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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振霞，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田德全，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山东 曲阜 273165） 【内容提要】罗马共和国时代，公民权扩展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罗马公民权的价值是其扩展的前提；第二，罗马种族组成和宗教构成具有多样性，这使公民权的扩展成为可能；第三，在体制上，罗马共和国实质上是贵族共和国，因此元老院能允许公民权的扩展，而且罗马贵族寡头统治的社会结构，也便利了其他城市获得广泛的公民权；最后，公民权扩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城邦本身的发展变化。 【摘 要 题】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关 键 词】罗马共和国/公民权/城邦 【 正 文】 在城邦体制下，个人附属于共同体[1]（第46卷上，p.470—477），公民集团与其他居民有严格区分。在罗马社会，只有罗马公民享有充分的权利。对被征服者来说，罗马公民权也一度价值甚高。按古代城邦体制，由于被征服者已经失去了本身存在的空间，因而也就失去了公民权。非公民不能成为合法的财产所有者或继承人，也不能参与国家事务。这就是罗马公民权的价值。因此，随着罗马不断扩张，对被征服者来说，获得罗马公民权也是解决许多问题的唯一途径。共和时期，罗马国家在维护公民、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和奴隶三大等级划分的同时，在公民权问题上，逐步“超越了希腊人城邦狭隘性的政治框架和希腊人意识的局限性”[2]（p.101），罗马公民权逐步扩展。对内扩展到城邦内的平民和部分奴隶，对外扩展到被征服者拉丁人、意大利同盟者和部分行省居民。西方学者科尔弗德（Crawford）也看到罗马公民权的这一特点，他认为与同时代的希腊城邦相比，罗马的公民权有两个显著特征：被释奴自动加入公民团体；外来团体能轻易地获得公民权[3]（p.334）。 罗马公民权扩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侧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公民权的价值 既然城邦实行公民政治，非公民的平民和奴隶对公民权的渴望可想而知。此外，对被征服者来说，罗马公民权也一度是颇具价值的财产。 当罗马城邦和其他城邦平等地存在于意大利的时候，其他城邦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不会去争取罗马公民权。公元前7世纪以前，罗马地域狭小，只是众多拉丁胞族之一，但罗马地理位置优越，“是一支巨大社会威力的策源地，是中部意大利各种不同的人种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相互作用的中心”[4]（p.2）。与周围部落不断的战争中，公元前7世纪和6世纪早期，罗马的影响达到中部拉丁姆。大约从公元前7世纪末伊达拉里亚王政时期，罗马稳步地扩大了领土和影响，控制了拉丁姆松散地组织的联盟。当伊达拉里亚国王被驱赶后，拉丁姆组成比以前更高程度的统一联盟，罗马成为拉丁联盟的头领。依据波里比阿所记罗马与迦太基间第一个条约（公元前509年）内容，这一时期罗马控制下的拉丁同盟城市有阿狄亚（Ardea）、安提乌姆（Antium）、西尔策依（Circeii）、塔拉西那（Tarracina）、劳兰顿（Laurente），而且禁止迦太基染指那些不受罗马管制的拉丁城市[5]（3.22）。虽然罗马在拉丁姆征服的领土面积相当大（约350平方英里）、其人力远远超过任何其他拉丁城市，但她的国王却从未对拉丁姆实行总的统治[6]（p.55）。 随着王政结束和伊达拉里亚军队撤向北部，罗马在拉丁姆的霸权衰落下来，而解脱出来的拉丁人开始要求独立，战争不可避免。但山地部落的侵犯迫使拉丁同盟平息同罗马的争吵。约公元前493年，罗马与联合的拉丁城市缔结了卡西乌斯条约，结成军事攻守同盟。公元前486年，非拉丁的赫尔尼克人（Hernici）也参加了联盟，后者的加盟标志着罗马首次在拉丁姆之外扩张，也标志着罗马更明显地成为拉丁姆的军事中心[7]（p.26）。后来，罗马利用同盟“领导权”，强迫同盟国为其服兵役，使得平等条约变得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公民会比同盟国的公民享受更多的特权，同盟国的公民才有争取罗马公民权的可能性。但在同盟中，罗马只是盟主，其他盟国虽受制于罗马，但基本上保持独立，所以其他城邦的公民争取罗马公民权的欲望并不高。 公元前5世纪以来，罗马及其拉丁同盟与周边地区的冲突中大获全胜。防御同盟的工作结束了，但罗马没有停止战争。公元前4世纪，罗马开始迈出拉丁姆。