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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介绍和研究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的大量论著，均涉及到了年鉴学派第二代宗师布罗代尔的治史理论与方法。其中一些论著的评介，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进入90年代以来，布罗代尔的著作已渐次译成中文出版。在研读其主要著作并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对总体史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精髓。 近20年来，随着中外尤其是中法学者互访和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益密切，随着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现代化转型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对于法国年鉴学派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和研究成了中国史学界西方史学流派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热点。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这位饮誉国际史坛的年鉴学派第二代宗师的史学思想，也经由这些评介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的论著的涉及（注：在此方面，当首推张芝联。他于1978年撰写的《法国年鉴学派简介》一文，成为新时期中国介绍法国年鉴学派的开山之作；布罗代尔谢世后即行撰写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一文，堪称抗鼎之作（这两篇文章均收录在他的《从高卢到戴高乐》一书，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其次是姚蒙。他于1986年便在《世界历史》发表了《法国当代史学主流及其演进》一文，并进而撰成《法国当代史学：从年鉴派到新史学》一书（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版）；同时还编译了［法］J.勒高夫等主编的《新史学》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另外还有刘昶和杨豫。前者于1986年撰成《人心中的历史》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之一，于1987年出版），后者于1986年译出［英］杰弗里·巴拉克拉夫所著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此外，1996年出版的四部评介西方史学理论的著作，对年鉴学派的评介也很有见解。它们分别是：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姚蒙参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罗凤礼主编的《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杨豫参编，中央编译出版社版），徐浩、侯建新著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广智、张广勇著《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版）。），从而走进了中国史学界。总体史、问题史学、比较史学、长时段、跨学科研究、计量分析等这些揭示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特质的话语，已为史学界同仁所熟知。近年来，布罗代尔的主要著作的中译本已陆续出齐（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共三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法兰西特性（空间和历史）》、《法兰西特性（人与物）》（分上下），共三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共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此外，收录了一些重要论文如《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等的布罗代尔个人论文集《资本主义论丛》，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作为“新世纪学术译丛”之一，于1997年出版。），这就为进一步研究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提供了可能，本文即是在这方面努力的一种尝试。 最能体现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的著作主要有三部（注：其它著作还有：布罗代尔与厄内斯特·拉布鲁斯共同主编的《法国经济与社会史》（四卷本）；布罗代尔专门为中学毕业班编写的教材《文明史纲》（第一册）；布罗代尔的《史学文集》（共两部）。），它们分别是：《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及作为多卷本《法国史》（注：《法国史》原计划分《法兰西的特性》、《法兰西的诞生》和《法兰西的命运》三大部分来写作。其中，《法兰西的特性》包含了三个篇章：空间和历史；人与物；国家、文化、社会。现已出版的是《法兰西的特性》的前两个篇章。《法国史》其它部分的手稿根据作者的遗愿，将不在公开发表。）遗稿的《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此外，布罗代尔于1958年撰写的富有论战性质的论文《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注：该论文首先发表于《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58年10月——12月号；《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载有中文译文。），则对他的史学思想做了专门的理论阐释。 年鉴学派的世界影响主要是在布罗代尔时代产生的。国际上关于年鉴学派的评论也主要是针对着布罗代尔的历史理论和著作。作为在法国和国际史坛享有盛名的史学宗师，布罗代尔除荣任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外，还受任10多个国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并且先后获得了20多所外国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称号。他的著作，特别是《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并被译成了英、德、俄、日、西、葡、意、阿拉伯、土耳其、瑞典以及中文等10多种文字。1977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还成立了一个研究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该中心以《评论》杂志为阵地，确定了从研究经济入手，据以开展广泛的文明史研究的宗旨。其中，该中心主持人沃勒斯坦所提出并以次扬名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布罗代尔的研究成果之上的。 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埃马努厄尔·勒鲁瓦——拉杜里这样评论到：“总有一天，当我们的同胞在总结20世纪的知识、科学和技术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军事技术、尖端工业或原子物理等领域内，并不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浅薄的法国人或许能聊以自慰的是，他们毕竟在1930年至1965年间，全靠‘年鉴派’的努力，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历史学家。”