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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后期，出现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新思想，即齐国晏婴提出的社稷重于国君的思想。他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口实？社稷是养。”杜预注曰：“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禄，皆为社稷。”[26]他提出国家利益高于和重于君主利益，乃是政治观念的一大进步，为民本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总之，在春秋时代近三百年的时期里，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研探民众的历史作用，然而却未见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重要论述的引用和复述。究其原因，只能有一种解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经典概括当时尚未出现，《五子之歌》乃是伪书，而非三代时期的文献。 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明确提出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旧的制度受到严重冲击而礼崩乐坏，许多诸侯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改革，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此基础上对于国君与民众关系的认识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首先是儒家学派的孟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27]在中国历史上，孟子首次明确地将传统的君贵民轻的观念予以逆转，认为在国君、国家政权、民众三者的关系中，民众居于最重要、最根本的地位，其次是国家政权，再次才是国君。国君可以更换，政权亦可更换，只有民众是长存的。孟子的多数主张都贯穿了这一思想。如孟子提出：“桀纣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28]他提出国君应当与民同乐、与民同忧的思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9]他还提出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应当征询广大民众的意见，并以之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如国君选用或罢免官吏，“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29]。又如执行死刑，“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29]。这些都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重要内容。应当说，只有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严格意义上的民本思想才告形成。 更明确地提出民本思想的则当属战国时期的管仲学派和反映该学派思想的《管子》一书。他们提出“齐国百姓，公之本也”[30]；“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31]。唐人尹知章注曰：“人惟邦本。”可见管仲学派的思想已经和“民惟邦本”的说法十分雷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经典概括已呼之欲出。 与以民为本的思想相关联，管仲学派还提出又一个重要思想，即“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背）之则亡”[32]。这比“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又是一大进步，直接用民众代替了天的地位，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一脉相通。 管仲学派对君主如何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即国君的所作所为都应当顺民心，合民意，与民众融为一体。他们说：“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33]他们又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34]其意思是说：作为民众中的每一个别成员，都可能有错误的认识和主张，但是民众中多数人持有和认同的主张则往往具有正确性、真理性，即使是商汤和周武王那样的圣人，也会赞同多数民众的主张。管仲学派强调重视和尊重多数民众的意愿和要求，这样做就是顺民心，合民意，执政者便可与民众融为一体，从而实现国泰民安的局面。 管仲学派还将古代“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思想予以发展，他们说：“我有过为，而民无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故先王畏民。”[35]认为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国君有善政美行，即可得到民众的赞誉，若有恶政秽行，即会受到民众的谴责。他们还说：“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36]认为国君若能真正听取和采纳广大民众的好意见，并付诸实施，便是能以天下之耳目视听，便能成为英明的君主。总之，管仲学派对民众作用的认识与前人相比，确已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民本思想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在统治阶层中已较为流行。如齐国派使者出使赵国，赵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齐使者对赵威后问话的顺序很不以为然，说：“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乎？”赵威后回答说：“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37]明确民当为本，君当为末；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38]，比较形象地说明民众可以拥戴君主，也可以抛弃君主，民众在君民关系中应居于主导地位。据传为子夏弟子梁赤所传的《梁传》也明确提出“民者，君之本也”[39]的观点。君主是国家政权的代表，“君之本”亦即“邦之本”，也正是“民惟邦本”的思想。 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曾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40]学者多将此语解释为“天下非帝王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六韬》比《吕氏春秋》有更明确周详的表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41]认为君主若能与天下之人同享天下之利，共用天下之财，则可以保有天子之权位。否则将失去民心，失去政权。《六韬》与《吕氏春秋》的思想与孟子提出的国君应当与民同利，与民同乐，民贵君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综上所述，战国时期，重民思想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民本思想已正式形成，只待有人将其作出更精辟、更经典的概括。 战国时期形成的民本思想，到西汉前期又有更明确的表述和更深入的阐述。汉朝建立之后，震慑于民众起义推翻暴秦的强大威力，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在总结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较之以前更深刻地认识到民众力量的伟大。对此，贾谊有一篇精辟的议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犤42犦其义一言以蔽之曰：民众的向背乃是国家一切事情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如果离开民众的支持则将一事无成。贾谊的论述当是对战国时期形成的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民本思想更明确更完整的表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先秦两千年间，人们对国君、国家政权与民众之间关系的认识，对民众作用的认识，乃是一个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的逐步丰富和深化的过程。并不是先在夏代提出“民惟邦本”的概念，然后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为这一概念添加诸如保民、利民、爱民、富民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它不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过程，相反的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对民众作用的感性认识不断积累和强化，不断进行抽象和升华，直到战国时期，在“民贵君轻”、“王者以百姓为天”、“以人为本”、“民者，君之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等思想出现的基础上，在民本思想明确形成之后，才有可能概括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经典表述。这一表述的形成，大约当在战国后期至西汉时期，很可能是在贾谊《新书》的论述出现之后。东晋人梅赜所献《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所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语则被视为是对先秦民本思想的经典概括，遂被后人反复引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张景贤（1938－）男，山西文水人，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历史教学》编委，主要从事中国先秦、秦汉史研究。 【责任编辑：倪金荣】 参考文献： [1]《伪古文尚书·泰誓》孔颖达疏。 [2]《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孔颖达疏。 [3]《尚书·多方》。 [4]《尚书·康诰》。 [5]《尚书·无逸》。 [6]《史记·卫康叔世家》。 [7]《尚书·汤誓》。 [8]《尚书·微子》。 [9]《吕氏春秋·适威》引《周书》。 [10]《史记·殷本纪》引逸书《汤征》。 [11]《尚书·酒诰》。 [12]《国语·周语上》。 [13]《左传·恒公二年》。 [14]《左传·成公十五年》。 [15]《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16]《左传·昭公十九年》。 [17]《国语·周语下》。 [18]《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19]《左传·文公十三年》。 [20]《左传·昭公三年》。 [21]《国语·周语中》。 [22]《晏子春秋·内篇问下》。 [23]《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24]《后汉书·方术列传》注引。 [25]《新序·杂事第一》。 [26]《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27]《孟子·尽心下》。 [28]《孟子·离娄上》。 [29]《孟子·梁惠王下》。 [30]《管子·霸形》。 [31]《管子·霸言》。 [32]《韩诗外传》卷四、《说苑·建本》。 [33]《管子·君臣上》。 [34]《管子·牧民》。 [35]《管子·小称》。 [36]《管子·九守》。 [37]《战国策·齐四》。 [38]《荀子·王制》。 [39]《梁传·恒公十四年、僖公二十六年》。 [40]《吕氏春秋·贵天》。 [41]《六韬·文韬·文师》。 [42]《新书·大政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