罗马的扩张首先指向南部伊达拉里亚，然后是康帕尼亚，但都与拉丁人利益无关，因此他们拒绝合作。公元前340年，拉丁人要求公民权不能再算是对一部分人的优待，从而集体反抗。古典作家认为拉丁诸城不仅要求与罗马平分土地和财富，还要求罗马元老院中的半数成员（150名）和两名执政官中的一人应由罗马之外的拉丁诸城中产生。这种要求罗马不能接受，由此引发了拉丁战争[8]（8.5.5—6）。战后，拉丁姆从属于罗马，罗马公民权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展。 意大利同盟早先偏爱同盟的形式，“罗马在意大利各民族的支援下征服了世界，它在不同的时期把不同的特权给予了这些民族。这些民族的大部分一开头不很关心取得罗马的公民权，有一些民族毋宁说更愿意保存自己过去的习惯”[9]（pp.49—50）。随着罗马称霸拉丁姆、意大利和地中海等地区，罗马公民权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罗马的公民权变成“代表世界主权的权利，如果一个人不是罗马的公民就什么都不是，而且有了这个头衔就等于有了一切的时候，意大利各族就决定，要是不能成为罗马公民，就毋宁死掉；在不能用阴谋或是用请求达到目的的时候，他们就诉诸武力。”[9]（p.50）同盟战争后，罗马公民权有了大规模的扩展。内战后，一部分行省居民也获得了公民权。 公民权是城邦公民政治的产物，这一身份的尊荣，连同其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长期政治进步的产物。罗马进入元首制社会后，公民权实际上已没有了公权的含义，也就是说没有了参政权的内容，而只有作为自由民的权利。公元212年，当元首卡拉卡拉差不多将公民权普遍授予整个罗马世界时，公民权已大大贬值。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公民权的意义已消失殆尽，自治市镇不再珍视公民生活，它们承担的只有赋税的重担；城市议员职位从荣誉变成无法摆脱的桎梏；工商百业也成为固定不变的职业，父死子继不准自由迁徙；农民更是丧失了一切人身自由。基督教作家萨尔维安卢斯（Salvianus）记载：“在这里面，穷人遭搜刮，寡妇在呻吟，孤儿被蹂躏，以致他们当中有许多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养的人到敌人那里……他们迁居各地，或者投奔哥特人，或者投向巴高达，或者投到随便什么蛮族人统治的地方，并且他们决不后悔离乡背井：因为他们宁取在奴役的外表下过自由人的生活，而不愿在自由的外表下过着俘虏的生活。于是，罗马人这个名称，曾经不仅被珍视过，并且曾以很高的代价被换取过，但现在人们则甘心情愿地拒绝它、逃避它，把它认为是可鄙的甚至是令人反感的东西。”[10]（pp.418—419）可见，公民权的价值是其扩展的前提。 二、罗马种族组成和宗教构成的多样性 罗马人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单一种族。考古材料证明，大约公元前1000—700年，在伊达拉里亚以南，包括罗马在内的拉丁姆地区的主要文化是维兰诺维，属火葬文化。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的研究者认为，这表示那时的罗马有两种不同文化的居民同时存在：一是来自北方伊达拉里亚方面的维兰诺维文化，他们采用火葬；一是来自东边次亚平宁文化方面，即来自奥斯坎·温布里亚方面的，他们采用土葬。但另一些研究者则主张，这是拉丁部落（火葬）和萨宾部落（埋葬）的不同风尚[11]（pp.78—80）。不论哪种情况都表明，罗马从最初就不是单一种族。早在公元前500年，拉丁姆便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地区。“由于本身所处的位置，罗马很早便开始把周边地区的居民吸引过来。”[4]（p.195）。另外，三个部落的结合也表明罗马是多民族的结合。据古典作家记载，王政时代，罗马的两个部落分别以拉丁王罗慕路斯（Romulus）命名为拉姆嫩塞斯（Ramnes），以萨宾王塔提乌斯（Titus Tatius）命名为塔提恩塞斯（Tities），关于第三个部落的名字卢凯伦塞斯（Luceres），有的以为是以伊达拉里亚人卢库莫（Lucumo）命名的，他们代表了拉丁、萨宾和伊达拉里亚民族的结合[12]（2.7.2），有的认为是以很多人在那里藏身避难的丛林而得名[13]（Romulus 20.1），的认为其名字与起源都不清楚[8]（1.13.8）。马克思也认为：“部落不能完全摆脱外来分子的混合……罗马部落是由各种各样的分子组成的”[14]（p.214）。总之，罗马并非从什么古老的单一种族传承而来，而是由多个民族结合而成的。 法国学者顾朗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认为，多个民种糅杂的结果，使罗马与所识各民族都发生关联。罗马可向拉丁人自称拉丁人，向萨宾人自称萨宾人，向伊达拉里亚人自称伊达拉里亚人，向希腊人自称希腊人[15]（pp.361—363）。舍文·怀特也强调罗马人这一种族构成特点的重要性[7]（pp.7—8）。