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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或社会现象，都是以该社会所提供的经济能力，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的。物质条件的消长变化，决定着历史事件或社会现象的荣枯盛衰。中西航海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不同变化，乃是分别导向它们不同结局的重要因素。 郑和大规模航海活动因为以单纯的官方形式进行，所以始终以国家财库和官办手工业为物质手段。下西洋的一切巨额花费均有国家包揽无遗。明初官办手工业极为发达，尤以造船业堪居世界之冠，年产量三千多艘，是同时代西欧海上强国威尼斯的三倍。郑和下西洋船只，大多是南京龙江船厂所造。大船每艘九桅十二帆，长达150米左右，大约是哥伦布首航三条帆船总长度的两倍。郑和出使常率大船六十余艘，连同各种辅助船只约达200多艘以上，纵驰海上，蔚为壮观，显示了明帝国初年的强大国力。 反之，“西欧于1500年仍然站在文明世界的边沿，比起这个时期最强盛、最先进的中国的明帝国……西欧黯然失色。”（《世界史便览》p295）因此，西欧最初的小规模的探险活动，也使财政拮据的君主们犹豫不决，非由富商大贾们慷慨解囊予以资助不可。哥伦布航行前梦想得到三条小船，辗转等待了七八年，常常使他陷于悲哀绝望。当时，由于西班牙长期进行收复失地战争，国库空虚，为了战争筹款，伊萨白拉女王早已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后人说女王为哥伦布航行筹款变卖首饰——纯属溢美之词，实际上女王没花一文钱。最后，塞维利亚大财阀桑坦赫利、哥伦布本人和其他资助者，共同凑足200万马拉维迪（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8册p385），才使哥伦布得以成行。西欧其他航海活动也多类此。可见，西方航海之初是以国库和社会有限的财富为物质手段的。 随着中西航海活动的进行，它们的物质基础分别发生了消长不同的变化。影响这种变化的因素，是与中西航海的不同性质直接相关的。郑和航海的外交消耗性质和西方航海的殖民掠夺性质，分别对它们的物质基础施加了不同影响，也就必然导向他们截然不同的结局。 郑和航海，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无缘，本质上纯属封建王朝传统的政治外交活动，就像汉唐以来多次重复出现的外交盛况一样，只是在明初通过郑和等使团的努力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因此，郑和不仅是伟大的航海家，而且也是卓越的外交家。郑和使团绝大部分由士兵组成，每次出航即将兵2.7万左右，显然负有重大的军事使命。但由于帖木儿东侵中断，追踪建文帝也毫无着落，所以原先拟定的庞大的军事目的完全落空。剩下的任务，除了几次有限的军事行动，为了消灭海盗打通海路以外，则主要以和平方式恢复和发展藩属关系，以重振“天朝大国”威望为主旨。为此，明王朝不惜巨资，厚往薄来，付出了极大代价。 因此，郑和使团多年出使，尽管搜求珍禽异兽无数，“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訾”（《明史》卷三零四•郑和传），破费钱财以数十万计。仅在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第七次出航的费用，就从“南京天财库支钞十万贯”（郑鹤声《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郑和家谱）。加上其它使臣的外事活动和朝廷对朝贡者的大量恩赏，“岁时颁赐，库藏为虚”（《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从明初经济复兴以后的“库藏衍溢”，到下西洋数十年后的“库藏为虚”，反映了明帝国航海外交活动的巨大消耗性质。与此同时，作为郑和航海物质来源的官办工业，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腐朽也发生了危机。工匠为反抗封建人身束缚和官吏的层层盘剥，或粗制滥造，以示抗拒；或摆脱羁绊，大量失班逃亡。南京官办工业匠户，在郑和下西洋前后三十年间，既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以致龙江船厂“每一兴工，辄募外匠”（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三）。官办工业的危机和国库的空虚，使郑和航海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发生动摇，并趋崩溃。宣德以后，国势渐衰，已经无力远航了。这正是明帝国官方航海戛然而止的重要原因。 