能无，而要难称善”，希望能有人去此代兰得，“缘有能杀此代兰得者，人必颂其功德不衰”。认为斯巴达的绅政“为最胜”，雅典城的民政“为至当”。[88]第四、该书卷二有一节“希腊著述经史诸士”，记载了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及其著作，其中特别强调着史的真实性。“如纪巴西战事（希波战争）之士，为希罗多都，而希君之生晚也，仅及见预（与）巴西战事诸人，聆其论议，集以成书。若纪比罗奔尼苏（伯罗奔尼撒）前数年战事之士，名曰都基底底（修昔底德）。惟时都君为武弁，亲历行间，凡所见闻，皆极真确。迨比罗奔尼苏后数年并又后诸战事，则为其时武弁塞挪芬（色诺芬）所纪……时塞挪芬为之帅，故所著之史，即名之曰《万军言旋实录》（《长征记》）。”[89] 第五、在编排体例上，《欧洲史略》在每卷末尾都配有简短的“总结”，或归纳或总结该卷历史。如在卷二末尾有如下总结：“希腊一史，其较胜于他史者，凡他国史中所载明示我辈之诸义理，皆已节略见于希腊史内。学者果能习熟希腊一史，则欧洲诸史之义理，皆易明晰。盖缘希腊国制民风及诸文学工艺等事率多创而不因，故该国之边幅非阔，而其制度并诸学业即今大地诸国皆宗尚之。然希腊学艺之盛能如是者，则其先化施于罗马，而欧洲诸国之史散如纲目，要皆上连罗马以之为纲。”[90]对卷三“罗马国兴之世”，艾约瑟又有如下总结：“罗马极盛世，可号为一时有教化诸国之主，而其立国之初则仅以七山人民合为一城。惟时罗马威权无远弗届，而能与为敌者，仅其东之安息一国而已。”[91]这种小结式的概括提炼便于读者对相关内容的宏观理解和总体把握。 艾约瑟撰着的《希腊志略》是中国第一部古希腊史专著。全书分六卷：第一卷“溯希腊人初始”，记叙了希腊人的来源及荷马（和美耳）时代的社会状况以及海外殖民运动（并地设埠）；第二卷“比罗地（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古诸事”，该卷不仅介绍了斯巴达城邦的发展历程，而且涉及了其它伯罗奔尼撒半岛城邦如科林斯（哥林多）、阿哥斯（亚哥城）的历史，同时还介绍了古代奥运会（俄伦比亚会）以及神圣战争（为圣庙开战）；第三卷“阿的卡地上古诸事”，言及德拉古立法（德拉哥律）、基伦暴动（古伦始末）、梭伦改革（梭伦救援债户和梭伦拟定国制）、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比西为代兰得）以及克利斯提尼改革的主要内容（民得国政中分、分低模支派（按地域即德谟划分国民）、五百人议政会、民会、立新军帅（首席将军）、满六千人出境规（陶片放逐法））；第四卷“约年（爱奥尼亚）背叛并波斯战务”，详细叙述希波战争的前因后果和大体经过；第五卷“雅典中兴与比罗战”，以46节的篇幅讲述雅典的强盛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比罗战），涉及提洛同盟（底罗岛盟）、伯里克利主政雅典（贝里革利理雅）和雅典因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而衰落，同时还专列一节介绍苏格拉底（梭格拉底）；第六卷“斯（斯巴达）底（底比斯）马（马其顿）三国事略”，讲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城邦混战的概况；第七卷“亚利散大统辖诸地”，叙述亚历山大征服希腊各邦（亚利散大为全希地大王）、亚历山大东侵、帝国分裂（亚利散大国三分）以及希腊本土最终被罗马征服（希腊更为罗马国省）。 在体例上，该书附有希腊志略年表，以中国年份（国王在位时间）与耶稣降生前年份对照，起自前776年（周幽王六年）俄伦比亚会（奥林匹克运动会）初起，终于前30年（汉成帝建始三年）埃及归为罗马省。除年表外，还有附地图五张，分别是：自春秋至战国时希腊地图；群岛海并周围诸地图；南希腊图；中国春秋战国时希腊诸埠图（植民图）；撒拉米并雅底加图。 除内容完备和体例上的特色外，《希腊志略》在阐述历史事件时，注重对原因的分析。如在分析希波战争希腊取胜原因时，作者认为，除波斯方面的因素外，雅典和斯巴达对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作用，鞭挞了投降波斯的希腊国家，“徐为查察，诚非无故，率以波帅措置失宜，尤因希人始终勤奋耳，而希人亦有多端不堪嘉奖处。诸国多倾心服属波斯，兼有数国始终附随钦服。即尽心来会战之国中，亦多由愿来属波王下者。