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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严峻，以及人们对解决环境问题的可持续发展途径的关注，从国际到国内，与环境变迁研究相关的各门学科，如哲学、生态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伦理学、历史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行为科学等均被卷入其中，众多学科的介入，在推动环境变迁研究的同时，也丰富了各自的研究内容，拓展了它们的研究领域。在我们看来，环境史研究就是在社会需求和众多学科的综合发展推动下，得到复兴的“显学”之一。环境史研究或环境史学的复兴，当然有其重要意义，因为通过科学总结与人类活动交织在一起的环境变迁历史，人地关系历史，无疑可以为人类社会当前和未来的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知识理论借鉴，也可以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践措施提供有益的帮助。因此，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环境史研究或环境史学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出于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的动机，国内外学者对这门学科做了大量的“正名”（即定义）工作，以致出现了“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261]。关于这样的环境史定义阐述局面，似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从积极方面：看，各种各样的定义解释反映-]-环境史研究繁盛发展的形势，对于推动学科建设是颇为有利的；然而，从相反的一面看，由于定义过多，荚衷一是（有些甚至只是略加修改的重复性定义），那么，其逻辑后果必然是阻碍这门学科的健康发展，或对其发展没有什么意义。同时，由于定义的歧义，也影响到对环境史研究学科归属的判断，例如，可能是因为环境史从字义看或从一些研究内容看研究的是历史，不少环境史学者径直把环境史置于历史学的范畴[262]。这样的学科判断是建筑在哪些限定条件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未见到令人信服的论证。由于学科定位的含混，就可能会影响到它的研究内容。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环境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入手，对环境史定义、环境史的学科归属及其主要研究内容进行初步探讨。 二、环境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一门学科具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或原则，对于学科的定义、归属、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是很重要的。我们认为，对于思辨性和应用性很强的环境史研究来说，最具指导意义的思想一定是来源于哲学，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翻检先哲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有两段论述，完全可以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指导恩想，一是在手稿中删去的那段话，即“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63]，这段话是哲学的，丽非环境史学的，但是，这段话不但在那时，就是在今天仍可作为环境史研究关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资源利用之间关系变迁的哲学基础，完全可作为这门学科现在和未来的指导思想。原因很简单，即当今环境史学所依以存在的基本哲学思路在根本上并未突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的哲学思考。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历史科学”是不是就：是我们学界对环境史或“生态史”所定义的“历史学”是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值得进一步申述的。我们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历史科学”应该不是今天历史学界所说的学科意义上的历史科学，正如钱学森倡导的“地理科学”不是地理学学科意义上的“地理科学”，而是哲学意义上或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科学”，是昨天、今天、未来无时不在的“历史科学”。 在我们看来，人类一方面要深刻认识世界，另一方面还要改造世界。环境史研究是一门充满思辨性、学术性、知识性和理论性的学科，这是它认知世界的功能。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是一门充满实践性的学科，这是它的改造世界的功能。人们之所以对环境史研究的兴趣日浓，最重要的就是期望通过环境史的研究，获得人类活动与环境、资源变迁之间关系的宏观的和微观的基本规律，从而能够应用这些规律，为解决今天现实环境问题所需要的知识体系、政策措施、技术措施提供一个知识基础。我们不是哲学家，但在环境史的学术和实践的研究中，我们离不开哲学的指导。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的正文中所说的另一句话恰恰也为环境史研究的第二个特点，即其实践性特点，提供了指导性哲学的思想基础，那就是“（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64]在我们还没有在指导思想上有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这两段简要的概括足以作为我们今天环境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三、关于环境史研究的定义、学科基础及其限制性 一门学科的定义是重要的，它对于指导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研究内容起着关键作用，如果定义不够准确或相当模糊，就可能在实践上把这门学科引入歧途，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兴。给一门学科下定义是困难的，因为这个定义一定是高度抽象和高度概括的，同时又是严谨、准确而又符合其本质特点的。这样就要有大量的舍弃，但又不能因为有大量的舍弃而含混不清而造成于学科本质特点的渐疏渐远。在这样的原则认识的基础上，本节拟对环境史研究的定义或界说，学科基础及其限制性三个方面进行简单讨论：（1）环境史研究是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史学，是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新史学？（2）环境史学的学科基础是什么？（3）环境史学综合特性的限制因素。 （1）环境史研究是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史学，是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新史学？什么是环境史，国内外学界的定义甚多，已如上述。 