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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刚刚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常常感到不知从何处下手，如何有步骤地进行，少走弯路，以便早出成果，出好的成果等题。本文企图对这些问题给予回答。 在正式探讨研究方法之前，先要对科学研究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科学研究是根据已知对未知的探索，是对人类知识的发展。这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人们要想在这项创造性劳动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就非常重要。古今中外，凡在学术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人，都是极为重视研究方法的。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科学研究的水平随着提高一步。因此，对于每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制定研究方法。爱因斯坦介绍他成功“秘诀”的公式是：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说废话。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将社会学科变成科学，首先也是由于方法论上的突破，即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社会。列宁对此作了高度评价：“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一一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①正确的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入门的钥匙。 为什么研究方法如此重要呢?著名经济学家傅筑夫教授在给研究生上第一堂课时，首先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仙人，手指能点石成金。名声传出去后，许多人都抱了石头来请他点化成金。抱小石头来，点成小金块。抱大石头来，点成了大块金子。仙人应接不暇。人们抱来的石头也越来越 ① 列宁：《马克思思格斯通信集》，《列宁全集》第]9卷，第558页。 大。只有一个来访者没有带石头来。仙人问他为什么不带石头来。他说：“我要的不是一大块金子，而是你那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在科学研究中，研究方法就好比那“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它是出成果的关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人才，应该是有能力发现新问题、分析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智能型人才，是掌握“点金术”的人才，不应是肚子里装满了许多现成知识却无力研究新问题的知识型人才。知识要学，但只学一些现成知识而不去创新，那么知识就不会得到发展，社会也就不会进步。在当今社会突飞猛进、知识更新极快的年代，只跟在后面学习现成的知识，那只能永远落在别人后面。如果掌握了研究方法，那么，在遇到新问题时，你将会胸有成竹，运用已有的知识去分析它、解决它，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为人类知识宝库增添新的内容。因此，学习和掌握“点石成金”之术一一研究方法，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说，是大有好处的。它将能为我们开阔视野，增强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为攀登科学高峰、提高工作效能奠定基础。 研究一个社会问题，在工作程序上，一般可分为选题、研究前人成果、学习理论、搜集文献资料、实地调查、整理资料、分析综合、撰写论著等八个步骤。 二、选 题 选题就是确定研究对象，选择要解决的问题。 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起点。选题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选题确定一段时间内工作的任务，学习和思考的中心，精力聚集的焦点。选题的好坏决定研究工作的成败。课题选得好，成功了一大半。选题不当，对个人来说，是劳而无获；对社会来说，是浪费人力和物力。故选题要非常慎重。 万事开头难。选题就比较难。难在何处?难就难在要选好一个题，必须知道有哪些问题为人们所未知。要了解有哪些问题尚未解决或未被彻底解决，这需要作学术性的调查研究。知道哪些问题尚未解决是一回事，这些问题现在是否急需解决，有无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前能否解决，特别是你或你所在的集体能否解决，则是另一回事。这也要作调查研究。对调研者来说，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作准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选一个什么样的题目，本身就是一项研究工作。选什么样的题代表着选题者的学识水平。一般地说，初次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往往很难选好课题。为了不走或少走弯路，最好能请人指导。到了有一定的经验和较丰富的常识后，自己就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题目进行独立的研究了。这是研究人员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之一。 要选好题，必须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价值原则。衡量科学价值的标准，在于满足客观需要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原则也可称之为客观需要原则或必要性原则。客观需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中主要的有二：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满足前一种需要的是社会价值，满足后一种需要的是学术价值。选题时，要善于找出那些社会和在自己从事的学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经常是一致的。中国现阶段的总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客观的最大需要，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总课题。凡是与这个课题有关的，无论是直接地或是间接地，就是有价值的。为此，选题要求有敏锐的时代感。在学术史上，对当时社会进步起过重要作用的著作，影响深远、留芳后代的著作，几乎都是选了有强烈时代感的课题。对于时代感，要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不能采取“立竿见影”的立场、狭隘的观点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社会科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包括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发展科学等多方面。有些基础理论的研究不能直接应用于现实，似乎与总任务、总课题无直接联系。但是，没有它们，社会科学便不能发展或不能很好地发展。因此，对它们的研究也是有重要价值的。 文贵新。新，要从选题开始。一般地说，新课题的价值高。因为新课题往往是当前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经济发展战略，经济效益，发展速度等等。针对社会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总结实践中的新经验，提出新见解，能给人以新的启迪。另一类新课题是学科发展中新提出的问题，如学科领域中未解决的关键问题，学术领域中的空白处，以及学科边缘地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是社会迫切需要的。对于那些已被别人研究过、讨论过的老课题，如果尚未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也可以从新的侧面、新的资料、新的方法、新的角度重新加以研究，做到老题出新意，这也是有价值的。 2．可行性原则。价值原则讲的是必要性，可行性原则讲的是可能性， 即所选之题是选题者在当前阶段能够完成的。这是需要条件的。条件有客观方面的，也有主观方面的。选题要将客观的需要和主客观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 这里所说的客观条件，包括指导者的专长，研究集体的力量，单位领导人的思想境界，研究经费的多少，图书资料设备条件，教学任务的轻重，等等。各类研究人员在选题问题上既有一致的方面，又各有不同的特点。例如教师与研究人员有很大的差别。教师的选题不仅要有利于研究成果向生产和社会管理的转移，而且首先要有利于成果向教学转移。这指的是有利于补充或更新教学内容和试验手段；有利于形成和发展新边缘学科，开出新的课程；有利于培养学生(含研究生。下同)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以及使研究过程教学化，使教学和科研成为一个整体。因此，教师的选题应较多地着眼于教学内容中的薄弱环节。教学内容中的薄弱环节往往也是该学科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教师对学科中的薄弱环节与空白处最敏感，这是教师在选题方面的长处之一，这样，教学与科学研究可以相辅相成。对客观需要和客观条件的了解，除了亲身经历(调查，教学，参加学术交流会议……)得到的信息外，还要特别注意收集和分析学术情报，这有利于确定选题。 选题时还要估量主观条件，包括本人的学识基础、研究能力、年龄、身体状况、能用于研究的时间、兴趣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学识基础，如理论修养、专业知识、知识面、古汉语、外语等等。如果不懂古汉语，最好不研究中国古代的课题。如果不懂外语，最好莫研究外国的课题。专业知识包括对将要研究的课题的全局和它的来龙去脉需要有初步的了解：关于这个问题，前人或同代人已经做了一些什么工作，达到什么水平，还存在哪些问题有待解决，其中关键问题是什么，在当前阶段解决它的可能性如何，现在有哪些单位、哪些人正在研究它，他们运用何种研究方法，等等。一个有志于做科研工作的人，要对本学科领域内以至相邻学科领域内的这些情况经常做调查研究，以便发现可以攻破的方向或突破口。一般地说，了解人家做了什么工作并不困难，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前人在哪些方面没有探索过，自己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实事求是地估量主观条件，才便于做到量力而行(有人称这为量力原则)。当然，在选题以后往往还需要对自己的知识结构作必要的有计划的调整和补充，以适应课题的要求。但是，选定的目标必须是经过努力能达到的。否则，选了一个自己拿不起、啃不动的课题，弄了一段时间出不了成果，容易影响信心和兴趣。 选题要讲兴趣。因为科学研究要求探求真理，这是一项艰苦的劳动，需要长期学习和研究，没有兴趣，是不能坚持的。对一个课题完全不感兴趣，是难以研究好的。兴趣，从心理学上说，是指一个人力求认识、获得或爱好某种事物的稳定倾向。对某个问题的兴趣，是促进我们学习和研究它的动力。孔子说得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发愤忘食，乐而忘忧。”科学研究中的兴趣，来源于对未知的好奇心与探索未知的实践。许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对某个问题，最初不甚了解，说不上有兴趣或无兴趣；钻进去后，兴趣盎然，锲而不舍。兴趣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因此，不能强调那种先验的兴趣。对科学研究的责任心和对事业的兴趣相结合，必将凝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推动力，驱使我们去探求真理。 全面地分析主客观条件，在比较中发现自己的最佳才能，目的是为了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在研究中，应该选择那些客观上迫切需要、条件基本具备、自己有能力而且有兴趣的题目。 3．适中原则。何谓适中?这里指的是大小适中、难易适度和今后有发展前途(可延展)的课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区分课题，把它们分为老课题、新课题，大课题、小课题等等。不同类型课题的难易度不同。这是选题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 人们有时之所以会选一些老课题，是因为它虽然被许多人研究过，但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或者是在新情况下应该重新加以研究。老课题的相关资料已收集得比较齐全，各家各派的意见已发表得比较充分，问题的核心所在已被提示得比较明显。这是研究此类课题的有利条件。可是，要求再深入一步，提出新观点，也就比较难。研究此类问题，要得到新的结论，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或者在作为指导的理论上有所突破，或者采用前人未曾采用过的研究方法，或者是占有了新的资料。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不要贸然地选这一类老课题。 研究新课题的好处是，只要有所得，就是新的见解。当然，新的见解不一定是正确的见解，更不是最后的见解。后来研究者往往会拿最初研究者的见解作为批评的靶子，这是学术界的正常现象。研究新课题的难处，在于没有或几乎没有前人的成果可资利用，从理论到资料，一点一滴都要自己从头做起。这是需要花费很多劳动的。 课题的大与小是相对的。相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史来说，宋代哲学史是个小题。相对于程朱理学这个课题来说，宋代哲学史则是大课题了。有些课题，单枪匹马研究，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这类课题不宜由个人承担，最好是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固定课题组来研究，这样可以早出成果，对一个问题的研究有始有终。无论是由集体或个人承担，都应将这类大课题分为若干专题，或由集体中的人分工研究，或自己分阶段研究。这是脚踏实地、稳扎稳打的做法。 一般地说，大题较难，小题较易。但也不是绝对的。在某些学术领域，题目愈小愈难研究。因为很难找到有关的资料，或者需要极为专业的知识与设备，或者必须掌握特殊的研究方法。一般情况下，初做研究工作的人，宜于选择低层次或较小的子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即从小题着手，也就是从容易处做起。 从小题着手，是不是从无重大意义的小问题着手呢?不是的。小题不是就其意义说的，而是就研究对象的范围说的。选择小题作为研究的课题，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它有无重要的现实、历史、理论的意义；二是它有无可延展性即发展前途，能否为下一步进入研究大课题准备条件。只有从高层次、从事物的整个系统着眼，才能看清楚小课题的这两个因素。20世纪50年代，在讨论历史学研究选题时，有人提出，像“洪秀全有没有胡须”这样的问题可不可以进行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因为将来如果拍摄有关洪秀全的电影，他有没有胡子就成了一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种问题作为看书时留心注意的知识是可以的，作为研究课题大可不必。