西方航海发生在西欧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因而它最初具有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但从其总体发展趋向来看，本质上属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扩张和经济掠夺的前奏。这种扩张掠夺性质，使西方航海的物质基础从弱到强，甚至“在不垫付一个铜板的情况下”，从无到有，恶性膨胀。 西方航海之初，西欧诸国的经济实力十分薄弱，以致最初与海外交易的物品，只不过是一些小纽扣和玻璃珠之类。达•迦马最初向印度土王献上小脸盆、条文布的礼品，几乎被笑掉了大牙。然而，哥伦布却在尼加拉瓜海岸，用三个铜质小铃换取了印第安人的十七个金圈；麦哲伦在宿务岛，也曾按十四磅黑铁去换取十五磅黄金的比价，与岛民们交易。（茨威格《麦哲伦的功绩》p210）。这种欺诈贸易，常常以殖民者的公开抢掠为补充，因此遭到土著人民的反抗。于是，以恃军事优势，对土著居民进行野蛮征服和血腥屠杀，就成为西欧殖民者全部活动的主导方式。与此同时，西欧传教士常常与殖民者并肩出现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宣扬“福音”，扩大信徒，与军事征服相辅相成。总之，西欧航海者与殖民者多半融于一身，通过血腥的利剑和十字架，为西欧殖民事业奠下了第一块基石。 16世纪三十年代，西葡两国的殖民主义远征军，踏着航海家们的足迹，完成了对亚非拉美广大地区的征服，分别建立了殖民大帝国。它们分别通过对东西方航路的垄断，使殖民地的黄金白银和香料珠宝潮水般涌入母国，陡然成了暴发户。在新大陆发现的百年以内，西班牙国库从中南美洲得到的金银，足以铺垫塞维利亚城的街道。葡萄牙在1493-1600年间，单从非洲运回的黄金也高达276吨。（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p425-426）。至于对东方香料贸易的独占，常常使葡萄牙获得400%的利润。 可见，西方航海的物质基础，并非像大明帝国官方航海那样始终建立在母国的财库之上，它后来就转移并完全建立在对殖民地的残酷掠夺之上。随着西欧航海掠夺的进行，大批财富流回母国，财库不惟不空，而且日益充盈。航海者个人也多大发横财，名利双收，甚至有能力自己组织航海。同时，大量财富的输入给西欧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插上了翅膀。如16世纪初叶，西班牙全境至少有6万台织机，仅塞维利亚的呢绒业就拥有织机1.6万台，雇佣职工达到4.8万人。（《中世纪历史文献》（俄文）卷三p209）。类似情况，在英法荷兰更为显著，从而为后来以商品和大炮为特征的航海殖民活动的继续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正是西方航海持续不断的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并非要郑和航海，像西方航海殖民那样去攻城掠地，抢劫财富。只是想到，如果明帝国的统治者们能够正确利用当时中国的航海能力，如果不去追逐政治上似是而非的大国虚荣，如果不去做厚往薄来的所谓“贡赐贸易”的赔本生意，只要从事正常的海外贸易，也不至于弄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中国的航海事业也不至于遽然中断。然而，历史不是靠后人的“如果”逻辑演变的。中国航海业的衰落，乃是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存在1500年之后，日益腐朽所结下的必然苦果。 四 15-16世纪的中西航海活动，分别是中西国家专制政权对外政策的集中体现，都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随着中西航海活动的发展，他们的实践效果所带来的利弊，乃是影响中西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直接决定着中西航海兴衰成败的不同命运。 纵观世界大航海时代中西国家对外政策的总体特征，可以看出：明帝国具有明显的间断性，西欧诸国则具有明显的连续性。 由于明帝国官方航海乃是皇权之上的产物，即专制政治的外延，所以它的兴废完全取决于专制帝王的个人意志，甚至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宫廷隐私。在构成郑和航海原因的诸多要素中，与明成祖个人利害最为关切的，莫过于在“靖难之役”中，建文帝下落不明，成为他的皇权地位的直接威胁。时传建文帝自云南逃往海外，成为明成祖的一块心病，故内派胡滢察访，外遣郑和追踪，达十余年之久。当二者均无结果，表明建文帝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以后，明成祖外遣郑和出使的兴趣已经大减。同时，下西洋的巨大消耗，业已引起大臣们的非议。