关于环境史定义，随手拈来就有很多很多，如：“它是一门历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265]（唐纳德·休斯）；环境史“涉及人类与其整个栖息地的历史联系。这一定义……包含了一切生命，并且从根本上说，它包括环境本身”（R．纳什）；环境史意在探求“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沃斯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即自然世界如何限制和形成过去，人类怎样影响环境，而这些环境变化反过来又如何限制人们的可行选择”（斯坦伯格）；环境史是“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其余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麦克尼尔）[266]；“环境史虽然与环境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某种相似性，但它既不是作为自然史研究领域的环境的历史，也不是作为‘社会的历史’之研究范围的环境的历史，而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史”[267]；“环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来为濒临失衡的地球和人类文明寻找一条新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268]；“环境史就是‘人和他们的栖息地的过去联系’，并包括‘过去和现在的联系’[269]；运用现代生态学思想理论、并借鉴多学科方法处理史料，考察一定时空条件下人类生态系统产生、成长和演变的过程。它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视为一个互相依存的动态整体，致力于揭示两者之间双向互动（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和动力机制”[270]；“环境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271]；“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生态史（或称环境史）研究如新笋破土、蓬勃向上，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史学的一个崭新分支——生态史学正在逐步建立之中”[272]；“环境史属于新史学的范畴”[273]等。 我们认为，上述的定义都是国内外各位学者，特别是史学家辛苦思考和研究的结果，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了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学科，也看到了环境史研究是一门史学，这些定义无疑都是正确的，对于指导现在和未来环境史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仔细斟酌把环境史研究不加辨析地定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或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可能就会出现三个方面令人模糊不清的迷惑：①说环境史就是历史，那么，它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历史？是哲学上或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呢？抑或历史学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呢？说它是哲学上或本体意义上的历史科学，那么在人类没有出现之前的地质史上或自然史上，在不存在着人类与环境之间问题的情况下，也就无须研究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说它是历史学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或作为其分支的延伸，那么由环境史研究的极端复杂性所决定，似乎世界上比较成熟的历史学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的所有的成论和知识体系都会被打破，历史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将会不堪重负。②如果把环境史定义为历史学意义上历史，似乎有画地为牢之嫌，可能会束缚环境史学的发展，不但有悖于环境史研究多学科参与的本质特点，也有悖于环境史研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通常是多学科学者积极参与的事实。古往今来众多的哲学学者、博物学者、生物学者、地理学者、生态学者中很多人都因具备着强烈的历史意识，而对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或深或浅的研究。仅就中国近代以来而言，清代人口学家汪士铎的人口论，就是探求对人类活动（人口增长即是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与环境变化之间关系的例证[274]，当代地理学家谭其骧的“长水集”，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史念海的“河山集”更是研究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之间关系的典范。③如果把环境史定义为历史学意义上历史，并且提出“环境史属于新史学的范畴”、“中国史学的一个崭新分支”这样的定义判断，那么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研究实践上，关心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思考或研究真的很新吗？只要简单回顾，就会看到，人类在思想层面和研究实践层面关心自己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自古有之。如，中国古农书中“顺天时、应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就是处理人与环境之关系的认识[275]；西方人自苏格拉底之后就有着关心自然与关心人生的传统[276]。甚至早在14世纪，就有伊斯兰史学家伊本·赫勒顿着手人地关系的研究实践[277]，18世纪的博物学家、地理学家或农学家布丰、洪堡不但有着强烈的人地关系的关怀，而且更是比较具体地研究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278]。我们认为，无论环境史研究在近几十年如何显赫，它都不是“新”的历史学领域或历史学范式，要说“新”，它只是由于当今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而在人类认识和研究人地关系的历史长河中出现的又一次复兴。因此，我们同意这样一种观点：“要明确环境史的定义，尚需更长的时间”[279]。 据以上所述，我们对于环境史研究的定义是：环境史是史学，因为只要自然和人类没有消亡，两者就永远在历史当中，但它仅仅是关注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变迁之间互动关系的关系史学，而不是其他。这样定义的目的是，使学科的定义更贴近学科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有利于划清它与其他任何学科的界限，避免我们进行漫无边界的以致不可能的研究探索。 （2）环境史学的学科基础是什么？有观点认为生态学构成了环境史学的学科基础。这样的论证是否成立？ 生态学一词最早由德围动物学家厄恩斯特·海克尔（E．Haeckel，“宇宙之谜”的作者）于1866年提出。