[1]而他这里所说的“最好的历史学家”，指的就是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这三位史学家。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萨姆·金瑟更是认为：“如果授予历史学家诺贝尔奖的话，那么获奖者一定是布罗代尔。”[2]此外，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英国史学家基斯·托马斯都曾提议，授予布罗代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布罗代尔的学术声望与影响，由此可窥豹一斑。 二、勇于创新：从长时段理论到“经济世界”理论 布罗代尔在对年鉴前辈和年鉴第一代大师的学术创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其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始终追寻和探求人类社会总体的历史；人类社会总体史的历史从来就是活生生的，以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的活动为主体的人的历史；为了追寻和探求人类社会总体的历史，必须打破学科壁垒，进行跨学科研究。因此，可以这样说：总体史思想，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核心；以普通民众活动为主体的人的主体性原则，是布罗代尔所倡导的总体史思想的根本治史原则；打破学科壁垒的跨学科研究，是布罗代尔所倡导的总体史思想的基本治史方法。 对于年鉴前辈和年鉴第一代大师的学术创建，布罗代尔不仅善于继承，从而形成了其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而且更是勇于创新，从而造就了其史学思想的自我特色。布罗代尔的学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作为其史学思想核心的总体史思想，在时间纬度和空间纬度两个层面进行了决定性地创新，分别造就了其著名的长时段理论和“世界经济”理论。第二，对作为其总体史思想根本治史原则的人的主体性原则，在对总体史思想进行创新的学术实践中得到了贯彻，成为其总体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三，对作为其总体史思想基本治史方法的跨学科研究，在对总体史思想进行创新的学术实践中得到了深化。在对经济史的跨学科研究中，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所作出的影响深远的史学性解释，是布罗代尔在跨学科研究中勇于创新的最好体现。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对总体史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精髓。 布罗代尔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时间量度。也就是说，历史时间可以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这三种时段处在历史运动的不同层次，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和作用。要研究总体的历史，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层面的短时段，而要重视经济社会文明等层面的中时段，更要重视地理环境等层面的长时段。短时段可以称为个人时间，是转瞬即逝的时间，是历史学家最熟悉、最擅长的时间。短时段的历史也就是“事件”的历史。中时段可称为社会时间，“供我们选择的时间可以是10多年，25年，甚至是康德拉捷夫的50年的周期”[7]。中时段的历史也就是“局势”的历史。长时段可称为地理时间，是“一种缓慢流逝、有时接近于静止的时间”[7]。为了把握总体的历史，从而写出真正的总体史，布罗代尔主张史学家应该学会不太熟悉的中时段和长时段的运用，特别是长时段的运用。因为在他看来：“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他们要熟悉的时间是一种缓慢流逝、有时接近于静止的时间。在这个层次（不是别的）上，脱离严格的历史时间，以新的眼光和带着新的问题从历史时间的大门出入便成为合理合法的了。总之，有了历史层次，历史学家才能相应地重新思考历史总体。从这个一半处于静止状态的深层次出发，由于历史时间裂化产生的成千上万个层次也就容易被理解了；一切都以半静止的深层次为转移。”[7]此外，在布罗代尔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为有用的渠道，也是各门社会科学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之一。很显然，对长时段的掌握与运用，无疑有助于凭借更为可能与广泛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以新的眼光和带着新的问题去研究总体的历史。 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一书中，布罗代尔以其独特的三层分立的历史时间观，把他所阐释和倡导的长时段理论成功地付诸了实践。《地中海》全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地中海的地理环境。首先讲述地中海周边半岛上的山脉、高原、平原，地中海中心地带上的海域（包括浩瀚的大海和海中的岛屿）和沿海地带的陆地。其次讲述更大范围的地中海世界。这其中包括被布罗代尔称为“地中海第二面貌”的撒哈拉沙漠、欧洲和大西洋。接着讲述作为一个自然单位的地中海的气候。最后讲述当时地中海共同的人文条件。这主要包括道路（陆路、水路）、城市、以及城市与道路的互动变迁。在这里，布罗代尔讲述的就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复开始的周期性历史”[8]，也就是长时段的历史。费弗尔认为，布罗代尔对地中海世界长时段历史的这种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是革命的：“作者决定在‘政治’这一名词的最广泛的含义上，将西班牙政治的大致图景纳入到其历史和自然的背景中去，他研究了那些使人们的意志不知不觉受其影响和为其左右的经常性力量，他对这种起着引导、阻碍、遏制、推动、促进作用的力量的分析是前无古人的。这一摆布人类命运的力量，轻描淡写地用一个词来说，就是地中海”[9]。 布罗代尔在全书的第一部分对地中海地理环境浓墨重彩般地讲述，也就是说对地中海世界长时段历史的揭示，会不会使他的长时段理论走进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序列呢？回答是否定的。布罗代尔是从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的生活、生存方式的视角去讲述山脉、高原等自然景物；从普通民众相互交往的考虑中，讲述了更为广阔的地中海世界。而对道路与城市的讲述，融入的正是人文要素。布罗代尔认为，他所讲述的这种几乎静止的长时段的历史，其实就是人同他的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而在这部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中，“让我们再说一遍：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地理区域，而是人，是主宰或发现这些地理区域的人”[8]。 全书的第二部分考察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首先是经济，包括人口数量，贵金属、货币和价格，以及贸易和运输。其次是各个帝国的起源、能力和弱点，以及各个社会的封建领主、有产阶级、苦难者和盗匪的活动。接着是各种文明自身的多变与稳定，以及各种文明之间的重叠覆盖、传播与对抗。最后是战争的各种形式。布罗代尔在这里考察的是百年趋势也就是中时段的历史。在布罗代尔看来，这是在静止的历史之上，“显现出一种有别于它的、节奏缓慢的历史”[8]。在这一历史层面上对经济、国家、社会、文明进行考察，“最后是试图显示所有这些根深蒂固的力量，在战争这个范围内怎样起作用”[8]，因为“战争不是一个纯属个人责任的范畴”[8]。费弗尔指出，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世界中对中时段历史的这种考察，“列举了各种特殊的但又有稳定存在性的力量，在这些非个人化的、集体性的力量能够用日期标出其存在的时间，也就是说，它们是在16世纪下半叶即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在位期间起作用的力量”[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