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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史学发展的重要领域，然而当今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大多数研究成果，还只是停留在本学科内部甚至更小范围内的“专业性”知识交流，还没有出现足以跨越学科、上升为普遍性知识、参与时代知识 创新的一般性理论，存在着研究题目过于琐碎分散而缺乏整体联系性的“细碎化”、及偏于具体描述而缺乏理论阐释的“描述性”两大缺陷，成为制约社会史学科深入发展的瓶颈。 近年出现了一个新的探索取径，即“新整体史”的综合性研究。这一取径以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行龙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近些年来开展山西整体史研究为突出代表。行龙的新著《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就记录了他进行这一探索的轨迹。 早在1992年，乔志强先生率领他的弟子们合作编写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成为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的开山之作。行龙即是该书的作者之一，后来他不断探索创新，基于对社会史研究细碎化等症结的反思，提出了深化研究的努力方向，即重提整体观、长时段及现实感，也就是超越狭隘的专题史畛域，从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整体眼光，从贯通近代至现当代的长时段的历史视界，以现实感的反思为视角，关照区域社会整体性的时代变迁。这也就是“新整体史”的综合性研究方法。 这种“新整体史”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超越以往社会史专题细分化、时段切割化研究的新研究范式。它不再把社会历史现象视为单方面的琐碎、孤立现象，而是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多面联系之中进行考察，从而彰显其丰富深刻的内涵与意义。超越时段分割而从近代延伸到现当代的“长时段”，使得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不再被人为斩断，在历史与今天之间建立起延续性，使我们能够看到今天的历史源流与积淀，从而使历史研究更具现实价值。 行龙提出这种思路，基于他同时在进行的研究实践的探索与总结。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率领研究团队，以山西为基地，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并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走向田野，深入山西乡村，搜集散落于村边街巷和院落老屋里的碑刻、文书、档案、实物等各种乡土资料。从对水利社会的研究、晋商的研究，直至近年大规模展开的集体化时代的研究，都是沿着这一方向的持续探索。特别是对集体化时代的研究，是近年来他们的研究团队全力投入的一个新辟领域。他们从各处偏远乡村里搜集到了大量的集体化时代留下的社队档案、文书、账册等，进行分类整理，从中拈出研究题目，分头进行相关研究。他们还利用这些在各处搜罗来的旧档案、文书及实物等资料，举办了一个集体化时代的展览。资料之丰富、具体令人惊奇。这种对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文献资料的大规模搜集、整理和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创举，是对那些即将湮灭的宝贵历史资料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堪称是在建造和挖掘一座历史文献宝库。 农村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个焦点问题，改革开放前持续几十年的集体化时代，是我党进行农村改革的一段重要探索阶段，对于今天的农村及农民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而对那个阶段的反省和总结，就是我们今天推进农村改革的一个必要前提。而对于这样一段大时代、大变动的反省，如果只是囿于传统的分科化、琐碎化的社会史研究模式，显然是不可能达成的。因而，行龙等研究团队以“新整体史”的研究方法，开辟了集体化时代研究这一新领域。他们已经作出的一批研究成果，也显示了这种研究取径的创新。如行龙对于劳模李顺达在互助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个人生活史的研究，展现了“劳模”个人与村庄、国家三者关系的生成过程，三者之间的复杂多面的互动关系。他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以“新整体史”的综合方法进行的研究实践，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由此可见，“新整体史”的研究方法，是突破社会史研究瓶颈的一个大有希望的新取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