因为它与社会发展规律没有关系，与太平天国革命以及洪秀全个人事业的成败也无必然的联系，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对下一步研究并无多大意义，属于没有发展前途的课题。从此可以看出，在选题上，只有从大系统、高层次上着眼，知道每一个子系统、低层次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以及每个子系统、小课题与其他子系统、小课题的关系，与全系统的关系，这样，才能抓住对解决大问题有关键意义的小问题，选出有意义的、今后有发展前途的研究课题。 从小课题着手，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是与人们的认识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说，是与弄清问题的工作程序相一致的。认识一个事物，总是从局部、个别、特殊、具体开始，然后发展到整体、大量、一般和抽象。一个大问题、大系统，包括许多子系统和层次。只有把大问题、大系统所包括的各个子系统和层次弄明白，才能把这个大问题弄明白。从低层次、子系统着手，也是与人们研究能力提高的过程相适应的。研究能力是在研究实践中逐步提高的。一般说来，比起大问题，研究并解决小问题终究要容易些。初次搞研究就搞一个高层次的大问题，往往力不从心。即使是长期搞研究的人，在从事一个新课题时，不了解各个具体方面，也掌握不了全局。从小问题人手，既锻炼了研究能力，又为弄清大问题作了准备。因此，这是一般情况下选题应遵循的原则。从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现状来看，某些学科的弱点正在于，长期以来，研究的都是高层次选题，缺乏对低层次的研究，因而不深入，不具体，不准确，没有为学科的发展奠定扎实雄厚的基础。这样，高层次选题的研究陷于空泛，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个人如果能从二十几岁开始研究工作，最好在头5年至10年左右，研究一些低层次的、具体的、小一些的专题，着重锻炼分析的能力。进入30岁以后，学识渐多，视野渐宽，研究能力渐强，最好能有意识地选择层次较高的、综合性较大的课题来研究，着重锻炼综合的能力。缺乏前一种锻炼和能力，无法进入研究领域。缺乏后一种锻炼和能力，便无法进入高层次的研究。因此，初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人，要注意按照研究工作的规律，培养锻炼自己的研究能力，切莫操之过急。 综上所述，选题需要一个学习、调查、研究、思考的过程。这是研究过程的开始。 选题是有忌讳的。首先要忌讳离开学科的基本特点。其次是要忌讳不慎重，避免随意性，凑热闹或灵机一动，抓着一个问题就动手，这不能算作科学研究中的选题。不要以为社会上讨论的问题都能参与才是博学，对这些问题不发表意见就是没有学问。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博学篇》中说：“学贵自成一家。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为愧。”自己能在某一个或两三个问题上有所专长，有发言权，就不错了，不能要求样样精通。跟着别人跑的后果是：时间、精力花费了，发表的文章因肤浅而无意义。到头来样样都不甚专，一生中很难有成就。第三是要忌讳伪问题。有的青年富有幻想，异想天开，选择违反学科特点的不恰当的课题。如历史科学的研究很重要的是要从事实出发，但有的人却从假定、假如出发，如“假如太平天国革命成功了……”这种题目不能列入选题之中。最后，对至于那些太小又无意义的问题，或太大而力所不能及的问题，或“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或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对青年人，特别是对写毕业论文或学位论文的人来说，都不应选。 要选好题目，最初还是以“师”、“徒”结合为好，多听老师和专家的意见。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本身。”领进门这一步是很重要的。 就一般的情况来说，特别是就初次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来说，总是先选题，然后读前人著作，研究已有的成果，学习理论，搜集资料等等。对于长期做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则常常是：研究这个课题时发现了关于另一个问题的资料、前人的论述、不同的观点，以及自己有心得、观点等“副产品”，研究另一个课题时又发现了与该问题有关的论点、资料等，以至于对某个问题已获得了大量资料，形成了一些观点，然后才选这个题去作进一步的研究。可见，事情总是复杂的，不能用一个模式去套一切。 最后，在选题过程结束时，要写一个选题说明书或开题报告书。它是前段工作的小结，后段工作的计划提要。内容包括： (1)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研究的目的、意义。(2)当前这一课题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存在的问题。(3)进行这项研究目前具备的条件。(4)研究本课题将从哪些方面进行，目标、范围和重点，工作步骤，时间分配，分几个阶段去做，先从何处着手，需要收集哪些资料，做哪些实地调查，看哪些书。选题说明书的完成标志着选题过程的结束。 三、温故而创新 题目选定后，从何处着手研究呢?课题性质不同，人手处也不同。一般地说，可以从认真学习这个问题已有的成果开始。这样做的好处是： 第一，可以避免重复劳动。在科学探索进程中，根据同样的资料，使用同样的方法，从而得出相同结论的情况是常见的现象。选取“前人”已经解决的问题去研究，结果是白费劳动。 第二，可以明确自己研究工作的起点，便于在此基础上再前进一步。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增加人类的新知。为了获得新知，必须从掌握已有的知识开始。已有的成果是学科发展的起跑线，也是一个课题研究的起跑线。“温故而知新”，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规律。“无史不成学”，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本身的发展史。学习已有的成果，就研究工作程序来说，是必经的阶段；就个人来说，是准备知识，继承学科遗产的问题。科学研究的目标和本质是要在已有的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用鲁迅形象化的语言来说，就是“必须跨过那些站着的前人”。为了超越前人，首先要学习前人。不管是怎样新的题目，包括创建新学科的课题，总可以在前人的知识中找到相关的理论、方法、资料。科学研究者总是踏着前人的脚印前进的，并在前人脚印终止处，向前再踏出一个脚印。马克思为写《资本论》，看了1500本前人的有关著作。《资本论》引用的著作书目和他的大量的经济学笔记就是证明。在写作上，又是从清理前人的认识人手，从《资本论》第4卷《剩余价值理论》写起。列宁研究帝国主义，也是先读前人著作，然后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该书所引的近百篇著作、论文书目和他的《帝国主义笔记》就是证明。他们的这种工作方法，符合认识发展规律，是科学的。我们应当学习并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学问的研究是无数代人的接力赛。没有前人的知识做前提，新的研究课题就提不出来，即使提出来了，也是解决不了的。正因为这样，做一个研究工作者应当正确估计取得的成果，保持谦虚的态度。马克思指出，在他之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因此，不能把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归功于他。又说：“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①马克思在每一个问题上都不掠人之美。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也是这样，如牛顿，他的学说与笛卡尔的学说不同，两派对垒多年。后来实测地球形状和哈雷彗星出现，证明牛顿的论断是正确的。牛顿说：“如果说我比笛卡尔看得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第三，可以找到所需资料的部分来源。严肃的著作，对所引用或参考的前人的重要论点与说明问题的资料都注明来源、出处。后来的研究者可以据此顺藤摸瓜，得到理论与资料、著述的线索。 第四，可以学到理论。已有的成果中，有一类是理论著作；有一类是从论述具体问题得出某种理论性结论，或用某种理论指导说明问题。阅读这些著作，可以使我们学到理论。此外，还可以看出作者对某些理论、论点以及某些经典著作的论断是如何理解和运用的。 第五，可以在研究方法上得到启示。前人的研究成果，概括地说，无非是资料、研究方法和结论(观点、理论)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方法， ①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 其次才是结论，然后是资料。结论是他们运用某种研究方法对所掌握的资料的分析概括。他们发表研究成果，目的在于公布其结论。我们读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目的是了解他们获得的结论及获得此结论的方法。后者往往在论文中没有直接写出来，需要我们在学习时用心分析才能领悟。郭沫若从不懂甲骨文到很快掌握了甲骨文的秘密就是得益于前人。他说：“这倒也并不是我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而我是应该向一位替我们把门径开辟出来的大师，表示虔诚的谢意的。”这位大师即王国维。王国维用的方法是从古文献中寻找线索，引用古文献来说明甲骨文。从文字的形义、音韵进行分析、比较、联类、互证、归纳，从而求得对甲骨文的正确考释。郭沫若正是读了王国维的《殷墟书契考释》，从中学到方法，找到门径的。 第六，可以弄清在此问题上各家各派的观点、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研究者根据大体相同的资料，运用同样的理论，但由于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弄清这些情况，对开拓思路很有帮助。 可见，从研究前人的成果开始，不仅是人类知识发展的规律，是应该遵循的工作程序；而且可以通过这些工作获得前人研究课题的经验教训，以利于制定详细的研究计划，少走弯路。 在学习前人著作时，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选择面宜宽一点。“前人”是指我们所要研究课题的已有成果的创造者，包括去世的和在世的。在选择有关著作时，国内的要读，国外的也要读；建国后发表的有关著作要读，建国前发表的也要读；一些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可以读，一些被称为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也可以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论著最能给人以启迪。但某些被称为资产阶级学者的作品也可能有丰富的资料，扎实的考证，读后也能有所启示。总之，不能因人废言。 第二，在全面了解前人有过哪些有关著述的基础上，收集并整理一个目录。现在是知识迅速增长的年代。社会科学的论文每天出现几百篇，每年出版的著作以千计。至于资料和一般性文章则更多。因此，了解某个问题是否有人研究过，要花费很多时间。这就要求学术界和出版界将学术信息组织起来，编辑出版索引，供人们查阅、参考。每一个研究者必须是自己研究专题方面学术信息的“灵通人士”。现在已出版了多种索引，问题的关键已从获得信息到选择信息了。 第三，当与课题有关的论著很多时，必须区分主次。 “丰草多落英，茂林多枯枝。”自然界如此，学术界也如此。我们应先读或只读最重要的。何以知道有哪些论著，其中哪些又是重要的呢?这需要请老师指导，也可看看书刊评介。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先读最近发表的论著。人类的认识存在着加速度发展的趋势。一般地说，有关某个问题的论点、资料，无论量和质，都是后来居上的。同时，近期的论著与现实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些。在平时要注意学术界，首先是同行中学者的特点。有些人，文章虽多，新意少，甚至提供的新资料也不多。有的人，学风严谨，文章不多，却值得细读。年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选择一本好的教科书作为了解前人成果的起点。因为教科书往往对现有知识做了系统、全面的总结，并提供主要的参考资料。但是，教科书为了全面、系统，对问题的叙述往往不可能深入，对资料的引用不可能完整。有条件的，最好是在专家的指导下，将有关课题的前人论著分成若干类，在每一类书中选出一本最好的作为基本书。这种书包括有关这个课题最常见也是最基本的资料和论点。对这种书要用心精读以至熟读。这几本书攻读好了，再看其他的书时，在看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其中真正是新的东西有哪些。这样，读书进度可以加快，要摘记的内容也就准确和精练。如果自己有这种基本书，那么，这些书中的资料、论点大可不必抄录，读其他书时，只摘抄这几本书中没有的资料、论点就可以了。这不仅节省抄录资料的时间，更重要的在于这是一种读书方法。读书方法中有一个博与约的关系问题。天下书原是读不完的。脑子里有几本要紧的书作底子，才会取得读书的破竹之势。朱熹《问学录》中说：“读书之法，谓始初一书费十分功夫，后一书费八九分，后则六七分，又后则四五分矣。此即所谓势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曹雪芹也主张这种治学方法。他借林黛玉之口说：学做诗， “肚子里先要有王、杜、李的做底子，然后再把陶、应、刘、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这是从“精于一”开始：的治学方法。没有几本基本的书打底，怎么能知道别的书中哪些资料是对：你有用的呢?古人的这种治学经验值得借鉴。 ； 第四，读完别人的著作，要写札记，初步分析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当自己的研究深入以后，看法可能改变)，资料是否可靠和运用是否妥卜当。要善于明辨各家的观点，并找出分歧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大家争论得最热烈的问题，不一定就是症结所在。读前人的著作，既是学习，又是审查其结论与方法是否正确。因此，应采取“审读”的态度，看看哪些需要补充，哪些需要修正，哪些需要重新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写些书评或专题介绍(包括一个问题的提出、发展，各家的观点，核心问题所在，研究方法，今后应如何研究，等等)。 第五，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但也不要为别人的结论所束缚。科学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有什么顶峰，永远不可能穷尽。科学研究的成果若不能超越权威之言，就不成为科学研究。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说：“我总是反对‘不要班门弄斧，这句话的，而应当改为‘弄斧必到班门’。”①对待权威要有正确的态度：尊重权威，而不迷信权威。自命不凡、妄自尊大的态度也是不好的，这会阻碍学术上的进步。不怕别人取笑，而敢于到“班门”去“弄斧”的青年，是勇敢的，有进取精神的。名家之作不一定都正确，只有不拘泥于权威之言，敢于根据客观资料提出新的结论，才有利于科学的腾飞。迷信前人而不敢有所突破，何必从事科学研究?要站在今天的知识高度和认识高度去看前人的成果。人们的实践在前进，新的科学技术在发展，认识也在发展。通讯卫星抹去了世界各地的距离，把世界“变小了”，这使人们的视野和知识大大超过前人。我们不能停留在前人成果的水平线上，而是要从他们到达的地方出发，继续向高峰攀登。 学习前人成果是要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中的精华，但要避免受前人观点、方法的约束，因循守旧，甚至蹈袭剽窃。这就要求进得去，出得来。这样才能温故而知新，进而做到温故而创新，超越前人，进入新的境界。 四、学习理论 任何一个科学研究者，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要受一种或几种(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②理论是各门社会科学的灵魂，在研究成果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理论修养不高，不可能对问题产生深刻的认识。