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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些主要元素是多元解释、反权威、分散话语权力。在历史学领域里，以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史学理论研究者希望带给史学界的是，他们要令历史学家们清醒地认识到，语言、文本不可避免地会隐含着主观的、伦理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这就是说，理论预设或历史哲学是任何一种历史文本的内在核心，因而，传统意义上那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只能作为一个理论假设来协助我们的历史研究，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历史学家在学术研究中一直抱有怀疑精神的思想来源，却不能借它来限制多元化的历史表现，更不能自认为已经达到了所谓的客观历史而对他人的研究采取盲目拒斥的态度。 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史学界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扩展开来，在9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史学界也有一波不小的传播。这种传播除了学术刊物发表了一些有关后现代主义思潮剖析的文章之外，并没有出现某种涉及具体历史研究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典范。然而，我认为，史学工作者心态的改变，或许多多少少就是他们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而产生的后果。 记得笔者1996年在苏州世界古代史会议期间向刘家和先生请教历史学中的相对主义问题，那时刘先生认同历史研究中存在相对主义思想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但他认为当时的学术环境未必达到了可以向更大范围内的读者说明相对主义思想的恰当时刻。那时候，大多数历史学家承认，历史在不同的时代需要重写，但大家依据的是，相信史料会不断丰富和充实，这将使我们需要提出重写历史的要求，这样，不断的努力才能够令历史研究一步步接近客观历史或历史真实。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历史认识论中，现有的历史文本之于那个 ─────────── ① 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第248页。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客观历史的假设，它是相对真实的，然而要承认在不同时代、同一主题的那一类文本之间均有其真实性，并且，我们对其真实性的确定并非来自那个客观历史的假设，而是来自作者与读者作为不同认识主体之间所取得的认同，这却是21世纪之前令多数中国史家较难接受的观点。 如今，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可在历史文本的不同叙述策略与历史意义的表达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而历史学家自身的主观性介入历史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说历史研究主体的主观性渗入历史研究的各个环节，最终不可避免地隐含或显现在历史研究的最终表现物一一历史文本中，这些都得到了更多的承认。于是，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对于历史真实的未来期待转变成了对于历史真实的现实领悟，即，将历史真实认定为一种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存在。如果这样一种历史性真实依赖的是作者和读者的确信，那我们就不能让某种历史表现成为天生的历史真实之代表。 这一领悟并没有抛弃传统历史认识论中让历史学家产生研究动力的怀疑精神和探索精神，而是其中更多了一些研究者的现实精神和宽容精神。当我们承认历史真实是一种历史性或时间性存在的时候，这类似于以往我们承认某种历史认识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或者个人的局限性；当我们能够接纳这种局限性时，这就让我们对于不同时代和不同研究者保持了一种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因为我们认识到这种局限性恰恰是研究者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要积极地对待这种局限性，其表现就是，我们用不着借助于不同时代或不同研究者的成果，尤其是假想的未来的研究成果来否定或贬低当前现实中历史学家自身的史学实践的价值，相反，我们确认这种有着局限性的历史研究所具有的现实价值首先是其表述者所坚持的，同时也是其接受者所倡导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位有着个体独特性的历史学家或接受者的价值在此时此刻的全部体现，因为价值本身也是一种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存在。于是，重写历史便是源于历史学家的价值观的变化与历史认识水平变化的内在要求，新增史料并不是其决定性的要素。 这样理解的话，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就会将l8世纪末期开始的职业化历史道路带到一个新的岔路口。如果我们套用正、反、合的辩证逻辑模式，那么，设定在1800年左右和2000年左右的两个转折，或许就可以理解为非职业化历史学、职业化历史学、非职业化历史学(公众史学)的正、反、合三阶段中的那两个转折。前一转折令历史写作转向资产阶级与精英化史学；后一转折随着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普及，令专业历史学转向公众史学。 毫无疑问，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媒技术的出现，加速了职业历史学家话语权力的分散过程；后现代主义在各人文学科中的广泛传播，也在帮助消解职业历史学家曾经通过公众对学院制度的尊重而获得的权威性。从传播形式上，倘若过去的历史学家提供的各式各样的历史文本被称之为内容的话，那么，过去通过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电影、口耳相传进行的内容传播，如今随着媒介的多样化，在形式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如基于即时通信工具和互联网中各种类型的历史传播，其中包括BBS或网上论坛中的民间历史写作、电脑游戏中运用的历史情节、门户网站的历史频道、非官方历史读物的大量出版，等等。这些易于自由发表、阅读或观看的形式都在逐渐改变我们过去以官方或半官方方式传达和培养大众历史意识的途径。尽管当前历史学家还占据着历史意识传递的主要途径，但话语权力分散的趋势正在逐渐形成。 面对非职业化历史表现的急剧增加，职业历史学是蜗居在自己的领地自得其乐，还是适应新的现实情境，这同样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带给史学领域的新问题。在此，或许有的历史学家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历史话语权力的掌握者。的确，作为个体的历史学家，只有少数人会有那种感受，但从整体上讲，历史学家仍然被公众视为真实的代言人。在人们相信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够理解现实和未来的那种历史意识之下，表达真实的过去，就意味着为现实和未来的决策提供强有力的参照，这是历史学家握有话语权力的独特方式。若是历史学家与社会公众分离，只为自己的小圈子提供作品，那么，特别是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文化”产品极盛时代，历史学家的社会价值将逐渐减弱，甚至丧失自称“良币”的资格，因为它不具有流通性。 公众史学的兴起，话语权力的分散，历史学家在无须违背这一趋势的情形下，有没有可能顺势而为，同时又改变当前这一趋势当中的混乱状态?如果历史学家要立志纠正各种“戏说”历史中的史实错误，那未必是良策，因为许多“戏说”当中其实也包含着对“正说”的各式各样的不满，以及借助刻意误用史实来讥讽职业历史学家与社会现实的脱节。许多听众／观众不是不知道“戏说”当中有不真实和玩笑的成分，他们为之欢欣的那种“野史”或非职业历史表现，难道没有什么值得职业历史学家深思的地方吗? 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的主要表达者之一海登”特自称是一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自己继承了马克思的一个重大主题，即实践。他将历史写作当成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他的理论文字也有些艰深，这是因为他在历史写作时预设的理想读者是历史学家和人文学科的一般知识分子，尽管如此，他表达的思想仍然可以视为在实践着哲学家们只能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怀特在影视如何表现历史、博物馆陈列如何更易于构成观众的某种历史意识等方面都实践着自己的史学理论。历史使人明智，这种智慧不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知识，而更多的是指阅读历史可以令人们通过类比历史经验，形成各自对于现实的反思能力。如果多数职业历史学家从历史中获的智慧总是因其表达的习惯，深深地埋藏在艰深的文字之下，那么，生产“易读性”历史作品，建造起沟通职业历史学与普通受众的桥梁，就需要一组新的人员——公众史学家来实现。 历史学家如何在建造这座职业历史学与公众的沟通之桥中发挥作用?公众史学家应该具有一些什么样的能力，最终可以令公众能够信服职业化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并且令他们明白，历史学家并非以众人所视的清高轻视历史知识的大众传播，从而最终重建历史学家的尊严，体现专业历史学应有的社会价值，这是时下最为迫切的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