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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3-前322年)那里得到回应，在《政治学》中，他提 到亚细亚的居民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总是屈从于人，甚至沦为奴隶。欧 罗巴的居民虽缺少理解，但富于热忱，故能保持自由，但在政治方面却无所建树。唯独 希腊人在秉性上兼有两者优点，所以能永保自由，在政治上取得高度发展，创造出为他 们所独有的民主制度[23](1327b,23-33)。斯特拉波则宣称，欧洲不仅适于发展人类优 秀的品质和完善的政府形式，而且能够为人类贡献出最好的物藏[18](Ⅱ,5,26)。老普 林尼(23—79年)在《自然史》第三、第四卷中也重点谈到欧洲，提出世界的三大洲应当 首先从欧洲说起，因为欧洲的居民征服了其他国家，他们普遍具有更优异的品质[24]。 欧洲的文化认同从一开始就体现了欧洲的自我优越意识，它建立在对异己文化的否定 和排斥的基础上，一切非希腊的皆被视作野蛮的。从“barbarian”一词意义的变化上 ，可以看出欧洲自我优越感的形成与发展。barbarian最初是指不会讲希腊语的异邦人 ，并没有价值上的判断。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55—前400年)曾援引荷马的观点，指出荷 马时代还没有将希腊人和异邦人对立起来的事情，其时“希腊人还没有以与外人对立的 方式获得一个统一的名称，以和希腊人以外的世界分开”[25]。随着希腊人民族认同和 自我意识的出现，barbarian一词有了新的变化，逐渐具有“野蛮的”和“没有教养” 的含义，成为与“文明”、“进步”的希腊人相对立的概念。这种观点在公元前5世纪 以来古典作家的作品中俯拾皆是。欧里庇得斯(约公元前485—前406年)就认为“异邦人 不知道什么是正义和法律，他们那里代替正义和法律的是暴力”[26]，“异邦人在什么 时候都不会成为希腊人的朋友”[27]。亚里士多德也看到“异邦人中兽性总是占着上风 ”[28]，并认为“异邦人比希腊人更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反 抗”[23](1285a,20-24)。希波战争时期，barbarian被赋予了特定含义，专指与希腊为 敌的波斯人。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他所记述的历史是希腊人与barbarian纷争的历史[8](Ⅰ,57-58)，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年)在悲剧《波斯 人》中，也一再让波斯人自称为barbarian[29]。 这样，在欧洲优越论的语境中，公元前5世纪发生的希波战争就具有了特殊含义：它不 仅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更是两种文明、两种制度和两种观念的对峙，其结果必然是 文明战胜野蛮，民主战胜专制。正是在这种界定自我，区别他者的非此即彼的观念中， “欧洲”开始增添具有文明优越感的特殊内涵。 在古代世界，“欧洲”一词经历了作为神话传说中的概念、作为地理概念到包含人文 和社会政治内涵的认同这样的演变过程。对于擅长用神话传说表达思想和记忆的希腊人 来说，神话概念的欧洲是古代“欧洲”观念的最早阶段，虽然它只处在神话层面上，却 包含了一定的理性因素。它促使希腊人对自己所处的更大的地理和人文世界进行思考， 推动了欧洲向地理概念的演进，最终形成了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欧洲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欧洲认同在古代世界依然十分淡薄。因为，产生欧洲认同的空间 确切地说，是指希腊文化所波及的欧洲，而不是非希腊人的欧洲。而公元前6世纪，在 希腊文化影响之外，欧洲至少还存在三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群体。第一个可称为“本土文 化群”(indigenous group)，主要是指欧洲原初居民所在的伊比利亚、利古里亚等地； 第二个是“闪族文化群”(Semitic group)，主要是指迦太基的欧洲部分，大致包括撒 丁岛西部、西西里岛南部、科西嘉岛和伊比利亚半岛最南端；第三个尚不能确定其文化 起源，主要指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斯坎(Etruscan)地区[30]。这三种文化同样有着悠久 的历史渊源，它们与希腊文化一起处在一种相互渗透和共同发展的状态之中。闪族文化 甚至一度主导欧洲文化达五个世纪之久[31]。在这样的文化格局里，欧洲认同缺少一种 泛欧洲的文化基础，它对于处在上述三个文化圈中的人来说并无太多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希腊时代，欧洲由于缺少共同的文化基础，欧洲认同因而不具普遍性的话，那 么罗马时代，欧洲认同则要让位于罗马人“普世主义”(universalism)的世界观。“普 世主义”体现了罗马的世界性，是罗马统治的基础，它表明，罗马的政治思想不在于某 一区域，而是整个人类所居住的已知世界[32]。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罗马开始了征服 世界的进程，从一个蕞尔小邦发展成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而欧洲只是 这个世界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没有特殊的意义。罗马的世界性也体现在全新的公民 身份概念上，它与种族或国籍无关，具有无比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提供给任何愿意与罗 马合作的人。212年的卡拉卡拉敕令将罗马公民身份扩展到极致，敕令规定，凡居住在 帝国的自由居民都成为罗马公民。这样，在帝国境内，对罗马公民身份的认同超越了种 族与国家的限制，使“一切民族的界限逐渐融合于共同帝国的观念之中”[33]，它很容 易在帝国境内创造出一种乐观的世界主义精神，把人们对部落、族裔甚或国家的忠诚转 向对世界亦即罗马帝国的忠诚。生活于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普鲁塔克(46—120年)形象地 说道：“我是一个公民，既非雅典的又非希腊的，而是世界的。”[34] 由此可见，由于缺乏一种更为广泛的文化基础和超越国家或区域的政治观念，所谓的 欧洲认同在古代世界并不强烈，与“希腊”或“罗马”这类更能表达集体认同的概念相 比，“欧洲”还未能为其居民提供一种文化或情感上的纽带，将之联系成一个有着集体 归属感的整体。因此，与近代以来“欧洲观念”更侧重文化或政治内涵不同的是，古代 世界的“欧洲”观念更多地从地理层面加以阐述。但它无疑为近代“欧洲观念”的形成 奠定了历史与文化基础，为近代欧洲认同和欧洲人意识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对促进同一 欧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全面理解和把握古代世界的“欧洲”观 念对于深刻认识欧洲一体化运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得到导师何平教授的指导，谨致谢意。 收稿日期：2003-04-14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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