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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已经总结了古希腊陆军的发展，下面我将相应地简要归纳一下古希腊海军的发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最可以信赖的记载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章。在那里，修昔底德简明扼要地追溯了自“荷马”时代（即迈锡尼文明晚期）一直到他生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希腊海军的发展、变化情况。本文就是在他的记载的基础上写成的（可参考该书谢德风译本的4页至14页）。
1．起源 关于古希腊海军的起源，修昔底德说过：“米诺斯是第一个组织海军的人”。米诺斯是传说中的克里特岛国王，著名的“迷宫”神话就是关于他的。我们不能肯定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也不能肯定他的具体生活年代。但，如果我们想从这个神话人物身上发现一些历史真相，那么我们可以把修昔底德的那句话理解为：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是（希腊地域之内）第一个组织海军的文明。 这样的理解是很有道理的。毕竟克里特本身就是一个岛屿。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米诺斯文明不可能在东地中海建立自己的霸权。对米诺斯文明的现代考古发掘也证实，在克诺索斯（Knossos），这个传说中米诺斯的王宫所在地，有大量来自埃及、西亚的商品。这都说明米诺斯文明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否则不能保证大规模国际海上贸易的畅通。 但是，这种武装力量是否就等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海军，还需要分析一下。修昔底德点出了一个问题：“（在当时）不只是希腊人，还有住在沿海一带和岛屿上的异邦人，都把海上劫掠作为共同的事业”。换句话说，所谓的“海上武装力量”，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是海盗。海盗作为一种职业，在后来的历史上一直是为人所不齿、憎恨的。但在最初的时候却不是如此。修昔底德举例说：古时候的人们遇见海上来的陌生人时，经常会问“你们是海盗吗？”，而不觉得是一种冒犯。对方也不觉得被冒犯了。比如在《奥德修纪》三卷73行以下，特洛伊战争后回到派罗斯的老将涅斯托尔，遇见了渡海外出寻找父亲奥德修斯的忒勒马科，是这样打招呼的：“你们是谁，陌生的来人？……/是为了生意出航，还是任意远游，像海盗那样，……”。忒勒马科回答时依然是毕躬毕敬的。这说明海盗在当时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职业。 最早的海军，其实就是海盗。这和我在前面回顾陆军的起源时所归纳的：最早的士兵只是猎户的第二职业、最早的战争只是两个部落之间的械斗，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一切形式的战争，最初都只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直接延伸。航海是人类很早就有的习惯了。只要是居住在海边的民族，自从新石器时代之后都或早或晚地发展出了航海技术。而第一个带着武器出海的人，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打劫别人。当时也没有法律告诉他：“这是犯罪行为”。久而久之，像这样谋生的人越来越多。如此一来，海盗就是所谓“海上武装力量”的起源。 海盗多了起来之后，人们为了自卫，出海时经常会带上武器。这种防卫性的武装，就是后来海军得以建立的基础。前面修昔底德说米诺斯“第一个组织海军”，并不是在说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海盗头子。相反地，他是在强调米诺斯组织海军，有着和以往那些海盗不同的目的。他是要用海军“镇压海盗，以保障他自己的税收”。这就是防卫性的武装力量。 米诺斯的海军和那些海盗的不同之处，除了功能主要是防卫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他的海军是由国家出面来组织的。以前各人自备武装、各自为战的情况，现在变成了全国的海上武装力量由政府来统一指挥、训练、部署。这种“国家性”是海军和海盗最根本的区别。 所以说，真正的、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海军，应该这样来定义：由国家组织的海上武装力量，其目的是保障国家安全。虽然都是“海上武装力量”，海军和海盗的根本差异就是：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是为了国家利益还是为了个人利益。只有打上了国家的印记，真正的海军才算诞生了。 （然而，即使打上了国家的印记，海军和海盗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很模糊的。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一直到古希腊文明有了长足发展的年代，当时的海军和海盗其实仍然没有本质的差别。就比如米诺斯手上的这支海上武装，当他们在“镇压海盗、保障税收”时，是海军；当他们去攻打别人的岛屿、城市，劫掠别人的财物时，其实还是在干海盗的老本行——当然，在国家的层次上，后一种情况可以被视为“海上进攻战”，是一种战争，是国家行为。但是如果海盗们也成立了国家，那又该怎么区分海军和海盗呢？他们的行为现在也是国家行为哦！古罗马共和国晚期“前三头”之一的庞培，曾经在地中海各地征剿海盗。这些海盗其实就是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管理的。他们也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这个时候，还把他们称为“海盗”，似乎就不太合适了。 这其实可以和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现象联系起来。比如匈奴人进攻汉朝，汉朝总视之为“入寇”，是一种强盗行径。但匈奴人自己则认为这是正大光明的战争，他们就是这样打仗的。再比如，在宋朝政府看来，水泊梁山上的那些人肯定都是“草寇”、“江洋大盗”。但宋江他们肯定不怎么认为。