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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8年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之际，鲍曼撰文认为，《共产党宣言》是少数坚硬的、不可移动的岩石之一，我们可以依靠它测量历史的起伏。 齐格蒙特·鲍曼（1925—? ）被称为当代西方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安东尼·吉登斯称其为出类拔萃的后现代理论家，但这种评价是不全面的。因为鲍曼虽然以后现代性闻名，但并不能用后现代的名称概括其全部思想，相反，他的心路历程有过几次大转折：青年时代一直忠诚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50—70年代东欧特殊的制度环境迫使他反思并修正苏联马克思主义；八九十年代偏爱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概念图式；90年代后期至今一直宣扬其“流动的现代性”概念。 可见，马克思主义在鲍曼早期思想中居于核心位置，主要论述体现在系列论著中，后来翻译成英文的著作主要有《阶级与精英之间》（1972）、《作为实践的文化》（1973）、《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1976）、《论批判的社会学》（1976）、《阐释学和社会科学》（1978）、《阶级的记忆》（1982）。理解其早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对于研究其全部思想起到一个价值关怀的基础铺垫，因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贯穿其思想始终的基调。 鲍曼与马克思思想的深度关联 鲍曼出生于波兰西部波兹南一个贫穷的犹太家庭。二战爆发时逃到苏联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虽有10年的军旅生涯，但50年代中期之后的反犹运动使之以笔为武器，批评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此间，他保持一种独立的学术路线，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只是政党路线的傀儡，而且还积极倡导并推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反犹运动的再度猖獗使之退出共产党并再次离开他的祖国——波兰，辗转多国之后，最后定居在英国的老工业基地利兹。鲍曼前半生一直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连，他对马克思主义从信仰到修正的思想旅程相继受到三方面的影响： 首先，前期思想浸淫于马克思主义。犹太血统的鲍曼信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被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所吸引。对于自己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鲍曼从未直接表态。但明显的原因之一是，作为一个穷苦出身的、面对种族压迫和纳粹威胁的犹太人，他不仅憧憬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而且在苏联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倍受打击的犹太人，而是一个波兰人。因此，他当时的思想完全是追随正统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认为犹太人必须要以革命的方式才能获得解放，而且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获得永久的自由平等。他尽管深知苏联共产党内部的严重问题，但坚信这只是“暂时的脆弱现象”，党依然是“社会正义最有力的代理人，而且必须得到不容置疑的信赖”。然而，1954年之前的鲍曼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复杂的，因为他是一个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韦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文艺复兴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次，葛兰西把他引向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对鲍曼思想产生最大影响的可能是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鲍曼也承认葛兰西在他整个学术人生中的重要地位：“阅读《狱中札记》对我的生命产生主要影响。”从此，鲍曼脱离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他至今是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但意识到需要阐释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鲍曼追求理想的理论视野仍然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元范畴中，但它已不是“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根据社会现实变化而重新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这是葛兰西给他带来转折性影响的结果：“我把‘光荣地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归功于葛兰西。” 这一点不仅表明葛兰西继续把鲍曼的观念视野挽留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阈，而且足以暗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对鲍曼后来整个治学生涯的影响。 最后，后结构主义思潮使鲍曼对苏东的批判上升到对整个现代性的批判。进入80年代后，西方国家的职能逐渐萎缩甚至为全球化的市场所吞噬，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英国面临巨大的福利危机和财政压力，而东欧社会主义体制愈发陷于困境直到最后衰亡。在他看来，这种现象带来的反思是，不能依靠颠覆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来重建现代性。因此，鲍曼广泛吸取各种非主流的理论资源，而马克思和葛兰西的地位也被阿多诺和勒维纳斯等后结构主义者所取代。 我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认识 葛兰西《狱中札记》的影响以及东欧社会主义愈发陷于困境的现状，使鲍曼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出现了认识论上的转变，开始从一种虔诚的信徒身份中解脱出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剖析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苏东经济、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作用。 鲍曼致力于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思想。他早年就领悟到马克思的思想精髓：为了自由、平等和公正，人们需要重新控制世界，必须克服身体和精神的异化境况，使自己重新成为世界的主人。鲍曼后来指出：“我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认识，或者说受到他的激励去发展我自己的认知和价值观框架，我希望它们今天依然属于我。”在他看来，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曲解了马克思原初文本的意义，而且还无法解释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实况。因此，他试图解开苏东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论、历史决定论锁链。这样，鲍曼在50年代晚期开始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信仰拉开距离，对苏东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全面反思，并且从此关注的一系列问题都指向一个目标：为了人们的生活更充满自由和平等，如何帮助建立更好的社会主义和更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基础。 鲍曼把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喻成神甫，并指出：“神甫的传统功能是解释超个人的秩序，将不可信的变成为可信的，将铁一般的逻辑安置在似乎非理性的、偶然的事件上，将意义赋予无意义的人类命运当中。”然而，人类的生活世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尽管马克思这样的预言家能够影响历史的发展，但他决不可能控制历史变迁的路径。没有人预知人类历史的剧本。这样，他坚定地抛弃了政治强加的认知模式。 鲍曼对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也进行了批判。在《现代、现代马克思主义》一文中，鲍曼将“至少在波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纲领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相比较，认为，后者集中于经济决定论，并以此提出指导性的哲学信条。由此，他拒绝任何一种单一因素的解释，认为经济因素只是一个整体结构的一部分，并主张通过在一个结构中分配的方法去理解事物，试图以此克服诸如“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和“政治人”等概念碎片化的影响。与经济决定论相反，鲍曼把人类世界的心理结构中具有积极的、富有动力的因素推到前台。 社会主义是一把刺向非正义社会的利剑 鲍曼区分了旧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和新式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一种伦理责任，强调通过世界的人道化来开放各种可能性，以解决社会疾苦问题。在鲍曼看来，这种社会主义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不是取代当前运转体制的一种替代性社会模式，而是作为一把刺向非正义社会的利剑。 鲍曼提出，苏联的实践破坏了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值得未来憧憬的乌托邦。他在《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中把社会主义描绘成“现代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提供了把现在放入远景之中的未来幻想，但在文化上与“资本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为解放和批判提供知识和道德的基础，其功能是激励人们认识到事物可以变得更好。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应该鼓励人们去批判事物的现有状态，应该鼓励他们为更好的社会工作而努力。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即自由主义中获得了其核心理想——自由和平等。同时，社会主义虽然可以实现资源的公平分配，但只有当资本主义完成其历史任务并清除非理性的旧世界之后，社会主义才登上政治舞台。 鲍曼还进一步阐释了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后果。他指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更为公平地分配物质财富的思想被西方国家政府和企业运用到实践当中，即福利国家。因此，20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其中，知识分子在维护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的过程中起到文化霸权的作用，使资本主义的强劲发展获得一种文化认同。现在，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开始面对新的挑战，社会主义也必须面向消除异化的未来社会，消除在日常生活中对不同意见的习惯性压制和窒息。 始终不放弃马克思的思想精髓 尽管鲍曼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几乎不再论及马克思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鲍曼的思想已经远离马克思。在1998年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之际，鲍曼撰文认为，《共产党宣言》是少数坚硬的、不可移动的岩石之一，我们可以依靠它测量历史的起伏。 鲍曼不仅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真理：具体的人类存在只有为了改变自身的社会存在状态才开始相互合作。而且始终没有放弃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对社会主义的强烈向往。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