科学的 ① 转引自《“班门”何妨“弄斧”》，载于《人民日报》1985年1月10日第8版。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99页。 发展和研究成果评定的标准，关键在于理论或观点的突破。一个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管知识多么广博，资料多么丰富，文字多么优美，若是理论(观点)不对，其成果便不能算上品，或者无甚价值。 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理论。理论的种类极多，无论哪种理论都要发展，否则必然死亡。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如此。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系统。马克思主义的有些基本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人们不能要求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能为解决当前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没有活力。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次能完成的，也不是由一个人来完成的，它需要多少代人的不断的努力。青年人要淡化对理论的神秘感，要敢于在新的历史时期，针对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在实践中总结新经验，自觉地把发展理论作为一项历史任务肩负起来。要想发展理论，首先要认真学习理论。否则，又怎能确定哪些结论是过时了呢? 关于如何学习理论，这里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例，提出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供参考： 第一，读哪些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很多，要选主要的读。一种是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著作，一种是与正要研究的课题有直接关系的主要著作。对于前者，如果已经掌握，就不需要每研究一个课题学习一遍。后一类书，每研究一个新课题，要选择不同的书读。经典作家直接论述过的，当然要学习。如果找不到直接论述所研究的问题的著作，也要找一些有关的论著来学习，从中学习分析此类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作过直接论述的著作很多，应集中主要精力去攻读其中最重要的篇章和关键之处，不要平均使用力量。 第二，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马克思全部著作所表达的论点之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没有讲过他们说的、做的全部都是正确的话。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他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①在阅读马克思早期著作时要特别注意分辨，哪些论点、方法属于受费尔巴哈、黑格尔、傅立叶等人影响的，哪些已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萌芽。读其他经典作家的著作，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他们都经历过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由非马克思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当然，也并不是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毛泽东晚年的一些著作，有的论点是正确的，有的则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对他们的著作要做具体分析。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论点来反对马克思成熟著作的论点，是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的一种手法。因此，选哪些经典著作读，如何读，读时应注意什么，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弄清每一个结论、提法的本意及针对性，领会精神实质，严格区分哪些是对具体问题的结论，哪些属于特殊规律，哪些属于一般规律。切切不可断章取义，不分场合，将他们的话生搬硬套，用来论证所研究的问题。学习经典作家的著作，要着重体会其精神实质，即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研究者是够多的，而且发表的论著汗牛充栋。然而，是否弄清楚了呢?十年动乱时期，马克思主义被认为仅仅是搞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指出：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② 第四，要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材料和论点做具体的分析。在论点方面。不能停留在字面上的懂得或引用其论述，而要理解这些论述的精神实质。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根本立场和科学体系的角度去认真体会和学习。也就是要把一切具体论述作为其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去掌握。否则，就容易出现在具体论述上混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的错误。在材料方面，要采取审读的态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是恩格斯晚年写的一部名著，被列宁称为“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5—36页。 ②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l版，第35—36页。 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①列宁说它的每一句话都有材料作根据对不对呢?是对的。但所根据的材料是不是每一条都对呢?这就需要慎重地分辨了。胡钟达在《关于奴隶社会中奴隶的数目问题》一文中指出，恩格斯这本书中的许多材料，是从阿梯尼厄斯的《宴饮丛谈》中引用来的，而《宴饮丛谈》中的材料，“有许多是不符合实际的。例如它记载： ‘雅典奴隶的数目是36．5万人。在哥林多城，最盛时竟达46万人，在依齐那竞达47万人，两处的奴隶都十倍于自由民的人数。，但是，可靠的材料表明，依齐那的全部面积约为104平方公里，它要容纳47万奴隶和4．7万自由民，则其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5000人，相当于现代世界上人口最密的荷兰、比利时的20倍。显然，这样的数字不可能是确实的。”②胡钟达做了这样的考察以后，就能指出，许多根据恩格斯这本书的这些材料，以为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总数超过了自由民，其实只是以讹传讹的结果。这样，他就把对立面的理论根据彻底摧毁了，并为自己关于奴隶社会之所以为奴隶社会并不取决于奴隶数目的多少的论点，找到了一个根据。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当然要学习恩格斯的这本著作，可是不能生搬硬套。恩格斯的国家起源理论是就世界范围(主要是西半球)而言的，并不一定与中国的历史实际完全符合。恩格斯认为国家和旧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首先就是它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而中国在西周时地区划分不明显，还是保存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林甘泉等在《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中指出：恩格斯这本书出版以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新材料层出不穷，该书中的个别观点已不适用。③如果今天把恩格斯的这本著作中的每一论点都当作一成不变的原理来搬用，就不可能指导我们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第五，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时，要特别注意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社会实践的反映，又指导着人们改造社会的实践。社会的实践不断地补充、丰富和修正他们的个别结论，马克思主义因此而处于无终止的发展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恩格斯强 ①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 ②《光明日报》，1956年8月2日。 ③见该书第431页。 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就有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说过：“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为任何一个国家规定具体的经济体制(模式)。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马克思把实践经验放在首位。因此，在读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著时，必须同时想到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不能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与他们逝世后一百多年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符。恩格斯早已郑重声明：“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③列宁说过：“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④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充分发展的国家同时发生、同时胜利的，而是在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很发达或发展很不够的个别国家先胜利的。在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占人口多数。不仅不能消灭商品、消灭货币，相反，却要大大地发展商品货币经济。如同不懂英国经济史是不可能真正读懂《资本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一样，不懂中国等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史，是不可能真正了解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 生活、实践总在不断地变化着。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在实践生活中，人们总是用自己的实践来回答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在研究工作中，要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研究的实际密切 ① 恩格斯：《致威纳尔．桑巴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 ③ 《1893年5月l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 ④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第159页。 地联系起来。当这样做并解决了新问题时，也就是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例如： “一国两制”，是根据今天的实际提出来的，经典作家不可能提出，也不可能有所描述。这就是在新时期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广大马克思主义者的义务，我们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 第六，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也有一个版本问题。能对照地阅读不同的版本，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好处：首先，从原版中知道作者原来的构思，当时的观点。其次，从不同版本的改动处中，知道作者否定了自己原来的哪些观点。这两个方面对研究他们的理论史是极为重要的，对一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是重要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的编者对刊印的每篇著作的版本，都作出详细的说明。大家都知道，从《资本论》不同版本的对照研究中，已经提出并解决了许多理论问题。《列宁全集》第4版第l卷中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就与以前各版有区别。《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l版与第2版中就有不同。而第一次印刷本与1951年时发现的载于1926年出版的《中国农民》第2期、《中国青年》第116期上的原文又有不同。1951年知道的版本与后来在湖南省衡阳市发现的刊载于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的，又有区别。有的学者研究过这不同版本的异同，对了解毛泽东的观点发展进程很有帮助。著名的《实践论》与《矛盾论》等，在《毛泽东选集》第2版中也有改变。这些改变都涉及重要的理论观点。要理解一些论断的实质，最好是能看看不同的版本。如果能看到原稿、草稿、初稿或记录稿，则最好。因为在那里最能清楚地表达其原意。例如，当看到《毛泽东选集》第1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时，便知此文(信)是批评林彪的悲观情绪的。读《列宁全集》中的会议速记稿，比读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更容易明白列宁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因此，读原本是极为重要的。读作者书信，也有类似的作用。 最后，还想提及，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时宜细读慢读。细读慢读，要花时间，在特定的时间内，当然就会少读些篇章。我主张读书便要读懂，在此前提下去谈读多读少的问题。冯班在《钝吟杂录》中写了如下一段话：“开卷疾读，日得数十卷，至老不懈，可曰勤矣，然而无益。此有说也。 疾读则不审，一读而止，不能识忆其文，虽勤读书，如不读也。”对于需要精读的书来说，他的话是对的。学习理论要有计划，要讲求系统，要有恒心，不能急躁，不要贪多。 五、搜集文献资料 对于科学研究，搜集资料是基础工作，如同造房子时先打地基一样。 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因此，不能从原则出发，不能从定义、概念到定义、概念。原则、定义、概念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研究的最终结果。