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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和(1928—)，男，江苏省六合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西史学比较、世界古代史、先秦史研究； 晁福林(1943—)，男，河南省杞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杨共乐(1962—)，男，浙江省诸暨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希腊罗马史研究； 蒋重跃(1958—)，男，湖南省岳阳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中西史学比较研究； 易宁(1955—)，男，江西省南昌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中西史学比较研究； 刘林海(1969—)，男，山东省平邑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内容提要】对于中西古代文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刘家和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夷夏之别，但夷与夏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夷夏互转的过程，就是华夏化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晁福林认为，从远古到夏商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的主干是对于氏族传承关系的记忆。周代的历史观念与史书体裁依然没有越出氏族史、宗族史的藩蓠，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备体例的国家史在秦汉帝国时代才得以出现。杨共乐对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再思考，认为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并非是指奴隶主和奴隶，在国家起源的原因问题方面，恩格斯虽然更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但其从未断言这是国家产生的唯一根源。蒋重跃认为，周代封国与希腊城邦间的相似之处表现有四，即古代中国的“国”字与古希腊文的“城邦”一词在含义上有相通之处；殖民活动；小国寡民与独立性。二者间的不同之处有二，即两重性与单一性之不同及发展前景不同。易宁以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为代表，对古代帝国形成过程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进行了探讨，认为统一与征服是区分古代帝国性质的重要依据。刘林海对罗马帝国的命运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无论是从历史层面还是从认识层面上，罗马帝国的命运都是既断又续，断续并存(转型)的。 【编 者 按】中西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为将此项研究引向深入，本刊特约请有关专家学者，从比较的角度，就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特点、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变化与人类精神的觉醒、中西古代的国家起源、城邦特点、帝国形成的过程，以及古典文明的命运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研究心得，现以笔谈的方式刊出，以飨读者，同时希望学术界同人参与讨论。 【摘 要 题】历史理论 【关 键 词】中西古代文明/民族关系/历史观念/国家起源/封国与城邦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3-0091-13 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特点的几点思考 刘家和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在世界各个文明古国中，都曾或多或少发生族群或民族的交流与分合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些国家形成了一个或一些比较大的、起主导作用的民族，而另一些则没有。不过，像中国这样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汉族以及以此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情况，则在世界各国中尚属仅见的特例。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样的特点呢？以下谈谈个人的几点思考，尚祈有关专家及读者不吝赐教。 一、民族认同标准上的特色及其影响 在世界古代史上，我们可以到处看到各个族群或民族不同程度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说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然的。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其认识总要有一个起点，这个自然的起点通常就是自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自我为起点以后又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是有“华夷”之别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1] (《定公十年》)，这就是所谓的夷夏大防。为何有此大防？因为“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 (《成公四年》)尊华夏，贬夷狄，此类言辞在中国古籍中实不少见。