生态学本身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系统性，重点是关心、研究生命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人就是生命，在这一点上，生态学与环境史学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它们之间应该是平行的关系，似乎不能一个作为另一个的基础。在逻辑上，如果生态学可以成为环境史学的学科基础，那么就会出现以下的现象，环境史学反过来也可以成为生态学的学科基础，也就是说它们可以互为基础，轻易划分学科之间的隶属关系，就可能导致学科分类之间的混乱，从而阻碍学科的健康发展。对此，我们认为有略加辨析的必要。①在人类的知识系统中，任何的学科，无论相距多么遥远，相互之间都可能发生或深或浅的交流、渗透，但一般不构成一门学科为另一门学科之基础或彼此互为基础的层级；②在相邻或相近学科之间，这种交流和渗透会更为深刻，也不会构成一门学科为另一门学科之基础或彼此互为基础的层级；③在相互平行的学科之间，更不能构成一门学科为另一门学科之基础或彼此互为基础的层级。我们认为，不同学科之间可以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和渗透，但不轻易人为地划分它们之间的隶属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只有人类的基本理性和逻辑才是一切学科的基础，那就是哲学和与其相随的辩证的理念和方法。因此，我们认为，辩证的哲学不单是环境史学的学科基础，也是生态学的学科基础。 （3）环境史学综合特性的限制因素。差不多国内外环境史学研究的学者都认为，环境史学是跨学科的和综合的。确如一些学者所言，环境史学考察研究的对象极为广泛，“人口、土地、森林、动物、气候、污染、疾病……而且，研究者的视野还在不断拓展”[280]。这样的状况是当前此门学科存在的现实。这样的现实存在要从学科发展的利弊两方面来看，从有利的一面看，这是由于环境史研究学科的系统性、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的显著特点所决定的，只要恰当地科学组合，这有利于环境史从更多的角度观察问题，并取得更为深刻的见解，从而也进一步推动此门学科的健康发展；从不利的一面看，也是由环境史研究学科的系统性、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的显著特点所决定的，正是由于它的强综合性，也由于人类知性的有限性，就不容易在不同学科之间实现恰当地科学组合，结果可能会导致环境史反而在多角度观察问题时陷入某种茫然之境，从而造成此门学科发展的混乱，如果研究者的视野不断拓展，把“它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自然”，则我们的研究不但不能解决科学和实践的问题，相反会陷入极端的混乱，甚至一事无成。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无论一门学科的系统如何庞大、如何跨学科、如何综合性，也一定要有一个边界。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在进行环境史研究时，要防止边界的无限蔓延问题，要时时明确环境史研究的限制性因素，在此我们提出以下诸点：①时间尺度，历史地理把它研究的时间尺度大约定在一万年以来，即人类农业活动发展以来，这点颇值得环境史研究借鉴；③研究对象，不要把环境史的研究对象理解为整个自然、整个人类，更不是整个人类与自然结合的整体，这样的环境史是神或上帝的工作，而环境史研究不是神学和宗教：③研究资料的获取，任何学科的研究都要以必要的材料为基础，诚如胡适所言，要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实际上，在环境史的研究中，目前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关系的资料无论国内外还是十分有限的：④人类，特别是学者知性的有限性，学者一般是谦恭的，他知道自己的有限性，但有时学者也是自大的，很容易感觉自己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旦这样他就难做任何的深入探究。实际上，在学者的知性是很有限的，这是人类的天赋能力所决定的；⑤不同学科间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哪一个学者能够知晓所有有关的学科呢？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当然，不同学科之间的专家合作是一个好的途径，但这也受到不同学科整合所需时间的限制和社会性限制，因为人类当中的不合作性是天生的弱点，尽管人与人之间有着天生的合作性优点。因此，真正把不同学科有机整合起来是极为艰难的。 为此，我们建议，在进行环境史的研究工作中，充分考虑有限的目标应是一项原则。实施这个原则的方法就是抓住核心的、重点的、当下可行的研究问题。 四、环境史研究的学科归属 在对环境史研究的定义、学科基础及其限制性进行了简要的探讨后，我们再进一步略述刍见。综合当前国内外的相关论述，各界学者对环境史研究的定义、学科基础及其学科归属都进行了颇富见地的探索。学者一致认同了环境史研究的系统性、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的本质特点，也一致认同它以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变迁之间关系为研究目标。但从国内外有些学者的论述看，有把环境史研究归于历史学的倾向或暗示，因此出现环境史是历史学新的分支或新的范式的提法。这样的学科分类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疑问或批评，如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中就说：“将环境史简单地看成是历史科学内部进展的一部分，则是严重的误解”[281]。这也引起了我们对环境史研究的学科归属问题的某些思考。 我们赞同把环境史看成是历史科学，但看成是历史科学的前提条件应该加以辨析，看成是什么样的历史科学应该加以辨析。如果“将环境史简单地看成是历史科学内部进展的一部分”，似乎会引起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①非本体意义上的历史科学能否承担这样巨大的重任？即使完全从事社会人文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的长期历史研究，其本身既具很强的综合性，肩负重任，如果再把环境史或者很多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囊括在内，作为历史科学分支，或者作为历史科学的扩展方向，其难度可想而知。中外史学大家，如兰克、布罗代尔、傅斯年、徐明，也曾作过建设融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为一体的科学史学的尝试[282]，有些在人地关系方面探讨的结果不可谓不杰出[283]，但应该说离真正建立比较明晰、系统的人地关系还有不小的距离；②这样的学科归属是否符合环境史的本质特点？跨学科性、综合性、系统性是环境史学的本质特点，将环境史这样一门学科作为一门分支归属在历史学，我们看来，环境史学完全可以作为一门与历史学平行存在的独立学科，如果把它作为历史学分支归属在历史学，不仅历史学不堪重负，环境史学的本质特点也将不复存在，其结果恐怕会阻碍环境史学本身的复兴和发展；③这样的分类是否符合现实的需要？环境史学的复兴是在20世纪环境问题日趋尖锐、环境意识迅速高涨的全球背景下出现的现象，为缓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环境危机有所贡献，是它的主要目标，如上所述，环境史学也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而且自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其复兴之势正处高潮。