那么，出发点是什么呢?恩格斯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①科学研究是实事求是的过程。“‘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②要做到“实事”，把客观事物弄清楚，这需要收集有关的资料。“求”就要将资料深入地分析综合。如此才能找到其规律性，得到“是”的结论。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0”③搜集资料这一步是极为重要的。在我们读到的一些学术论著中，可以看到两种情况：一种是从研究的对象出发，对对象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包括搜集有关对象已有的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得来的资料，对资料作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概念或公式；一种是从抽象的概念、公式出发，把对象纳入这个概念或公式之中。后一种方法属于“思辨方法”，是要不得的。因为用这种方法得不出科学的结论。常常是“无谓思辨”，是不必要的劳动。 在搜集资料的问题上，要明确：(1)需要什么样的资料；(2)从哪些地方能搜集到这种资料；(3)怎样记录资料；(4)如何鉴别资料的价值。 ①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②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1~4卷合订本，第759页。 ③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需要搜集哪些资料，当然是由选题决定的。前面说过，选题工作结束时写的选题说明书，其内容就包括“需要搜集哪些资料”。在读了前人的论述后，又会进一步知道，还需要哪些资料，同时也能初步明确，可以从哪里搜集到有关资料。这时，自己应整理出一个搜集资料的提纲和目录。 搜集资料的渠道从根本上说有两条：一是看已有的文献。二是自己做调查。下面先谈谈搜集文献资料问题。 在读前人的论著时，要注意他们使用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可以按此线索找到原始资料。使用这种“顺藤摸瓜”的方法，可以得到大量的寻找资料的线索，并发现前人运用资料的得失。但如果仅仅限于别人已经利用过的资料，自己不发掘新资料，研究成果很难超越前人，达不到研究的目的。此其一。其次，还在于前人论著中引用的资料，往往只是他们搜集到的资料的一个极小的部分。如果仅限于他们论著中引用资料范围，则可能不仅超不过他们，甚至赶不上他们既有的水平。最后，在前人研究此问题之后，可能又有了许多新的资料，如新的统计资料、新的调查报告、新的考古成果，等等，应该在我们的论著中予以引用和反映。因此，必须立足于扩大搜集范围，发现新资料。 如何迅速而又全面地搜集到所需要的资料，是研究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种硬功夫，也是-I'q学问。与此学问有关的学科甚多，最主要的是学术情报(信息)学。如果说，对社会，信息是无形的宝贵财富，那么，对科学研究，信息就是生命线。现在是知识迅速发展的年代。新的论点、新的资料层出不穷，许多知识迅速陈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学术信息，研究工作寸步难行。 每个研究者都应该学点目录学和怎样利用工具书、文献等方面的知识。这关系到科学研究能否取得最优效果。无论在编辑前人论著的目录时，还是在整理搜集资料的目录时，都应当充分借助别人在资料方面已经做出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学术信息的一种。借助别人不等于依靠别人。完全依靠别人搜集资料是搞不好研究的，只有从事研究某问题的本人，才知道哪些资料是解决该问题所需要的，才能鉴别每一条资料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搜集资料工作是不能由别人代替的。某些人的文章中出问题。常常是出在所用资料不是亲手收集的。 为搜集资料而可以使用的别人的成果，主要有下述几种： 1．索引书。古称“通检”或“备检”。近代有人根据英文index音译为“引得”。索引是检索图书资料的工具。它的编辑方法根据需要和摘编对象的性质而定，有按字、词、人名、书名、篇名、刊名等编的索引，有综合性的索引(如《全国主要报纸期刊目录索引》，从中可以找到国内重要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题目、作者、刊载处)，有专题索引(如《建国以来数量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学报刊文章索引》， 《解放后关于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的论文索引》等等)，有专著索引(如《列宁全集索引》，从中可以找到列宁在哪篇文章中论述过哪一个问题)，还有如《四书通检》、《汉书引得》、《十三经索引》等等，从这类索引书中可以找到某一句话在哪章和哪卷上。在排列方法上，索引有按字顺的，有分类的，有按详略分的，除都要注明出处及页码、版次外，有的还注明某行、某句，有的加注释。其发表方式，有的放在专著之后，期刊之末，有的单印成册、成书，使用很方便。为了更好地使用索引或编索引，建议读读《索引的概念与方法》一书(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2．书目书。与索引书是同一类型(也有人称之为索引)。索引多是论文(或词条)目录。书目则是书名目录。书目书的种类也很多。有综合书目，如我国每年出版一本上一年全国出版的新书目录。也有各种各样的专题书目，如《七十六年史学书目》。有些专题资料目录，既包括有关的论文，又包括有关的书籍。如《太平天国资料目录》、《研究太平天国史著述综目》即是。善于利用这些索引和书目，可以较快地找到所需要的前人研究成果与某些资料。 3.提要书。如著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斯大林全集提要》等等。通过阅读这些提要书，可以从大量的书籍(文章)中找到你所需要的那一本(篇)或几本(篇)书(文章)。著名的《四库全书》著录书共3462部。要从中搜寻所需资料，最好先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部提要完成于18世纪80年代，是中国古代文摘的典范。同样，阅读了《斯大林全集提要》，可以知道斯大林在哪些著作中论述过哪些问题，有助于确定研究某个问题是否要看他的著作，或应看他的哪些著作。 4.其他工具书也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所需要的资料。如《辞海》、《辞源》、《中外历史年表》等等，还有《哲学动态》、《经济学动态》、《史学情报》、《历史学年鉴》、影印报刊资料和各种学术介绍文章等等。 在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一下，无论有多么好的工具书，仍然需要自己动手寻找所需资料，开辟新的资料来源，整理资料目录，或在已有的资料目录上作补充。有了各种各样的工具书，为什么还要自己编资料目录?这是因为：第一，别人编的工具书出版以后，还会有新的资料、论著问世。这些新的、最近的资料、论著，对研究工作甚为重要。第二，任何一本工具书，无论花多大的力量，都不能保证没有遗漏。以各种著名人物的“全集”来说，往往不全。所以过一段时期又要编新的全集。名人的全集尚且如此，何况工具书。．第三，每一本工具书，都有它的编辑目的、编辑体例、收集范围。如我们为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几位同志花了近两年的时间编辑了一本《1949。1982年中国经济文献索引》，100万字左右，分量不算小。在着手编辑时，先定了收集文献目录的角度一一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过程，然后开展工作。因此，从研究国民经济发展整体过程来说，这本索引是比较齐全的，任捌研究某些范围较小的专题来说，肯定就不够用了。 从上述各工具书中，可以找到一些前人的有关论著和资料线索，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是向人请教。除了你的老师可以指导你搜集资料目录外，别人是无义务的。因此要主动去请教，当面请教，或写信向人求教，以扩大新的资料来源。此外，还要时时留心学术动态，参加学术讨论会，一见到新材料就记录下来，不断补充自己的目录。 当这一课题研究结束时，应将所搜集的资料目录中的重要者编成参考文献，附在论文正文之后，成为论文的组成部分。它将为别人审查你的论文，以及后来再研究这一课题的人，提供方便。 看了资料、论著以后，要及时将所需的资料、论点以及自己的某些分析记下来，以帮助记忆。记载的方法多种多样，采取哪种方法，取决于多种因素：(1)书刊报纸是不是自己的，若是自己的，可以采用眉批、作记号、剪贴等办法。 (2)阅读的对象与内容。如果全篇都重要，属于最基本的参考书，又是自己的，可以在书刊上作记号、写眉批、编资料和论点索引等。如果一书或一文中，只有一条或几条资料、一段或几段话是自己需要的，最好是摘抄在卡片或笔记本上。韩愈在《进学解》中说：“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意思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方法。(3)性质或用途。若收集资料既为了写论文又编资料书，以摘抄在卡片上为好。若既要记下别人的论点又要写下自己对它的分析，则采取写读书札记的形式为宜。(4)个人的习惯。马克思、列宁喜欢摘记、笔记；毛泽东爱作眉批；没有听说他们采用过写卡片的办法。同一个人也可以根据不同的资料对象和用途，兼用几种方式，不必强求一致。 近人治学，多用卡片或活页笔记本，这种办法古人早巳用过。不过不是用卡片，而是简片、纸片。卡片的好处是使用灵活方便：便于随身携带，便于分类整理。卡片的种类很多，有目录卡(书目卡、论文目录卡)、资料卡、论点卡等等。写资料卡和论点卡时，要注意：(1)内容要抄完整，不可有损原意。 (2)要在当时就弄清这段文字所涉及的时间(年、月、日)、地点(省、市、县、村或街道)、人物、事件的结果，并注释清楚。(3)写明资料出处：作者、篇名或书名、刊物名、卷次、页次、版本，以便写论文时能详尽地注释。若是二手资料，必须注明，以便日后找到原出处查对。不查对是不能使用的。经君健校对过几十篇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文章的史料，发现与原书文字有出入的，来源注得不准确的，年代推算错误的等情况出现的次数，占资料引用次数的百分比，有的文章是30％，有的达到49％。①(4)写完卡片后，当时就要核对，务求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错。如果是提要卡，必须忠实于原作者的观点。有人认为写卡片很容易，实际上并非如此。我抄过不少卡片，后来发现有的并无多大用处。原因在于：摘抄这些卡片的目的不明确；鉴别资料的能力差。要提高卡片的质量，除了在做卡片的实践中处处留心外，关键在于积累知识，提高鉴别论点与资料的能力。 搜集资料的手段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现代化，如釆用复印机和电子计算机等等。 如何鉴别资料的价值?这是一个比较难以说清楚的问题。同一条资料，有人认为无价值，弃之如敝屣，有人却认为它提出了某个问题或能说明某个重要问题，获之如至宝。我发现这样一种情况：有的资料，我是看过的，认为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后来读到别人写的文章，他运用这条资料却说明了重要的问题。这是由于我的识别能力比他低。据此，我认为，鉴别资料价值的能力，取决于每个人的识别能力或学识水平。一般地说，资料的价值取决于： 1．是否原始资料或第一手资料。在一些论著中，断章取义地对待材料的情况很多，因此，不能轻信第二手资料。自己不读原始资料，往往不能了解资料的真正含义。不查到原始资料，有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要准确地判定资料所反映的时代，还需要追寻资料的来源。经君健在 ① 经君健：《校对一条史料》，载于《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 《校对一条史料》一文中，对一条在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著中被普遍使用的资料，追寻其最初的出处。这条史料首见于清康熙二十三年蔡元炳纂《长洲县志》，并不见于明代方志，史料本身也未说明它讲的是明代的事情。可是在一本论文集中有20篇文章引用这条史料。其中竟有16篇(占80％)肯定它是明代的事，一篇说它是18世纪前叶的事，一篇说是明代及清代，一篇说是清代，一篇说是鸦片战争前。竟无一篇准确地说出史料及史料反映的现象发生的时代。经君健由此得出两点体会：“第一是运用史料，不能满足于从别人文章中去间接抄录，而需要查对原书。否则就有前人错引错用，自己也跟着错引错用的可能。第二是要查考史料的最早出处，否则就有时代判断错误的可能。” 2．是否典型。所谓典型事物，是指有代表性的事物，特别是指能代表一般的个别事物。所谓典型的资料，是指能体现事物的一般情况与本质的资料。现在流行的关于典型的涵义，大都是指那些特殊的(最先进的、最落后……)个别事物。这是值得注意的。有的资料只反映个别的、特殊的方面，虽然鲜明、生动，但只是一种实例，不能称之为典型的资料。信手拈来的资料，更不能称为典型的材料。先有了论点，为了证实自己的论点去找几条资料作为实例，作为“典型的材料”，这种做法是要不得的。从这种“典型”材料得出全局性的结论，无非白欺欺人。应当力求得到反映全局的、代表一般情况的资料。应当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发现、判断典型资料。 3．是不是准确地反映客观事实。对有的资料要进行考证工作，然后才能断定它是否是可信的资料。研究古代的、近代的经济课题有这个问题，研究现代的课题也有这个问题。如对1958年有关产量的某些报道、下级给上级的报告等等，都要慎重辨别。这个问题以后在“分析综合”一章中还要谈到，此处就不多说了。 4．是否全面地反映客观事实。科学研究最后得出片面性的结论，原因之一是据以作出结论的资料未反映研究对象的全面情况，或收集的资料不全面。社会现象是极为复杂的，客观事物本是充满矛盾的。事实有时比虚构更离奇，更多矛盾。科学研究的奥秘在于说明离奇的事实原是合理的，矛盾的事实本是辩证统一的。可以说，没有发现矛盾的社会现象，也就是没有找到要研究的问题。产生片面性的另一个原因，也是由于搜集的资料不全面，只看到一时之事，或一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特别是没有发现各个阶段及其间的相互联系、变化。客观事物总是变化的，科学研究的奥秘在于探讨事物的变化及其规律。可以说，没有找出其变化，就没有达到科学研究的目的。研究者要掌握全面的资料，办法是日积月累。“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在这方面无巧可取。 资料愈丰富，就愈能反映事物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发展形态，从而有利于揭示它的实质与运动规律。但是，也不要企求巨细皆毕，囊括无遗，然后才进行分析研究。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同时，在分析综合阶段和写作阶段中，还要进一步搜集资料。当搜集的资料达到了基本上能说明问题时，就应该动手作总体的分析。这里有一个“度”要掌握好。而这个“度”，在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不断的分类整理和初步分析中，是能够具体地掌握住的。 六、实地调查 以“调查”和“调查研究”为书名的专著已有多种，文章则更多。对于为什么要做调查工作，如何做调查工作等等问题，它们说得很明白了。这里只从研究工作程序的角度讲几点意见。 (一)尽可能地争取自己去做实地调查 从事科学研究要不要亲自去做实地调查?笔者认为，除了极特殊的问题以外，都要做这项工作。原因是： (1)研究中所需要的资料，有许多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在文化不发达，战乱频繁，使档案资料散失严重的中国，这个现象相当突出。如果想得到某些材料，非直接调查不可。(2)书面资料常有错误。或属传闻不实；或为特定目的杜撰的；或夸大或缩小其事，以攻击政敌；或出于误记；或辗转抄写、印刷发生乖舛。有的记载，虽合事实，但或记事不全面，或有的地方略而不详。总之，需要实地调查以获真知，印证、补充、纠正书面记载。 (3)自己去实地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与感性认识，对认识研究对象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①(4)有些问题，特别是现实生活中新产生的问题，如果是先行者，从事拓荒性的研究，根本 ① 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 没有现成的书面资料可以利用，不调查就没有资料，就无从着手研究。