希人大略，率视己身利益为极重，为国家甘受伤害者极寡。斯巴人在伯拉代（普拉提亚）战，于灭挫波势，居首而有大勋劳，然其于居首统帅希师中，有诸多懈怠疏漏，不堪倚恃之隙。惟有雅人，自始至终，一力主战，坚持志气，无纤微懈怠，故能成就大事。希地诸国，胡能及雅人哉。波军欲征服欧洲希人，较征服亚洲希人尤难，即缘雅人竭力死战，比罗地诸国人由来同心，谨从斯巴达人战也。”[92]对于希腊衰亡的原因，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由来西国史中，每见其威权稍大时，频有倾覆败亡，究乎其故，实源彼此不睦，寡于互相济助，也不惟城与城争。所盟难期历久不渝，即同城人亦不相照顾，结为不相能之党与，而嫉恨怨望，较视他国人尤烈，识力不及希腊之他国，其政令制度较希国尤有可取，遇事时，同国人率多匡辅济助，独惜希国无是也。观西国史书，此弊昭显。第国中所有多才多艺辈，未录入史书中使人得见者，亦至不乏耳。其地，人之才搜灵敏，急于扩充知识，创精美物之奇思异能，史书原未备录，欲知其才识者若何高超，技艺如何精巧，须读其所著书籍，观其绘画雕镂之诸般异物，由来尽心于希腊学术者，从无发怨言，谓徒劳心力，观其书究其物者也。”[93] 艾约瑟的《罗马志略》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史专著。[94]全书13卷，记述了从“耶稣降生前七百五十三年罗马创辟城廓”到“到一千四百五十三年土耳其人攻取根斯丹典城……东罗马亡”两千多年的历史。各卷主要内容是：第一卷“罗马城古初诸事”，记述意大利的初始情形，狼孩的传说，罗马城的修建、式廓、居民、政治制度等。第二卷“罗马如何得意大利全地”，论述罗马与邻国的战争及对意大利的统治。第三卷“罗马人与加耳达俄战”，以20节的篇幅记述加耳达俄（迦太基）的源流，与加耳达俄战争的经过（布匿战争）。第四卷“罗马砥属东域”，记述东域情形，罗马击败马其顿和叙利亚，征服西班牙的经过。第五卷“罗马平诸国后转变如何”，叙述罗马习俗、罗马城的转变、贵绅和新政。第六卷“革氏出首救时弊”，分析罗马隐藏的祸端和格拉古兄弟改革。第七卷“罗马弊政”，介绍罗马帝国内存在的矛盾、军士掌权和贵绅贪图私利等弊端。第八卷“罗马内地战”，以32节篇幅记述马略和苏拉的统治，庞培（本贝）的征战，三雄订盟与战争。第九卷“罗马立帝之始”，讲述罗马帝国的建立和屋大维的元首政治。第十卷“弗拉芬族之诸帝”和第十一卷“为军士拥立之诸帝”，这两卷记述拂拉维家族诸帝和被军人拥立的皇帝的统治。第十二卷“丢革里兴与根斯丹典二帝之世”，讲述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和统治。第十三卷“诸他族人入居罗马”，记述哥特人等日耳曼人的入侵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在正文后单列一专题“罗马法律流传至今”，讲述罗马法律对欧洲的影响。另外还附有“中西罗马年表”。 艾约瑟就罗马对欧洲的重大影响进行了阐述，认为“罗马国实为欧洲古今数代之枢纽”，“往古欧洲诸国，举经罗马征服。迩时诸国，当罗马衰落时乘势自强兴起”；[95]“今之欧地诸国，无一不得有罗马之遗利，如作罗满西语之诸国……其政治风教咸从罗马。若德、奥、英、丹、瑞、挪之德族诸国，其政治风教从罗马者固不及法、西、意、葡诸国之多，然其风俗政治亦半因罗马之遗规。”[96]作者进而得出结论：“欲考究德族诸国之详，尤宜先须论次罗马。”[97] 研究罗马史的重大意义在于，不仅可以了解古罗马历史，也有利于理解欧洲诸国历史和近况。作者在小引部分对此有专门论述。小引共三节，分别为读罗马史便悉欧洲近事；罗马史载往古诸国事；史中五要观。在第一节中，作者指出：“罗马史显示人之最要事，即欧洲诸国如何由渐精进而成……粤稽欧民多同之原由，端赖罗马砥属欧地时，将多端美风善政赐诸国……由是观之，于罗马史次第观阅，可知欧洲诸国如何蒸蒸日上臻于今兹气象也。”[98]作者进而在第二节中说到：“罗马史书，不惟可征明现时欧洲诸国曾如何得罗马教化，兼可知罗马于往古如何平服多国，自成为首一强国。阅乎此书，则知罗马先如何据有意大利诸他国地，继如何平定滨临地中海之四周诸国，不惟是有，并能分设方伯，治理诸地，颁予罗马律例，教导多人，使与罗马人有多寡不等之相似……由是观之，读罗马史者，知古今各强大国相关系之多事故。”[99]为了学习掌握罗马史，作者在第三节中专门提示读者，“观罗马史书应加意之要道有五：一论罗马有何摩炼得吞并欧亚非三洲泰西诸国之力；二论罗马以何法定三洲；三论罗马以何法存所征服之诸地；四论罗马既为天下王以何法治理天下；五论罗马何以先诸国而威权败落。”