说到底，入寇也好，劫掠也好，战争也好，实质上都是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武装冲突。从道德上说，大规模的战争和小规模的抢劫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从军事上说，名将的兵法和大盗的狡猾也只是智慧程度上有高有低。之所以庞培可以说自己是在征剿“海盗”，宋朝可以说自己是在讨伐“乱贼”，只是因为他们是强势的一方，是掌握话语权的一方。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所以就把对方称为“盗”、“寇”、“贼”，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而一旦这些“盗”、“寇”、“贼”推翻了他们的政权，历史记载的口气马上就变了。历史上这样的这样的例子已经太多，我就不枚举了。理解了这一点，我想对于理解海盗和海军之间的关系，是有帮助的。）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最早的古希腊海军是怎样的。 和修昔底德一样，我们需要回溯到《荷马史诗》，即回溯到继米诺斯文明之后兴起的迈锡尼文明。史诗中直接描写迈锡尼时期的海军、战船的段落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伊里昂纪》二卷那一大段介绍希腊联合舰队的“船名表”里。这里把几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引用如下： 希腊联军里的波奥提亚人“带来五十条海船，每船/载坐着一百二十名波奥提亚人的儿男”（《伊》二卷509、510行）。有七条船由“菲洛克忒忒斯率领，每船乘坐五十名/划桨的兵丁，战阵中出色的弓手”（《伊》二卷719、720行）。 按修昔底德的理解，这两段诗说明当时的船有大有小。最大的船能载120人，最小的船能载50人。而且他注意到希腊联军的总人数是10万零2000，而船只总数是1200，所以平均下来每条船能载85人。这个数字并不算很大。 有一点值得注意，荷马在这里所说的“船”，原文是“naus”。这个词在后来的古希腊人那里用来泛指所有的船舶，包括民用的普通船舶以及各种战船。而在当时，naus船可能是有特定的形制的。另外，这个“naus”就是英文中“nautical/航海的”（比如“nautical mile/海里、浬”，约合1852米）的词源。 对这种naus船，荷马经常用的一个修饰词是“乌黑的”（比如《伊》二卷710行）。现在一般认为这是指船体外侧涂有一层黑色的沥青，目的是为了防止水从船体木板的间隙中渗进来。这说明当时的造船技术还比较落后。 另外，像桅杆、船帆、绳索这样的航海用具，在当时的船上还比较简单，甚至可以随时拆卸下来。比如前面引用的忒勒马科去访问涅斯托尔的故事里，忒勒马科一行人上岸之后就“取下风帆……卷拢收藏”（《奥》三卷10、11行）。泊船之后把帆卸掉，可能是担心会有风暴来袭。张着帆的船在风暴中会被吹得无影无踪的。一旦要出发，当时的人会“首先，他们拽起木船，拖下幽黑的大海，/在乌黑的船身上竖起桅杆，挂上风帆，/将船桨放入皮制的圈环，/一切整配得清清楚楚，升起雪白的帆面……”（《奥》四卷779至783行）。 Naus船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可以参考《奥德修纪》五卷237行至259行。这是一个著名的段落，描写的是奥德修斯造船的过程。这里引用如下：“……梢树、杨树和冲指天穹的杉树，/早已风燥枯干，适可制作轻捷漂浮的筏船。/……/奥德修斯动手伐木，很快完成了此项工作。/他一共砍倒二十棵大树，用铜斧剔打干净，/劈出平面，以娴熟的工艺，按着溜直的粉线放排。/其时，丰美的女神卡鲁普索折返回来，带给他一把钻子，/后者用它钻出洞孔，在每根树料上面，/用木钉和拴子把它们连固起来。/像一位精熟木工的巧匠，制作底面/宽阔的货船，奥德修斯手制的/航具，大体也有此般敞宽。接着，/他搬起树段，铺出舱板，插入紧密排连的/边柱，不停地工作，用长长的木椽完成船身的制建。/然后，他做出桅杆和配套的桁端，/以及一根舵桨，操掌行船的航向，/沿着整个船面，栏起柳树的枝条，/抵挡海浪的冲袭，铺开大量的枝干。/其时，卡鲁普索，丰美的女神，送来大片的布料，/制作船的风帆。奥德修斯动作熟练地整治，/安上缆绳、帆索和升降索，在木船的舱面。/最后，他在船底垫上滚木，把它拖下闪光的大海。”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重要的特点：1、当时的船是平底船，如果是尖底船的话，造船应该从安放龙骨开始，而这里没有这一工序；2、当时的船没有甲板。 平底船和尖底船在航海的效率上有很大不同。尖底船在水线下的船体，可以被看成是一条纵向的刀刃，这种船其实是在海面上“切”着走的。而平底船，相比之下，更像是在海面上“漂”着走。所以这两种船体在行驶的稳定性、行驶速度上都有本质的差别。 Naus没有龙骨，我们可以从荷马对希腊联军营寨的描写里找到佐证。因为他说希腊人的船可以被拖到海滩上。希腊联军在特洛伊城外海滩上的营寨，就是围绕着海滩上的船而建造的，目的就为了保护这些船（比如《伊》十三卷167行）。船可以被拖到岸上，这说明当时的船的体积还不是很大，重量也不是很重，而且肯定是平底船。如果是尖底船的话，拖到海滩上之后就只能侧放着。久而久之（特洛伊战争毕竟打了10年），船自身的重量就把船体压垮了。只有平底船才可能长期地放置到岸上。 Naus没有甲板，我们可以从一些考古发现里找到佐证。比如在爱琴海南部的锡拉（Thera）岛出土的一幅壁画（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桨手和乘坐者被画在同一高度上，这说明当时的船确实没有甲板，他们都是直接坐在船体内侧的。而且船吃水很浅，明显是平底船。
对于当时希腊人的战船大致是什么样子的，以上就是我们能从《荷马史诗》中推断出来的内容了。 至于当时海战的战斗方式，虽然两部《荷马史诗》里描写战争的场面很多，但海战却一次也没有出现，即使是以海上的经历为主要内容的《奥德修纪》也是如此。似乎当时的海军的主要功能只是运输。但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推断出当时海战的情形。比如前面引用的《伊》二卷720行，提到船上的桨手同时也是弓手。再加上当时的船没有甲板。这就暗示我们当时的海战主要是双方互相射箭。士兵们平时负责划桨，战斗时就用弓箭来杀伤对方船上的人员。正是因为当时的桨手/弓手们是暴露在船舱之外的，所以才易于被弓箭伤害。 由于naus船的速度慢，而当时的导航技术很落后，所以这时的海军一般只会沿着海岸行进，或者是在比较密集的群岛中行进。目的是保持视线之内始终有可以辨认的陆地，这样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这从奥德修斯的旅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宽阔的、没有岛屿的、无法辨认方位的海面，比如“赫拉克勒斯之柱”外面的大西洋，当时的人们是不敢去航行的。而希腊所在的爱琴海上，有着星罗棋布的小岛屿。这是希腊人在技术还很落后的情况下，航海活动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2．发展 自从希腊人从“黑暗时代”走出来之后，航海技术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种全新的船出现了，这就是我们以前的札记中经常提到的“五十桨船”。
