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响经济史学科发展的理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经济史理论(经济史论、经济史观)，另一类是经济史学理论，它们都是当前迫切需要加强研究的。 经济史理论是经济史学工作者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后作出的理论概括与抽象。到了现阶段，凡是经济史学科研究的对象几乎都有相关的理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某个问题时，都可以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般理论中受到启迪。对于研究者来说，这种启迪或理论指导是极为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完成研究工作时，在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上，应史论结合，对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概括或抽象，得出理论性的结果，即史中出论(论从史出)，将这种理论纳入经济生理论的宝库，使经济史理论更加丰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经济史学研究就是对生动、复杂、变化的经济历史进行理论概括，研究者的科学研究能力主要表现为这种概括能力。纯粹摆材料或仅叙述历史过程的著作，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作用，但它们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非研究成果的最终形态。 在笔者看来，今后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扩大概括的范围。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应力图抽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特色与理论。就中国经济史以往进行理论概括的对象即研究范围而言，有大有小，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大到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某个时代、某种经济形态。理论概括的形态多数是抽象出它的特点，如中国城市产生的特点、城乡关系的特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特点等等。这类理论概括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是进行更大范围的理论概括的基础。可是，至今还没有一本可以回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是什么”的著作。这与缺少一本观点统一(这必须由一人主持才能做得到)的中国经济通史密切相关。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我们的前辈有不少人就想做这件事。我的老师尚钺教授和傅筑夫教授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都致力于中国历史上经济形态总体特色的研究。1957年和1958年，尚教授主持的《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片断探讨》、《明清封建经济形态探讨》、《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先后出版。之后，他受到极“左”路线下不公正的批判，恶棒的毒打，逼使他中断了研究过程。我当研究生时，傅筑夫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与“外国经济史”两门课。那时，他已着手写一部多卷本的自有文字以来，即自殷商以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仍矢志不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已70多岁，每天坚持写作2000字左右的论著，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史》1—5卷(计划写7卷)。他在研究自殷商至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整体过程及欧洲经济史的基础上，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欧洲经济发展过程相比较，概括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特点。《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上下册、《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就是他这种研究成果的部分反映。如同对待所有经济史学家的论著一样，人们可能不同意他的论点，但他的这种精神和努力方向值得我们继承。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要能做到他这样的概括是很不容易的。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的治学经历有关。他先攻理论经济学，继后又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后专心致志于中国经济史。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长期潜心收集、整理自古代至近代的经济史料，又赴英研究欧洲经济史。他研读各家经济理论，掌握丰富史料，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且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下笔成章，前后半个世纪，犹赍志而殁。可见此事之难。 就经济史学科整体而言，理论概括的范围当然更大一些。它概括的对象是世界经济史，即整个人类经济发展过程。除后文将要提到的英国约翰．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美国道格拉斯。E．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这类概括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过程》、《经济增长的阶段》(中译本名为《经济成长的阶段》)等专著，以及他主编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等书中所表述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就是经济史学家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至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笔者以为，它也是对发展中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当然，对这类大范围的研究对象做理论概括，更需要广博的学识为基础，要求研究者有很高的学术素质和长期的努力，不是想这样做就可以很快地做到的。通过集体的努力，可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好办法。正因为如此，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这种专业刊物，开展经济史理论的讨论很有必要。 二是使理论概括进入更高的层次。现在我们从经济史研究中做出的理论概括，就概括的层次而言，有低的也有高的。就研究的方法而言，有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理论性结论或抽象出范畴的，也有从范畴人手分析经济史实的。王亚南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分析》、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都是以一种经济形态为对象，取类似经济学中规范方法进行分析。它们是两本有特色的书，可以向他们学习写出类似的书来，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分析”、“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分析”等等。当然，也可以继续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行理论概括，成一家之言。 从世界各国经济史发展的过程与趋势来看，经济史的理论概括确实有不同的层次。以笔者手边的书而言，德国于尔根。库钦斯基在《生产力中的四次革命》中对欧洲近现代生产力史几次突变的理论概括，是一种层次。 上面所述w．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是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过程的一种理论概括，抽象出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是另一种层次。英国的约翰．希克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依据人类经济发展的进程，概括为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又是一种层次。 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1993年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按时序的经济实绩”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史是关于按时序的经济实绩的学问。我们研究它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我们对经济的过去有新的认识，而且通过提供一种能使我们理解经济变迁的分析框架，而在经济理论上有所建树。”他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制度是实施产权的规则，产权与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以及交易费用的作用、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是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也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就是这样的经济理论。