[100] 《罗马志略》在叙述罗马历史时，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发表了评论，且对有些问题的分析论述非常精到。如在述及罗马贵族与平民之间长期的斗争时，艾约瑟评论说：“二百五十载之如是争执，实为伊古来所罕有。二门户人（指贵族与平民）杂居一城内，出门即遇诸街衢，伤残屠杀绝寡。二门户所用之机锋相对术，俱不出例所许用者。虽欲改何制，尚未改就时，仍遵依旧例。纵极力争拒，仍不使过于愤怒，知始终强忍必可获胜，是以安闲不迫切。泰西诸国，遇争执时，除英国外，举不及往昔罗马人，坚卓自持，处事镇静，不使逾分也。”[101]可见作者对罗马平民与贵族间通过民主讨论而不利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游戏规则甚为赞赏。在卷十一评论军士掌权，拥立皇帝时说：“然军帅互争为帝，与军士弑帝立帝，乱事频兴不息，实为授诸敌人以入侵罗马之隙，因而罗马愈衰，力难抵御。若时不大更张国事，政治一新，则国虽暂存，而不久即恐有灭亡之患也明矣。”[102]实际上讲明了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另外作者在论述君士坦丁创建君士坦丁堡的原因时，从罗马民众的习性和罗马的制度等着手分析，认为主要是因为，一是君士坦丁“将复大改旧章，惟念罗马城民习尚苟安，难以卒变，乃别建一新城”；二是“缘居罗马城之诸帝，皆仅为自主之民中之一首领官。兹既改迁新都，则罗马旧章咸可随帝之便否以定除留，而除者亦自潜消无迹，更无忧。或有骇人听闻，致有阻碍之诸事，若帝居罗马城，一如是施为，必多难行，盖时罗马城之议院诸人尚多威柄故也。至新都议院，名虽仍旧，其人咸有帝选而升用之。”[103] 除上述三部论著外，艾约瑟还着有《西学略述》（1885年），这实际上是一部西方文化史，其中有对希腊罗马文化成就的叙述。该书分十卷，介绍西方古典学知识较多的是卷四文学、卷五理学和卷六史学。内容最丰富的是卷四文学。艾约瑟在简述西方文学起源时提到了荷马史诗并论述了史诗的历史地位：“至中国周初时，希腊有一瞽者，名曰和美耳，最长于诗。其生平著作惟时已脍炙人口，后人为之校定成集，记其大者，分有上下两部，每部24卷，中皆详咏希腊国人时与邻境构兵，而希腊人多好勇，以独身挑战为能等事。虽其言多奇诡而义皆终归于正固，未足称史，实开作史之先。即后人之著作篇什，下而至于农歌、戏剧等文，皆祖之。迨和美耳殁后数百年时，小亚细亚西滨海处毗连海岛，计有七城，其间人民皆争言所居之城为和美耳之故里。则和美耳之芳名可知矣。”[104] 在卷四第二节“希腊学传至罗马”中谈及希腊文学的东传罗马，论述了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影响：“及汉初罗马国日益强大，希腊文学亦传遍彼地。罗马富豪之家，每家可延一希腊师长，训其子弟。专门教言谈、教性理者亦不乏人。”[105] 卷五理学分七节。第一节理学分类，作者写道：“考西国理学，初创自希腊，分有三类。一曰格致理学，乃明征天地万物形质之理；一曰性理学，乃明征人一身备有伦常之理；一曰论辨理学，乃明征人以言别是非之理”。上海格致书院学生的课试论文就参考了这一部分；第二节介绍了以泰勒斯（他理斯）为首的希腊七贤；第三节介绍了约年理学派（爱奥尼亚学派）；第四节“希腊理学一变”论述了苏格拉底的哲学史地位，指出“琐格拉底者，乃希腊最著名善于理学之人也，惟时希腊理学为之一变”；第五节“希腊理学三要”，认为希腊文化的最主要特点就是“至诚、至美、至善”；第七节介绍了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指出德谟克里特（底摩革利都）的主要哲学观点就是“以万物皆有不复可分之同式原质微点”。[106]这一卷实际上就是一部希腊哲学发展简史。 卷六史学，在第一节“史学考源”中提到了“希腊创着国史之人”“希罗多都”、“都基底底”以及“伯路大孤”。称希罗多德“缘其曾周游多国问政访俗，并皆征诸故老之所流传典籍之所采录，返至希腊，兼证以昔所见闻，而作史九卷”；另一“创着国史之人”，是“都基底底”（修昔底德），“其史乃即当时希腊境内诸城称兵互相攻击，竭虑殚精，以详考其间战争诸事而作也”；而“伯路大孤”（普鲁塔克）所著《希腊罗马名人传》则“择取希腊与罗马伟人之彼此才德伯仲功业相侔者，如或皆长于治国或皆善于治军，皆两两相较，分为立传，考定优劣，以示后人。”