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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 为了克服欧洲标准的先验性制约，加州学派采取欧洲与非欧洲互为主体的比较研究方法，以强化彼此验证之效。[1]此种研究方法由王国斌首先提出，并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运用得最为娴熟。按照李伯重老师在书评中的阐述，此种方法即：在空间方面，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看中国，而且也从中国的立场看欧洲(该书中称为“对称性观点”)；而在时间方面，则不仅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而且也站在先前某一时点看后来(该书中称为“前瞻性分析”和“回顾性分析”)。简言之，“从‘西’看‘中’”与“自‘中’视‘西’”结合，同时“从‘今’察‘古’”和“由‘前’思‘后’”并行。这两种双向性的比较交叉使用，形成了一种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较之以往那种时空分离的和单向性的比较，这种比较当然更全面得多，科学得多。由于用这种双向交叉比较来看问题，可以看得真，看得切，当然也其味无穷，所以说是“相看两不厌”[2]。与以往的学者相比，王国斌不是纯粹的强调中国否定欧洲，也不是强调欧洲否定中国。他的特色在于，虽然否定欧洲中心主义，但却不反对欧洲经验，研究中仍然使用欧洲的资料，并以欧洲为比较对象，从而避免因为一味地追求破除“欧洲中心”，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忽视欧洲经验。中西互为主体的比较史学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将中国和欧洲放到一个平等的分析构架中，使二者的共同之处和相异之处同样被发现，因此它被认为是“唯一可行的、至少是公平的比较史学研究方法”[3]，并且得到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同。 王氏认为，如果不找出共同点，就无从确定哪些差异更值得注意，所以加州学派在比较研究中注重寻找中欧共同的基点。通过王氏的比较，我们发现了中国和西欧之间的相似点：在经济变化层面上，中国和欧洲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经济发展的动力有重要的相似性，即受斯密型动力的支配，二者直到19世纪才分道扬镳；在国家形成上，中国和欧洲在国家形成及转型上存在更为复杂的共同因素，如国家面临的挑战、国家具有的能力和国家承担的义务三方面；在民众的社会抗争层面上，中国和欧洲在食物骚乱及抗税等小规模抗争背后的结构性环境上也存在一些相同之处。尽管如此，作者仍时刻不忘强调：“它们确有相似之处，但其相异点也同样重要”[4]。可见，作者在比较二者相同之点时，并没有走向抛弃相异之处的极端，从而保持了某种公正性。 但这种方法也不无局限，如作者所指出的，“即使把前瞻性及回顾性分析联系起来，也会形成一种不对称的运作。回顾性分析对确定性的程度和终极具有很好的解释，而前瞻性分析在此方面却无法达到同样的程度”[5]。所以王氏在对20世纪中国的分析中不免有若干不确定的因素以至怀疑论的情绪。[6]由于历史的不可预测性，前瞻性分析会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分析，从而形成各种可能性的集合领域。而即使作者在分析中竭尽全力包含各种可能性，但真实历史往往走的是我们所假定的集合之外的另一条路线，所以说没有一种特定的未来必然出现。所以说，亚当·斯密时代欧洲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演变为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尽管如此，王氏的努力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启示我们在大量可能性的基础上尝试解释多元的过去、开创理想的未来。李老师、彭慕兰对江南模式与英国模式的比较研究，就是在互为主体的基础上，取得了具有创见的突破性成果，此种方法必将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用。 (二)长时段研究 按照布罗代尔等人的观点，历史发展是在多元时间体系中进行的，一般可分为短、中、长三种时段，分别受快、中、慢三类变量的作用，将三种时段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显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意义。陈争平也指出，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构成，不是着重于快变量研究的事件史，而是着重于慢变量、中变量研究的形态史、结构史。[7]李根蟠先生亦认为经济史研究应注重中长时段的考察，若局限于一个断代，往往看不清来龙去脉和长期趋势。[8] 王国斌认为大规模、长时间的历史变迁是一种途径相依的过程，所以在该书中特别注重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国以及西欧经济的发展变化，进而展开横向的比较研究。在“经济变化”一篇中，作者在15到20世纪的长时段内探讨欧洲和中国的经济成长动力；在“国家形成”一篇中，作者以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为一端，把近代世界作为另一端，在中间相隔的2000年之间进行跨越长时段的分析，并且延续到20世纪的当代；在“社会抗争”一篇中，作者也是贯通传统与近代，并在直到当代的长时段内探讨食物骚乱、抗税运动以及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等问题，进而考察中欧的异同。通过跨越长时段的比较研究，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历史面貌得到了更好地复原，从而为二者之间的比较奠定了基础。 在李中清的著作中，作者对1700年以来近三百年的中国人口行为特征及其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中国人口体系的特点以及中国人口转变过程的连续性和集体性。在中国人口行为的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建立了不同于马尔萨斯神话的中国人口体系。从现今的人口行为体现以前的历史上的人口制度角度来说，李中清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提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人口经验模式，提高对中国社会的认识[9]。 