这又是一种层次。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众所周知，马克思以英国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典型，他还研究过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史。他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发展史的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规律预测人类的未来。这是更高层次的理论抽象。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能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它是研究人类经济史的典型。中国古代文献的丰富与系统又是世界之最。这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伟大遗产。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史工作者拥有作出理论概括的最优越的客观条件，也面临着既严肃又艰巨的任务。 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很多，可以作出理论概括的层次也很多，不可尽述。每个研究者的研究对策、研究成果中概括出的理论及其层次都不相同。这使经济史理论涉及面广，色彩纷呈，有利于经济史理论的全面发展。因此，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经济史的理论研究局限在哪个或哪几个方面。当然，经济史研究者也有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现实也会要求经济史研究者在一个时期特别关注某些理论问题。作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共同园地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限于篇幅，也不可能探讨所有的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因此，可以在一个时期集中讨论一个或几个问题。在今后一个阶段，笔者以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有计划地引导或组织讨论： 1．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色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理论。 2．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史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 3．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的产生与经济形态发展的延续与跳跃的理论。 4．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与经济现代化理论。 5．中国农业经济史与个体农业经济理论。经济史学理论是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科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在《财经大辞典》经济史分卷“总论”、“经济史学科”词目中，我将按照时序研究经济发展客观过程的学科，称之为经济史学科(简称“经济史”)；将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如上所述)，称之为经济史学通论；将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称之为经济史学概论，即经济史学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包括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社会功能和任务，它的历史，它的分支与分类，指导研究经济史的理论和学派，它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工作程序在内的研究方法。 对经济史研究方法极重视，研究并发表了系统论著的，是我们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严中平教授和现任会长吴承明教授。严中平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写过几篇专门论研究方法的文章，80年代出版了《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一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吴承明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文章，我所读到的就有：“外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和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论历史主义”、“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等。这些文章总结了中外研究经济史的各种方法，分析它们的长与短。他在这个时期写的“试论交换经济史”、“论广义政治经济学”、“论二元经济”等论文，就我的体会而言，也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吴承明教授认为史无定法；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因此，经济史“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这种高明而准确的见解，对中国经济史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从根本上指出一度很流行、现今远未绝迹的如下错误：把某种理论的具体结论、论点都视为绝对真理，用作框框来套中国经济史上的事实，把中国的实际纳入这些框框之内，作为这些结论的例证。这种做法既导致扼杀了研究的创造性，又导致抹煞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它曾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史的发展。吴承明教授的观点有助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思想解放。正如吴承明教授指出的：“研究经济史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的基础”。为此，在经济史学理论方面要有所建树，如吴承明教授这样，是很不容易的。在这方面，我有实践后的体会。我当过中国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攻读三年之后，总感到专业方面缺少点什么，后来逐渐地明白，缺的是有关这门学科本身的理论知识，如：什么是经济史，这门学科是研究什么的?它有哪些门类，包括哪些分支，这些门类、分支各自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是何时产生的，它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科学和社会的发展为什么需要它，它的社会功能与时代任务有：哪些?它是怎样发展的，已经取得哪些成果，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哪些学；派，当前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有没有可以指导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果有，是什么，有多少种。它们的特点何在，与历史理论及研究方法，与经济理论及研究方法有何不同?研究经济史要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经济史与哪些学科的关系密切?如此等等。因为自己当研究生时没有学习这些知识，因为在几十年的研究与教学生涯中感到需要这些知识，所以N-f带研究生时，就想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为此开设了一门叫做《经济史学概论》的课程。我把自己学习、探索这些问题所得的部分心得，写成讲稿、教学大纲、文章、词条和小册子。1991年，我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瑗同志谈及，想将它们整理成书出版。这个想法获得她及该社领导的热情支持，列入了1993年的出版计划(这可能与中国至今还没有一本这方面的书有关)。1992年，我费了很大的工夫将书稿整理好。几次想寄出。几次都犹豫了。原因是自己对书稿也不满意：对已涉及的问题，有些没有讲清楚；还有几个应涉及的问题没有谈到。近三年，陆续读到吴承明教授的论文，使我有“崔颢题诗在上头”之感，庆幸自己没有匆忙地将书稿交与出版社。 在这十多年“经济史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讨论与相关论著的写作过程中，我体会较深的有三点：第一，经济史学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独立的学科理论。这种理论，可以从历史学理论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但它与历史学理论不同；它可以从经济学理论中吸取有益的养料，但它与经济学理论不同。它不仅不同于历史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也不是这两种理论的简单相加或混合。第二，关于经济史学的理论很重要。经济史学要有更大的成就，有赖于对这些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往的事实已证明，对这些理论中每一个问题的讨论，都推动了经济史学科的发展。第三，关于经济史学的理论，内容涉及面广，很丰富。要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既需要研究的实践经验，又需要广博的有关学科的知识，非贯古今通中外不可。因此，需要集体的力量，不同学者发挥各自的优势，从不同的角度与方面，进行阐述和探讨。我衷心希望《中国经济史研究》在今后的十年中，在引导、组织同行们在经济史理论的探讨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