[107] 卷七格致学，在“几何原本学”一节中介绍了泰勒斯（他利斯）、毕达哥拉斯（布达哥拉）和欧几里德（欧吉利德）的科学贡献。卷十的“游览”是西方历史上的地理探险，其中记述了希腊时代的航海活动。 《西学略述》出版后受到学界的重视，《格致汇编》1891年夏季号曾予以介绍；梁启超评价《西学略述》“言希腊昔贤性理词章之学，足以考西学之所自出，而教之流派亦颇详焉”，虽“译笔甚劣，几不可读”，但“此书则不可不读”。[108] （五）丁韪良的《西学考略》。丁韪良（Ｗillian．A．P．Martin，1827-1916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来华，曾任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着有《天道溯原》、《国际公法》、《格物入门》、《西学考略》等。 《西学考略》主要介绍了欧美文化和教育制度，其中用一定篇幅简要评述了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早期哲学与自然科学是混和在一起的，古代东方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巴比伦和埃及的算术、天文学对古希腊哲学有重要影响。对此，丁韪良并不讳言，他指出：“所谓西学者……其本原出于东方，……算学本于埃及，天文学本于巴比伦，皆由希腊人而西传焉。”[109]称西学“本原出于东方”，迎合了封建士大夫的“西学中源说”。当然，丁韪良的目的并非排斥西学，而是为了消除士大夫学习西方的心理障碍。丁韪良正确评价了近代欧洲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承继关系：“西国文字格学多出自希腊罗马。然三四百年来，英法德各文渐兴，而渐精，不惟词章不逊于希腊，即算格诸学亦能深造而驾乎其上。”[110] 丁韪良介绍的第一位希腊哲学家是泰勒斯。泰勒斯作为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整个西方哲学的鼻祖。但由于泰勒斯反对世界的神秘创造和人事由神意安排的愚昧观念，与基督教神学教义颇不相容。因此，丁韪良对泰勒斯的唯物论哲学思想只字未提，只介绍了泰勒斯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周平王时，有希腊人塔理士（泰勒斯）者，生于小雅细亚，能算日食，时伊本国与邻邦构兵，适值日食，敌兵张皇，本国兵毫无恐惧，遂大捷，因塔氏已预为之言也。”[111] 丁韪良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介绍比较详细。他写道：“至周末时，性理之学大兴，分门别户，列为百家，交相论说，渐入虚无。惟索格底（苏格拉底）、布拉多（柏拉图）、额里斯多（亚里士多德）三人有圣贤之目。索氏以修齐治平为急务，如中国先师孔子；布氏原出于琐氏之门，复将师传推而广之；额氏学出于布氏，旋另行设教。布氏以性道之学为大旨，额氏以格致之学为要归。彼时测格致未若后世精详，不过试创其端而已。”[112]苏格拉底哲学注重社会和人生问题，其理性主义的德性论与儒家伦理颇有相通之处，其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被奉为人格的典范，丁韪良把苏格拉底的哲学比附为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是有道理的。苏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几乎与孔子在中国的地位相同，丁韪良称他“如中国先师孔子”是恰如其分的。如果说丁韪良把柏拉图的理论比附成“性道之学”还算恰当的话，把亚里士多德思想归结为“格致之学”则有些勉强，至少这种说法不能全面概况他的全部思想理论。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童年时代，后世几乎一切哲学现象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人的思想更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滥觞。因此，丁韪良最后指出，后世对三人：“无不敬若神明，立论皆宗其说，迄于明初始改弦而易途焉。”