五十桨船的长度是35米左右，因为这是当时所能加工的木材的极限长度，超过40米的木材一是难以找到，二是不能保证加工后木材笔直。 五十桨船最早出现的时间，某些学者认为是在“荷马时代”。因为有人从《奥德修纪》的叙述推断奥德修斯的船似乎就是载50人左右的。不过这种证据还是太单薄了。现在一般认为五十桨船最早出现在希腊“第二次大移民”时代，即前8世纪。最早使用五十桨船的可能是《历史》第一卷中出现过的弗凯亚人。他们是当时最著名的航海者之一。著名的马塞利亚（Massalia，即今天法国南部的马赛）就是他们建立的殖民地。 仔细地看五十桨船，可以发现它已经有了龙骨，不过船体基本上还是平底的。船艏出现了一个尖突，就像鲨鱼的嘴，主要起“切割”水面的作用。这时的桅杆、索具等已是船体的组成部分，已不能随便卸下。前面引用的模型图片中还可以看到五十桨船上装备了甲板，即桨手现在是在甲板下面的船舱里划桨的。桨手和负责控制船帆的水手现在不在同一个高度上了。圆船naus所没有的龙骨和甲板，长船penteconter都有了。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五十桨船都装备了甲板。古希腊人管那些没有装甲板的叫做“afrakta/开舱船”，有甲板的叫做“katafrakta/闭舱船”。开舱船主要用来运送货物——因为它有更大的载物空间。闭舱船主要用来海战，因为它能为桨手提供更好的保护。 这时的海战，依然是双方互相射箭为主。由于这时的桨手，特别是闭舱船的桨手，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张弓，所以这时的桨手不再兼任弓手，只负责划桨。战斗的任务则交给了在甲板上专门负责射箭的士兵。这些士兵平时是负责操控船帆、索具的水手，一旦进行海战就把船帆放下，开始射箭。由于对方可能也是“闭舱船”，所以这时的主要攻击的目标不是对方的桨手，而是对方的弓手。只要把对方甲板上的弓手消灭掉，对方就失去了武装和战斗力，只能投降或者逃走。 战斗时船的动力不靠船帆，完全靠桨。这主要是因为战斗时随时要准备变换行驶的方向、速度和节奏，这时还依靠帆就不可行了，不如靠桨手划桨来得更为可靠。 综合起来看，五十桨船相比以前的naus，主要优势是：1、它有龙骨，更类似于尖底船，可以通过“切割”水面带来更好的稳定性和速度。船体也更细长，更符合流体力学的要求。2、如果装备了甲板，成为闭舱船，那么桨手可以得到比以前更好的保护。3、专门负责划桨的桨手可以提供更稳定的动力。 和五十桨船类似的还有“三十桨船”（triakonteros/triaconter，源自“triakonta/三十”）。这种船的特点和五十桨船差不多，只是要小一号，桨手只有30位而已。 比五十桨船更进一步的是“二列桨舰”——希腊文作“dieres”（“di”源自希腊文“dύο/二”，“dieres”即“装了两排”），英文作“bireme”（原为拉丁文，“bi”在拉丁文中有“二”的意思，“reme”源自拉丁文的“rēmus/桨”）。
二列桨舰的具体出现时间不可确考，但估计比五十桨船晚不了太多，可能是在前8世纪中叶。不过还没等二列桨舰站稳脚跟，一种更新的船型就出现了，并最终就取代了五十桨船和二列桨舰，成为古希腊海军的主力舰种。 这就是沿着二列桨舰的思路进一步发展而出现的“三列桨舰”。
如果把船身加长，不就可以容纳下更多的桨了吗？但是不要忘了当时所能加工的木材，长度最多不能超过40米，所以船身不能超过40米长。而且太长的船，转弯的时候也不方便——开奇瑞QQ的司机和开加长凯迪拉克的司机，对于转弯肯定有不一样的概念。 三列桨舰的三排桨手是怎样布置的，自从中世纪以后西方人就一直在猜测。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稳心”问题。后来的西方人从自己的航海实践出发，认为三排桨手仍然太多了。如果垂直地布置三排桨手，甲板到龙骨至少需要5－6米高，这样仍然是不稳定的。这个问题一直到1940年代才告解决。对雅典附近的古代港口的考古发掘，最终告诉我们古希腊人是如何在4米的空间内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三排桨手都有各自的名称：最下面一排称为“thalamites/底桨手”（源自他们坐在“thalamos/底座”上）、中间一排称为“zygites/梁桨手”（源自他们坐在“zygos/舱梁”上）、最上面一排称为“thranites/外桨手”（源自他们坐在“thranos/外架”上）。一般来说，一艘三列桨舰每舷有27位底桨手、27位梁桨手、31位外桨手，两舷总共是170位桨手。 仔细看上面的桨手配置情况示意图，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最上面的外桨手，他们是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的。所以，在行进时，外桨手还担负有协调下面两名桨手动作一致的责任。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六卷2章（中译本445页）说雅典人在出征叙拉古时，舰队中的外桨手会得到“额外的报酬”。 三列桨舰有这么多桨手，能提供的动力当然是五十桨船、二列桨舰不能比的了。三列桨舰的速度一般比五十桨船要快大约30％。对一组训练有素的桨手来说，以10节（1节＝每小时1海里，即1.85公里/小时）的速度持续巡航6－8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在需要短途冲刺的时候（比如海战中），他们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14节。另外，在长距离行驶时，为了保证桨手的体力，一般会让三排桨手轮换着休息，即轮换着让两排划桨，另一排休息。 关于三列桨舰的速度，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三卷3章（中译本215页）提到这样一件事：雅典把列斯堡岛上的米提林城的暴动镇压下去之后（427 BC），在野心家克莱翁的鼓动下，雅典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残酷决议：将米提林城的全体人民处死，并当即派了一条三列桨舰去传达这个可怕的命令。