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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是运用武力手段，通过一系列残酷战争而建立起来的。秦与山东六国的战争相当惨烈，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战死于沙场之事，屡屡见载于史籍。罗马的对外征战，也同样如此。例如，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和迦太基几乎都是倾其国力而战。仅在非洲战场上，罗马战死的将士就达十余万人。实际上，其他帝国也无一不是通过血腥的征服而建立起来的。 其次，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建立，表现出古代国家从小邦到地域性王国再至帝国的发展过程。秦最初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诸侯宾之，比于戎翟”。秦孝公在位时，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的国力大为增强。在夺取魏之河西之地后，秦已成为与关东六国并列的地域性大国。此后，秦之兵锋直指中原，以“连横”破六国之“合纵”，不断削弱六国力量，最终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罗马立国之时，也是一个很小的城邦。经过与沃尔斯奇人、埃魁人、萨莫奈人以及他林敦等邦的战争后，罗马夺得意大利半岛的控制权，成为一个地域性的大国。之后，罗马与迦太基、马其顿、塞琉古等国反复争夺，并最终控制了地中海地区。至公元1世纪，罗马已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其他古代帝国的形成过程，大体上与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相类似。大夏帝国是从塞琉古王国的一个行省分裂出来并经过发展而形成的。但塞琉古王国已是一个跨地域的大国，而且此行省之规模已远非一个小国寡民的城邦所能相比的。 再次，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反映了古代国家从小邦到帝国的发展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于秦汉与罗马帝国形成的原因，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探讨，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见解。不过，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即秦汉与罗马在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秦国的变法较之关东六国更为彻底，秦王善于审时度势，利用对手的矛盾而削弱之，这些无疑都是秦国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不过，从战国之大势来看，六国之间的冲突并非秦国所能左右的。六国多次“合纵”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为谋私利而相互争斗。六国之间有些矛盾也确实是由秦国挑起的。例如，张仪诈献“商于六百里地”，破坏齐楚联盟。然而楚怀王因此而发兵攻秦，则完全是泄私愤之举。罗马的情况大体相似。罗马通过布匿战争、马其顿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等一系列重大战争，征服了地中海世界。然而，罗马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海外征服计划。上述几次战争，多是由罗马的敌对国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而引发的。对此，古希腊著名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不无感叹地说：“罗马人正是在别人错误的基础上，发展并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秦国与罗马的敌对国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却导致了自己的灭亡，这当然不是他们的目的，更不是秦国和罗马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所以，从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兴起，可以看出古代国家从小邦到帝国的发展趋势中，蕴涵一对十分深刻的矛盾，即人类历史表现出种种谋求私利的行为，然而历史却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人们出于自私自利的本性而相互争斗，然而其行为却促使了历史的不断发展。换言之，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古代帝国形成过程的“异”中之“同”。不过，如果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上述之“同”中又有“异”。从“同”中见“异”，从抽象再上升到具体，应是比较研究的第三步。在这一步中，古代帝国之本质就显现出来了。如何理解这一点，刘家和师曾十分精辟地指出，秦汉帝国和罗马等帝国都是通过武力的手段建立的，然而前者建立在统一基础之上，后者则是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础之上的[1]。这一见解，对于理解古代帝国的性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文字里，“统一”一词是有特定含义的。《说文解字》云：“统，纪也”；又云：“纪，别丝也。”段玉裁注：“别丝。各本作丝别。《棫朴》正义引，纪，别丝也。又云：纪者，别理丝缕，今依以正。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这就是说，“纪”是一根丝的头，找到丝头，这根丝就理好了。“统”是许多丝的头，把许多丝的头抓到一起，这一团丝也就理出头绪来了。可见，中文“统一”的意思是合多(多仍旧存在)为一，但不是简单的合多为一，而是从“头”或从“根”就合多为一[1]。 秦汉帝国的统一，就是合多为一。这里所说的“多”，指的是帝国境内的众多民族。它们合于“一”，即统一于中央集权制的王朝之下。在秦汉帝国境内，有众多的民族，但不存在民族(或对不同地区人)歧视的问题。秦人作为征服者，没有把关东六国人和少数民族视为被征服者，境内的自由民皆为“黔首”。西汉实行“编户齐民”，齐民分在不同的“爵”中。尽管齐民为官要有高爵，但爵级在原则上对所有的齐民都是开放的。华夏民族至汉代统称为汉人。汉人与其他各民族的区别在于文化，而不在于血统。其他民族只要接受汉文化，很快就与汉人融合了。自先秦以来的民族融合至秦汉时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秦汉时期，有占主导地位并得到各民族认同的思想文化。小篆或隶书是帝国境内统一使用的文字，儒家思想是汉武帝以后占统治地位的正宗思想。在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时，秦汉统治者采用了十分有效的郡县制度。朝廷之下有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里、什、伍。郡县制的特点是管理层次分明，官员职责明确；郡县长官的行政权与军权分离，朝廷对郡县有一套严密的监督制度。