[113]丁韪良的介绍虽然比较简略，但对古希腊哲学精髓的概括还是相当准确的。 除哲学外，丁韪良还介绍了希腊盲诗人荷马（贺梅尔），论述了希腊罗马文化对后世的影响。丁韪良指出，荷马乃“周初之瞽者”，“擅绝世之才，歌咏诸邦战绩，庶民心感，多默识之”。希腊罗马“开化最早，相继而兴，征服三大洲诸邦，故其文传之极广”，罗马“文字广为流传，而最重律法，今各国法学，其源多出于罗马”。[114]这实际上肯定了希腊罗马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源头地位。 概而言之，19世纪后期，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传播规模尚不足以与今日乃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况相提并论。整个这一时期，中国的西方古典学仍处于开始引进阶段。这表现在文献形态上，在总体上绝大多数论著停留在编译的阶段，翻译和介绍性的文章占绝大比例，评述和研究性质的论著微乎其微；在文章的深度上，当时还只能根据国外流行的书籍进行一般性介绍，很少能进入依据古典史料作学术考证和研究的层面。尽管如此，正是这些介绍性的著述，为此后的二三十年代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初步研究奠定了基本基础，传教士所作的西方古典学引介传播工作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并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总结和研究。 [1] 玛丽·比尔德、约翰·汉德森着，董乐山译：《古典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2] 参见《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等。 [3] 金尼阁：《七克》，收入《四库全书丛书存目·子93·杂家》，齐鲁书社1995年版；利玛窦：《畸人十篇》，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着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六合丛谈》仅国家图书馆有藏，扉页的长乐郑振铎印说明可能是郑振铎先生捐赠。 [5] 伟烈亚力：《六合丛谈小引》，《六合丛谈》第一号，江苏松江墨海书馆1857年印行。 [6] 转引自汪晓勤：“艾约瑟：致力于中西科技交流的传教士和学者”，《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5期。 [7] 艾约瑟：“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六合丛谈》第一号，江苏松江墨海书馆1857年印行。 [8] 见《万国公报》（周刊）第324卷；《申报》1875年1月20日版。 [9] 艾约瑟：“和马传”，《六合丛谈》第十二号，江苏墨海书馆1857年印行。 [10] 艾约瑟：“希腊诗人略说”，《六合丛谈》第三号，江苏松江墨海书馆1857年印行。 [11] 艾约瑟：“百拉多传”，《六合丛谈》第十一号，江苏松江墨海书馆1857年印行。 [12] 艾约瑟：“士居提代传”，《六合丛谈》第十二号，江苏墨海书馆1857年印行。 [13] 艾约瑟：“黑陆独都传”，《六合丛谈》第二号，江苏墨海书馆1858年印行。 [14] 昆图斯·恩纽斯，生于前239年，卒于前169年，着有《年代记》等。 [15] 提图斯·马丘斯·普劳图斯，生于前254年，卒于前184年，古罗马戏剧家。 [16] 凯基里乌斯，古罗马喜剧家。 [17] 艾约瑟：“罗马诗人略说”，《六合丛谈》第四号，江苏松江墨海书馆1857年印行。 [18] 艾约瑟：“基改罗传”，《六合丛谈》第八号，江苏松江墨海书馆1857年印行。 [19] 艾约瑟：“西国文具”，《六合丛谈》第七号，江苏松江墨海书馆1857年印行。 [20] 艾约瑟：“伯里尼传”，《六合丛谈》第十二号，江苏墨海书馆1857年印行。 [21] 艾约瑟：“古罗马风俗礼教”，《六合丛谈》第四号，江苏松江墨海书馆1857年印行。 [22] 载《万国公报》第三十七册，卷189、190。 [23] 《万国公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版，第22883页。 [24] 同上，《第22886页。 [25] 同上，第22886页。 [26] 同上，第22888页。 [27] 同上，第22888页。 [28] 同上，第22889－22890页。 [29] 同上，第22890页。 [30] 同上，第22891页。 [31] 同上，第22890页。 [32] 同上，第22892页。 [33] 同上，第22893页。 [34] 同上，第22895页。 [35] 同上，第22893页。 [36] 同上，第22894页。 [37] 同上，第22949页。 [38] 同上，第22950页。 [39] 载《万国公报》卷一百三十二、卷一百三十三，林乐知译，蔡尔康述。 [40] 《万国公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版，19026页。 [41] 同上，19082－19089页。 [42] 刊《万国公报》卷一百五十八。 [43] 《万国公报》，20803页，台湾华文书局影印版。 [44] 同上，第20803页。 [45] 刊《万国公报》卷184。 [46] 《万国公报》22558－22563页，台湾华文书局影印版。 [47] 同上，第22563页。 [48] 刊《万国公报》，第十年，第四百五十一－四百六十五卷。 [49] 《万国公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版，第4092页。 [50] 刊《万国公报》卷四百六十七。 [51] 《万国公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版，第4175页。 [52] 同上，第4175－4176页。 [53] 同上，第4176页。 [54] 刊《万国公报》，卷二百零六。 [55] 《万国公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版，第24089－24090页。 [56] 刊《万国公报》卷五百九十八。 [57] 《万国公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版，第7423页。 [58] 同上，第7425页。 [59] 外国传教士所办宣传西方文明的期刊，华北地区最早的近代化报刊。1872 年8月（同治十一年七月）创刊，在北京出版。由京都施医院编辑，美国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英国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 ）和包尔腾（John Burdon）等人主编。月刊。每期发行千份，大多免费散发。1875年8月出第36期后停刊。1876年2月起易名《格致汇编》在上海出版。初为月刊，1882 年1月（光绪七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年第十二卷时停刊。1890 年（光绪十六年）春恢复出版，改为季刊。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冬出至第七年第四卷。停刊时间不详。 [60] 艾约瑟：“希腊数学考”，《中西闻见录》，1873年第8号。 [61] 艾约瑟：“亚利斯多得里传”，《中西闻见录》1875年第32号。 [62] 《万国公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版，第24585页。 [63] “广学会”是教会在中国设立的比较大的出版机构，光绪十三年（1887年）成立于上海，初名“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创办人是英国教士韦廉臣，他和李提摩太先后任督办主持会务。广学会出版的书籍，自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共约400种，初版、重印合计共达100多万册。 [64] 谢卫楼：《万国通鉴》，作者英文序言，日本河野通之中译，上海：益智书会，1877年。 [65] 谢卫楼：《万国通鉴》，上海：益智书会，1877年，第二卷，第七章，第二段。 [66] 谢卫楼，同上，第二卷，第七章，第七段。 [67] 谢卫楼，同上，第二卷，第七章，第八段。 [68] 谢卫楼，同上，第二卷，第七章，第十一段。 [69] 谢卫楼，同上，第二卷，第七章，第十七段。 [70] 谢卫楼，同上，第二卷，第七章，第十七段。 [71] 谢卫楼，同上，第八章，第十五段。 [72] 《广学会第九次年报(1896年)》，《出版史料》1990年第3期。 [73] 《广学会第九次年报(1896年)》，《出版史料》1990年第3期。 [74] 《万国公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版，第20594页。 [75] 李思伦约翰辑译、蔡尔康修述：《万国通史前编》，上海：广学会，1898年，卷一《太古志》，第6页。 [76] 同上，第26页。 [77] 同上，第27页。 [78] 同上， 36页。 [79] 同上，第37页。 [80] 李凤苞（1834--1887）清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字海客，号丹崖。历办江南制造总局、吴淞炮台工程局，绘地球全图。光绪元年（1875年），由丁日昌调充福州船政局总考工。次年，经李鸿章推荐，任船政留学生监督。曾任驻德、奥、意、荷、法公使。着有《四裔编年表》、《西国政闻汇编》、《文藻斋诗文集》等。 [81]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参见黎难秋主编：《中国科技翻译史料》，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36页。 [82] 参见该书第三十回《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83]《艾约瑟敬录李爵相西学略述序》，《万国公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版，第10398页，。 [84]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参见黎难秋主编：《中国科技翻译史料》，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0页。 [85] 艾约瑟：《欧洲史略》卷一，上海：着易堂书局发兑，见《西史汇函》，长沙：湖南新学书局1896年，第6页。 [86] 同上，第1页。 [87] 《欧洲史略》卷二，上海：着易堂书局发兑，见《西史汇函》，湖南新学书局1896年版，第1页。 [88] 同上，第10页。 [89] 同上，第13－14页。 [90] 同上，第17页。 [91] 同上，第32页。 [92] 《希腊志略》卷四32节：“希军得救之由”。 [93]《希腊志略》卷七·二十六 ：“不相辅助为希腊人病源”。 [94]《罗马志略》，上海着易堂书局发兑，见《西史汇函》，湖南新学书局1896年版。 [95] 同上，卷首小引，第2页。 [96] 同上，第125页。 [97] 同上，第126页。 [98] 同上，卷首小引，第1页。 [99] 同上，卷首小引，第2页。 [100] 同上，卷首小引，第2页。 [101] 同上，第14页。 [102] 同上，第109页。 [103] 同上，第115页。 [104] 《西学略述》，北京：总税务司1886年印本，第31页。 [105] 同上，第39页。 [106] 同上，第46－52页。 [107] 同上，第55页。 [108]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参见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料》（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640－641页。 [109] 丁韪良：《西学考略》，卷下“西学源流”，北京：京师同文馆1883年，第55页。 [110] 丁韪良：《西学考略》，卷下“各国学业所同”，北京：京师同文馆1883年版，第3页。 [111] 丁韪良：《西学考略》，卷下“西学源流”，北京：京师同文馆，1883年版，第56页。 [112] 丁韪良：《西学考略》，卷下“各国学业相同”，北京：京师同文馆1883年版，第2页。 [113] 同上，第2页。 [114] 同上，第1－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