在古代印度，外来的“雅利安人”(其意思也是华族)称当地土著民族为“蔑戾车”(Mlecchas, 意思是“异教徒”、“野蛮人”)。在古代希腊，希腊人称非希腊人为“蛮族”(barbaroi)。这些称呼都具有蔑视的意思，与中国的夷狄大体相似。 可是，区别也是存在的。古印度雅利安人认为，“蔑戾车”的子女被卖为奴隶是合法的。古代希腊人认为蛮族是“天生的奴隶”。这样的看法，不仅十分严厉，而且具有强调天然的种族区分的鲜明色彩。因此，在古代印度，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的鸿沟长期难以解决，它表现在“种姓制度”里的一生族(非雅利安人)与再生族(雅利安人)的严格界限上。古代希腊人一直没有能够解决与“蛮族”的区分问题，甚至到了罗马时期，与蛮族的区分问题也未能解决。在这一点上，古代中国人的看法却明显不同，其结果也就不同。 古代中国人也讲究民族区分，讲究文明与野蛮的区分，不过其重点并不在于天然的种族或血缘的区分，而在于文化水平的高下。在古代中国，夷与夏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据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2] (《离娄下》)尽管大舜和周文王一是东夷、一是西夷，可是在孟子书中，他们却是受到真正顶礼膜拜的华夏大圣人。这是夷可以变为夏的典范。又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里说：“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杜预注云：“行夷礼。”杞是夏朝的后代，按血统是真正的华夏族，可是，就因为“行夷礼”，便当作夷来看待了。唐代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3] (卷11《原道》)且不论学术界对于《春秋》是否孔子所作还有争论，也不论《春秋》如何大讲“尊王攘夷”，《春秋》所攘的是文化之夷，而不是种族之夷。韩愈的说法基本是符合《春秋》之义的。 汉代春秋公羊学家说，《春秋》中有三世，即“所传闻世”(衰乱世)、“所闻世”(升平世)、“所见世”(太平世)。三世是春秋历史的三个发展阶段。汉代公羊学殿军大师何休认为，《春秋》的“书法”在“所传闻世”(衰乱世)是“内本国而外诸夏”，在“所闻世”(升平世)是“内诸夏而外夷狄”，在“所见世”(太平世)则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这样，经过三世的进展，华夷或夷夏的区分就不复存在了。且不论何休所说的这些是否为《春秋》原意，但是颇符合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的历史大体进程。先秦时期的华夏与夷狄的区分在汉代已经不复存在，他们都汇合成了“汉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远近大小若一。其所以能够如此，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夷夏之分的标准不是定在种族血缘上，而是定在文化进展的高下上。 二、族群血缘关系的相反相成的传统 前文说到，中国古代讲到华夷之辨时有一个立论根据，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还有一些意思类似的话：“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姓为兄弟”。看起来，一则为兄弟，近得很；一则为异类，远得很。二者之间似乎泾渭分明，有着一条无法弥缝的鸿沟。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华夷可通的途径也就不复存在了。 现在再让我们阅读一下以上所引那段文字的全文：“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故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家和按，徐元诰改‘姓’为‘性’，非是，不可从)，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故异德合姓(韦昭注：“合姓，合二姓为婚姻”)，同德合义，义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迁，乃能摄固，保其土房。”[4] (P338)这段话看起来有点神秘，其实就是说，同姓不能结婚，结了婚就会在同姓内部产生矛盾，从而引发灾害，灾害就要引起一姓的灭亡。这大概是由于古人模糊地认识到近亲结婚不利繁殖的结果。 本来异姓即异类，在关系上是互相排斥的；同姓为兄弟，形成一家。推而衍之于族群，异族群为异类，是互相排斥的；同族群为兄弟，亲如一家。可是，由于外婚制作为天经地义性的原则的存在，所以只有依赖“异德合姓”，一个姓才有可能生存并延续下去。譬如，甲姓内部为兄弟，本与乙姓互相排斥；可是只有与乙姓“合德”(通婚)，它才能存在并延续。这就是说，没有异姓的存在就没有同姓的存在，异姓乃是同姓存在的必要条件。同时，同姓关系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同姓才能同心同德(“同姓合义”)，只有同心同德才能创造有利条件，只有有了有利条件才能使一个姓繁荣昌盛起来，只有一个个同姓繁荣昌盛起来才能使异姓之间更好地结合，从而才能“姓利相更，成而不迁”。这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个同姓的良好发展，即没有异姓的发展。于是，同姓的发展又成了异姓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同姓与异姓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互为充分必要条件的关系。 同姓不婚的结果必然是异姓通婚。而异姓通婚的原则不仅可以通行于不同家族之间，而且可以实行于不同族群或民族之间。当然，把异姓通婚的原则推广于异族之间通婚，期间不是没有经过争议的。例如，周襄王娶狄族(隗姓)之女为后，大臣富辰就曾进谏说：“狄，豺狼之德也”，“狄，封豕豺狼，不可也”[5] (《周语中》)。周襄王没有接受。因为，这毕竟仍然是异姓通婚。又如，晋献公伐骊戎，娶其女骊姬为夫人，群臣多有谏言，大抵皆强调所谓“女祸”之危害，而未强调戎狄华夏之分[5] (《晋语一》)。晋献公所娶戎狄女子非止一人，公子重耳(文公)、夷吾(惠公)也都是戎狄之女所生。不同族群之间的婚姻，在中国古代史上屡见不鲜，兹不赘述。 总之，我们可以把异族通婚的习惯归结为异姓通婚的延伸或推广。而异族通婚则正是族群间沟通与融合的自然而必须的条件。这一习俗，也正是不同而和或和而不同精神的体现。 