这种“一杆子插到底”的统治方式，对秦汉统治者控制基层政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总之，秦汉时期，境内各民族各地区的居民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然而各民族的社会地位大致是平等的，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相对统一的，有占主导地位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思想文化。在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之下，全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可以认为，秦汉帝国从民族关系、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上所表现出的统一性，就是从“头”或“根”合“多”为“一”的统一。 在讨论罗马帝国特点时，不少学者也用了“统一”一词，如罗马统一了地中海世界，等等。不过，在西方的文字中似乎还找不到与中文“统一”相对应的词。拉丁语有名词unus，义为一个、单独。此词动词形式为Unire，有使成为一个、联合等义。英文unite是从拉丁词演变而来的，义为将一个或多个东西与其他东西相结合或构成一个相联系的整体。unite中译一般作单一、联合、统一等。前二项义与拉丁文和英文词义相合，后一项则有些偏离原义之嫌。罗马国家的特点，可用拉丁文unus、unire和英文unite来表示。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是“一”｜。此“一”也是经“合”而形成的，但不是如秦汉那样从“头”或从“根”合为“一”。 在罗马境内，也有众多的民族，但各民族的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在法律上，罗马公民作为征服者是国家权力的主体，有参政及服兵役的权力。而无罗马公民权的居民，无论其为贫或富，都是被征服者，无权参政，没有资格当兵。罗马人对非罗马民族是非常歧视的。罗马著名政治家西塞罗说，罗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其他民族是不能与罗马人相比的。撒丁尼亚人是野蛮的杂种，犹太民族是命定要从事苦役的。在西塞罗看来，罗马人与异族人的区别主要在血统上，而不仅仅是在文化上。所以，罗马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如中国先秦自秦汉以来那样的持续不断的民族融合情况。罗马人与非罗马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罗马帝国境内，没有形成占主导地位并得到境内居民普遍认同的思想文化。在罗马帝国东部通行希腊文，西部则通行拉丁文，而在广大的农村仍使用当地的语言。在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罗马文化占主导地位，然而在东部地区，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影响远远大于罗马文化。对于广大的被征服地区，罗马采用行省制来统治。这种制度的管理方式是相当松散的。行省各地拥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各地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原有的政治机构基本上仍保持运转。行省总督的行政权和军权没有严格地分离，对他们也没有严密的监督制度。尽管随着帝国专制制度的加强，罗马对行省的管理趋于严格，行省居民不得从政从军的界限也逐渐消失，但罗马的政治制度始终没有表现出如秦汉帝国那样的统一性。可以认为，罗马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将意大利和广大被征服地区“合”而为“一”的，然而此“合”不是如秦汉帝国那样从“头”或从“根”合而为“一”，而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合”，是建立在武力征服之上的“合”。罗马著名史学家塔西陀记载了不列颠行省居民对罗马统治的控诉：罗马人用军事手段把“罗马税收、法律以及罗马的统治强加给被征服的地区”，罗马军队强征暴敛的税收是“流血的税收”。这大体上反映罗马帝国统治行省的情况。 罗马的统治方式具有代表性，古代世界除了中国秦汉、西晋帝国，其他帝国的统治与罗马帝国相类似，都是建立在征服基础之上的。因此，统一与征服是区分古代帝国性质的重要依据。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古代帝国是怎样构成世界文明史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的；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中国文明的发展不仅具有连续性，而且自古以来就有鲜明的、颇具特色的统一性。 〔易宁(1955—)，男，江西省南昌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中西史学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家和. 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A]. 史学、经学与思想[C].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关于古典文明命运问题的再思考 刘林海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西方古典文明的命运问题是近现代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自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多卷本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问世以来，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便以“罗马帝国的衰亡”命题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引发了持久讨论。 罗马帝国的命运到底如何？这是一个存在巨大分歧的问题，其中中断说、连续说、转型说是三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中断说产生于18世纪，代表人物是吉本。他认为，虽然罗马帝国的衰落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但“蛮族与宗教的胜利”[1] (P191)是帝国毁灭的主要原因。吉本的观点，尤其是蛮族入侵导致帝国毁灭的观点得到包括琼斯在内的诸多史家的认可。蛮族入侵不但毁灭了罗马的西部帝国，而且造成了古典文明的中断，造成欧洲历史的倒退，以奥多亚克废除罗慕路斯为标志，欧洲进入所谓“黑暗的中世纪”。连续说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道普什和皮雷纳是主要代表。道普什认为，蛮族没有引起帝国的中断，古代的文明呈现出不间断的连续性，“加洛林的发展是活生生的不间断连续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个链条从古代晚期一直延伸到日耳曼的中世纪，没有文化上的中断”[2] (p114)。H. 皮雷纳同样认为，罗马文化并未因蛮族的到来而中断，“日耳曼入侵既没有毁坏古代世界的地中海的一体性(unity)，也没有毁坏那些被视为罗马文化的真正本质特征的东西”，古代文化一直存在着，墨洛温王朝还是典型的罗马文化。“古代传统中断的原因是伊斯兰教迅速而意外的向前推进。”[3] (P284)转型说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其标志是L. 怀特主编的《罗马世界的转型：两个世纪以后的吉本的问题》(1966)，最能体现这种思路的则是欧洲科学基金会在1993年发起的国际性的研究项目“罗马世界的转型”。