第二天，雅典人发觉昨天的决议太过血腥，于是通过了第二项决议，内容就是取消昨天的命令，并派了另一条三列桨舰把这个决议火速传达到米提林。当时在雅典的米提林代表团为了让第二条船尽快追上第一条，许诺给桨手们一大笔钱，并在给桨手们吃的大麦饼里面混上酒，以提高他们划船的速度。而且到了夜里也不像往常那样停船休息，而是轮流着让两排划桨，另一排睡觉。“幸而没有逆风”，结果第二条船用一天一夜的时间，走完了这段将近350公里（约合184海里）的路程，把决议及时传达到了。这条船在24小时内的平均速度大约有7.5节。要知道，今天的渡轮走完这段路程也需要大约16小时。 由于速度比较快，再加上当时的水手们已经知道可以通过辨认星座的位置确定自己所在的方位，三列桨舰时代的希腊海军已经可以在视线之内没有陆地目标的情况下，在宽阔的海面上进行远距离的航海了。 按修昔底德的说法，三列桨舰最早是由科林斯人阿美诺克利（Ameinocles）发明的，时间大约是在前8世纪末。不过我们大致可以认定，至少在前6世纪中叶之前，三列桨舰并没有得到广泛地应用。因为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有关三列桨舰的瓶画、诗歌、壁画等等，没有早于前6世纪的。让三列桨舰得到普及的关键人物，就是在《历史》第三卷中多次出现萨摩斯僭主波吕克拉底，他生活的年代就是前6世纪中叶。
另外，据普鲁塔克的《平行列传·伯力克利传》26节说：在波吕克拉底的时代，萨摩斯人造出了一种叫“萨迈那/Samaina”的船身较宽、速度较快的战船。这个“萨迈那”可能就是三列桨舰最初的名称。因为外桨手坐的外架，是原来的五十桨船、二列桨舰所没有的，所以才会有“船身较宽”的说法。而“速度较快”，更可以理解为是源于多加了一排桨手。 正是这个波吕克拉底，他的海军就是“不管是什么人，一视同仁地加以劫掠”（三39）。按今天的说法，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盗头目；他所谓的“海军”是一群明目张胆的海盗。但在当时，海盗这种职业并不犯法。而且波吕克拉底治下的萨摩斯人是有自己的政府哟！ 在《平行列传·伯力克利传》26节和《历史》三59，都记载说最先在萨摩斯流行开的三列桨舰，有一个主要的特点：船艏像猪头一样。观察前面三列桨舰的图片，我们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联想。而这种“猪头”，其实是和三列桨舰的战术有关的。 在三列桨舰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即前6世纪下半叶，当时的海军战术仍然沿用了五十桨船“用弓箭射击对方的弓手”的战术。前面谈到波吕克拉底的海军时，希罗多德把五十桨船的数目和弓手的数目一起说，就是这个原因。实际上，修昔底德说在薛西斯入侵希腊之前，希腊各城邦的海军仍然“主要地是由一些五十桨船组织而成的”。三列桨舰由于建造难度大，造价高，所以虽然各地的海军都在造，但数量还不多。 直到雅典的著名海军将领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524?－460? BC）的出现，这一情况才得到改善（此人将是第八卷的主角）。雅典于前6世纪末在城市西南郊发现了著名的拉里昂银矿。当时的雅典公民大会原来打算把银矿的收益平均分给所有公民，每人10德拉克玛。但地米斯托克利说服他们把钱用在装备海军上。正是由于雅典现在有了雄厚的财力，才得以建造起一支200艘三列桨舰的海军[2]。这在当时的希腊诸城邦里，绝对是“无敌舰队”级别的海上力量了。自从雅典建立了这样的舰队，其它城邦才纷纷下血本跟上这一轮军备竞赛。和以前的naus船一样，五十桨船从此让出了海军主力的位子，成为辅助船只。在薛西斯入侵的年代，希罗多德在七184计算波斯军总兵力时，认为每条五十桨船上有80人，那么除了50位桨手之外的30人，就主要是水手和弓手。再到后来，五十桨船逐渐变成纯粹的民用船，特别是商船和运输船。 在前5世纪，地中海最强大的海军是：希腊的雅典人、科林斯人、西西里的叙拉古人、北非的迦太基人。他们都是以三列桨舰为主力的海上霸主。 雅典人不光是改变了海军的舰种组成，他们还改变了海战的战术。在海军由五十桨船主导的时代，由于双方主要是靠弓箭来交战的，所以双方一般会在相隔30－50米左右的距离上并行行驶，让本方甲板上的弓手在侧舷向对方射箭。
这种“顶”战术要求船既有速度，也能灵活操纵、快速变换行驶方向，以求在海战中随时寻找战机。这就是当时海战的诀窍。事实上，一组训练有素的船员，能够让一艘三列桨舰在1分钟之内完成180°的转弯，且转弯半径不超过1.5个船长。
由于“顶”在这时是三列桨舰的主要攻击武器，所以船上的弓手自然也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一般的三列桨舰上有200人。除了170位桨手之外，弓手大约只有10名，还有10名投枪手，负责在近距离上杀伤对方甲板上的士兵。剩下的10人是负责操控船帆、索具的水手（作战时船帆依旧会被放下）。船上的军官大约是这样几位：船长（trierarchos），此人通常是出资建造此船的一位富裕公民，他一般没有什么航海经验，所以只是偶尔会在船上出现。舵手（kybernetes），负责操作舵桨或者侧桨，来控制行驶方向[3]。他通常是经验丰富的水手，即使船长在场，他也是全船的实际最高指挥官。计时员（keleustes），负责指挥桨手以一致的频率划桨。 从地米斯托克利建议用银矿收益建造海军，到“顶”的普及，再到新战术的产生，大致就在493－480 BC这十几年之间，就在薛西斯入侵的前夜。这种海战方式的革命，毫不夸张地说，“拯救”了希腊。
不过，想把一条三列桨舰整体拖到岸上，则需要有专门的设施。毕竟船身中间是尖底的，直接在地面上拖船会把龙骨刮坏。古希腊人专门为在陆地上拖船而建造了“滑道”（希腊文作“diolkos”），其实就是相距1.5米的两道石沟。一种专门设计的小滑车在石沟上运行，类似于今天的铁路上的平板车。拖船时将船架在小滑车之上，然后用马或者奴隶来拉动小滑车，这样就能保护龙骨了。