正因为罗马种族组成的多样性，以及与拉丁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的强烈认同感，罗马才可能把公民权授予拉丁人、意大利人以及希腊人。 罗马公民权的扩展也有着深刻的宗教根源。除本地的神以外，罗马还承认和供奉一切受崇敬的异族的神[1]（第12卷，p.348）。罗马最初信奉的主神有三位：天神（天帝）朱庇特、战神马尔斯、奎里努斯神。马尔斯是罗马人的部落神，奎里努斯神是萨宾人的部落神，两神在天帝之下共治，反映了罗马人和萨宾人的部落联盟关系。这促使罗马人在公共信仰方面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不仅纳入伊达拉里亚诸神，还大量纳入希腊诸神。罗马人在伊达拉里亚统治下，接受伊达拉里亚人信奉的三位主神为国家崇拜之神，天帝袭用了朱庇特之名，两女神朱诺为家庭和婚姻之神，米涅瓦为工艺与智慧之神。罗马各个主要神灵的功能及象征也完全借鉴了希腊人的神话，就连性别也基本一致。 在古典城邦时代，两城若有共同信奉，即可视为“亲戚”，相互看作同盟而互助。既然宗教和神多数出自被征服的城邦，罗马与其他民族皆发生宗教关系。当其余各邦方因宗教而各自独立之时，罗马人反能利用宗教参与拉丁节、萨宾节、伊达拉里亚节及希腊的奥林匹亚节。这种比较开放的态度有助于使罗马人在吸收外来因素方面，采取比较开放甚至开明的态度。 总之，罗马的种族组成和宗教构成具有多样性，罗马人与拉丁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有认同感，所以罗马能授予他们公民权。 三、罗马的共和体制 罗马的共和政体与希腊民主制相差甚远，领导罗马的不是公民大会而是元老院，公民权的扩展并不影响元老院对国家的控制，因此罗马元老院能允许另一个城市也拥有罗马公民权。罗马贵族寡头统治的社会结构，也便利了其他城市获得广泛的公民权。 希腊史家波里比阿认为，罗马体制混合了民主、王政、贵族三种因素。他这样赞赏罗马这种政体的合理与完美：“它在运用这三种成分规范政体和进行行政管理方面如此恰当合拍，甚至连罗马人自己也难以肯定这一套制度究竟是贵族政体、民主政体还是君主政体。这种说法有充分理由，因为如果注意到执政官的权力，它似乎是君主或王权政体；如果注意到元老院的权利，它似乎又是贵族政体；若再注意到民众的权利，它似乎又是很明显的民主政体。”[5]（Ⅵ.11）当然，这种过誉之词只能看作罗马统治阶级观点的一种反映。 公民大会在形式上掌握国家的最高立法、审判和选举行政长官的权力，体现着人民主权的原则，但提出法案的创制权，却掌握在担任大会主持者的高级长官手中。公民大会实际上没有讨论权，集中起来不过是听取主持会议的高级长官的说明，然后进行投票，公民只能投票赞成或否决；投票也有限制，并不是“一人一票制”，人民分成团体百人队或“部族”，实行集体投票。此外，公民大会还受制于保民官的否决权和宗教占卜。所以名义上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公民大会，存在着很大局限性。以执政官为首的行政官员掌握着执行权，但执政官任期只有一年且须为任期的表现负责，其职位的同僚分权也使其大受影响；高级长官的职务和其他公职虽对全体公民开放，但国家官职由选举或委任产生，而不是抽签决定轮流担任，官职被视为荣誉职位，全无薪俸报酬，这实际上剥夺了为生活而忙碌的广大贫穷公民当选的资格，使官职成为少数富有公民独占的权利；执政官等行政长官与元老院关系密切，实际上，每一位卸任高级官员最终还是参加了元老院，而新的官员事实上又同样是从那些元老中选出来的，所以说，他们从属于元老院，不过是元老院决议的执行者而已。元老院在名义上是咨询机构，却掌握着广泛的权力，处于权力中心地位，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支配和领导作用。罗马元老院成员终身任职，任何时候都可以开会，元老院不需要向谁负责。元老们具有威望，普遍认为他们是最佳政治、军事、法律和宗教智慧的来源；元老院通过执政官等高级长官控制着公民大会，对其表决通过的决议发挥影响和作用；在对外扩张中，元老院的权力大增。元老院及其附属的行政官员在实际上握有国家的大权，而元老院又为少数贵族所长期把持，成为贵族势力的堡垒，所以罗马共和国本质上是贵族共和国。 与现代人行使主权的代议制不同，罗马古代社会实行直接民主，公民的被选举权和选举权只有本人直接参与（即亲自来到罗马城的有关会议场所）才能实现。这是因为以农为本和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早期城邦在人口和地域上的有限性。古代作家所述城邦的理想规模，都是人不过数千，地不过数百方里[16]（p.62）。直接民主只能在不超越城市限度的国家内行使，只有在这样的城市中，全民的利益才能相同。在民主政体下，公民在公共事物的紧急关头必须出席，必须参加重大的决议，而不仅是个别投票，他还应投入到行动的热潮里，整个社会团体必须意见一致，全体“一模一样”[17]（p.263）。中国学者顾准认为，雅典的公民权意味着“出生于雅典，完全地参与在雅典当地的生活、习性和气质之中”[18]（p.163）。因此，雅典公民权在国内十分广泛，而在海外的非雅典人中却一直无法实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