许许多多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往往是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研究现实的问题，不到实地做调查，就不能深入了解实际。在不了解具体的实际情况下发表意见，不是无的放矢，就是人云亦云，或文不对题，或从概念到概念，陷入空谈，不会再有其他的效果。这种学风是要不得的。 (5)历史上的问题也要尽可能做调查。或许有人认为，研究现实问题需要做调查，研究历史问题就不需要或不能够做调查了。事实不是这样的。原始社会是最古老的历史，当时又没有文字记载。何以知道人类的早期是原始社会，又从何知道原始社会的状况是怎样的呢?一言以蔽之，靠调查。人类早期可能没有私有制而是存在原始公有制这个问题，是德国学者在俄国农村调查公社土地制度时提出的，后来经过多个学者在印度等地的调查得到证实。摩尔根在美洲的调查，得到了令人信服的材料。恩格斯使用这些材料做出了理论上的说明和结论。考古发掘是调查，文物普查是调查，在后进民族中了解情况是调查，询问民俗也是调查。从实地调查中解决历史上的疑难问题的实例数不胜数。我很难忘记读翦伯赞教授《内蒙访古》的印象。学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现象，在文字记载中，中国北方的大多数游牧民族的活动，都是从东而西。为什么?未有人说明过。翦伯赞实地调查后写道：“现在问题很明白了，那就是因为内蒙东部有一个呼伦贝尔草原。假如整个内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说在这个草原里装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①在地理学界，曾经有“榆林三迁”之说，说的是陕西省北部榆林县城自建城以来，因受风沙南侵的威胁，将城址向南迁移了三次。后来，侯仁之教授对榆林地区实地调查后，才知道这个被中外学者引用的说法，原来是“谣传”。② 调查和研究是两项工作。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事物真实的具体的情况，搜集材料。研究的目的是对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揭示内在联系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调查者不一定是研究者。同样，研究者不一定是调查者。这是正常现象。但一些研究成果上出的问题，又常常与这种调查(搜集材料者)与研究(使用材料者)的分离有 ① 《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398—399页。 ② 见《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25—126页。 关。做研究工作的本人去实地调查，使调查研究统一于一人，成为一个整体，大大提高了调查的质量，减少调查所需要的时间。因为只有对问题进行过初步研究、学习过有关该问题的理论和占有资料的人，才知道问题的核心在哪里，最需要哪些方面的资料，调查的目的明确。因此，研究者本人做调查，对研究者来说，是亲历其境、获得真知的途径；对社会来说，将调查和研究结合起来，省人，省时间，效益好，是一种好办法。高质量的调查报告，本身就是研究成果。 (二)调查方法要灵活多样 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真情、搜集材料，经过研究，解决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搜集的资料不同，调查的方法也不同。为了解决学术问题，与为了判决一件诉讼，或为了侦破某案，或为了研究政策，在调查方法上是有区别的。根据调查者主观方面的知识准备与客观方面的物质设备状况，应该尽量选择在条件许可范围内最现代化的方法。根据情况与需要，可以选用开调查会或参加有关汇报情况的会议、个别访问、实地测量、直接观察、阅读报表、查核账册等等调查方法中的一种或数种。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可以分别采取普遍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也可以几种方式兼用。如果是一个相当大的研究集体，与党政领导机关合作，或有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支持，可以釆取普遍调查的方式。一个人或一个小的集体，为了科学研究进行调查，多数情况下以典型调查为宜。这是因为： 1．实地调查是为了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典型调查的优点正在于对事物可以获得具体的、生动的、深刻的了解，可以作历史的纵深研究。认识事物的本质。 2.典型调查与我们的人力、时间及条件相适应。科学研究或教学人员，从力量上讲，是单独的个人或是一个小集体。而且研究一个课题有一定期限。这种人力、时间、条件，只宜采取典型调查或抽样调查。 3.有关普遍的或一般的情况，可以从文献资料中获得。除了例外，并不要求研究者使用的资料都是自己调查得来的。 进行典型调查时，选择好典型是关键的一步。调查的对象必须是研究对象这类事物中有代表性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典型调查的目的，不限于了解作为典型的个体，而是通过了解这个个体去认识同类事物的一般。 如果作为调查对象的个体在同类事物中极为特殊(特殊性大而共性少)，则失去了典型调查的意义。同样的一个问题，要找好的或坏的“典型”，随便地就可以找到不少。正因为如此，典型不宜只有一个，应在研究对象中的各种类型中都选出个体作典型。因为任何个体除了寓有共性外，都有它特殊的个陸，即它独有的特点。如果只调查一个个体，就容易把它的特殊性误认为普遍陸。调查的典型若是多个，且具有各种类型，则有助于在研究时进行比较，分清特殊性和一般性，在认识研究对象的一般性时减少片面性。典型选择不当，会造成花了精力与时间，却得出错误结论的后果。 典型调查对作定性分析有利。它的局限性在于主观随意性较大，可能产生以偏概全。为了克服这种状况，应充分注意利用普遍调查、抽样调查、社会统计等调查方式获得的成果，将典型与一般，定地、定量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 (三)耍深入、细致 如果不做到深入细致，不如不调查，免得出现被现象欺骗，甚至以讹传讹的结果。在这方面，有过许多教训。1958年“大跃进”中，到处放“卫星”。当时许多人去现场调查，不少人以“亲眼看过”做宣传。为什么会信以为真?调查不深人是个主要原因。怎样才能做到深入细致?关键是三条：第一条是多直接观察、耳闻、目睹、手摸、计算。为了解决或了解某些问题，走马观花式的调查是可以的。对于进行专题研究者来说，不宜采用此种方式。第二条是将调查和研究，收集材料和立即作初步分析材料相结合，发现矛盾，多想，多问，多查。第三，处理好与被调查者的关系，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则更好。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有各种类型(农民、工人、店员、基层干部……)的人做知心朋友。在自己实地调查过的地方，更要交上这样的朋友，并长期保持联系。 (四)要随时随地作调查，口勤手快，做好记录，积累资料 这要求脑子里总是有些问题，感到需要在调查中弄明白。古人说：“事事留心皆学问。”做个有心人，这一点极为重要。有些问题，专门去调查，几乎无从下手。只要随时留心，常能做到“于无意中得之”的妙处，事半功倍。 最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调查研究工作要适应现代社会生活与科学研究发展的特点。在观念上、方式方法上、技术手段上，都要实现现代化。就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调查来说：(1)要充分利用正在兴起的信息产业(如信息公司、咨询公司)的成果，尽快、尽多地获得信息。(2)要培养综合多种信息的能力。从事经济调查的，也应具备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民俗学、数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3)学会和尽量使用电子计算机以及其他适用的技术手段。 七、整理资料 无论是从文献中搜集资料，还是在实地调查中搜集资料，都要随时随地进行初步整理。在整个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要分阶段进行整理。这样，才能及时掌握在哪些方面已有了资料，还缺哪些方面的资料。在搜集资料过程结束时，要对获得的资料进行一次总的整理。 整理资料工作的内容，包括审查资料，去粗，修整资料，对长资料摘要，标题和分类等六项。下面分别予以介绍，重点说明资料的分类： 1．审查资料。搜集来的资料，除了原件原物或复印件、拍摄的照片外。多数是摘抄的。在摘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会出现错漏。在整理资料时，第一步工作要查核，有无错记、错抄、笔误、漏记、漏抄的，要及时补遗。审查资料当然包括去伪。去伪的前提是辨伪。辨伪问题将在下一章分析资料时介绍，此处从略。 2．去粗。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面要宽一些。到整理资料时，就要斟酌，要把资料筛选一番，将雷同的、重复的先去掉，尽力留下那些能说明问题的和典型的资料。 3．修整资料。资料来自多种渠道，可是利用资料时，要求有可供比较分析的共同基础。这就要求用统一的标准。如研究中国1949年以前的经济状况，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包装单位、度量衡单位、货币单位等。而这些单位在那时不统一，如实物的包装单位因商品和市场习惯而不同，如棉纱以件计、棉布以匹计、面粉以袋计、铅笔以罗计、香烟以箱计。度量衡单位中表明长度的单位，有英制、公制、市制之别，因此需要折合成同一的单位才能互相比较。在修整资料过程中，可以编制一些统计图表，外文资料可以先译成中文，为分析综合阶段提供方便。 4．对长资料进行摘要。在搜集资料阶段，节录资料时，为了照顾到资料的完整性，摘抄得比较多。但在分析综合和写论著时，若照抄原原本本的长资料，反而使人看后不得要领。可以摘出其要点，以便于编排和使用。 5.标题。为突出每条资料要说明的问题，为分类和分析做准备，可以用极简练的一两个字或几个字标明它能说明的问题，使其醒目。 6.分类。资料分类和在分类基础上进一步整理资料的方法与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介绍常见的也是重要的两种形式：按时序(或历史逻辑)的形式和按内容(或理论逻辑)的形式。按历史逻辑，即按研究对象(事物)的发展过程分类，依时序排列资料，在此基础上可以整理出大事记、年谱等等。按理论逻辑，即按论点分类，以内容为序排列资料，在此基础上可以整理出资料长编。这两种形式不是对立的，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按时间顺序写编年纪事本末体的资料长编。在做这项整理资料的工作时，会感到以卡片记录资料的优越性，把资料卡片按时间顺序一排，便于写出大事记；按内容分类，又能编出资料长编。 (一)关于大事记 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总是表现为时间和空间。有些事物较复杂，涉及不同地区，整理这类问题的资料，方法之一是按地域，即按事物存在的空间排列分类。研究经济问题，这种方法很重要，可以看出事物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性，可以使研究具体深入。把个别地区的事物看成全国的一般，是一些论著中结论错误的根源之一。就时间与地区的结合来说，如果研究的问题是比较各地区的异同，当然要以地区为经、时间为纬排列资料。在通常的情况下，是以时间为经，地区为纬进行排列的，大事记属于后面一种形式。 科学研究过程中为什么要编写大事记呢?社会领域里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都在新陈代谢。每一种事物都经历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因此，研究一种事物兴衰的规律，需要按照时间顺序考察它的演变情况。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摘出其中涉及的大事，按时间先后的顺序列出历史年(月、日)表或大事记，对于寻找事物的发展过程，区分出该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形态的先后顺序，弄清其矛盾与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而发现其内在规律与理论逻辑，是大有好处的。这种方法，对各学科研究“史”是必要的，对研究“论”也是有用的。中国古代学者有做大事记或历史年表的传统。中国史书最早的形式就是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均是。现代的中国学者继承并发扬了这种传统，如郭廷以编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齐思和等编的《中外历史年表》，新华社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都是大事记的体裁。当然，由于某些课题的性质，如研究抽象理论概念的推演、对事物做横断面的研究而不涉及发展过程，是无需做大事记的。如果已有前人对有关研究对象做出了大事记，只要准确可靠，并在使用过程中予以补充、校正，也是无需自己再做大事记的。 关于如何做大事记，现以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为例，做如下说明： 1．必须根据研究的对象确定大事记的中心或主题，明确中心内容的范围与界限，做到主题突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编写大事记以1949年以后国民经济演变过程为中心确定专题。具体内容包括表现经济发展状况的经济事件、经济成果，以及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大事。 2．根据大事记的中心内容，拟定好判断大事的标准。大干世界中的每一个历史现象都是一件事，大事记理当记载其中荦荦大者。如果大事小事并列，堆积、罗列一大堆毫无头绪的历史现象，就不能为研究工作提供有利的条件。如何判断和选择“大事”?所谓大事，是相对的，不可能有一个对任何研究课题都适用的、统一的、绝对的标准。我们研究的客观事物，各自处于社会大系统中的不同层次。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大事的标准自然就不同。当然，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同，大事的标准也不同。一般地说，大事即关于研究对象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所谓重大事件，有下列各种情况：反映研究对象发展阶段性的、在当时有重大影响的事；新生的、对后来有重要影响的事物；反映事物从量变到质变转折点的事；对研究对象发展起巨大作用的外界变化，等等。就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而言，着眼点是1949年之后国民经济整体的变化。 “大事”应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对全国财政经济有重大影响或者是一种标志性的事件，以及对经济发生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与生产措施。事件的重要与否是就当时而言的。例如荆江分洪工程、鞍钢三大工程竣工以及武钢第一号高炉出铁，在当时均为非常重要的经济大事。事件是否具有标志性，除看其在当时的重要性外，还可看它是否新生事物，是否在以后对全国经济产生影响。如1979年开始的工业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和相继而来的商业、人民银行的扩权试点，均在当时具有开创性，为后来整个国民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方向。人造卫星上天等也属于标志性的事件。 (2)作为阶段性的全国财经工作的成果。诸如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一年的经济成就，或者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季度经济成果，等等。 (3)党、政中央一级，包括派出机构(如中央局、大区军政委员会或行政委员会，下同)及其职能机构(即部、委、会)的有关会议。(4)党政中央一级有关文件。包括决议、决定和重要的法规、规章。 (5)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论著。(6)在上述会议、文件、讲话、论著未公开发表之前转述其精神的重要社论，理论界有重大影响的论著。 明确了“大事”的标准，具体选择就能适当。力求做到凡大事一件不遗漏，非大事一件不列入。 3。统一规格，明确要求。(1)实事求是。不准杜撰大事，也不允许隐讳大事。 (2)大事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会议或文件等的名称、内容等都要准确。(3)紧扣主题。主题是商业，必须件件大事是关于商业的；主题是财政，必须件件大事是关于财政的。不要蔓生枝节，把一般经济背景事件拉人其中，以致淹没主题。 (4)以时间为经，严格按事件的时间顺序排列。这是正确反映历史现象发展变化、内部联系的需要，是大事记的主要特点。不要先后颠倒，把后发生的事放在前面叙述，先发生的事放到后面叙述。 (5)前后呼应，有前因，必有后果，借以表述事物的动态。不要前有后无或后有前无，也不要中间断线，以致前有来龙，后面查不到去脉。(6)限于叙事，不予评论。大事记是由一系列大事组成的，其任务是反映出事物发展过程，不担负对这些大事进行评论的任务。(7)文字简练。大事记要求用自己的语言，将事实说清楚。有关文献中的关键性的句、段，可以原文引用。对不同的大事，应取不同写法。一般顺序是年月日(大事发生时间)后写大事名称或对大事的概括语，然后写大事的基本内容。内容较为单一，可将大事名称和内容一口气写完。大事内容较多，或只取其中之一事，宜用二层写法，即先写大事名称，打上句号，第二层再写内容。 (8)时间。不知会议举行时间时，以发表会议消息的时间。不知文件制订时间时，按发出的时间为准；不知发出时间时，以公布或报道文件名称、内容的时间为准。 (9)凡事知发生年月旬不知日的，放在旬末；知年月不知旬日的，放在一月之末；只知年份不知月、日的，放在一年之末。(10)起止日期明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第1卷》，叙述大事从1949年lO月1日起，到1956年12月31日止。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发生的大事，在专题内容中非说不可的，可用简短语言予以概括，放在1949年10月1日条下。(11)规格务必统一。 4．力求准确。年、月、日必须准确，正文后加括号注明资料来源。资料的来源力求是第一手的；从二手资料上转述过来的要查对原件；不同资料记载有矛盾的，或自己对资料有疑问的，要做必要的考证或注释。 (二)关于资料长编 1．资料长编的编辑目的与性质。大事记按时序记述事实，其优点在于明白地反映出同一事实前后发展过程与该事实各个侧面在同一时间的联系，其缺点也在于只反映事物演变的过程。然而，科学研究的任务不是仅仅叙述事实的过程，而是要揭示其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故表达研究成果的论著一般以理论逻辑为体系。大事记是从零散资料过渡到历史逻辑，再到理论逻辑过程中的一步，是一种过渡工具，它本身不是当作工作的目的(做大事记一般是供自己弄清问题用的，很少拿出来发表。当然，编得好的大事记，对别人、对后人有帮助，是一种工具书，有很高的出版价值)。正因为大事记有上述弱点，所以研究者在完成了大事记，弄清了研究对象的发展过程、各种形态、内在矛盾及其与外部的关系，并由此产生了一些观点之后，常常按照这些观点所构成的理论体系，重新整理资料。如果记录资料用的是卡片，就将卡片按理论体系的提纲重新排列，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出资料长编。编辑资料长编的目的，是根据专题研究对象本身固有的内在关系与发展逻辑，把零碎散记的资料组织成为一个系统，为自己和别人提供整理过的、系统的资料，为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和撰写论著打下扎实的基础。对于某些专题，可以不按照理论体系排列资料，而采取在大事记的基础上，概括出若干主要事件，按这些事件的本末排列资料的做法，以集中反映这些事件的前后联系，作为写记事本末体论著的基础。 资料长编与大事记有三个不同之处。第一，编大事记使用自己的语言，资料长编则力求保存资料作者的原话。因此最好完全用原资料排列，尽量不把原有资料分割得很零碎。当然，为了说明一条资料与另一条资料之间的联系，编者在其间加些话，起穿针引线的作用，也是可以的。第二，大事记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时间是自然现象，反映的是历史逻辑；资料长编是按一定的提纲排列的，这种提纲是人为的，反映的是理论逻辑。第三，大事记重在“事”，即重在事实前后关系的排列；资料长编重在“编”，即重在论点、逻辑关系的排列。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料长编是整理资料的高级形式。 编辑资料长编时，要对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分类排比。为此，对资料必须咀嚼、消化，鉴别真伪，比较优劣，考订歧异，以及分析、综合、推理、判断，发现各项资料之间的逻辑关系，并用章、节、目等的标题来概括其主要内容。这均需要学识。因此，编辑资料长编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而是一项寓编辑、学问、创新于一体的研究工作。资料长编的水平反映了编者的学术水平。编得好的资料长编本身就是研究成果。对自己，它是论著之前身；对别人，它是可资利用的资料工具书。这就是资料长编的性质。 2．注意选择适当的体裁。为了写史书而编辑资料长编，从种种文献看，早已有之，但多遗失。现存历史上的长编，最著名的有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长编》他领导一批学者准备撰写《资治通鉴》，为此先作长编。在工作方法上，是按时序把各种史籍中记载的每一件大事，摘录原文，依照事目排列，撰成“丛目”；据“丛目”写成“草卷”，即是长编；对长编进行粗删和细删，然后写成本文。《资治通鉴》能成为传世杰作，重要原因之一是做了扎实的长编工作。而《资治通鉴长编》之所以采取依年月日编次的体裁，是由要编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体裁决定的。资料长编的体裁应按照要编的书之体裁及资料性质、作者意图来决定。资料长编的体裁多种多样，以1949年以后编成的几种中国经济史资料书而言，其体裁有三种：第一种，如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编辑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和史敬棠编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资料》。这种体裁将资料分编到详细提纲的节目下，每段资料都不长，一篇资料可以分开放到几个目下。第二种，如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包括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各编，魏子初编《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陈真、姚洛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至五辑。这种体裁有一个粗线条的提纲，基本上保存资料原貌。第三种，如许毅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用自己的语言穿针引线，将资料连贯起来。 3．选择资料。选人资料长编的资料必须具备真实可靠和典型性两个条件。选择工作宜分两次进行。初次选择资料，宁失于繁，毋失于略。细选时则去粗留精。在搜集资料时唯恐有遗漏，抄了大量的资料，在编资料长编时必须舍弃一部分次要的。随着搜集资料和整理资料工作的进展，研究者的认识必然提高，会发现有些资料是不重要的，是不典型的。此时要割爱，将它们暂时取出，放到一边(不要丢掉，因为以后可能发现它们的价值)。否则，它们会将精粹的资料淹没掉。 资料照原文抄录。每一条资料，力求保存一个完整的意思。即使不录原资料的全文，也不要将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资料分成几条，散列于几处。一本书，或一个文件、一篇文章中，不同部分说了不同的意思，可以分别摘抄。为求体系的完整，凡一条资料含几个不同意思，原文又长，或不便分段摘抄，则放在一个最合适的目下，并在有关章、节、目、子目、结尾中指明所在处，便于使用者参阅。 摘取一书或一文中之一段时，必是本专题所需要的，而且大都应是该书或该文的中心论点和基本论据，精华或新意之所在。忌见文即收，又杂又滥；忌断章取义，不顾及全篇。并见于几种书籍、报刊而文义完全相同的资料，只选录较重要的，以避免重复。 每条资料涉及的地点、时间必须明确。若资料本身不能明确说明事情所发生的地点、时间时，则应在资料前加括号，按先时间、后地点的顺序予以注明。 资料本身如果没有说出事情发生的特殊背景，不加注明便会弄错其含义者，则需加注释来交代它的历史背景。读一本书，按该书的顺序在笔记本上写摘要或笔记，事情的原委与背景是比较明白的，这是此种记录资料形式的优点之一。用卡片记录资料，要特别注明历史背景，否则很容易出错。每条资料都必须注明出处，写在该条资料的末尾。 所引资料若中间有与本专题无关的，应予删节，并用删节号表示。删节后连续性被割断，上下文不连贯，则应加上一二句话，用括号括起来以便连贯。 资料中原有的注释，均照录。 对有疑问的资料和有歧义的资料要做考订工作。得出结论的，写在注脚中，说明考订的结论或去取之由，这对别人使用资料有好处。一时考订不清楚，可以并列，也在注脚中说明，暂时存疑，不可武断地任意取舍。 凡原资料有文字不明的，可酌加注释，置于括号内。 4．编辑工作中应注意的主要事项。 第一，要拟好提纲。资料长编是将所掌握的资料按一定的理论逻辑分类、排列，它是建立在所掌握的资料的基础之上的。在完成大事记之后，通过整理资料，得出初步的观点、初步的理论逻辑，据此列出初步的长编提纲，提纲目录即各级标题。 第二，要有醒目的标题。对于标题本身有如下要求：(1)章、节、目、子目标题从资料中来。每级标题必须是对所含资料内容准确的概括，即根据资料内容归纳分类而拟的。(2)文字力求简短。(3)各级标题之间应有理论逻辑关系，尽可能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不可脱离资料现状去讲究体系的完整、逻辑的严密。资料长编的任务是给使用者提供参考资料，不是要向使用者灌输某种理论。因此，章节标题用语不可拔高。(4)标题不可分得太细，否则会把完整的资料割零碎。 第三，规格要统一。 从上面叙述中可以看出，资料长编已是论著的前身。如果说表达研究成果的论著是昆虫成长演变的最后阶段，那么资料长编已是茧中的蛹，一旦破茧而出就成为美丽的蝴蝶。然而破茧却不是易事，它是一个极为艰苦的分析综合过程。 八、分析综合 在资料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后，便进入分析综合得出结论的阶段。关于分析综合，谈谈以下六个问题： (一)分析综合在研究过程中的地位 研究工作的每一步都有分析，也有综合。在选题时，要分析一个事物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主观与客观的各种因素，然后进行综合，决定课题。在阅读前人著作时，要分析各家各派运用的理论、资料及方法是否正确，综合他们之异同、分歧焦点所在。在学习理论时，要分析每篇著作的历史背景，每个结论的内涵，然后综合归类。在搜集资料时，要分析每一条资料的真伪，是否具有典型性，能说明什么问题，并进行综合归类。在写作论著阶段，更少不了分析综合工作。因此，分析综合贯穿整个研究工作的始终。从研究工作的程序来说，分析综合工作又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独立阶段。这是指在资料整理工作基本上告一段落以后，对资料作总的分析综合工作。这种总的分析综合工作，也不是一次完成的。何以知道搜集资料是否够了?只能从不断地分析综合所得资料的过程中得出结论。到了认为问题已经明朗时(可以得出结论，能自圆其说，且有新意)，就可作一次总的分析综合。所谓科学研究，主要的工作就是对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即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事物的不同发展形式，并探索各种形式的内部联系，引出正确的结论，形成一些概念、观点、见解或理论。“引出”是一个分析综合的过程，是从“资料”过渡到“结论”的中间环节。是决定成败的一环。因此，没有分析综合就没有科学研究。 (二)分析与综合的关系 从人们的思维运动的方向来看，分析与综合是相反的。分析是人们在思维中把认识对象的整体分解，在这个基础上，把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层次放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发展变化中，去认识它们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以及各以何种方式与其他部分、其他层次发生联系，从而发现居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部分或层次，从而认识事物本质的思维过程。如果仅仅看到一个事物是由哪几个部分或层次组成的，这只是分解，而不是分析。分析必须进一步从各种属性中去发现基础或本质的东西。综合是在思维中把对象的各个部分或层次组合成一个统一整体的思维方法。这种组合不是各部分各层次的机械相加，而是按其内在联系有机地组合成一个整体，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所以综合与分析不同，是一种相反的思维过程。 但是，分析与综合又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体。分析是综合的基础。分析与综合还依一定条件而相互转化。人的认识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过程。在这里，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以分析为主。一旦达到本质的认识，就要用这个本质说明现象，或是把各种属性联结起来，在思维中形成完整的具体的图像。这个过程以综合为主。随着认识的推移，认识又会在新的层次上转化为分析。整个认识过程是分析和综合的辩证统一，是分析一综合一再分析一再综合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科学研究是人们的高级思维活动，更要遵循分析综合的规律。在研究社会问题时，人们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以分析，形成一个个的科学概念，这只是对个体或局部的看法。在不断的分析中，形成了大量的此类看法。在这个基础上按它们的内在联系，做同一性的概括及理论证明，这就是提出假说，形成观点，得出科学结论，建立理论逻辑体系的综合阶段。古人云：“文章之道，有开有合”。没有分析，不可能具体深刻；没有综合，不能给人以全面、完整、理性的、本质的认识。恩格斯指出：“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①不经过分析阶段的所谓“综合”，只能写出材料加观点的贴标签式文章，它们绝非科学论著。 (三)分析资料的过程 怎样做分析综合工作?有哪些分析综合的方法?这是一个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的。如果要作简单的概括，那就是：运用已学习到手的理论与方法，去解剖和认识已经掌握的反映客观研究对象的资料，从中得出理论性的结论。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分析综合，首先和主要的是分析资料。分析资料的具体步骤与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只能简略地说一说。 1．在对资料做总的分析时，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去伪存真。原来抄 录下来的某些资料是二手、三手的，此时要查对原文。因为二手、三手的资料，经过几次转抄和印刷，在抄录、排字、打字、校对过程中难免发生错误。更重要的是，对于同一条资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取舍，若是古籍，甚至有不同的断句。别人论著中引用的资料，是按照作者的理解使用的。这些作者的理解是否合乎原意，需要自己去查对。有的人学风不严谨，为了论证自己先人为主的见解而对资料断章取义，歪曲原意。因此，自己查对第一手资料是极为重要的。 即使是第一手资料，其中也有需要“去伪”的部分。