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三列桨舰有“萨拉明尼亚号/Salaminia”和“巴拉洛斯号/Paralus”[5]。它们都是雅典船，由雅典城邦出资建造并维护。在船上服役的全部是雅典公民（其它的三列桨舰，特别是桨手可能由外地人甚至奴隶组成）。这两艘船被制造得特别轻便，所以行驶速度特别快。它们主要执行雅典官方的任务，其中“巴拉洛斯号”以运送外交使节为主，“萨拉明尼亚号”以运送政府官员为主[6]。战时，它们有时负责侦查，有时负责通讯，有时也投入实际的战斗。它们在雅典被称为“圣船”，能在“圣船”上服役被雅典人视为一种光荣。 （能和“萨拉明尼亚号”和“巴拉洛斯号”一起被称为“圣船”的还有“提利亚号/Delias”。这条船不是三列桨舰，而是一条老式的三十桨船。据说神话英雄忒修斯当年就是乘坐它，去克里特岛破解了米诺斯“迷宫”，解救了雅典的童男童女。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后，之所以没有马上执行，就因为这条船当时正在参加每年一次的去提洛岛的献祭。而在“提利亚号”返回雅典之前，城内不得处死犯人。这条古老的三十桨船，只要上面有一块木板朽坏，就用一块新木板去替代，所以一直保持着航海能力。这个现象引发雅典的哲学家们争论一个问题：这条船还是原来那条船吗？有人回答“是”，因为它一直叫“提利亚号”；有人回答“否”，因为上面的木板已经都被替换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帮助古希腊哲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最后提一下古希腊海军的发展对于当时希腊社会的影响。
那么海军是如何影响古希腊社会的？我们可以从海军的主力——三列桨舰入手。1条三列桨舰标准载员是200人，当雅典人组建一支200条三列桨舰的舰队时，整个海军实际上就需要4万人，还不包括后备的补充兵员。而三列桨舰战术的诀窍在于既保持一定的速度，又能灵活的操纵。这需要全体船员密切的配合，还需要很好的体力，特别是那些桨手们。在狭窄的船舱里长年累月地重复单调的划桨动作，对于身心两方面都是很大的考验。所以这4万人并不是随便从街上拉来的4万人，而是经过专门的训练、有着良好的身体素质、能吃苦耐劳的4万人。当时的雅典，包括郊区，包括妇女、儿童、奴隶，总共的人口估计也就在10万－20万左右。所以雅典海军的这4万人实际上包括了雅典城里所有符合条件的成年男子，以及外邦来的侨民[7]。 另外，由于整个雅典海军中，桨手们是工作环境最差的、最辛苦的、最危险的（不要忘记当时海战的主要进攻方式是撞破对方的船身），所以去划桨的肯定都是城里的贫民。比较有钱的人谁愿意去当桨手呢？宁可在甲板上去射箭或者投枪。而桨手，其实是三列桨舰的动力，是海战能否取胜的关键。无论船上有多么好的弓手、投枪手、舵手，只要桨手不努力，一切都是白搭。所以桨手这个海军中最低贱的兵种，反而是最重要的兵种。 这就显出海军和陆军的不同了。当时希腊陆军的核心是重装步兵，而重装步兵都是来自中产阶级。相比之下，海军的核心是桨手，而桨手都是来自贫民阶级。考虑到雅典海军的庞大，一旦海军全部出动，那么几乎全部雅典贫民阶级都在船上划桨。所以，一旦雅典大力发展自己的海军，一旦海军在雅典的军事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贫民阶级必然要求在政治上得到更多的回报。一如当年重装步兵成为陆军的主力之后，中产阶级要求从旧贵族那里获得更多的权利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雅典人之所以从梭伦、克莱斯提尼开始，逐步把公民权从重装步兵扩展到轻装步兵，并不是因为轻装步兵在陆战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是因为轻装步兵背后的这个阶级——贫民阶级在海战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斯巴达人之所以仅仅把公民权给予重装步兵，就是因为他们不发展海军，只发展陆军。 这里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如果我们注意雅典的政治史，会发现：凡是在军事上倚重海军的政治家，全部是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地米斯托克利、伯力克利；凡是在军事上倚重陆军的政治家，全部是寡头派的代表人物，比如米泰亚德、阿理斯提德（将在《历史》第八、九卷中出场）、客蒙。这其实就是海军、陆军的组成、战术对社会产生的不同影响的反映。 有一点要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寡头派，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寡头派（如第三卷的那场虚拟辩论里的美伽巴佐斯）。他们不认为应该由贵族来主宰城邦政治，而是认为应该由中产阶级来主导。这里的民主派，也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民主派（如那场虚拟辩论里的欧塔涅斯）。他们强调的不是让全体人民都来参与政治，而是主张贫民有更多的权利。对于前5世纪雅典政坛上的这两个党派，正确的叫法其实应该是“中产阶级派”、“贫民派”。为了清楚地表示出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的对立，我在下面采用“新寡头派”、“新民主派”的叫法。 可以说，自从主张大力发展海军的地米斯托克利之后，雅典的“新民主派”其实已经和梭伦、克莱斯提尼时期的民主派有了一定的区别。在前面的回顾雅典的政治发展时，我提到梭伦的改革，是以财产多少来划分公民等级的，财产多的公民享有更大的政治权利。可以说，梭伦虽然扩大了公民权的范围，但公民之间并不是“平等”的。最低的“佣工级”虽然有法庭这样的机制来制衡其它三个等级，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制衡只是一种弥补手段，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四等级之间的“不平等”。而克莱斯提尼在6世纪末的进一步改革，并没有触动这个“按财产多少来分配政治权利”的等级制度，而是采用改变“选区”的办法，加强各等级之间的了解和沟通，希望他们能团结到一起，而不是再次陷入党争。 但是在雅典海军大发展之后，贫民阶级，即“佣工级”由于在海军中担负了最主要的责任，当然越来越不满于政治上的“不平等”了。回顾“新民主派”为雅典贫民阶级争取权利的过程，其实就是回顾从克莱斯提尼到伯力克利的雅典政治演变[8]。 以下的叙述主要依据了亚理士多德《雅典政制》22－28节，以及普鲁塔克《平行列传》中的相关传记。 克莱斯提尼的改革大约是在506－505 BC进行的。雅典人第一次按他划分的新“部落/选区”选举新的“500人议政会”和“十将军”，是在501 BC。这个时候，应该说雅典的党争还不太激烈。493 BC，地米斯托克利主张大力发展海军[9]，贫民阶级的重要性开始浮现。“新寡头派”和“新民主派”从此在雅典政坛上开始了长期的斗争。3年后，雅典打赢了马拉松战役。领导这场战役的是曾在切尔松内索当过僭主的米泰亚德（Miltiades，550?－489 BC），考虑到他的这个背景，以及马拉松战役是雅典陆军的胜利，是重装步兵的胜利。所以马拉松战役可以认为是“新寡头派”的胜利。对此“新民主派”当然是不高兴的。