转型说认为，简单的中断或连续有很大不足，不能很好的涵盖历史全貌，更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有断裂也有连续，是继承中有变化或发展。 众说纷纭中，古典文明的命运似乎更加扑朔迷离。那么，到底该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能否有一个终结性的固定答案呢？客观地讲，这些问题是不容易回答的，诚如有学者所言，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甚至“纠缠不清”[4] (P6)的问题，除了客观的史料的限制之外，还受许多人为因素的影响。 首先，罗马帝国命运问题的复杂性体现在操作上的困难。由于不同作者的视角、术语的概念及逻辑前提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例如，罗马帝国、罗马文明、古典文明、罗马世界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中世纪文明又是什么？古典的衰亡或转型与中世纪的起源之间关系如何，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还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罗马帝国内部的罗马化程度如何？东西南北之间有没有差异？蛮族与罗马的关系如何？衰落是普遍的还是局部的？是持续衰落，还是有衰有升？诸如此类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断或续或转型就能回答的了的，需要具体分析，要辩证的看。 其次，它还受到研究者的价值判断的影响。吉本的看法实际上代表了理性主义者的普遍观点，而这种观点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古典与中世纪文明的看法一脉相承的[5]。除思想观念外，民族情感也是影响价值判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问题在法国和德国学者身上表现的非常突出，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成为18世纪以来两国较量的一个舞台[6] [P101)。对于二者交汇地带的奥地利(道普什)和比利时(皮雷纳)学者来说，则尽量取其中[7] (P1)。这种因素已经引起欧洲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注意，设立“罗马世界的转型”这个国际研究项目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在于试图消除因国家界限所引发的争论与偏见。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求真，然而主观的人为因素是难以完全消除的，因为毕竟历史研究是人的活动。这样看来，罗马帝国的命运问题似乎确实是无法解决的。不过，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可以解决，至少是可以回答的，因为作为一种主观对客观的思维活动，历史始终是开放而复杂的，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是连续与断裂的有机统一。从这些角度来说，回答就是可能的了。可以说，它既断又续，断续并存(转型)。这种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历史层面来说，古典文明在转型期无疑是断续并存的，罗马人的政权中断了，蛮族的政权取代了罗马的皇帝，罗马的传统宗教消亡了，基督教成为唯一合法的宗教，但其行政、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延续下来了。应该指出的是，断与续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既要看到表象，又要看到内在的实质。有些东西名虽存但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教育，其主导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些东西虽形不存但实存，如帝国的组织已经不存在，但帝国的观念始终存在，并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续的成分只有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发生性质的变化，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转型。从认识层面上来说，同样如此。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客体，它无疑是断的，因为这段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不能再重复；作为人的认识活动的一种介质，它无疑又是延续的。虽然这个命题出现在18世纪末，但以罗马帝国衰亡为背景的思考认识活动自帝国初期就已经开始了，至今没有中断。此外，从中断说到连续说再到转型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模式是随史学研究与社会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可以说经历了不断的转型。 〔刘林海(1969—)，男，山东省平邑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参考文献】 [1]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J. B. Bury ed. , Fred de Fau and Co. , New York, 1906, Vol. 12. [2]H. St. L. B. Moss, Revis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Ⅵ.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Barbarian Invasio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7, No. 2. ( May, 1937) . [3]Henri Pirenne,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New York, 1939. [4]Richard Hodges, William Bowden ed. , The Sixth Century: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Demand, Brill, Leiden, 1998. [5]J. G. A. 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 Ⅲ, The First Decline and Fa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5. [6]John Morris, Later Roman Empire, Past and Present, No. 29, ( Dec. 1964) . [7]Walter Pohl ed. , Kingdoms of the Empir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rbarians in Late Antiquity, Brill, Leiden, 199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