在《江南农业的发展》一书中，李老师选取1620到1850年，即明末以及清前中期这个时间段，从时间上可以看出作者并不拘泥于某个特定的朝代，而是为了论述的严密而将时间适当向前、向后延伸。在许多问题上都追溯到明后期以至宋代这两个江南农业有重大变革的时期；也时常延到1850年以后江南农业的衰退和20世纪30年代以至1949年后的复兴，以确定“清前期”江南农业的历史地位。 (三)科学方法以及现代技术手段 加州学派特别注重研究手段上的创新，他们将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渗透入史学研究，借鉴自然科学方法，并采用前沿的现代技术手段辅助数据搜集及分析，使得结果更加客观、更具说服力。此种手段在李中清的著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李中清等人通过跨国的学术调研，建立大规模的数据库，引入电脑模拟等技术手段，开展富有成效的比较研究。他运用社会科学的定量分析方法，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又一个图表模型：北京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辽宁省不同家庭关系曾生子女的性别比，中国部分省份的离婚率等等。建立在大规模数据以及实地调研基础上的统计无疑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但是，此种方法在具体运用中也存在一定局限。如作者自己所指出的，“微观数据，除现代抽样调查结果外，多不具普遍性或代表性。依据微观数据得出的每一结论，仅代表其所基于的人口。而只有通过对不同地点、时期、特征的微观人口的研究，才可提出具有某些普遍意义的判断”[10]。在对马尔萨斯历史人口学的挑战中，作者所采用的是清皇室人口生命记录、辽宁农村道义屯的户口登记和刘翠溶等学者的族谱研究资料，这些资料通常被认为不能够代表全国一般水平，不具有代表性。所以曹树基等人基于此，对李书提出质疑，批评其以有限的新资料建立了一个并不真实的中国历史人口的“现实”，在摧毁“马尔萨斯神话”的同时重建了一个新神话。[11]尽管如此，李中清等人在治史方法上努力的方向是值得称赞的。 (四)、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从加州学派成员的组合上看，已有部分国内学者站在了国际学术最前沿，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州学派在此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加州学派的观点新颖，与长期以来的主流看法大异其趣，对人们的固有思想形成强大的冲击，打开了人们看问题的视野，促使我们对一些旧有的定论或熟视无睹的成见进行反思于进一步的考察。他们的方法多样，为观点作了有力的支撑，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但是，目前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新的观点尚待证实，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还需完善和改进。如李根蟠先生指出，加州学派的学者对明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作出比较高的评价，但是一定要把握住“度”的问题，以期达到既破除欧洲中心论，又不至于偏离真理的目的。[12]相信这是加州学派的学者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注意的。 另外，加州学派的学者在历史观以及方法论上具有很好的修养，他们充分利用国内外交流的机会以及自身语言等诸方面的优势，在著作中旁征博引，纵横论述，他们广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根底令人叹服。但是在征引文献中，作者们(尤其是外国学者)所参考的大多是中外学者的论文论著，而少有中欧原始的档案文献资料。例如李中清的著作，作者如能突破地域局限，在中国广阔的地域内广泛地搜集材料，其结论会更具说服力。又如王国斌的著作，读者会感到在中文原始史料上的不足，这也许与该书的宏观论述的性质有关，但是无论如何史料是论述的基础，如果作者能够在中文以及外文基础文献上加大搜集力度，相信加州学派的观点会更有说服力，而中欧之间的比较也会更清晰。 尽管加州学派存在些许不足，但比起这些不足，其贡献更值得称道。不可否认，在当今学术界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仍然很大很深，历史上我们的概念、术语，理论、方法都是西方的，想要摆脱这些限制绝非易事。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经济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要建立起一个替代欧洲中心论的理论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经济史学者任重而道远，因此在这条路上，任何向着目标前进的探索和努力都是值得称赞的。 [1] 龙登高：《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第110页。 [2] 李伯重：“相看两不厌——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研究方法评介”，载于《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198页。 [3]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吴承明中文版序，第2页。 [4] 同上书，第228页。 [5] 同上书，第229页。 [6] 同上，吴承明中文版序，第5页。 [7] 陈争平：《在多样化发展中注重历史连续性——新世纪经济史学刍议》，《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12页。 [8] 李根蟠：《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应在继承中发展》，2002年“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讨会论文。 [9] 参见千里：《李中清论西方新中国人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48页。 [10] 王丰、李中清：《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60页。 [11] 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42页。 [12] 参见李根蟠：《关于明清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悖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