战后不久“新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克桑提波斯（Xanthippus，530?－470? BC，伯力克利的父亲）就控告了米泰亚德，并致使米泰亚德最后死在狱中。这位“新民主派”的克桑提波斯，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就是一位海军将领。后来在479 BC的密卡列海战（见于《历史》第九卷）中率领雅典舰队的，就是此人。 马拉松战役虽然是雅典陆军的胜利，但雅典海军却越来越得到重视。马拉松战役后在雅典城外出现的波斯海军，一定让雅典人心有余悸。所以“新寡头派”在米泰亚德死后经过了一个低潮时期。而“新民主派”得势的证据之一，就是“新民主派”的首领地米斯托克利，在483 BC利用“陶片放逐法”放逐了在米泰亚德之后领导“新寡头派”的阿里斯提德。 “陶片放逐法/ostrakismos”值得多说几句。这是克莱斯提尼在505 BC的改革中创立的一项很有意思的规定：全体公民可以在每年一次的投票中，用在陶片上写名字的方法，选出他们认为可能威胁到城邦稳定的人。得票最多的人将被放逐，为期10年。如果总票数少于6000，则本次投票无效[10]。雅典第一次实行“陶片放逐法”，是在488 BC。本来，克莱斯提尼的想法是让任何有可能成为新僭主的人，在羽翼尚未丰满时就被人民以投票的方式放逐，这样就能避免僭主制度的复辟。但是这种做法很快就沦落为党争的工具。到后来简直是只要谁的名气大，谁就可能被放逐。而政党的领导人，不管是“新寡头派”还是“新民主派”，在当时肯定都是名人，所以他们都有被放逐的危险。我们在后面将看到这两个党的领袖都遭到过放逐的命运。 “新寡头派”的阿里斯提德（Aristides，530?－468? BC）在483 BC被放逐，本来应该到473 BC才能回城。但是薛西斯的入侵让“新民主派”很紧张，担心在外面的阿里斯提德会投敌。所以在480 BC，雅典官方宣布召回所有被放逐的人。在这一点上，“新民主派”确实是错看了阿里斯提德。此人非但不会投敌，而且在希腊最危急的时刻，他还帮助了自己的政敌地米斯托克利。所以后来雅典人给阿里斯提德起了一个外号“正义”（Aristides the Just），一点也不过分。 阿里斯提德是“新寡头派”，依前面的分析，他应该是陆军将领。一点不错。在479 BC的普拉提亚陆战（见于《历史》第九卷）中率领雅典陆军的，就是此人。也是他利用自己在希腊同盟军中的影响力，迫使斯巴达退出了反抗波斯的“科林斯同盟”，使雅典得以担负起领导希腊的责任。他是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的实际建立者，虽然他不是海军将领。 有一点值得注意。普鲁塔克提到：这个“新寡头派”的阿里斯提德，是雅典民主制度的实际建立者克莱斯提尼的好友[11]。乍看上去很让人不解，因为他们似乎在政治上属于对立的党派，怎么会是好友呢？其实这很自然，因为他们都是陆军将领。而克莱斯提尼和地米斯托克利之间却有区别，他们的区别就是陆军和海军的区别：一个看重中产阶级，一个看重底层贫民。就这个意义上说，比起“新民主派”的地米斯托克利、克桑提波斯，阿里斯提德更像是克莱斯提尼的继承者（不要忘记“新寡头派”＝“中产阶级派”）。如果我们考察克莱斯提尼所属的“阿克门尼德族[12]”，那么这种联系将十分明显。当年成立“海岸党”的美伽克勒斯就是克莱斯提尼的父亲，而“海岸党”就是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阿克门尼德族的后代中，最能体现这种联系的是柏拉图。他对“新民主派”是有不少微词的。 薛西斯入侵被击退之后，“新寡头派”恢复了不少元气。一是因为普拉提亚陆战的胜利。二是因为当薛西斯侵入雅典时，雅典全城疏散，人民都搬到附近的地方去了，
但是，雅典现在已经领导了“提洛同盟”，而这个同盟的维系完全依赖于一支强大的海军。所以“新民主派”的卷土重来只是迟早的事。雅典的两党之争在经历了“米泰亚德 vs 克桑提波斯”、“阿里斯提德 vs 地米斯托克利”这两个阶段之后，迎来了“客蒙 vs 埃菲亚特斯”的阶段。 客蒙（Cimon，510?－450? BC）是马拉松的英雄米泰亚德的儿子。他是一位陆军将领，不过也精通海军事务。虽然希波战争后期几次希腊人反攻的海战几乎都是他指挥的，但从根本上说他仍然是位陆军将领。因为他崇拜斯巴达的政体，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他总是把斯巴达人抬高到雅典人之上”。468 BC，斯巴达人统治下的“黑劳士”奴隶举行起义，斯巴达人开始大规模镇压，这就是前后打了10年的“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14]。这场战争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是由于464 BC斯巴达发生大地震，全城只有5间房子完好无损，斯巴达青壮年损失惨重。而客蒙就在这个时候率领了4000雅典重装步兵去帮助斯巴达人。 客蒙这一走，雅典“新寡头派”所依靠的中产阶级力量，可以说一下子削弱了不少。“新民主派”自然会趁这个“新寡头派”的首领及其部分支持者不在城内的机会展开进攻。“新民主派”的首领埃菲亚特斯（Ephialtes，?－461 BC，不是温泉关的那个同名的叛徒）认为要解决“新寡头派”，首先要解除那个富有的“战神山议事会/雅典元老院”的政治权力，以防他们再次用手中的财富“收买人心”。于是他向公民大会建议：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监督执政官的权力，只让它保有审判杀人案件和官员贪污案件的权力。这实际上是把“战神山议事会”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司法机构，把它排除到了雅典政治体制之外。在雅典陆军主力不在城内的情况下，这个决议被通过了。“新民主派”初战得胜。 “新民主派”的第二个胜利来得也很快。462 BC，客蒙再次率军去帮助斯巴达人平定“黑劳士”起义，结果却被斯巴达人劝了回来。雅典人认为自己受到了轻视，所以“新民主派”乘机鼓动人民在461 BC的投票中用“陶片”放逐了客蒙。不过，当斯巴达人于458 BC结束了“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雅典人担心斯巴达人这时会腾出手来进攻雅典，帮助客蒙恢复名誉，于是主动地在457 BC召回了客蒙，以缓和与斯巴达的关系。而埃菲亚特斯，则在客蒙刚刚被放逐之后就被“新寡头派”找来的刺客暗杀了。 接替埃菲亚特斯领导“新民主派”的就是伯力克利（Pericles，495?－429 BC）。他和雅典海军之间的联系非常明显。伯力克利比较著名的几次军事行动，比如率领100艘三列桨舰环绕伯罗奔尼撒（453 BC）、远征切尔松内索（447 BC）、远征黑海（436 BC），都是以海军为主的。