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学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遭遇了空前的挑战，以致有人甚至感到“亡史”的危机[284]。不要说把环境史以历史学分支的地位归属史学，就是以它代替史学，能应对迫切现实问题的需要吗？ 根据以上对环境史研究学科发展指导思想、定义、学科基础及其限制性的理解，我们认为，目前国内外对环境史这门学科的认识，其实已经可以很清楚地把它定位在以探讨人类活动和资源环境变迁关系为核心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科学。环境史就是环境史，它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更能突出它的特点，发挥它的特殊作用，更有利于推动它的健康发展。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在学科分类上费尽笔墨，节外生枝。当务之急是各界学者在这一明确的学科归属下，密切配合、各尽所能地开展好环境史各项具体的研究工作。 五、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环境史的主要的研究内容究竟应该包含哪些方面？我们知道，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逐渐兴起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旗帜的全球性浪潮，这个并非偶然的全球性浪潮所期望的，就是在人类活动与环境恶化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找到一条解决全球环境危机的途径，其实质就是实现理性调整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这一目标与环境史以探讨人类活动和资源环境变迁关系的学科目标完全一致。因此，我们认为，以可持续发展所提出的主要研究内容为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恰当的。在联合国2001年启动2005年完成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中，提出了以研究诱致环境变化的6个方面的驱动力，即：①人口驱动力：②经济驱动力：③社会政治驱动力；④科学与技术驱动力：⑤文化与宗教驱动力：⑥物理、生物与化学方面的驱动力[285]。以这6个方面的驱动力与环境变化之间关系为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我们似可取得3个方面的收获：①使我们的研究目标比较明确和集中：②有利推动我国环境史研究架构的初建工作；③有利我国的环境史研究与国际社会的研究接轨。 我国从这6个驱动力方面入手研究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变迁的关系史，从而建立中国的环境史学具备以下3个方面的优势条件：①我国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两千年以上，在众多正史中的食货志、地理志、五行志，甚至人物传记，可能会给我们提供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口增长情况、经济活动类型、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特点、社会管理方式、科学与技术发展以及土地、河流、湖泊变化方面的材料，供我们加工整理，建立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系；②我国不但中央政府有编修正史的传统，而且地方政府也有编修“一方之史”（章学诚语）的地方志的传统，粗略估计，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新旧方志在总量上至少有一万四五千种，大体上地方志是以记载地的地理、人物、人口增长情况、经济活动类型、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特点、社会管理方式、科学与技术发展以及土地、河流、湖泊变化方面的材料，供我们加工整理，建立地方性的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系；③中国是文明古国，在我们的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的文人墨客，留下了丰富的诗文笔记，其中不乏有关各地山川形势、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风俗文化、生产生活方式的个人感受的内容，如果予以清晰梳理，可能就会整理出对建立微观层面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变迁之间联系颇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如果以上3个方面的优势潜力都得到比较好的发掘，就可能会从不同层次建构中国环境史。建立一个国家的环境史绝非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巨大工程，如果我们首先从上述6个方面的驱动力入手，建立了它们与资源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初步构建出中圈环境史的架构，就是我们为后人留下的莫大功德。 六、结论 通过对环境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定义、学科基础、学科归属及其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①正确认识环境史研究定义、学科基础、学科归属及其主要研究内容首先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理念对于环境史研究仍具指导意义；②通过辨析，我们认为，“研究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史”比较准确地概括了环境史的实质，可作为其简练明晰的学科定义；③在学科归属上，环境史不应简单归属在历史学范畴，更不能以历史学的分支归属，环境史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这对它的发展和应用有利：④联合国在千年生态评估报告中提出的6大驱动力可作为当下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⑤中国的历史文献积累为开展这6大驱动力与资源环境变迁之间关系研究、构建中国环境史学的基本架构提供了有优势的条件，可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 *本文尚未公开发表，编者注。 [261]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译者序，[M]，梅雪芹译，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 [262]如，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1页“什么是环境史？它是一门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迈克尔·威廉斯，在“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关系”中把环境史视为“作为自然史的全部历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8卷第4辑，2003年12 年12月；梅雪芹“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我们要特别指出，环境史是一门历史学科”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l2～22页等。 [2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 [26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 [265]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 [266]诸定义转引自梅雪芹，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J]．学术研究，2006（9）. [267]同上。 [268]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J]．史学理论研究，2002（4）． [269]迈克尔·威廉斯．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关系[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18（4）． [270]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J]．学术研究，2006（9）． [271]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J]．史学月刊，2004（3）． [272]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273]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8（1）． [274]“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转引自叶世昌．中国经济思想简史[F][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l980：75． [275]元司农司编“农桑辑要”，缪启愉，校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8． [276]余英时．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G]．余英时文集：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77]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 [278]如，布丰“在研究整个自然界的同时，多次提到人和它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他提到人给他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变化，特别是伴随着文明的成长和扩展、人类及其驯化的动植物在地球上可居住部分的迁移和散布的那些变化”，布丰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全地球表面都有人的力量的烙印。人虽然从属于自然的力量，但常常比自然做的更多，或者至少是如此惊异地协助了自然。正是在我们人的双手的帮助下，自然才得到其成分的发展，才逐渐达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完美壮丽的境界”。“布丰完全相信人的创造力。作为一位农学家，他写了许多关于清除森林和需要保护森林的著作。他发展了这个论点：由于景观的改变——特别是清除森林和排水——气候变暖了。他思索过气候变迁问题，而且，提出过这样的意见：伐除森林和排干沼泽可能导敛气温的升高。另一方面，他又呼吁保护森林。格拉肯在总结布丰的立场时说：“不利于人的大面积森林需要伐除，……但社会一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森林就是资源，就需要慎重而有远见地对待它了”（罗伯特·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商务印书馆，l980，第l8～19页）。有人也这样评价关注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地理学家洪堡，说他“是地理学综合的先驱，也是历史学综合的先驱。他创造了崭新的地理学，也创造了全新的历史学”（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20～21页）。 [279]侯文慧．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J]．世界历史，2004（3）. [280]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J]．学术研究，2006（9）. [281]唐纳德·体斯．什么是环境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3． [282]汪荣祖．史学九章[M]．北京：三联书店，2006：19～33． [283]如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参见汪荣祖史学九章[M]．北京：三联书店，2006：63～81． [284]汪荣祖“史学九章”导言中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遭遇到空前的挑战，挑战有的来自是学原地之外，然而园地之内，以先有危机。当然，外来的挑战，是危机更加严重，有人甚至感到“亡史”的威胁。……现代生活基本上是反历史的……”反映了史学的困境。北京：三联书店，2006． [285]张永民，译．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G]．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集（三），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92． 作者简介： 鲁奇，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l982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地理系，获理学硕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系，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l992年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人员。此后，在地理所乡村地理研究室从事乡村发展研究工作。 现任中国地理学会农业与农村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委员会(IGU—LUCC)中方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地理科学进展))编委。主要代表性论著有：《中国古代农业经济思想》(1993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人与环境》(1994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生态环境警示》(2003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等；主要学术论文有：《北京近百年城市用地变化与相关社会人文因素简论》(《地理研究》2001年第6期，第20卷)等。 李恩军，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副编审，曾从事医学史、环境史研究工作，参与编写《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古代自然灾害年表》，点校《苏沈内翰良方》，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 (责任编辑：admin) |