以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为例，有些原始资料中也有伪的部分。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前的处境，为了迷惑敌人，常有意造成一些假象，以致有些文字记载与事实不符。如1927年“八七”会议，本是在汉口召开，却说是在九江召开的；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是在上海召开的，文字记载却说是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社，明明是设在上海，地址是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但是在出版的书籍上标明的却是“广州人民出版社”，社址为“广州昌兴马路26号”；遵义会议召开日期，过去一般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页。 根据会议决议，认为是1935年1月8日，实际上会议是从1月15日开始，17日结束。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也存在资料的辨伪问题。一般说来，档案是比较可靠的原始资料，但1958—1959年档案中一些公社给县委，县委给省委关于工农业生产产量和产值的报告等等，要特别注意分析，因为当时存在浮夸风。对其他年份的档案，也有一个分析问题。档案中的下级给上级的报告，有的是可信的，有的距事实甚远。如县给省上报的农作物产量，有时是“留有余地”的，十成产量只报八成、九成，以便留下自己可以支配的粮、棉、油；有时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如想得到“上纲县”、“翻番县”的称号，把八成、九成产量报十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可是，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有些干部也还有弄虚作假的。 如何分辨资料内容的真伪?有的资料较容易分辨，一看便知；有的较难，要做专题考证。一般地说，可以采取以文献证文献、以实物证文献、以历史见证人的资料验证、以理论推断和实地调查等五种办法来鉴别。对古代历史的研究来说，第一种办法用得比较多。当围绕着一个问题看的书或搜集的资料比较多，有助于发现某些资料的不真实或不确切。因为反映同一事物，某些资料说是这样的，另一些资料说是那样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同时，也为通过联系、对照、比较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条件。这是研究一个问题必须搜集丰富资料的理由之一，也是孤证不足为凭的一个理由。 2．“去伪存真”是分析工作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对资料再做去粗取精的分析工作。前面谈及整理资料时，说过要去粗。在对资料做总的分析时还要去粗，同时也会发现更多的“粗”。如有一些资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有些资料虽能说明问题，但后来看到了比它更好的资料；先找到了说明个别、局部情况的资料，后又找到了说明一般、全局情况的资料；先抄下了反映现象的资料，后看到了能反映本质的资料；如此等等。因此，在分析资料时要再一次做去粗取精的工作。这便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要资料上。 (四)方法举例 分析资料的过程，就是毛泽东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事物的过程。也就是探求各种事物、现象间的相互关系，从个别及于一般、从局部及于整体、从偶然性及于必然性、从现象及于本质、从具体及于抽象的过程。探求出事物的本质与必然，既是研究工作的任务所在，也是乐趣所在。研究工作中思维的创造性特征和研究能力高低主要表现在此。 为了达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目的，应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例如，纵向分析、横向分析、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宏观分析、微观分析、比较分析、阶级分析等等。以下略举三例，以见一斑： 1．纵向分析、横向分析与将横作纵。事物的发展经历着一定的时间与过程。纵向分析，按照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来分析，就可以明确其先后关系，以及发生、发展以至灭亡的过程，寻求其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同形态及发展规律。按时间顺序分析事物的发展过程，是解剖事物的“纵断面”，寻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关系。事物不仅有其动态，还有其静态；不仅有发展过程，还有内部结构；不仅有“纵断面”，还有它的“横断面”。解剖“横断面”，能明确其内部结构、外部联系和在此时此地此阶段的特定性质。科学研究是为了深入地认识事物的性质。因此，这种对“横断面”的分析是不可缺少的。譬如，为了认识近代中国的经济，既要分析鸦片战争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的经济发展过程，又要分析近代中国经济中的各种经济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殖民地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各种经济形态内部各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由于事物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同一“横断面”中，往往包含着不同时期事物的形态，诸如前一时期形态的残余，后一时期形态的萌芽。因此，可以在一个“横断面”中看到事物成长过程中的不同形态及其过程缩影。这使人们可以采取对一个时期的静态资料做动态分析的方法，找到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与不同形态。对中国20世纪40年代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做一个横断面解剖，便能看到氏族制(母系氏族制、父系氏族制)、家族制、奴婢制(家内奴婢制、生产奴婢制)、农奴制、佃仆制、佃农制、雇工制、私人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经济。这些就几乎包括了人类社会至今经历的各个阶段。同一民族的只有在不同时间里才能看到的社会发展的多个阶段，现在却可以在同一时间内的不同的空间里(各地区、各民族)同时看到。这就是“将横作纵”的分析方法，即在相对静态的“横断面”中找到事物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的依次发展形态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用途很广泛，因为上述现象到处可见。如在大工厂中可以看到从原始手工操作到电子计算机控制及其各种中间形态；在社会上可以看到实物借贷、高利贷到社会主义信贷，等等。就资料情况而言，做横向分析往往比纵向分析容易。然而，只有在对研究对象做纵向分析与横向分析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才能全面地认识该事物发展的规律并得出正确的结论。 2．比较分析。比较的方法很多，可以将研究对象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对比，也可以将一个事物与相关的事物进行对比。人们常说某事物有某个特点。何谓特点?就是该事物具有而其他事物不具有的个性。如果不进行对比分析，就无从认识研究对象的个性。要认识中国社会的特点，必须把它和英国、德国、俄国、印度、日本等国家的社会进行对比分析。要认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特点，必须把它和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朝鲜等国的、合作化进行对比分析。从认识特点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没有比较就没有分析。比较是一种很有用的分析方法，它还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事物的共性和本质。研究民间文学，可以将中国某一民族的民间文学和另一民族的民间文学相比较，还可以与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民间文学相比较。比较的结果，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不同民族在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民间文学内容涉及的自然与社会现象，有许多相同之处。发现了这种现象，有利于说明人类认识发展有共同的规律。研究中国当代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与近代中国比，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进行对比，可以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可以与资本主义国家比。通过这些对比，便会得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政策正确的结论。运用比较方法时，要注意选择比较的对象必须具有可比性。 3．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根据不同的课题，可以使用其中的一种方法或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在分析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及其性质时，愈具体愈细致愈好。为了避免粗糙笼统，需要用类似于用显微镜观察细胞的方法。显微镜的精度愈高，观察得愈清楚。在分析研究对象在万事万物中的地位、意义与特点时，把它放在愈大的范围、愈长的时间里去观察，愈好。为了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需要用类似于天文望远镜观察星体的方法。望远镜愈大，看的领域愈广泛。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二者结合起来，既可以高瞻远瞩，又能明察秋毫。在研究清代后期张之洞在武汉办现代企业这个问题时，如果不了解张之洞的出身、思想、知识结构；办每一个企业的目的、资金的来源、管理制度、机器设备、主办的官员与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状况、产品的出路与经济效益等细节，便无法具体地说明每一个企业特点、性质与失败的原因。如果仅用这一种分析方法，到此为止，会得出张之洞办的企业全都失败了的结论，全盘否定他的经济活动的社会意义。如果从全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他的经济活动使武汉从没有现代工业一跃而为现代工业在全国占第二位。如果从湖北、从武汉几千年的经济发展过程来看，从手工业生产到机器生产的转折，是与他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在他之后，武汉地区的现代工业才开始发展起来。从更大的范围、更长的时间来看，对张之洞在武汉经济活动的评价，自然又会不同了。所以，在通常的情况下，20瞭研究对象，以既用“显微镜”，又用“望远镜”，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络台起来为宜。综合这两方面考察的结果，才能对一个研究对象的性质、地位、意义作出恰当的评价。 至于阶级分析方法、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等等方法，大家都比较熟悉，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一，研究对象不同，使用的方法也不同。一种方法可以用于多种问题的研究，但不一定适用于所有问题的研究(研究的是阶级社会的问题，可以使用阶级分析法；研究的是无阶级社会的问题，就不能运用阶级分析法)。研究一个问题可以用多种分析方法，但不一定要把各种方法都用上。在分析方法的运用上，也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第二，科学研究讲究一个“新”字。最好是用新的方法。新的方法极为重要，它使人们从新的角度、新的层次揭示研究对象的真相与发展规律。新的社会问题往往要求新的分析综合方法才能解决。而新的科技成果与思维科学的新发现，又为创立新的方法提供可能，所以新的方法层出不穷。我们要密切注意那些新的方法。一部科学发展史，就某种意义来说，也是一部研究方法的变革史。没有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就很难在研究成果上有所突破。大胆创造和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是开创研究工作新局面的一个必要条件。 研究方法是有层次的。就大的方面而言，有三个主要的层次。最高层次是哲学方法，诸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低层次是适用于各个专门学科的具体方法。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一般方法或通用方法。通用方法很多，具体方法则更多。明确研究方法有多个层次，很有好处。例如，这使人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认为借鉴了外国的某种通用方法或具体方法，便是代替、放弃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只要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最高层次，便可以大胆地借鉴外国社会科学家使用的通用方法和具体方法，对它们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说明和改造，把它们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的系统之中，使我们的研究方法成为开放型的、不断发展的、最为丰富也最先进的研究方法。 (五)注意思想的火花 分析综合是一个绞尽脑汁的过程。绞尽脑汁主要在分析问题这个阶段。这时可能茫无头绪，徘徊苦闷，睡不好，吃不香。有些问题，可能想了好久也解决不了，但却在某种偶然场合想了出来。由于思想高度集中，这时可能出现思想的灵感。就好像辛弃疾词里说的，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种灵感突然来临，也瞬间逝去，如火花一样，因此，如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火花”，应立即记录下来。 在分析过程中，有时会对某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可以试试以下三种办法： 一是找人谈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问同行，问老师，会得到帮助。同外行人谈，同自己的学生谈，甚至与不同行的，如学自然科学的人交谈，往往也会得到意外的好启示。一个人要有几个学术上的诤友。“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学术上的诤友在一起，“疑义相与析”。在独立思考基础上的“集思”，是学者成功与学术发展之路。因为：(1)别人，甚至外行，可能提出有益的建议。虽然他不一定比你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掌握更多的资料，但是由于知识结构不同，处境不一样，框框少，有可能从不同角度观察问题，给你以启迪。这就是为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道理。(2)通过讨论可以纠正错误。在研究中有时会不自觉地钻进牛角尖。这种错误的思路往往会重复出现，不能自拔。两三好友在一起讨论，往往别人一语道破，使自己恍然大悟，茅塞顿开。