后来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也主张依靠海军来作战[15]。至于“新寡头派”，自从450 BC客蒙逝世之后，就再也没有可以和伯力克利抗衡的人物了。从445 BC到430 BC，伯力克利连选连任“将军”之职长达15年。 依靠了海军的伯力克利为贫民争取了很多权利。在他的建议下，城邦开始为法庭陪审员发放津贴（445 BC）。因为那些整日忙着糊口的贫民，如果因为参加法庭审判（其实就是参与城邦管理）就不得不放弃一天的工作，还有谁会来呢？城邦提供陪审员津贴，其实是在鼓励底层贫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为他们全力投身政治去除后顾之忧。他还为贫民们争取到了类似的看戏津贴，鼓励他们参与文化活动。也正是由于现在城邦要为公民的社会活动买单，所以他提出了限制雅典公民权的做法——“父母皆为雅典人者，始可为雅典人”（445 BC）。顾准在他的《希腊城邦制度》六章4节中感叹伯力克利此举“未能免于狭隘”。其实这恰恰说明伯力克利提高了公民权，特别是普通贫民的实际权利。如果不是当时有很多外邦侨民想在这种“政府买单”的政策中渔利，伯力克利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限制。雅典毕竟不是美国，不可能对移民有那么大的宽容。即使是美国，今天不也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么？ 也正是在伯力克利的建议下，456 BC，原来只限于“500斗级”、“骑士级”才能当选的执政官一职，现在也对“双牛级”开放了。“双牛级”其实就是重装步兵对应的中产阶级。伯力克利用这种方法来向重装步兵示好，以缓和海军与陆军的关系，把他们团结到一起。 事实上，伯力克利之所以能够创造雅典历史、甚至是古希腊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始终注意协调陆军和海军的关系，协调中产阶级和贫民的关系。虽然他是“新民主派”，但对于“新寡头派”并没有采取斩尽杀绝的激烈做法。他虽然和客蒙是政敌，但也在客蒙被法庭起诉时（463 BC）放过了客蒙[16]。修昔底德也记载说他和当时的斯巴达王阿基达马斯私交甚厚[17]。这种态度和他的身世有关。伯力克利的父亲是克桑提波斯，是“新民主派”的领导人，是海军将领，政治上倾向贫民；而他的母亲是克莱斯提尼的侄女，是阿克门尼德家族的一员。这个家族和陆军、和中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伯力克利始终希望中产阶级/贫民阶级、陆军/海军、“新寡头派”/“新民主派”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合作而非对抗的关系。而伯力克利之后的“新民主派”首领，比如鼓动杀死全体米提林人的克莱翁，就不再有他那样的胸襟了。后期的“新民主派”已经走向极端，陆军和海军的矛盾愈演愈烈。这是为什么411 BC会发生由重装步兵主导的雅典“400人”政变，建立寡头政府；而与此同时，驻守在萨摩斯的雅典海军会反对“400人”政变的原因[18]。 伯力克利之后的“新民主派”，已经变成了“极端民主派”。他们主张一切通过公民大会的投票，九执政官、十将军都是公民大会的下属。而贫民阶级在雅典人口中肯定地占据大多数，论票数其它阶级不可能超过贫民阶级。所以“极端民主派”实际上是把贫民阶级的意志强加在其它阶级之上。这已经失去了“民主”的本意，实质就是“多数的暴政”。梭伦的初衷：“我给了一般人民以恰好足够的权力，/也不使他们失掉尊严，也不给他们太多；/即使那些既有势力而豪富的人们，/我也设法不使他们受到损害。/我手持一面有力的盾牌，站在两个阶级的前面，/不许他们任何一方不公平地占着优势”[19]，这时已经完全被抛弃了。雅典的民主制度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这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另外，原来伯力克利提出的“陪审员津贴”只是一种补偿，到后来在“极端民主派”的鼓动下，津贴标准被一再提高。结果是贫民中出现了很多不从事生产，每日以参加法庭、参加公民大会谋生的人。这种现象在阿理斯多芬的喜剧《蜂》中有着淋漓尽致的展现。这些人在法庭或者公民大会里，没有什么标准、政见可言，往往是凭着一时好恶来决定是非曲直。而他们脱离生产、完全依赖城邦的津贴生活，也造成了雅典经济情况的紧张。 更为重要的，在管理国家这类问题上，贫民阶级必然地缺乏经验，再加上法庭、公民大会中充斥着没有主见的贫民，这就给一些巧舌如簧的野心家们提供了机会，比如克莱翁，比如亚西比亚德。在这些野心家的鼓动和操纵下，雅典的贫民阶级越来越缺乏远见，只是凭着一时冲动来决定国家大事，比如上面提到的米提林事件，比如修昔底德被放逐（423 BC，原因是安菲波利被斯巴达军攻陷，而此事与修昔底德无关），比如在阿吉纽西（Arginusae）海战中获胜的十将军却被审判（406 BC，控告他们没有及时埋葬海战的战死者，而当时风浪太大，无法及时埋葬。审判的结果是十将军中有六人被处死）。 贫民阶级本身的素质不高，也导致他们对当时的学术界抱有怀疑、抵制的态度。他们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造成了很多让后世人扼腕的悲剧。比如阿那克萨哥拉被审判（约430 BC，因为这位哲学家宣称“太阳是一块燃烧的石头”，从而被控告“不信神”。他最后逃离了雅典），比如苏格拉底被处死（399 BC，他也被控告“不信神”）。 对于这种“极端民主派”，或者说“贫民的暴政”、“多数的暴政”，亚理士多德有一段很深刻的批评，这里引用如下：“第五种民主政体的最后裁断不是决定于法律而是决定于群众，他们的命令代替了法律，这种情况是蛊惑家（demagogue）造成的。……在这里民众成为集体的君王，他们不再在法律控制之下，成长为君主专制，佞臣得势。这种民主政体和君主制的僭主独裁相似，二者都对好的公民实行专制统治。平民的命令相当于暴君的诏令，蛊惑家之于平民相当于佞臣之于僭主。……蛊惑家将一切事情招揽到公民大会，用群众决议发布命令以代替法律的权威。因为群众是听他们的，他们就代表了群众的意志左右国政。这样的民主政体实在不能不受到指摘，因为在那里法律没有权威，可以说没有宪法”（《政治学》1292a4以下）。在亚理士多德看来，这是最坏的民主政体（是的，民主也有坏的）。而雅典贫民阶级的退化，最终也反映在雅典海军战斗力的退步上。405 BC，正是雅典海军在羊河（Aegospotami）海战中败于斯巴达海军，最终迫使雅典向斯巴达投降，伯罗奔尼撒战争随之结束（404 BC）。而雅典海军在此役之后再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战绩了。