三、族群间交流、融合的特色 异姓或异族之间的通婚，为族群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条件。不过，异姓或异族之间的通婚，这本身也需要有便于实行的条件。 在世界古代史上，文明古国的外围都是有着不同文化水平的异族的，因此，总要发生与异族交往的问题。这是中国与其他古国相似的地方。不过，其他文明古国大抵都先后遇到民族流徙的冲击，轻则文明陷于衰落，重则发生了文明中断的现象。而古代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当上古中国从野蛮走向文明之时，在中原出现的都是一些小邦，而在这些小邦的周围和之间则往往居住着许多不同族群的部落。稍后，在城邑及城郊居住的人民自称为华夏，而在野外的人则被称为夷狄、戎狄或蛮夷。华夏与夷狄之间有和平交往，也有暴力冲突。在长期相互往来的过程中，华夏族群转入夷狄，后又由夷狄转回华夏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相传周人之始祖名弃，善农作，在尧舜时受命为后稷(农官)，其后代世任此职，至夏代动乱中放弃了后稷官职，逃窜于夷狄之中[5] (《周语上》)。后来，周人长期默默无闻地生活于戎狄之中，在公刘作首领时率部迁于豳，并振兴农业，但仍在戎狄包围之中。至古公(太王)时再迁至岐山下的周原，经过王季、文王的努力，才建立起城邑邦国，打败了混夷(亦称串夷、昆夷、獯鬻、荤粥、猃狁、犬戎)，至武王伐商纣成功，周王乃成为诸夏共主(天子)[6] (《绵》、《皇矣》、《大明》)。又如，楚国君主本来出于华夏，为重黎(祝融)之后，后来迁入江汉荆蛮地区，到西周中后期便自谓“我蛮夷也”[7] (《楚世家》)，在兼并了许多华夏与蛮夷小邦之后，到春秋中期楚庄王时，已经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成为颇有华夏之风的中原霸主。又如，周太王(古公)之长子太伯为了让位给其弟王季，逃窜到了今江苏南部，在那里从当地蛮夷“文身断发”之俗，春秋前期中原诸夏还以蛮夷视之；到春秋晚期，吴也成为诸夏一员，并曾一度成为中原盟主。中国先秦时期的这种夷夏互转的现象，在其他文明古国里是很难看到的。 其实，这种夷夏互转的过程，从本质上来看，就是华夏化发展的过程。最初，夏王朝的核心疆域仅限于今山西南部与河南中西部，以东为东夷，以西为西夷，所以到战国时，孟子还据传统称舜为“东夷之人”(舜生于诸冯，在今山东)，文王为“西夷之人”(文王生于岐周，在今陕西)。傅孟真(斯年)作《夷夏东西说》，认为中国先秦以至于秦、汉，主要民族交往与冲突皆在东西之间。东为夷，西为夏。夏商之间、商周之间、秦与六国之间以至于楚汉相争皆为东西之争。东西之争的结果是中原的扩大与诸族群在中原的融合为一[8] (P3—60)，此说的确富有卓见。不过，南北之争也并非不存在，春秋时期，楚与齐、晋争霸中原，吴、越先后争霸中原，是南北之争；战国中后期起，匈奴(亦称“胡”，传统以为即獯鬻/猃狁北迁之后裔)南下与秦、赵北击胡也是南北之争。到了汉代，汉与匈奴之间既和亲亦征战，汉人之入匈奴，匈奴人之入汉，屡见不鲜。南北之争的结果还是中原的扩大与诸族群在中原的融合为一。 至此可看出，在东西、南北间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心，即中原。以此为中心，既有向外的发散性活动，又有向内的收敛性活动，合而言之，是一种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活动。在古代，这种对流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应该说，这种情况在其他文明古国也是很难见到的。 在古代中国出现这样的对流活动的条件是什么呢？这首先与地形及交通条件有关。中国的地形特点是，东南沿海，西北多山，不像其他某些文明古国那样处于地区间的交通大道上，而是形成了一个大体以中原为中心的交通网络体系①。春秋晚期，吴王夫差开邗沟，连接了江淮两个水系。战国初期，魏惠王又开鸿沟，连接了黄河与淮河两个水系。司马迁说：“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湖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7] (《河渠书》)到秦始皇凿灵渠，则又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个水系。 河渠的沟通，有军事价值和灌溉水利价值，还有更为重要的商业运输价值。而且，沿河渠的水路运输，比之陆路节费而省力。司马迁说：“夫山西饶材、竹、榖、、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奉生送死之具也。”[7] (《货殖列传》)经济生活的需要不仅使中原与东、西、南三方构成相互连接的关系，而且与北方地区也有了商品沟通交流的必要。塞外牧区与塞内农区之间，本来就具有经济上互通有无的需求关系。这种经济上互通有无的需求，正是中原与四方产生相当稳定的对流关系的深层基础。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这里未能展开论述，仅就主要之点谈一些个人想法。 〔刘家和(1928—)，男，江苏省六合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西史学比较、世界古代史、先秦史研究。〕 注释： ①《尚书·禹贡》中所描述的贡道就是以水路为主、偶尔济以陆路的交通网络体系。“网络”概念是受了许倬云教授的启发而采用的。参见许氏《试论网络》、《体系网络与中国的分合》(载《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0页)。不过，这里未严格按照他的三重网络结构的思路来分析问题。 【参考文献】 [1]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2]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3]韩愈. 韩昌黎全集[M]. 北京：中国书店，1991. [4]徐元诰. 国语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5]国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程俊英. 诗经注析[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7]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8]民族与古代中国史[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