此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3)在研究中，有时因久久得不出结论，丧失信心。在讨论中，可以受到别人的鼓舞，振作精神，重振旗鼓。 二是重温已读过的著作，或进一步磨砺理论武器的刃，或看看别人在遇到这类难关时是怎样做的。 三是可以另换一个角度或跳出问题的圈子，在不同范围，用不同方法来分析。这样做，往往能收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一一豁然开朗。 (六)需要具备的条件和态度 要做好分析综合工作，要有一定的条件作前提。一是一般知识面要广，专业知识要深，才能触类旁通。二是理论武器要多，要精。其中，特别是马克思的理论。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并把这种唯物主义运用于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使社会学和历史学从限于收集未加分析的事实和描述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进入了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从而成为科学的阶段。马克思为我们做出了科学分析的典范，同时也留下了可资运用的分析方法。用它对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能得到符合客观实际的新的发现。三是要多思多问。分析资料的过程，不妨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这能促使自己从各个侧面对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有的自己一时回答不了，这就需要进一步去搜集资料，进一步做研究，直到找到满意的答案为止。不要在资料不全，立论无据，不能白圆其说时就去写作论文。 总之，分析是把研究对象分解为简单的要素，分别加以研究。而要认识研究对象的整体与本质，则有待于综合。综合是将已被研究过的各种要素汇合在一起，进行比较、鉴别。分析与综合并不是机械的两个阶段，它通过思维而达到统一。通过分析综合，弄清楚了问题，有了新的发现，此时，写论文才有了基础或可能，也有了必要和兴趣，心中便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创作欲冲动，不写就不安宁。 九、撰写论著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可以表现为调查报告，也可以表现为讲义，一般采用论文(著作)形式表达，也就是常说的写文章。文章种类繁多，这里讨论的仅限于表达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下面从科学研究程序的角度谈两点意见： (一)明确科学研究论文的特点 科学研究论文的主要特点是由科学研究的本质决定的。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讨未知，获得新认识。科学研究论文的主要任务是表述这种新认识，因此又被称为学术论文。它的结构，它的文字，它引用的资料，它的篇幅，都以表达新见解为目的、为标准、为限度。上乘的科学研究论文，有课题新、资料新、方法新、论点新、体裁新的特点，此谓之“五新”。一篇论文即使不能“五新”俱全，至少要有一新，才有发表的价值。没有新意，本是无需写论文的。科学研究论文的结构，以突出新见解为目标去设计。这种论文的文字表达，就像是站在社会讲台上向人们介绍你的新成果一样。 科学研究论文的另一个特点是要求确切，也就是科学性。在使用概念时务必力求准确，遣词用句都要讲究其涵义，要遵循学术规范。在处理文字的生动性与科学性之间的关系时，力求做到二者完美的统一。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就要明确，生动性要服从科学性。宁肯文字生涩些，也要准确些，绝不可因文害意。不要生造一些怪僻的“新词句”，使人读了莫明其妙。应该用朴实、严谨的文字去论述问题，给人以清新、明快的感觉。 (二)写论文的方法 当资料完备，分析综合工作完毕，自己认为有了某些发现，有些观点需要说出来，也就是有了一种写作的冲动时，最好一气呵成，将文章架子(提纲)搭好，接着写出初稿，把想要摆出来的观点先写下来，不必拘泥于遣字造句。这时最容易犯的毛病有两个： 一是将研究的过程复述于论文中，不善于将研究的方法和论述的方法加以区别。马克思强调指出：“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①以史学为例，历史的研究方法应该是“论从史出”，即研究纷繁复杂的具体历史现象，从中得出理论性的认识。而历史的叙述方法以“史论结合”为宜，就是要用研究得出的结论来统率材料，叙述历史，没有必要把研究过程原原本本地追述出来。对于研究经济理论来说，尤其要区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马克思说：“实际上，我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一一历史部分开始写的)。”② 二是把资料、理论和研究心得，不分主次都写出来，文字庞杂，不善 ① 《<资本论>第二卷第2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页。 ② 《马克思致齐格蒙德·肖特(1877年11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5页。(按：这里说的“第三部分”是指《剩余价值理论》) 于突出本文中最主要的新观点。出现这个毛病时不必着急，在修正过程中只要有了下述两点认识，问题就会解决的：(1)写论文是要表达自己的新观点，不是要显示掌握的材料有多丰富。引证资料的多少，以能说明新见解为准，过多的堆砌，谓之累赘。在足以说明论点的前提下，引用材料愈少愈好。“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99①材料用得少而好，会使人感到文章构思巧。所谓资料少而好，就是使用典型的资料，而且用得简练。(2)一篇文章只说明一个问题。在研究某一课题时，常常可以得到一些“副产品”，解决了一些与本课题有关联的问题。写论文时，往往会把这些成果都写进去。此时要敢于割爱，将“副产品”删掉，另成文章。 在动手写作前，已有详细提纲，似乎问题都解决了。可是，在写的过程中却往往发生写不下去的情况。这是由于某些问题事先并未研究透彻，写作中就暴露出来了，不动笔写作完整的文章，这些矛盾就暴露不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章是想出来的，更是“写”出来的。解决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停下笔来做研究，等搞清楚了再写；二是把写不下去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跳过去，继续写，等初稿写完后再来研究。采取哪一种办法，既要看问题的大小，也要根据各人的写作习惯。 写出初稿后，最好是放一放。想一想初稿中有哪些提法不妥，有哪些需要补充，仔细斟酌。过几天或几个星期后，回头再来看初稿，自己便会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同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研究写初稿时没有彻底弄清楚的问题，找一找文中所需要的典型材料。经过不断地补充修改，使之成为一篇好论文。 文章写成了以后，还要反复看几次。鲁迅是这样做的，毛泽东也是这样做的。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 “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②比较细致的做法是一次带一个主要目的去看。如： 第一次带着论点去看。看要表达的观点是否说清楚了；论据是否充分，论证是否严密，是否站得住脚；能否白圆其说，是否还杆解可击。特 ①王安石：《咏石榴》。 ②《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80l页。 别要看看文章有没有新意，如果没有，就不必拿出去了。否则，即使发表了，对社会、对别人、对自己都没有意义。勉强发表了，行家们一看，还会给你一个“智不越俗，才不脱凡”的印象。 第二次带着章节段落问题去看。章节段落是否分得合适，能否体现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中心段落是否突出；有无可以删去的段落。这最后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当人们付出艰苦劳动写成一篇论文时，都会产生马克思形容的“如刚分娩的母亲舐着自己的初生婴儿”的感情。在这种自我欣赏的感情下，要整段整段地删去，确实需要一点勇气。当然，删繁削冗还需要判断力。有一个外国雕塑家谈创作体会时说： “拿一块木头，把多余的削掉，仅此而已。”艺术造诣的高低在于判断哪些是多余的。论文写作水平的高低也在于判断哪些是多余的。这些多余的部分不删去，就会喧宾夺主。某些多余的部分，砍下来还可以用来另写文章。 第三次可以带着资料问题去看。所引用的资料是否都是必要的；是否都是忠实于原意的；出处是否注得合乎规范；是否需要再查对原文。 第四次可以从文字的角度看。“言之无文，其行不远”，在文字上尽可能写得好一点。学术论文能有文采是高要求，一般至少要做到清晰、准确。文章的思路与文字最好不落俗套，不模仿别人，包括名家的格式。文字要反复修改。清代郑板桥擅长画竹，他总结自己创作经验时说：“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他还写过一副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把删繁与创新联系起来，值得深思。我们写论文也一定要做到“冗繁削尽”，一定要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修改文稿要不厌其烦。白居易写诗的办法是：“新篇日日成，旧句时时改。”北宋诗人张来买到一部白居易诗稿，见有些诗的初稿已被改得不留一字。文章最好平易朴实。对有新意而又朴实的文章，同行人读后会感到： “看似寻常最奇峭，成如容易却艰辛。”学术文章能写得别人爱读，津津有味，为上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最低限度也要使读者愿意看下去，不致感到是一种苦差事，尽快摆脱之为快。 以上各步都走完了，再来拟标题。研究题目是研究程序开始时定的。论文题目却要在研究程序结束时确定。这是为了把标题拟得好，拟得切合内容又生动有吸引力。学术论文的力量(包括说服力、吸引力、战斗力)来自三个方面：内容的逻辑力量、作者的感情和文采。标题则是这三个方面的最高凝练。标题拟得好，可起画龙点睛的作用，使人们一看标题就想读它。 最后，要讲讲研究者的态度问题。从事科学研究，要想取得成就，第一要有科学的态度，第二要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第三要有科学的方法。其中态度是第一位的东西。因为，没有正确的态度，再好的理论与方法也不能落实。在态度方面，要紧的是下述五点： 首先，要认识科学研究是繁荣中华文化，加速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所以国家规定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三个战略重点之一。中国没有自己的学术新成果，只有重复别国人的知识，只能跟在别国的后面爬行。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字……中国人不研究，难道靠别国人来研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正是出于爱国心，出于对民族的责任感，出于对祖国的忠诚而从事学术研究的。过去，有些人不理解积极从事研究的知识分子的爱国心、事业心、责任感，认为搞科学研究就是想成名成家，挫伤这些人的积极性，延误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令人痛心。 其次，要认识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是非常严肃的事业。要求有严谨的学风。学风的根本问题在于诚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他的研究过程“是诚实的多年探讨的结果”。能否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愿不愿意艰苦劳动，愿不愿意做“拼命三郎”。严谨的学风贯穿于研究工作的始终，从写每一张卡片要字字校对，力求无误，到写出的学术论文从内容到字、句、标点、资料注脚，力求准确；要老老实实分清哪些是自己提出的观点，哪些是别人的成果；凡是他人的成果，必须加注说明；如不同意，也要平等地讨论，不可以权威的口气盛气凌人，更不得讽刺挖苦，要有学者风度。 再次，要虚心，又要有信心。为学必须虚心，才能学到别人的长处，看到自己的不足，促使自己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凡学有成就者必是谦虚者，大学者则是大谦虚者。谦虚的态度表现在敢于公开地承认有些人比自己学识多，有些人在某一方面、某一点上比自己强，愿意拜他们为师，向他们请教，吸众人之所长；敢于承认自己原先观点中的错误，推翻自己的错误结论，并公开改正。谦虚不是自卑。谦虚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的。信心也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的，与谦虚是统一的。李白在《将进酒》中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各人有各人的长处，对自己要有信心，要敢于向自己提出高要求。科学研究是集体的事业，做不了大工作，做点小工作也是好的。譬如说研究一些较小的课题，为别人的科学研究提供资料，提供意见，提供方便条件，等等，要甘心做别人成长的垫脚石。一些出版社、报刊编辑部、图书馆，有一批很有学问的人，他们默默无闻地为成千上万的科学研究者做后勤工作，提供资料和意见。他们风格高尚，对人类认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最后，要有恒心。当下了决心从事某学科、某课题的研究后，就要满腔热情，全力以赴。要持之以恒，有毅力，有韧劲，像竹子一样，“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①处顺境要尽力去搞，处逆境也要尽力去做。司马迁受了腐刑，还写成《史记》。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都很好，有利于科学文化的发展，要利用好这个有利时机。但是也不能急躁，不要急于求成，要有大器晚成之心。社会科学有它的特点，以基础广、老成一点时出成果为好。 “灼灼园中花，早发还早萎。迟迟涧底松，郁郁含晚翠。”这样说，不是要青年人不搞科学研究，不出成果。年轻人思想解放，框框少，没有包袱，敢想敢说，许多新的观点最初都是由年轻人提出的。写作《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年方29岁，恩格斯才27岁。列宁是在26—29岁期间著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虽然年轻时免不了幼稚，不过鲁迅说得好：“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成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②当然，年轻人不应、也不会停留在幼稚状况。还是鲁迅说得好：“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③一个人如果想在一生中在科学研究方面真有成就，一定要在青年或中年时期打好基础，基础愈广泛愈好，愈扎实愈好。清人赵翼有一首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现在的知识更新周期快，各领风骚没有几年。青年阶段正是出阵的好时期，不能等待。“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不要胆怯，丢掉怕被人讥笑幼稚与浅薄的顾虑，放开胆子，走上社会科学研究之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攀登吧!达到光辉顶峰的定是那些无所畏惧的勇者。 (节选自《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①郑燮：《题竹》。 ② 《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3页。③ 《鲁迅译著书目》，《鲁迅全集》第4卷，第14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