3．变化 三列桨舰从前6世纪末开始占据希腊海军的主力位置，整个前5世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三列桨舰世纪”。而前4世纪末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则让古希腊海军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前面分析古希腊陆军的演变过程时，我提到亚历山大东征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的陆军。海军的情况也一样，在这种一个帝国对抗一个帝国的战争中，原来三列桨舰的战术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具体来说，三列桨舰只能进行“舰对舰”的战斗，无法进行“舰对陆”的战斗。海军还无法和陆军有效地配合起来。
以前的三列桨舰主要是近战，是用“顶”去撞沉对方，而现在的战舰主要靠舰上的弩砲来远程攻击对方。这样，战舰的速度、灵活性现在已不是首要的考虑，反倒是战舰是否有足够的防护变得重要起来。毕竟对方的船上也有远程攻击的弩砲。 这就导致战舰出现了第一个变化：桨手现在是在封闭的船舱里划桨了。以前三列桨舰的外桨手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同时也导致他很容易被攻击，现在则把船舱完全封闭起来，以保护桨手们。同时，造船用的船板也变厚了，这还是为了抵御对方弩砲的攻击。这就是当时的“坚船利炮”战略。 船板变厚，势必导致船变重、吃水更深，甲板上增加的弩砲及其弹药也导致船的负载变大。这都要求更大的动力。以前三列桨舰的170位桨手，现在是不够用了。于是出现了载有更多桨手的战舰，这是第二个变化。 新的战舰中最先出现的是“四桨舰”（希腊文作“tetreres”，“tet”源自希腊文“tessares/四”；英文作“quadrireme”，“quadri”源自拉丁文“quatuor/四”）。四桨舰可能最早在前4世纪初出现于西西里岛的叙拉古，但很快就在地中海各地流行开了。
四桨舰大约有232位桨手，这样就能提供比三列桨舰更大的动力。
这种造巨舰的风潮，在亚历山大帝国崩溃之后的所谓“继承者战争”（Wars of Diadochi），即亚历山大的几位部将争夺帝国控制权的战争中，有着集中的体现。比如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托勒密二世（Ptolemy Philadelphus，285－246 BC在位）的舰队由“2艘三十桨舰、1艘二十桨舰、4艘十三桨舰、2艘十二桨舰、14艘十一桨舰、30艘九桨舰、36艘七桨舰、5艘六桨舰、17艘五桨舰、222艘四桨舰以及三列桨舰”组成[20]。
相比起来，古罗马海军就比较实用了。自从和迦太基的三次“布匿战争”打完之后，古罗马海军也渐渐成长了起来。但直到屋大维·奥古斯都在阿克兴（Actium）海战中击败马可·安东尼（31 BC），罗马海军仍然主要是由三列桨舰、四桨舰、五桨舰组成的。 [1] 一般比较大的古船都有所谓“压舱石”——即在舱底放上重物，使船的重心尽量降低。目的就是增加船的“稳性”。 [2] 这个事件见于希罗多德《历史》七144。但普鲁塔克在《平行列传·地米斯托克利传》4节说，当时造了100艘三列桨舰。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制》22节也说是100艘。有可能雅典的这200艘三列桨舰是分两批建造的。 [3] 从最早的naus船开始，古希腊人一直是用舵桨（船艉的一面大桨，可参见前面引用的奥德修斯造船的史诗段落）或者侧桨（船艉两侧的大桨，上面各种船舶的图片中都可以看见）来控制船舶行驶方向的。实际上，西方人在12世纪前一直不知道尾舵（在船艉下的一块可以左右旋转的垂直平板）。尾舵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时间大致是在西汉。 [4] 参见《历史》七182。当在马其顿的铁尔玛海湾外监视波斯海军动向的三艘希腊了望船被追击的时候，雅典的一条三列桨舰就在配涅优斯河口紧急靠岸。雅典人把船艏拖到岸上，然后就弃船逃走了。 [5] 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三卷2章，202页。 [6]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就是“萨拉明尼亚号”负责逮捕远征叙拉古的舰队中的亚西比亚德。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六卷5章，466页。 [7] 三列桨舰的桨手一般不使用奴隶，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训练。只有当情况紧急，桨手来源不足时，才会出现让奴隶划桨的现象。可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七卷1章，507页。 [8] 关于克莱斯提尼以前的雅典政治演变，可以参见《历史》第五卷第6项札记。 [9] 亚理士多德把此事放在483 BC，狄奥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认为是在493 BC。考虑到483 BC离薛西斯入侵太近，我个人认为493 BC更有可能。 [10] “陶片放逐法”的具体程序可参见《平行列传•阿里斯提德传》7节。 [11] 《平行列传•阿里斯提德传》2节。 [12] 关于这一家族，可参见《历史》第五卷第6项札记。 [13] 具体数目是每人8德拉克玛，参见《平行列传•地米斯托克利传》10节。 [14] 前两次“美塞尼亚战争”参见《历史》第六卷第5项札记。“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在458 BC以起义的“黑劳士”承诺永远不返回伯罗奔尼撒，斯巴达人承诺放他们离去而结束。 [15] 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1章，101页以下。 [16] 参见《平行列传•伯力克利传》10节。 [17] 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二卷2章，114页。 [18] 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八卷5章，605页以下。 [19] 引自《平行列传•梭伦传》18节。 [20] 这些数据见于3世纪时的一位学者雅典那欧斯（Athenaeus of Naucratis）的《智者之宴》（Deipnosophistae）五卷36节。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