于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当郑和第六次出使海外之际，明成祖便接受翰林院侍读李时勉的上疏，把北京奉天等三殿火灾，看作是下西洋等“不便于民”的“时病”所引起的上天惩罚。随之，下“罪己诏”；并立即敕命下西洋宝船“暂行停止”（《明成祖实录》卷一二零）。大臣的非议，成祖的动摇，使郑和下西洋第一次受到冲击，成为中国官方航海事业衰落的先兆。 1424年明成祖驾崩，政治保守的明仁宗在登基的同时，应大臣夏元吉之奏诏告天下：“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明仁宗实录》卷一上），备赴西洋所用财物查收归库。接着，另遣郑和守备南京，使这位伟大航海家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岁月虚掷，长达八年之久。直到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忽然心血来潮：“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远者犹未朝贡”（《明史》卷三零四•郑和传）。于是，重整旗鼓，乃有郑和第七次下西洋。 可见，明王朝的海外政策时断时续，郑和航海似乎可有可无。随着形势变化和皇权易手，需则行之，不需则停之，如此而已。因此，正是专制帝王的个人意志主宰了明帝国官方航海的命运，注定了中国航海事业必然衰落的结局。1433年当郑和以身殉职后，明帝国下西洋壮举，顿称绝响。1436年，明王朝将滞留中国的西洋古里等十一国贡使，托附爪哇船只分送回国。途中遇险，“遭风溺死者五十六人，存者八十三人。仍返广东，命所司廪给，俟便舟附归”（《明史》卷三二四•爪哇传）。堂堂大明帝国震撼世界的官方远洋航海事业，最后竟以此悲剧告终了。 反之，西欧君主们支持远洋航行，并非像大明皇帝们那样基于“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是源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马恩选集》卷四p344）。他决定了在西欧社会必然会造就一批适应时代需要的热衷于航海事业的历史人物。因此，15-16世纪的西欧诸国，无论是远洋航行的支持者或实践着，均彼此相继，层出不穷。在郑和稍后的葡萄牙“航海者”亨利亲王，是西方航海事业坚忍不拔的启迪者和组织者。他穷尽毕生精力，创办航海学校，重金聘请学者，锐意罗致人才，为葡萄牙培植了一大批航海技术人员，并“使西欧航海术在他的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伊东俊太郎《从科学史看大探险时代》《世界文明史》图集，第11册p43-45），终于揭开了西方大航海的序幕，成为西方“近代地理大发现的鼻祖”。亨利亲王1418-1460年组织航海活动，历时达四十二年之久，虽王位三移而未中辍，始终不渝地沿非洲西岸向南推进。中经迪亚士到达好望角，终于在曼努尔一世时，由达•伽马航抵欧洲人梦寐以求的东方印度，为葡人近达百年的探航努力结下了丰硕的成果。葡萄牙不仅骤然暴富，而且属土也扩大了一千倍。与此同时，在西班牙君主周围麇集着一批富有经济头脑的财政顾问和大臣，说服君主先后支持了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计划。哥伦布为西班牙发现了新世界，直接为西班牙版图增添了1700个岛屿（《哥伦布旅行记》（俄文）p439）。麦哲伦则以生命的代价，使西班牙的殖民触角伸达远东的菲律宾。 西葡两国通过航海殖民活动，在短暂的二三十年内，从偏处欧洲西南一隅的局促状态，一跃而成为最富强的世界帝国的巨大变化，使英法荷兰君主怦然心动。为了刺激航海业的发展，英国都铎王朝实行了船舶制造的津贴发放政策。在荷兰，甚至通过了“施行悬赏航海”的法案（大盐龟雄《最新世界殖民史》p105）。但在16世纪中叶以前，英法荷兰诸国碍于西葡分割世界条约的局限，只能派遣船队从欧洲东北或西北海域探索通达东方的航线。虽然收效甚微，但已初露西方航海日益发达之端倪。 15-16世纪，正值世界历史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化时期，制海权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特别的重要，它直接关系着民族国家的荣辱盛衰。当中国航海事业衰落不久，西欧航海事业则蓬勃发展起来。尽管东方的伊斯兰势力得到复兴，但无论是奥斯曼帝国，或者莫卧儿帝国，本质上都是以农为本的大陆帝国，海洋嗅觉特别的迟钝。因此，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随着郑和时代的结束，达•伽马时代开始了。无论是大明王朝的“海禁”政策，还是满清王朝的闭关锁国，都无法将外来者拒之门外。不过，登门造访者，已经不再是“感沐天恩”的“藩国贡使”，而是攻城略地的西方强人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